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家庭代际关系的理想型》
作者：郭俊霞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副教授
摘要：理解转型期中国乡村家庭之变，首先要研究传统乡村代际关系形态，以形成对照。将传统家庭代际关系理想化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形态，可抽离出理解和分析代际关系的两个维度:代际关系的交换维度和价值基础维度。依据上述两个维度建立的传统家庭代际关系模型，可以用来理解新中国成立后的集体化实践对家庭代际关系的影响，更可以用来分析当前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变迁，从而深入认识转型期农村家庭关系的变迁。
关键词：代际关系；理想型；紧张程度；交换强度
本文刊于《求索》2019年第1，为阅读方便，注释从略。
目录
一、传统代际关系的经典概括
二、传统代际关系模型构建
三、集体化实践对代际关系的影响
四、理想型参照下的代际关系现状
伴随经济变革和社会转型，中国农村家庭正在发生剧烈变迁，家庭关系尤其是代际关系的变迁尤为显著。调查表明，传统家庭代际关系正在快速解体:在河南、皖北等农村，代际关系变得极度不平衡，年轻人对父辈的“剥夺”越来越严重、越来越赤裸裸，与此同时，父辈仍近乎执着地承担着为年轻人完婚、建新房、看孩子等重任。可以说，最近10多年来，在我们调查的农村地区，普遍出现了家庭结构、代际关系的巨大变化。只是不同地区农村变化的状况有着很大的差异，代际关系中的父母一方，并非总以消极的“被害人”形象出现。比如笔者在2012年对江西老人做深度访谈时发现，老年人虽然对孝道的衰落、权威的丧失有着不满，但对代际间分开居住所带来的自由非常满意，即便认同在代际互动中父辈会在经济上受累，但并不认为这会导致情感上受损，认为代际间互助是“应该的”的。
传统代际关系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如何从理论上解释这些复杂的经验现象？要深刻理解当前中国农村家庭代际关系之变，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后果”，笔者认为，需要重回经典理论。本文的旨趣在于，通过梳理学界关于传统代际关系的经典讨论，抽象出一个传统家庭代际关系的理想类型，并深入阐释其理论意涵，并简要论及集体时期这段独特历史时段对农村家庭及其关系的影响，从而深入认识转型期农村家庭关系的变迁。
一、传统代际关系的经典概括
对传统代际关系进行精彩论述，并具有理论指导意义的，首推费孝通关于家庭结构变动的一系列研究。在这些研究中，费孝通首次将中国家庭代际关系概括为反馈模式，并获得了学界认可。反馈模式主要是指，在中国，代际间是甲代抚育乙代，乙代赡养甲代，与此同时，乙代抚育丙代，丙代又赡养乙代，总之，下一代对上一代必须进行反馈，此模式简称“反馈模式”。
中国传统代际关系“反馈模式”的第一原则，费孝通将其概括为均衡互惠。“反馈模式”中的乙代在幼年时先取之于甲代，在成年后再还给已成老年的甲代———抚育幼儿，赡养老人，从总体和长线来看，这保证了一个社会经济共同体中，成员间往来与取予在物质上是均衡互惠。此类均衡互惠的反馈模式体现在农民日常生活中，就是目不识丁的农夫也知晓并成为生活常识的“养儿防老，积谷防饥”。
结合费孝通的其他研究来看，他所说的均衡互惠除侧重于代际间物质交换的互惠、均衡之外，还有更为生动和丰富的内容。代际关系既包含有物质的一面，也有精神的一面。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对代际关系“非物质”的一面做了极为生动的阐释。他深入考察民间的“香火”观念，将其作为中国看重传宗接代的象征性信念，进一步认为传宗接代的重要性需要用“宗教和伦理的词汇表达”。传宗接代以让祖宗香火不断，让活着的子孙和祖先的灵魂之间保持联系，如此一来，中国人在代际延绵过程中，形成心中有祖宗、有子孙，而自己作为祖孙世代、代际上下相联的一个环节的观念。这种传统精神文化内化到社会细胞的构成中，即是亲子关系的反馈模式。
