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过年吵架”的逻辑分析及其启示
王凡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甲辰春节期间，“过年吵架”引起了国人的普遍关注，大年初二时更是登上了网络热搜，收获了逾2.4亿的阅读量。很多网友都纷纷表示：“原来过年吵架不仅仅是我们家的‘保留节目’。”笔者亦未能摆脱经历吵架的折磨。虽然“吵架”这种事情似乎过于偶然，但能够为大部分国人所共鸣，即体现了部分群体的反思热潮，同时亦意味着此绝非孤例，而是一种普遍性的社会现象。同时，对这些现象的思考亦将带来一些启发。
场景一：某天上午，父母就西葫芦一事发生争吵。“这个西葫芦你为什么不做（烹饪）？都放坏了！”厨房传出父亲的震怒，随即母亲不甘示弱地道：“你怎么不烧（烹饪）？”闻得此言，父亲便拔高了声调：“当时就是你非要买！你买了怎么不烧？”母亲不甘示弱，不知是辩解还是坚持，亦拔高声调回击道：“什么是我要买的？！不是你吗？”此时双方语调间已可见怒气。最后，祖母过来调停：“哪（谁）买的都一样，中午就把它烧了呗。”父亲遂低声嘟哝：“都快放坏了……”
场景二：“你怎么又跑去打麻将，今晚不许打了！”母亲尖锐的声音自房间传出，“天天打麻将，不嫌累。”父亲低声道，颇有一丝无奈：“我打会怎么了？”母亲不依不挠：“天天打！能不能干点正事？！”父亲遂生气道：“我怎么不干正事了？你干了多少正事？！”闻得此言，母亲遂开始念叨起些陈年旧事。由此，双方便开始互相数落起来。最后，笔者介入调停：“过年玩会就玩会吧，也没什么。”母亲撂下一句：“好了，你们爷俩一起来教训我。”便隐入了房间。
场景三：“那你这不结婚又不生小孩，你这以后想干什么？”叔叔生气地向堂哥怒道，“难不成学那xxx（附近有名的单身汉，已去世）？”堂哥迅速回击道：“结个屁，那么早结婚干什么，结了婚很多事都没法干了！而且生，怎么生？自己都过不下去了！”叔叔略带不耐烦道：“那你以后连个家还能养不起？那混的什么？不结婚，不结婚以后想什么点子（想怎么办）？！”堂哥回应道：“人又不是非要结婚，没条件生！”婶婶此时介入道：“xxx（叔叔的姓名）！这种事我们家长不要讲话，给他们小的们（晚辈）自己决定就行，讲多了不好。”叔叔降低了语调，亦补充道：“不结婚，想什么点子……”至于堂哥，早已出门去也。
场景四：家庭聚会聊天时，叔叔与堂哥就考何地的公务员发生争执。叔叔道：“不如就考Z省的公务员，你看xx家那位孩子，去年不就考上了Z省的公务员吗？”祖母附和道：“那xx家也考上了M市的公务员，干了好几年，工资也就那样。”叔叔争道：“那M市和Z省哪能比，Z省的公务员待遇什么的要好多了。”堂哥不满地道：“考什么Z省，考公就是奔着本地去的，你考去外地，就是去做牛马，什么活都让你干。我只想考A省。”叔叔随即反驳道：“不如直接考Z省，在A省没什么搞头（发展空间）。”最后双方不欢而散。
至少对于笔者而言，类似的争吵几乎发生在春节期间的每一天，同时，这样的争吵也几乎发生在笔者有记忆以来的每一个春节。“过年吵架”这件事十分常见，但并不意味其就一定正当，这其中究竟是谁和谁在吵？吵架的内容是什么？为什么会频繁的吵架？以及，从这些所谓的吵架中，我们能够思考什么？笔者基于本人春节期间的观察，尝试对以上问题作出描述与分析。
一、谁在吵架？
首先，所谓的“过年吵架”这一语词所传递的信息过少，其意具体指家庭成员在春节前后期间因各种原因进行频繁的争吵这一现象。不过，之所以强调“春节期间”，并非是强调“春节”作为诱发吵架的原因，毋宁是标识出吵架频发的时间区间。易言之，即使不是春节期间，只要特定的要件满足，亦会发生类似春节期间的频繁争吵。不过此非本文所着重关注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为何春节期间的吵架如此频繁？原因有二：（1）空间的聚集大大增加了争吵的可能；（2）春节期间所要处理的事务增多，增加了争吵的机会。这二原因不待多言，春节是国人合家团聚的节日，家庭成员将聚集在一起，为了顺利过节，家庭成员要完成诸多事务。由此，只要家庭成员空间聚合，且需要处理一些事务，那么就会存在发生争吵的可能，经验上亦是如此。但这不是重点。我们先来审视究竟是谁在吵架。
