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是保障，还是负担？
曾腾冲*
一、风险社会：村民的保险需求与污名化的保险
随着风险日益增加，预示着风险社会的到来。在风险社会，农民囿于其应对风险的能力有限，在面临不确定的高风险时，无法实现自助从而极易陷入贫困。风险社会中，保险，作为应对风险的一种手段，逐渐得到民众的接受，即使在乡村，越来越多的农民也逐渐意识到保险的重要性。因此，除了最基本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养老保险之外，部分村民也开始购买其他的商业保险，从而为自己的生活、生存以及发展增加保障。与此同时，近些年来，保险机构也开始重视乡村保险市场的挖掘，探索了各式各样的保险品种和营销手段。然而，近乎“传销”的营销模式，加之一些时有发生的保险诈骗案件，使得“保险”逐渐污名化，群众不堪其扰，从而对保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产生了信任危机，“五花八门”的保险品种也使得农民在保险选择上不知何去何从，隐藏在保险合同中的霸王条款、文字游戏更使得当事人深受其害。因此，从农民面临的现实问题出发，保险，带来的是保障，还是负担，在今天是非常值得反思的。
二、典型案例
K先生和F女士是夫妻，在东部某市一家工厂工作，K先生是正式员工，有职工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F女士是零工，没有职工保险，只有农村合作医疗保险。Z先生也是该厂员工，Z先生的妻子H女士是某保险公司的销售人员。
据F女士介绍，2018年12月，H女士为销售保险，由Z先生邀请工厂多位工友一起吃饭，K先生、F女士受到邀请，但是并不知Z先生为何请客吃饭，于是前往，到后发现这是H女士公司举行的保险销售活动，有讲师在台上宣传和介绍各种保险，饭后，H女士直接拿出某保险合同书让大家签，但是由于F女士和K先生事先并不知晓此次饭局是为了推销保险，并没有带够足够的钱，于是Z先生提议由他们先行垫付，而后再由K先生和F女士还给Z先生和H女士，K先生便让妻子F女士签了保险合同，但是K先生和F女士对保险内容并不知晓，只知道每年要缴1.2万元保险费用，需要缴纳10年，缴纳方式是每年将1.2万元存入指定银行卡，银行自动扣除，后面保险会返利，但是对于怎么返、何时返、返多少，K先生和F女士并不清楚。
在2020年、2021年，F女士按时将1.2万元存入了指定的银行卡后，银行如期扣除，但是在2022年，F女士在3月将相应款项存入了银行卡后，银行并未扣款，由此，2022年度的款项便没有缴上，到了2023年，考虑到2022年度的款项没有缴上，2023年就没有继续交钱，F女士也曾想着联系H女士问问怎么办，是不是可以退掉，但是没有联系方式，加上平时工作较忙，丈夫K先生碍于面子也没有询问过Z先生，所以此事就搁置了，一直到2024年春节期间，F女士将此事告诉了家里的大学生小K，小K看过保险合同和母亲F女士的手机后，发现了几个问题：一是保险的缴费期间是每年的1月至2月，所以2022年的费用没有缴上，而再过几日，由于超过两年未缴费成功，保险合同就要终止；二是这是一个人身意外险保险，并非养老保险；三是这项保险要求投保人10年内要共缴纳12万元保费，但到合同期限届满时，即15年才能领取13万余元，所以算下来才能有1万多元的收益；四是随着缴纳保险的年度增加，如果急用钱款，再要终止合同，损失会逐年度增加。所以，小K想劝母亲F女士退掉这个保险，F女士对此表示同意，于是小K就联系了该保险公司的电话客服，询问如何退掉该保险，客服表示不能全额退掉该保险，最终只能退回2.5万余元，会损失1.08万元左右。小K于是将此事告知了母亲F女士，F女士陷入了深思。然而，就在询问客服的次日，当初销售保险的H女士和其丈夫Z先生来到了F女士家中，试图来说服F女士不要退保。这事之后，小K再次联系线上客服，询问保险的具体事宜，并通过APP查询得知，如果要续缴保险，这次要缴3.8万余元的保费，包括补缴2022年和2023年的保费和缴纳2024年的保费，以及2022年和2023年合同复效产生的利息2000余元，小K将此事告知了母亲F女士，F女士再次陷入了犹豫，一是一次性缴纳3.8万余元，家中暂时没有这么多的款项，无法一次性拿出，二是又要增加2000余元的复效利息，感觉有些亏。于是，保险的事情再次陷入了一个难以抉择的境地。
三、影响农民保险抉择的因素
由此可见，F女士对待保险的态度始终是犹豫和徘徊的，在对其进行更加深入的访谈之后，可以发现影响其保险态度的因素大致有两个方面——农民的人生和家庭规划、农民的经济状况。
