农村彩礼的功能及其异化
郭文艳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近年来，农村高额彩礼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其中江西彩礼更是“臭名昭著”。互联网疯传的《江西彩礼地图》，亦曾将江西彩礼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与此同时，每次访谈对象听到笔者是江西人时都会调侃道：“……那还是没有你们江西彩礼高，你们江西彩礼高是全国出了名的，其他地方都得靠边站”。笔者的家乡位于江西中部地区的农村，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当地彩礼从实物转变为货币，从原先的几千元涨到现在的十几万、二十几万元。高额彩礼未必“合理”，但其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了一些社会功能，契合了农民生活的部分需求，所以才能够持续存在。那么曾经作为礼节性的彩礼，如今是什么状况？又发挥了什么样的功能？
一、农村彩礼的概况
根据笔者在家乡的调研访谈，当地社会公众对彩礼的解读有两种：第一种，彩礼是男方家庭给女方家庭的补偿；第二种，彩礼是男方家庭对小家庭的资助。对于要不要彩礼，要多少彩礼，以及彩礼的归属等问题，村民们自有一番自己的道理。
1.彩礼的“合理性”——“不要彩礼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不要彩礼是不可能的？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说法，总结起来有四种。第一，彩礼是一种婚恋习俗，结婚要彩礼是约定俗成的社会共识。正如村民所说“彩礼自古以来就有，不要彩礼怎么可能呢”。因此对于村民而言，彩礼是长期遵守的习俗，不能随意更改。第二，彩礼是个体价值的体现，是女方婚后家庭地位的保证。“人家都要彩礼，就你不要，男方家里觉得你不抵钱，看不起你。”因为彩礼是男方对女方家庭的补偿，是对女方价值的肯定。所以，村民认为如果女方家庭从一开始就不要彩礼，很容易被认为价值低也就是“不抵钱”，进而影响女方在婚后生活中的家庭地位。第三，彩礼可以提高婚姻的稳定性，给女方一份经济保障。因为女方家庭认为现在离婚率高，女儿结婚后需要生儿育女、赡养老人，一旦离婚，名声不好，再嫁困难，要彩礼既可以增加离婚成本从而提高婚姻的稳定性，也可以给女儿一份经济保障。同时，女方在生育期间的经济收入不稳定，而按照习俗应该在婆家坐月子，有彩礼可以保障女方在生育期间“花钱不求人”。第四，彩礼关乎女方家庭在村庄内部的社会评价。“年轻的可以出去，我们还在村里生活，大家都要彩礼，我们家不要，旁人说一句两句也不舒服。”可以看出，村庄舆论的约束，使得女方家庭碍于社会评价也必须要彩礼。
2.彩礼数额——“要多少是可以商量的”
女方家庭要多少彩礼一般是可以商量的，除非是女方家庭不同意的婚事，这类婚事的彩礼要价会比较高并且不容商量。对于彩礼要价，女方家庭首先考虑社会平均数额，一般是10万至20万元之间。因为彩礼数额会影响女方家庭在村庄内部的面子和社会评价，“要少了，怕人家觉得我女儿便宜，要多了，村庄上说你卖女儿倒架子”，所以要考虑平均数额。其次，女方家庭会考虑结婚成本。村民认为女儿的出嫁使女方家庭损失了劳动力，因此按照当地习俗，女方家庭办订婚宴和结婚宴的花销应该由男方负担，以作为对女方父母的补偿。再次，女方家庭还会考虑女儿的养育成本。因为彩礼是男方给女方父母的补偿，女方父母养育女儿花费了精力和金钱成本，所以彩礼数额会考虑养育成本。复次，女方家庭也会考虑女儿婚后的家庭发展。由于城镇化进程加快、县域工业发展以及乡村教育衰败加剧，村民也形成了子代进城工作、生活以及孙代进城受教育的发展预期，这些发展预期需要有金钱基础才能实现，这刺激了女方家庭提高彩礼要价。最后，女方家庭还要考虑男方家庭收入情况。因为不管彩礼是经济补偿还是经济资助，超出男方家庭支付能力的彩礼数额，一方面可能影响女儿婚后的生活质量，另一方面也会影响女方家庭在村庄中的社会评价。所以，“要多少也看男方的收入。谈到在单位上班的，一个月几千块钱，你总不能叫人家拿几十万？”