春节期间，一般家庭中的祖辈、父辈以及孙辈将会聚集在一起，但发生争吵的主体类型主要有三种：（1）祖辈与父辈；（2）父辈之间；（3）父辈与孙辈。祖辈与父辈之间的争吵相对来说频率较小，在争吵中也往往是父辈先退一步；父辈之间的争吵频率最高，其中不仅指夫妻之间的争吵，也存在着父辈堂兄弟之间的争吵等情况，不过后者较之前者则数量甚微，但往往也会更加激烈；父辈与孙辈，即父辈与其孩子之间的争吵，不过比起争吵，更多的还是一方对另一方的训斥。毫无疑问的是，不同主体之间的争吵发生的频率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双方（或多方）的性格，但亦存在着一些共有的因素以至此现象十分普遍。
二、吵些什么？
根据笔者的观察，以及网络上众多网友的分享与反馈，吵架的内容主要集中于这几种类型：（1）生活琐事；（2）婚恋生育；（3）家庭内旧有矛盾；（4）经济问题。就生活琐事来看，以笔者所经历的一件事为例，春节期间某天上午，父亲在检查厨房内的蔬菜时突然突然暴起，对我母亲道：“这个西葫芦你为什么不烧（烹饪）？当时就是你要买的，这都放了多少天了？”，我母亲直接回应到：“哪是我要买的，不是你要买的？”然后双方就围绕究竟当初是谁主张购买此蔬菜，以及由此应当承担的在合理的时间内将其烹饪食用的责任展开了激烈的争吵。争吵的最终结果我已经忘记，这不过是过年吵架中的一个常见的例子。因生活琐事的吵架频率最高，但并不会十分激烈，并往往在第三方介入规劝后迅速停止。因婚恋生育话题的吵架频率并不高，但程度十分激烈，吵架的主体主要集中于父辈与其子女之间，笔者的父母虽然还未直接对笔者提出婚恋方面的要求，不过春节期间家庭成员聚在一起聊天时，他们的一些旁敲侧击无疑是在暗示我——哪怕无法做到正常年龄段结婚，但一定不能不结婚（以及生育）。概因笔者的年龄相对来说较小，尚未到适婚年龄，故以此方式予以提醒。不过，我所观察的堂兄弟姐妹们与其父辈因婚恋生育的争吵就激烈得多，双方所持的观点基本为“早婚-晚婚”与“生育-不生育”的对立。至于家庭内部旧有矛盾则复杂得多，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即大抵指此，这些矛盾主要集中于父辈之间，母亲的娘家与婆家之间等，这些旧有矛盾的成因十分复杂且多样，难以分类，因旧有矛盾而导致的吵架的激烈程度也往往较高，并表现出一种难以调和的状况。而关于经济问题的吵架的情形亦十分复杂，主要涉及工作的选择以及部分花费是否应当等问题。
关于吵架的内容虽然十分复杂，但其背后的原因并非因此而不可探究，相反，对（频繁）吵架的原因的思考将会给予更大的启发。
三、为什么吵架？
导致春节期间频繁吵架的原因在前文已有涉及，但其不过是解释了为何集中于春节期间（而不是其他时间）——这并不构成核心的解释。同时，一个可以被经验感知到的事实是，所谓的“过年吵架”实际上集中于家庭内部，或许不仅仅局限于父母与其子女，可能亦包括父辈之间等，但基本不会与无血缘关系的个体发生争吵，这提示我们：“家庭”这一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框定了吵架的范围，同时亦意味着这些“吵架”实际上是围绕家庭而展开的。在笔者看来，导致家庭内部频繁吵架的原因至少包括以下几点：
（一）观念的差异