在研究中国农村代际间的反馈模式之外，费孝通曾深入解析中国生育制度，对我们认识传统中国亲子关系也具有启发性意义。他从微观角度观察代际互动中权力的偏重，尤其是父母权力，这恰是考察代际互动“平衡性”的重要切入口。费孝通认为，父权家庭中，父亲权力之重，直接表现为他掌握着儿子的生死权，“可以代表社会要了儿子的命”。父权的强盛是否会导致代际互动中子代的被压制性地位呢？进而是否又会导致代际关系的失衡呢？费孝通认为，传统中国亲属制度具有单系偏重的特征，亲属关系一出家庭立刻发生单系偏重的趋势。这些论述从不同角度丰富了我们对传统家庭代际关系的认知。
在费孝通的“代际反馈”模式之外，人类学家许烺光关于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表述———“祖荫下”同样非常典型。他认为，几乎所有中国人都生活在祖荫下，“社会是如此一个社会，以至于每一个人的幸福完全取决于他的亲属结构。在庇荫边缘的人，其命运完全依赖于人性”。在中国乡村社会:一个人即使没有发财，但如果他上有父母，下有儿孙，那么其生活同样是满足的。其原因就在于，获得祖荫庇护的一个重要条件，是祭祀和生养男嗣后裔，而这需要通过父亲、丈夫、儿子而得到；没有父亲、丈夫或者儿子的个体，便是生活在祖荫边缘的人。只有生活在祖荫下，在宗族亲属结构中获得了地位，才能在延续祖荫的过程中赋予短暂的肉体生命以永恒的意义。
这里其实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即农民如何在家庭领域中追求人生意义和价值，尤其是宗教性意义。代际关系的传递与延绵，是体现这一宗教性意义的实体所在。中国人最初和最终的责任，是对祖先和后代尽心尽力。许烺光在《宗族·种姓·俱乐部》一书中对此做了更为详尽的论述。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通过祭祀祖先，生养男嗣后裔，获得在亲属结构中的应有位置，实现生命意义的超越。传统中国家庭关系以及中国亲属制度的核心，是家庭代际关系尤其是父子关系。父子关子是传统中国家庭关系、亲属关系的核心，其他所有亲属关系都是父代关系的延伸或补充，或是从属于父子关系，而整个亲属关系内的各种关系都是为了延续家族的关系，这与费孝通的理解相似。
换句话说，代际关系的核心内容，在于让家族世代绵延。许烺光将代际关系概化为“父子同一”，也是从父子对家族延续的共同责任来阐释。所谓“同一”，是因为父子之间的责任和权利并非单方面的，而是相互作用的，是父子在“祖荫下”的共同责任。父子“同成一体”的代际关系表现为，作为一条纽带，它一边连接着众多的祖先，另一边连接无数的子孙后代。作为血脉延续中的一环，父子双方不可或缺，每个人都是关键的一环，否则代际传承会中断而无法再续。在传统中国社会，传宗与接代构成了中国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则，构成了个人生活意义的重要内容，构成了家庭及婚姻组织的基本原则，构成了家庭代际关系的核心。可以说，传宗接代是代际关系宗教般的价值意蕴在日常生活中的朴素表达。此即费孝通曾有论述却未言尽的“香火”意义。
“反馈模式”与“祖荫下”这两个经典论断，一是指出了传统代际关系是双向反馈运动，相邻两代在抚养与赡养这一相互反馈运动中，达成代际间的交换，维系平衡的互惠关系；二是阐释了代际关系的价值意涵。代际间通过完成传宗与接代这一看似日常的家庭生活任务，实现个体追求永恒、超越有限生命的人生意义。代际关系的维系与传递本身，是农民个体安身立命之本，是农民个体朴素的生活哲学。要深入认识代际关系，就不得不从它的互惠交换、宗教价值等多个维度来观察。
二、传统代际关系模型构建
结合经验调查中观察到的代际关系变迁，笔者与贺雪峰共同提出，可以从代际关系的交换维度和价值维度来认识代际关系，并可以将这两个维度细分为五个指标，以作为分析代际关系的具体的可操作的概念。
具体而言，可以将代际关系的交换维度操作为三个指标:代际关系的平衡性、紧张性、代际交换的强度。代际关系的平衡性专指代际双方的责任义务是否对等，代际间交换的内容是否对等。代际关系的紧张性则指代际双方中有一方(甚至是双方)对自己在当前代际关系中所处位置不满，甚至试图改变现状。代际交换的强度指父母抚育子女的责任强度，子女赡养父母的义务强度，或者说深度与厚重性。