3.彩礼议价——“商量是要看态度的”
谈彩礼也是女方家庭对男方家庭的考验，主要考察男方家庭内部及男方本人的态度。彩礼通常是由男方长辈和女方长辈商谈，直接支付彩礼的男方家庭会被认为有礼数有经济实力从而有面子，而不能直接支付彩礼但能够与女方长辈进行友好商谈降低彩礼数额，也会被认为有诚意有礼数。不能支付彩礼且不能进行友好商谈的男方家庭，则会被认为不尊重不重视女方以及不懂礼数。如果在商谈彩礼的环节，男方家庭就表现出对女方不重视，家庭内部不和睦，那么这门亲事就需要再斟酌。如果女儿执意要结婚，此时，就要看男方本人的态度。如果男方态度诚恳且自身有能力，那么女方家庭也会同意，因为“过日子又不是和他爹娘过”。
4.彩礼的归属——“返还彩礼不是必须的”
由于彩礼的用途有两种，给女方家庭的补偿和对小家庭的资助。因此，对于彩礼的归属，一般认为应该由女方父母决定。实践中，大部分父母是在女儿婚姻稳定后，部分扣除结婚成本或全部返还给女儿，由女儿带去小家庭，毕竟“嫁女儿哪有赚钱的”。不同父母对婚姻稳定的判断有所不同，有些认为男方本人靠谱就可以，于是结完婚就直接返还。大部分父母认为女儿生育了或者女儿和女婿共同买房了就意味着婚姻走向正轨。虽然女方父母可以决定彩礼的归属，但是如果女方父母将高额彩礼全部留作私用，也会受到村庄舆论的谴责。只有少数特别困难的农村家庭没有返还低额彩礼，村民大多认为这属于道义性援助，可以理解。
二、彩礼原有的功能
彩礼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一些社会功能，契合了农民家庭的部分需求。不同家庭有不同的考量，因此彩礼对于不同的家庭也有着不同的功能。但不管是彩礼的筛选功能、保障功能、资助功能还是补偿功能，主要目的还是子代的婚姻稳定和家庭发展。
1.筛选功能
女方家庭通过彩礼要价筛选“过日子”的男方，只有具备支付高额彩礼能力的男性才是合适的对象。因为结婚是两个人一起“过日子”，男性挣钱养家、女性照顾家庭的家庭分工是村庄社会的共识。而金钱是能力的一种象征，是能“过日子”的体现，是婚姻的物质保障，所以构成结婚的必要条件之一。普通农民家庭以打工为主要经济收入，在节俭习惯下通过父子两代人的代际合力实现家庭财富积累，奠定了彩礼给付的基础。如果没有家庭变故却拿不出彩礼，说明这家人“高不成低不就”，不是“过日子”的对象。
另外，女方家庭通过彩礼议价的过程筛选“过日子”的男方家庭，因为女儿嫁给家庭关系和睦的男方，日子过得更舒心。女方家庭认为，虽然希望男方经济条件好，但日子舒心更重要，“嫁给有钱人，天天受气，日子过得不舒服有什么用。”加上当地生育观念偏好“多子多生”，所以多子女的家庭较多。在给女儿找对象时，女方家庭不仅看重男方的人品和能力，也看重男方家庭情况，希望男方的父母健在，有兄弟姐妹，且家庭和睦。如此，婚后的父代支持既可以减轻子代家庭的生活负担，又可以子代减轻赡养老人的负担，即遇事时有兄弟姐妹帮衬。中年妇女们心酸地将此形容为“有父母帮带小孩，你就只管上班，拉开凳就有吃，提起脚就走人，没人帮的什么都要自己一手一脚做到来”。但是，多子女家庭也容易发生家庭矛盾和财产纠纷，影响家庭和谐和婚姻稳定，所以彩礼议价的过程也是女方家庭对男方家庭的考察和筛选。
2.保障功能