争吵双方的观念差异直接导致了争吵的发生。所谓“观念”，意指个体对事物形成的主观-客观认知之集合。双方不同的观念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的家庭环境、所接受的教育、关键人生阶段的经历以及个人的经验。以婚恋生育问题为例，在祖辈那一代人看来，甚至不论男性女性，都认为结婚与生育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且彼时的女性以嫁给一个具备诸如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等品质的男性为荣，男性亦以拥有一位具备此品质的女性作为妻子为荣，且对生育的性别与数量态度鲜明：更倾向于生育男孩，比如我的祖母就曾告诉我其所在村庄的某位夫妻，一连生育了九位孩子，都是女孩，直到第十个才生出男孩。而这九位女孩有的长大后就独自生活，有的则在出生没多久后就赠给其他家庭，他们现在和其儿子生活在一起。尽管存在着部分对所生育女孩与男孩一视同仁的情况，但事实上能够真正做到的则相对较少，例如，我的祖母就常念叨：“现在男孩和女孩都一样培养，只不过男孩要多为他准备一套房子（以使其能够顺利结婚）。”而生育的数量则是多多益善，这不难理解，在传统农耕社会秩序中，以及特殊历史时期的经历下，拥有的子女数量直接决定了家庭劳动力的数量以及是否能够在村庄不受到过于不公的对待和可能的外来侵犯。这直接关系到家族的最重要的生存问题。
不过，父辈对于婚恋生育的观念则与祖辈有着差别，虽然二者都以作为结果的结婚以及生育为人生的目标，但在父辈看来，对于一个男性能否拥有一名妻子，则是其个人能力与魅力的体现，如果一个人是单身汉，那么其人生则是失败的，即便他可能拥有超出一般人的财富或学识。不过在父辈看来，结成婚姻并非如过去传统农耕社会下的两个家庭的联合——这会增强双方生存下去的可能以及质量，而是让子女能够获得一个重要的支持，这种支持并非仅仅强调经济上的互补，而更多的是情感上以及生活上的互帮互助，例如，我的父亲常说：“不结婚，等你以后工作了，一个人在外地，就知道两个人比一个人要强多了。”毫无疑问，这种所谓的家庭的核心作用对于处于家庭中的个体而言最为珍贵。至于生育，虽然父辈亦以生育为目的，但并未指望其之子女通过生育来保障其之子女的养老问题，毕竟“儿孙自有儿孙福”，其更多的动因还是舆论的评价。即在父辈那一代的价值观念看来，如果子女未能够在适婚年龄结婚与生育，这在很大程度上将会被评论为其父母的失职，例如我的祖母常说：“那他（指我父亲）孩子结婚，那么年轻，他不帮你，指望你一个人，会有人骂的。老子还能不为儿子嘛？”祖辈与父辈之间关于婚恋生育观念的差异反映了国家从传统农耕社会向工业现代化社会转变的历史特征。
至于孙辈，即笔者这一代人关于婚恋生育的观念则是老生常谈，即一般认为恋爱与婚姻并不具有直接联系，即便不以结婚作为目的的恋爱亦在道德上无可指摘。例如，我的不少朋友在和我谈及恋爱与婚姻时就直言：“我只想谈恋爱，不想结婚，我需要男人/女人，不过不想结婚，一想到结婚可能面临的那些破事，我就头疼。”恋爱更注重双方立基于彼此理解、经验的共鸣以及相似的价值取向上的情感的体验。至于婚姻，在生活成本与经济情况不容乐观的情况下，结婚并非是紧要选择，这一点与教育程度相互关联。不言而明的是，并非是高教育程度使得其对婚姻（以及伴随的诸生理本能）失去兴趣，而是其对生活成本、价值需求的更合理的分析与判断。生育就更是如此。
（二）经验的差异
当然，个体的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塑造或影响了其之观念，但后者并非只取决于前者。具体到吵架这个现象上，在很多情况下，实际上并非观念之间的冲突，而是经验之间的差异。而经验之间的差异之所以会导致争吵，其之逻辑在于所谓争吵，乃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交流”，一种以激烈方式呈现的交流。所谓交流，亦不过是交流双方的一个相互编码-解码的过程。毫无疑问的是，交流双方一定不可能共享着相同的经验，甚至类似的经验都十分有限，这就导致个体在作为编码-解码的特定形式——交流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误差。惶论因交流双方表达能力与准确程度的问题而进一步使得导向更深误差的编码-解码过程的生成。例如，笔者曾多次见过父母因某些表达不到位（甚至不是失当）而引发的争吵，其中一位对另一位的略带戏谑的评价而突然感到莫大的冒犯，并顺此展开激烈的争吵。由于经验的差异，编码-解码过程中出现的误差会导致交流双方都急于正确表达个人的真实意思，但又常常陷入更激烈的争吵。