代际关系的价值维度则可操作为两个具体指标:代际关系的宗教性价值和社会性价值。代际关系的社会性价值是指，通过家庭中的代际互动，个体可以在村庄社会中获得社会声誉，获得村庄生活中的面子。代际关系的宗教性价值则是指，代际关系可以赋予个体宗教性力量，可以让个体实现本体性价值———关于人的生存的根本性意义，使个体安身立命的价值，传宗接代是个体实现本体性价值的核心。
将代际关系的两个维度和五个具体指标结合，我们可以建构出传统家庭代际关系理想型，具体解读如下:
1．传统代际关系较为平衡
传统中国的家庭关系较为平衡，代际间的有形交换生动地体现为“你养我老，我养你小”。父母抚育子女的义务是显而易见的，但传统社会中子女受教育年限少，参加农业劳动比较早，可以较早回报父母，这与现代社会中子女因教育年限长而延误反哺的情况显然不同。传统中国社会中，子女赡养父母不仅是必须的，且不孝是极大的罪行。传统文化将子女赡养老人作为代际关系的一项重大内容，通过村规民约、族规家法以及国家律法，来倡导这一义务。代际间因此在抚育和赡养中达致均衡互惠。
当然，如果仅从代际权力的角度考察，父权较为强盛的传统代际关系看起来有利于父母一辈。瞿同祖明确指出:“中国的家族是家长制的，父祖是统治的首脑，一切权力都集中在他手中。”在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小农社会，因为家庭成员的生活来源主要依靠土地，掌握土地权力的家长拥有较大的权力，子孙即便成年后也不能获得自主权。
因于父辈有利而带来不平衡感，但这却“情有可原”:在传统代际关系中，父辈并不会用尽权力的优势，子代只是看起来处于相对不利位置。在一个“家”本位的传统社会中，父母会自觉地站在整个家庭以及子女的立场上，做全局性的谋划，考虑整个家庭的发展大计。滥用父权，不为家庭做长久计，往往会招致社会舆论的强烈攻击，社会规范极大限制了父辈“自私”的企图。再则，归功于中国传统文化对子女回馈父母养育之恩的弘扬，传统社会中的父辈对养老生活有着稳定预期，不需自私———不需为养老生活早早谋划，不需在年老体衰后仍抓住权力不放。于父辈有利的代际关系也只是暂时的，因为子代会随着家庭角色的转换，在与自己的下一代互动时获得有利位置，代际关系最终归于平衡。
2．传统代际关系的交换强度较强
传统社会中代际间的交换强度较强，这主要是针对代际交换的厚重性而言。传统农村家庭中，因血缘、婚姻关系而连接起来的亲属之间，彼此承担有无限的责任和义务，代际间守望互助，代际间无条件相互扶持和照顾。
许烺光将这一无限责任与义务概括为父子“相互所有”。父子之间责任共担、休戚相关的“强关系”因相互所有而强化。相互所有的具体表现是，日常生活中，父母为子女全心全意付出，抚育子女事无巨细，“应为之事，每称之为愿；为儿女婚嫁，曰‘了向平之愿’；盖显然以儿女之事为一己之事，为一己欲望之一部分”。与此同时，子女深受养育之恩的感召，认为回报父母天经地义，且终其一生。日常物资供给之外，子女还需努力孝顺，要做到“抑己顺亲”“继志述事”“承意尊亲”。总之，父母认为自己的第一大功绩是生育了子女，子女认为自己做人的基本要求是让父母颐养天年、安度晚年。这里强调亲代与子代互为牺牲的利他精神，父母为子女的付出和子女的回报都较为厚重。
更深入一步，代际间的“无限责任制”针对的不仅仅是现世代际间的责任与义务，还包括个体对已逝者以及后人的责任与义务。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孙”。父亲对子女婚姻的干涉与安排，对房产的掌控与处理，都是保护儿子及其财产继承权，这些让后代延续的大事是对祖宗尽职尽责。儿子服从和尊敬父亲，竭尽全力地侍奉生前和死后的父亲，是对祖宗的告慰。
3．传统代际关系比较和谐
传统代际关系比较和谐，代际双方日常互动频繁，呈现出亲密且较少代际间冲突与抱怨。传统代际关系更多地展现的是“慈父孝子”的动人景象。虽然古典文学作品或者民间故事常通过抗婚或者其他悲剧题材展示代际冲突的激烈与悲壮，“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高度紧张状态却并非生活常态，否则很难理解中国传统家庭关系模式何以能维系千年。