第一，农民的人生和家庭规划。保险往往是当事人在当下为了未来所做的长期投入，因此与当事人的未来规划有着密切关系。对于农民而言，未来的规划包括个人的人生规划和家庭规划两个方面，在必要时，个人人生规划要让步于家庭规划。对于F女士而言，由于F女士并非正式职工，所以并没有享有职工养老保险，并且由于在结婚（1999年）后，一直没有将自己的户口从娘家Y镇W村迁移至与丈夫的共同居所地G镇C村，所以一直以来没有在C村缴纳过养老保险，因此于F女士来说，自己的未来（老年之后）并没有太多的保障，因此她自己也认为，如果能有一个保险能够保障养老也是好的，所以从F女士的个人人生规划来说，F女士有通过保险保障养老的需求，因此当时在签保险合同时，销售人员的各种“好处”宣传——若干年后开始返还利益，等等，确实对F女士有一定的引导和吸引，所以尽管当时并未知晓合同的具体内容，并考虑到是熟人推荐，所以并没有表示拒绝和强烈反对。然而，F女士并不知晓该保险合同一旦签订之后，中途若是急用钱，出现停止缴费或想要退保，则需要承担较大的一笔损失，也不知晓这一保险并非一般的养老保险。因此，在2024年春节期间，F女士通过孩子小K了解保险的具体情况后，陷入了犹豫，根本上是与其未来规划有关，一是继续缴纳该保险并不能从中获益太多，甚至不如银行存款的收益高，而且灵活，二是再过几年，孩子小K要结婚，到时候可能需要钱，如果届时中断缴费损失更大，三是这种存取不方便的保险也不利于家庭应对短长期内出现的风险。
第二，农民的经济状况。农民的经济状况与保险意愿基本上是成正比的，经济状况好，具备一定应对风险能力的农民比较有意愿购买保险，反而经济状况不好，当出现风险时极易陷入贫困的农民没有太多的意愿去购买保险，即使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部分经济状况不好的农民也不想每年缴纳几百元的保险费。对于经济状况不好的农民保险意愿较低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经济状况影响着农民的购买保险的能力，经济状况不好的农民无法维续长期的保险投入；另一方面，对于经济状况不好的农民而言，有限的资金往往要投入到短期的生活和发展中，而不是投入到长期才能见到收益的保险中。F女士在2018年的时候，有一定的闲置资金，保险意愿较为强烈，但是在2022年、2023年资金出现了紧张，又考虑到未来三至四年有较大的花费，此时，保险意愿便降低了。
四、农民的保险困境分析
显然，在保险事宜中，农民处于一个相对弱势的地位，而造成农民弱势地位的原因，可以从社会结构层面和个体知识层面两个方面进行剖析。
（一）社会结构层面：保险制度的不正义
第一，城乡保险制度尚不均衡。在我国，无论是养老保险制度，还是医疗保险制度，内部都划分了职工、城镇和农村，分别适用不同的保险制度，在保障范围和保障层次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区别，其中农村的新型农村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是保障层次最低的保险，在遇到高风险，比如重疾时，依然有很大可能陷入贫困。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农民实际上有更多的保障需要，是最需要保险来保障基本的生存、生活和发展的群体。因此，城乡保险制度的不均衡，使得农民实际上具有较高的保险需求，但是农民自身的经济状况又抑制了自身的保险需求。
第二，保险机构和农民的地位不平等，引发保险行为不规范。相对于农民而言，保险机构和保险从业人员具备保险知识上的优势地位，他们更了解保险产品的特性、保险条款的内容以及理赔流程等，因而在保险事宜上具有更多、更大的主导权，尤其是保险公司拥有规则的制定权，从而极易出现霸王条款损害农民当事人的正当权益。保险品种五花八门，但是真正符合农民需求的保险却寥寥无几。由于保险知识和信息的不对称，农民往往难以判断哪种保险产品最适合自己的需求，所以只能听从从业人员的推荐，导致购买到的保险并不能真正保障自己的权益。此外，这种地位不平等还体现在保险服务的提供上，服务流程复杂、不透明，给农民带来诸多不便，使得农民在投保和理赔过程中遭受诸多困扰。
（二）个体知识层面：知识和能力困境
造成农民在保险事宜上的弱势地位，个体层面的因素主要表现为农民在知识和能力层面的困境，包括保险知识贫困、规则知识贫困、数字能力贫困和沟通能力贫困。
第一，保险知识贫困。农民囿于自身文化水平和能力的限制，通常不具备保险知识和学习保险知识的能力，所以往往不能根据自身的需要选择合适的保险，不能对推荐的保险做出正确的判断，也不能对保险合同中的内容有明确认识。所以尽管F女士起初有意愿购买一份养老保险，但是她自身并不具备保险知识，只能选择“相信”保险销售人员的宣传和推荐，最终“选择”了不合时宜的保险产品。