但经验的差异并非能够直接导向争吵，因为完全存在经验存在差异但吵架频率较少的情况。这涉及到心理学上的一个规律，即自我价值保护原则。每个人都对自身存在一个价值的评价与认识，这是自我支撑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交流中如果对方对我的自我价值进行否定或贬低时，出于保护自己，个体将会自然地对自己的观点与立场进行辩护，以排除对方对自己的贬低与否定所带来的负面情感体验。这在生活琐事以及经济问题等方面体现的最为直接，争吵的双方基于个人的经验对事物有着自己的判断，并认为自己的判断是合理的、高效的，在遭到对方否定时，很容易被误认或上升到对个人人格、能力乃至道德的否定。例如，我观察到某位堂兄弟就考取何地区的公务员而与其父亲发生争吵，其父亲认为应当考取经济发达地区的公务员，认为将会有更好的生活保障，而那位堂兄弟则倾向于考取本地的公务员，其认为环境更熟悉，将来可能的工作也更好开展，并又举了某些例子以证明。
经验的差异来自个人的经历，这反映了转型社会所带来了个体空间的流动的范围与可能的增大，过去那种“捆绑在土地上”，“一辈子不曾走出大山”的情况愈来愈少，这既是时代变迁的一个体现或后果，亦带来了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经验的差异——并由此增加了争吵的可能。
（三）个体的性格差异
交流双方的性格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吵架的发生与激烈程度以及平息所需的时间长短。在此强调所谓的性格差异，似乎过于具体，因为人与人之间的性格差异极大，但这是无法忽视的原因之一，否则就将陷入某种迷信结构式的解读之中。性格存在差异的争吵双方存在三种组合：（1）强硬-非强硬；（2）强硬-强硬；（3）非强硬-非强硬。当然，准确描述性格的差异并不能简单地以强硬与否进行概括，但在吵架之中，性格的强硬与否和吵架的激烈程度相关，故强调是否强硬亦无何不妥之处。在（1）与（3）中，吵架的频率、激烈程度很低，就（1）而言，笔者的叔叔婶婶即为一例，虽然亦可见到双方争吵，但很少有程度激烈的争吵，以及由此导致的消极结果。而在（2）的情况中，双方的争吵的频率与激烈程度最高，如果任由争吵发展下去，很可能会导致一些消极的后果。例如笔者的父母，二者性格皆偏强硬，故而也更容易发生争吵。
此外，不同的性格也暗含了个体不同的语言风格与思考逻辑，比如有的个体表达就倾向于抬高自身，贬低他人，甚至包括家庭成员。在这些个体眼中，自己的思考与决定最为正确，而他人的思考与决定则不值一提，是低效率与错误的。而那些拥有一定程度同理心、以及保持礼貌、谦逊与温和的人，发生吵架的可能与激烈程度则相对低很多。
四、关于“过年吵架”我们能够思考什么？
甲辰春节期间，“过年吵架”登上网络热搜，网友戏称：“原来过年吵架不只是我们家的保留节目”。这一普遍但绝不正当的现象究竟能够带来什么启发？
首先，社会的变迁带来了个体之间的经验差异，以及由此而来的割裂。过年吵架的个体，因春节相聚，春节作为中国最为重要的传统节日，既是家庭相聚的时刻，也是家庭交流的契机。但在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变迁的背景下，代际差异的个体相应的获得了几乎完全不同的经验，同时包括所谓的教育程度的差别，这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个体间关于经济、婚恋生育等问题的观念。