当然，代际冲突真实存在，其烈度一般也会很高，这与代际交换厚重、代际期待较高相关。较高的期待，更多的互动与交换，深厚的感情投入，让代际关系厚重。期待越高，情绪就容易起伏；交换频次越高，就有了摩擦频次高的隐患；一旦互动中有不满，这座火山被触发，就可能引爆高烈度冲突，并对双方造成深深的情感伤害。这也就是传统时代发生家庭代际冲突，极容易引起高烈度后果的原因。
需强调的是，激烈的冲突并非常态。代际间的无限责任与义务会成就彼此的长远期待，“风物长宜放眼量”，日常生活中暂时的嫌隙和矛盾因此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又因为人人都有机会“熬成婆”，即便是小媳妇，在相对不利的代际关系中也可以忍耐和等待。因此可以说，在传统社会中，家庭代际关系相对稳定和平衡。
4．传统代际关系的社会性价值和宗教性价值浓厚
代际关系的社会性价值和宗教性价值浓厚的传统时代，传宗接代是中国农民生活的第一要义，也是个体获得村庄社会位置的核心事件。人们认为“断子绝孙”这句话恶毒，具有类似巫术的诅咒意味，原因有二，一是断子绝孙后，自己的有限人生就不能通过无限的子孙延续来获得意义；二是人人都努力避免“断子绝孙”，若单单自己“断子绝孙”，则颜面尽失。前者事关代际关系的宗教性价值，后者则事关代际关系的社会性价值。
有限人生可以延续，事关肉体凡胎的个体的宗教性体验，事关代际关系的宗教性价值。传宗接代，繁衍子孙，让个体有限的生命和肉体，因子子孙孙无穷尽的延续事业而获得永恒感。个体渺小，绵延过程中却不可替代，个体因此会获得永恒性的存在感。“上可以光宗耀祖，下可以泽被后代”，成为个体延续生命过程中的最高追求。
如果“断子绝孙”，个体不仅无法体验世代延续的超越性意义，在当下社会中也无立足之地，无法实现个体的社会性价值。生儿育女，助其成人，是大家都在努力完成的“人生任务”，是从众行为。和众人一样完成任务，人人都有而你也有，你便不会被人瞧不起，“做不起人”当然毫无价值可言。而类似于窦燕山因教五子而名扬，当然是非常大的荣耀。古时帝王因子代有出息而加封父辈，给予父辈奖赏的事情也是有的。可以说，成功的代际互动会带给个体非常高的社会声誉。总之，传统代际关系是厚重平衡的，它能够带给个体人生的意义，这一关系的良好维系，是个体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也是个体生活的全部内容。稳定的代际关系，使代际双方可以按社会为自己设定的角色做该做的事情。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肯定传统代际关系的正面性。理想状态下的传统代际关系，是厚重平衡的，是双向负责的，交换强度是非常高的，且因为长远预期的存在而较为和谐。双向负责的代际关系，可以调动父子两代的积极性，合力达成延续香火、光宗耀祖、造福子孙这样的共同目标。这种代际关系以父子关系为主轴，压制了夫妻亲密的需求，也减少了家庭内各方尤其是年轻人(年轻子女和儿媳)的权力，但给予了代际双方安抚人心的力量，让农民可以在家庭领域中追求人生意义和价值。
三、集体化实践对代际关系的影响
上述对传统代际关系理想型的考察，是以传统中国代际关系为表述背景，要以此来对照观察1980年代以来的乡村家庭巨变，还必须分析1950－1970年代的集体化时期中国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样态。
首先要讨论的是集体化时期的国家力量———政治运动的展开，意识形态的宣传，国家政权的建设———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农村传统的代际关系。学界关于国家力量影响力的争论，分为两种。一种观点认为，集体时期的国家在家庭关系变革中起了“积极”和关键的推动作用。阎云翔在研究中国农民的私人生活时就曾指出，集体时期的国家力量直接干预农民的家庭生活，启动了中国农村私人生活的变革、家庭关系的变革。国家力量在集体时期鼓励年轻人追求个人权利，发动对父权、男权中心及家庭观念的批判等，对代际关系产生深刻影响。传统的家庭价值体系也在这一时期经历了一个世俗化的过程。