彩礼既给女方提供了经济保障，也是对女方婚后家庭地位的保障。村庄社会认为女性的主要职责是打理家庭事务，男性则是主要劳动力，因此，女性往往被认为是男性的依附者，不具备独立的经济地位，同时家庭地位较低，在家庭关系中处弱势地位。在女性承担家庭再生产的分工情形下，彩礼给女方的婚后生活提供了一定的经济保障。此外，男女双方组成家庭后，为了婚姻稳定和家庭和谐，需要平衡好彼此间的夫妻关系，同时还需要处理好与父母的代际关系。这时，彩礼对于女方而言就很重要，因为彩礼具有保障女方家庭地位的功能，可以促进夫妻关系和代际关系和谐。
一方面，彩礼有利于保障女方的家庭地位，间接地促进了代际关系的缓和，尤其是婆媳关系也会得到缓和。在笔者的家乡，村庄的代际观念很深厚，子代对父代负有赡养义务，女方对公婆也是如此。过去，婆婆处于强势地位，婆媳关系比较紧张，时常斥责儿媳，比如说“我儿子在外面累成一条狗，你在家里坐”。但是，现在彩礼高涨，结婚成本提高了，结婚难度增加了。普通农民家庭也负担不了儿子二次结婚的成本，因此对于“花高价讨回来”的女方更加重视，所以女方的家庭地位提高了。
另一方面，彩礼有利于夫妻关系的平衡。过去，农村男性家暴女性的现象比较普遍，而女性如果离婚那么很难在村庄社会继续生活。现在，农村女性婚后依然存在被家暴风险。但是，由于社会流动性增强以及村庄社会对离婚更加包容，在这种的情况下，女性要高额彩礼可以提高离婚成本，从而促使男性不敢轻易家暴。另外，高额彩礼也让女方在离婚后有一份经济保障，因为女方离婚后无处可去。
3.资助功能
在男女双方婚姻稳定后，彩礼和嫁妆作为代际资助由女方带回小家庭，发挥资助功能。由于城镇化进程加快、县域工业发展以及乡村教育衰败，在此背景下，农村青年产生进城工作、生活以及孩子进城受教育的发展预期。这意味着至少要在县级以上城市买房安家，伴随而来的房贷、车贷、教育支出、生活成本等构成了小家庭的经济负担。这样的经济负担，是组成小家庭的男女双方难以独自应对的经济压力。因此，女方家庭会提高彩礼数额，让女儿将彩礼和嫁妆一起带回小家庭，以减轻小家庭的经济压力，从而使女儿在婚后尽量少吃苦。如此一来，彩礼实际上成为男方家庭对小家庭的经济支持，是男方父母以代际资助的方式为儿子的小家庭提供应对婚后经济压力的物质基础。
4.补偿功能
一方面，补偿女方家庭损失劳动力。村庄社会认为女儿出嫁后就是男方家庭的成员，婚后生活以自己的小家庭和婆家为主，除了“送节”和农忙时节帮忙以外，很难再对娘家有多大回馈。在打工经济背景下，女儿即使嫁在本地，也会外出务工，娘家有事也很难回去帮忙，女方家庭的损失更甚了。村民对此戏称为“花钱在娘家，赚钱在婆家”。因此，按照习俗，女方父母可以收取女儿订婚宴和结婚宴的金钱成本作为补偿。
另一方面，补偿女方父母养育女儿的成本。养育成本通常考虑学历，因为在高校扩招前，农村考取大学的学生不多，大多数学生初中毕业就外出务工了。如果女儿大学刚毕业就结婚，相比于没上大学的人，养育成本更高，给家庭带来的负担更重，回报给家庭却更少，所以“就算不求回报爹妈，读书的钱总是要还”。在笔者的家乡，这样要求是不过分的，不过，现实中这样的家庭比较少。大多数父母认为：“我培养女儿二十几年不容易，别人养儿子也不容易。”
三、彩礼功能的异化
不过，近年来，彩礼也出现了功能异化的现象，彩礼本来的功能是筛选、保障、资助和补偿，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彩礼逐渐有了新的功能，也就是面子和挣钱。这也导致彩礼数额变得更高，彩礼演变成了代际剥削和代内剥削。其中，代际剥削又分为儿子对父母的剥削和父母对女儿的剥削，代内剥削则是家庭内部兄弟对姐妹的剥削。
第一，彩礼从男方家庭父代对子代的代际资助变成子代对父代的代际剥削。在村庄社会，结婚的主要目的是传宗接代，父母对子女的婚配具有责任。如果儿子没有完成婚配，其父母会被视为没有完成“人生任务”，是“不尽责”的父母，在村庄中没有面子。如村民所说，“儿子三十岁还没结婚，吃饭都没劲，说话都不响”。并且直接支付彩礼的男方家庭会被认为有礼数有经济实力从而有面子，所以彩礼有了面子功能。因此，彩礼作为儿子的结婚必要条件，父母愿意帮忙负担。在男多女生和男性结婚难的事实面前，父母通过抬高彩礼展示家庭实力，帮助儿子在婚姻市场中获得竞争优势，也在村庄社会中获得面子。