在交流双方观念、经验存在较大差异时，且双方欠缺正常交流的性格情况下，就会导向争吵。虽然一般情况下，这些高频率的“鸡毛蒜皮”式的争吵并不会导向家庭内部的分裂，但也存在在任由争吵的情况下最终导致消极结果的发生。如何预防或弥合这种可能的割裂，不能单纯的强调教育的作用，因为这几乎会导致更进一步的割裂：父辈几乎不可能接受再教育，惶论祖辈。在这方面，强调教育与文化的作用，于其说是解决方式，毋宁是从反面再强调其之价值。在父辈与祖辈几无改变之可能的情况下，在争吵发生时，最为重要的调停者就是孙辈，期待孙辈发挥在祖辈-父辈与父辈-父辈之间争吵的调停者，父辈-孙辈之间争吵的理解者之作用。当然，家庭的维护本身就是一件需要多方努力的目标。
其次，“过年吵架”的发生具有普遍性，现象的发生超越了地域以及因地域不同而合乎逻辑的文化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地域文化在过去发挥的那种维护家庭-家族秩序的作用或功能愈发式微。主导家庭内部秩序的虽然有着血缘亲情——这是最基本的逻辑，但更多是还是被现代利益计算所影响甚至主导，通过观察吵架的内容不难发现，观念与经验差异与追求利益的目标产生了差距。因此，可以说，很多争吵的发生，与其说是家庭成员之间的教育程度的差异，不如强调在以利益追求作为目标下产生的观点差异，毕竟，大多数的争吵都会以调停者的这样一句话收尾：“不用生气，xx都是为你好。”不论这种利益是经济亦或情绪或其他。在笔者看来，对以利益追求为预设目标所导致的争吵，反映的不仅是韦伯式的悲观，亦是当下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隐忧。同时，过年吵架基本局限于家庭内部，而不涉及无血缘关系的个体，这说明了家庭成员之间的积极期待与经验差距之间的矛盾，这也预示着，试图通过家庭外部的介入来缓解与弥合因吵架而导致的可能的裂痕是几无可能。当然，过年吵架并非全然都是负面的影响，亦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正向效果，即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争吵双方（多方）的经验交流，但这种极端的经验交流，并不会最终促进双方的理解：只要一方固守自己的经验时，正常交流都收效甚微，惶论争吵？
最后，当我们在谈论“过年吵架”时，我们期待的是找到一些能够缓解这一现象的方法，因为所谓的“过年吵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体验与内部凝聚，即是一件不值得期待的事，毕竟“家和万事兴”。但切不可因此现象的普遍，便一味地追求某种普适性的解决方案，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某种结构主义式的傲慢：家庭发生争吵并由此产生的裂痕，因家庭的不同情况而差异很大，想要解决具体的问题就必须进入具体的场景。特别是，且经验可感知的，在吵架中，与其说看见了结构，不如说是个体的能动性在主导争吵的发展。如果这个判断没有问题，那么家庭内部的个体的觉醒或反思才是缓解或解决“过年吵架”的直接路径。
总而言之，“过年吵架”既有结构式的原因，也有个体式的差异，其程度与频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之变迁与发展状况，我们当然期待一种促进家庭内部凝聚与稳定的文化价值，但家庭内部的逻辑本身就要求着更应当从能动的个体出发去审视“过年吵架”的发展与结果。再跳出来看，当“过年吵架”竟成为网络热搜，且被国人普遍讨论时，这一现象本身就是某种警示。毕竟，在虚无主义盛行的当下，家庭是现代人仅剩的、为数不多的可赋予与追求意义的来源，不论是你本来就拥有的，还是你即将拥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