第二，规则知识贫困。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当事人的农民不能理解和认识保险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从而可能出现过错导致合同不能顺利履行，比如F女士对每年缴费时间并没有一个明确认识，不知晓“指定期间缴费”的意义，导致2022年的保险费没有及时缴纳从而中断；二是不通晓有关保险的相关法律法规，导致他们在遇到纠纷时无法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第三，数字能力贫困。今天的社会，已经是数字社会，保险交易也逐渐数字化。当小K询问为何保险公司没有事先提醒缴费时，保险公司表示曾试图通过微信、短信等形式联系过F女士，但是都没有得到F女士回复，后来小K在母亲F女士手机上看到，曾有一位保险工作人员试图通过手机号加F女士的微信，但是F女士很少使用微信，且仅会一项功能——接通视频通话，而且在此之前，微信一直都是未登录状态，同时F女士也很少关注手机短信，往往与人联系都是通过拨打电话的方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及时获取保险缴费的提醒信息的。同时，农村养老保险的缴纳也早已开通网上缴费通道，并非一定要通过村委会线下缴费，但是F女士并不知晓可以线上缴费，更不具备线上缴费的能力，所以一直没有缴纳养老保险。数字能力，实际上也是一种生活能力和发展能力，通过数字技术，比如上网搜索等，可以获取其他的知识从而助力生活和发展，而F女士明显缺失数字能力，属于数字弱势群体，无法借助数字技术了解和认识保险，更无法享受保险的数字化服务。
第四，沟通能力贫困。在保险购买和理赔过程中，当事人需要与保险公司、销售人员等进行有效沟通，以便获取相关信息、解答疑问和解决问题。然而，部分当事人在沟通能力方面存在不足，导致他们在遇到问题时无法得到及时解答。例如，当事人F女士虽然一直对所购保险的内容不甚了解，尤其是最终能获得多少利息，但她不善于表达和沟通，也不会寻求官方客服的帮助，只能选择放弃了解保险的信息。相反，小K则能迅速找到官方客服电话，并通过有效沟通解决了疑问。
五、保险中的人情与面子
在本案例中，有一个鲜明的情况，就是F女士是经过熟人推荐购买的保险产品，这实际上就是常说的“人情保单”，“人情保单”与熟人社会有着密切的关联。所谓“人情保单”，是指消费者在购买保险时，受到亲朋好友或者业务员的人情因素的影响，从而导致购买了并不适合自己的保险产品。“人情保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事人的权益，也让保险市场秩序受到一定程度的干扰。
“人情保单”的出现，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保险机构为了抢占乡村市场，扩大市场份额，往往会通过业务员与客户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以人情为手段来促进保险产品的销售；另一方面，消费者在购买保险时，容易受到亲朋好友的热心推荐，尤其是在乡村地区，有保险需求的农民对保险的具体信息知之甚少，觉得既然是熟人介绍，那么产品肯定没问题，从而忽略了自身需求和保险产品的实际情况。
然而，“人情保单”给消费者带来了诸多隐患。首先，购买了不合适的保险产品，可能导致消费者的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例如，有些消费者在购买保险时，并不了解保险条款和责任范围，盲目听从他人的建议，导致购买的保险无法满足自身需求，本案例的F女士就是典型的例子，F女士本以为这份保险是可以用于养老的保险，但保险实际上是一份人身意外险，而且最终的收益远没有当初业务员宣传得那么多。其次，“人情保单”还可能导致消费者承担过高的保费。由于业务员为了完成业绩或者为了拿取更高的佣金，可能会夸大保险产品的收益和保障范围，使得消费者在购买时没有充分了解真实情况，当合同进入履行阶段时，当事人可能难以为继高额的保费支出，从而不得不终止保险合同，也因此承担一定的损失。再次，“人情保单”还会影响保险市场的公平竞争。保险公司过分依赖人际关系来推销保险产品，容易导致市场竞争失衡，不利于行业的长远发展。最后，从长远来看，“人情保单”也会引发群众对保险的信任危机。
六、结语
在风险社会，保险应作为一种手段，保障农民应对各种不确定的风险，而不应成为农民的负担，这种境况的实现，有赖于国家、社会和个人共同的努力。首先，在国家层面，要通过立法建立健全公正的城乡保险制度，确保农民能够享受到与城市居民（职工）相当的保险待遇；同时，政府要通过适宜的渠道普及保险知识，提高农民的保险意识和保险选择能力。其次，在社会层面，要加强监管，规范保险机构和从业人员的行为，鼓励保险公司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为广大农民提供实用的保险产品。最后，在个人层面，农民既要培养风险防范意识，也要提高保险知识水平，选择合适的保险产品，保障自身的生存、生活和发展。
注：图片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