在高额彩礼面前，子代的婚姻压力从父代责任转变为父代负担，子代完成婚配的主要因素是父代的支持。于是，中年夫妻不得不通过调整家计模式来回应子代的婚姻压力，以夫妻分工为核心的小农家计转变为以代际分工为核心的家计模式。过去，中年男性外出务工，中年妇女留守农村照顾家庭。但是随着彩礼不断上涨，小农家庭的收入无法回应婚姻市场的竞争压力。现在，为了增加家庭财富积累，帮助儿子支付彩礼，村中的留守妇女也不得不外出务工。就连早年坐在家里以打麻将为业的妇女，如今也开始到深圳从事家政行业，使得村里的麻将馆冷清了不少。留守在村中的老人，不仅要通过种地实现自养减轻家庭负担，还会通过做零工增加家庭收入。如此一来，彩礼变成父代对子代的单向付出，变成子代对父代的变相剥削，并且子代完成婚配之后，父代也要继续承担子代的家庭责任，老人的养老和父代自己的养老也无法得到保障。
第二，彩礼从男方家庭对女方家庭的经济补偿变成女方家庭父母对女儿的代际剥削。在打工经济背景下，农村女性人口的外流加剧了农村男多女少的现象，导致在婚姻市场上出现了大规模的男性“结构性剩余”。这一方面奠定了女性对彩礼的要价能力和议价资格，另一方面也增加了男性的婚姻压力。如前所述，男性的婚姻压力变成其父代的负担，彩礼变成子代对父代的代际剥削，父代的养老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部分多子女家庭的父母通过提高女儿的彩礼，以实现挣钱的目的，他们将女儿的彩礼变成自己的“养老钱”。由此，高额彩礼变成父母对女儿的代际剥削，彩礼的补偿功能异化成挣钱功能。
第三，彩礼演变成兄弟对姐妹的代内剥削。受“多子多生”生育观念偏好影响，当地多子女的家庭较多。在男女比例结构性失衡面前，一边是女性占据婚姻市场的主导地位并且拥有彩礼的要价能力和议价资格，另一边是男性受到婚姻挤压只能被迫通过抬高彩礼获得婚姻竞争优势。在部分重男轻女的多子女家庭中，女儿长期处于家庭结构中的弱势地位，因此在决定子女婚事时，父母会考虑牺牲女儿的利益，将女儿的彩礼留作儿子的结婚成本。在此过程中，代际责任发生了转移，父母对儿子的代际责任最终转移到了女儿身上，最后形成了家庭内部兄弟对姐妹的代内剥削现象。
四、结语
彩礼高涨是复杂的社会现象，高额彩礼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一些社会功能，契合了农民生活的部分需求。不同家庭有不同的考量，因此彩礼对于不同的家庭也有着不同的功能。但不管是侧重彩礼的筛选功能、保障功能、资助功能还是补偿功能，主要目的还是子代的婚姻稳定和家庭发展。不过，近年来，彩礼也出现了功能异化的现象，彩礼本来的功能是筛选、保障、资助和补偿，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有了新的功能，也就是面子和挣钱。这也导致彩礼数额变得更高，彩礼演变成了儿子对父母的代际剥削和父母对女儿的代际剥削，以及家庭内部兄弟对姐妹的代内剥削。可以看出，彩礼原有的功能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是彩礼功能异化也带来了不良影响。当前，在治理高额彩礼的过程中，地方政府更多地将彩礼当作婚嫁陋习，忽视了彩礼原有的社会功能以及背后的农民的生活需求。地方政府在回应群众对于治理高额彩礼的关切的同时，也应考察彩礼的实际社会功能，关注农民的现实需求，一方面要做好妇女权益的保障，同时也要做好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