遗憾的是，阎云翔对集体时期国家力量导致的家庭价值体系变革，没有更为深入的论述，或者说语焉不详。他急于从组织层面、公共生活的参与寻求对抗农民极端个人主义的后果，而没有从价值层面把握私人生活、家庭关系，因此让人很难理解和把握国家在集体时期对家庭关系、家庭生活变革的实质。
关于国家力量的另一类观点是，国家力量试图去改变传统的代际权力机制，但同时在某些方面偏爱传统家庭结构，尽管政府不断去批判传统，人们对家庭的忠诚以及义务基本上保持不变。比如贺雪峰、张乐天等人，他们显然也认同集体时期国家运动对中国农村家庭产生的深刻影响，但这种影响是否关涉到农民家庭理想的变革，是否对传统家庭价值体系造成致命的冲击，他们则有不一样的看法。贺雪峰指出，集体时期的国家力量虽然改变了一些传统，但也利用了传统。国家对社会的改造是强力深入到传统国家中，通过政治运动，用新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替代儒家政治意识形态。“从前门请出去的传统，往往又从后门进来了”。
在研究集体时期的公社制度时，张乐天也曾言，农村的家庭权力结构仍旧是传统的，男性家长仍旧作为家庭的“当家人”出现，“公社社会实际上是一个男性主导的社会”。这也提醒我们，因为传统家庭代际关系中年轻女性(儿媳)通常处于不利地位。我们可以借助考察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妇女解放”话语，更深入地认识集体时期家庭领域的变革及其深入程度。
传统代际关系在集体时期是否曾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呢？“妇女解放话语”可以帮助我们形成直观认识。新中国成立以后，“妇女解放”的话语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妇女能顶半边天”成为其家庭生活和生产领域的真实写照。农村妇女可以选择离婚，以离开过于强势的公婆和丈夫，从不平衡、不对等的婆媳关系和夫妻关系中解放出来。农村妇女可以广泛参与家庭以外的生产和社会事务，从家庭束缚中解放出来。家庭中夫妻之间逐渐变得平衡，婆媳关系变得次要，传宗接代的任务变得相对次要。“妇女解放”以及其他制度改革，比如土地制度的变革，家庭生产生活职能的分离，作为家长权力资源的土地收归集体所有，男女同工同酬(实际上并不同酬)的宣传等，都对家庭结构和代际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
从中国传统社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30年，中国农村的家庭结构与代际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且不同农村区域变化不一样)，但集体时期的家庭代际关系与传统社会的代际关系仍保持了内在逻辑的一致性。根据代际关系的两个维度五个指标，可以将集体时期家庭代际关系做如下阐释。
集体时期家庭代际关系依旧保持了平衡性，传统社会依靠代际延后效应来获得的平衡的代际关系，被人民公社时期共时发生的代际平等关系所取代。这一代际平权过程中，年轻人必然挑战父母权威，带来代际间的紧张态势。年轻人通过工分结算清清楚楚地看到自身对于家庭的贡献，感受到自身的能力与自主性。然而，原本可能紧张的代际关系，却并没有紧张到冲突频起、血雨腥风。因为国家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对某些传统的倚重，宣传家庭要和谐，开展各种学习班等，代际双方得到现实的安抚。
可以说，人民公社时期的代际关系依旧平衡，依旧和谐，相互算计较少，代际交换虽有组织介入但仍厚重，代际关系带给个体的社会性价值依旧浓厚，其宗教性价值虽受到批判却依旧真实地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传统家庭价值体系和各种传统家庭观念仍在延续。
四、理想型参照下的代际关系现状
通过建构传统代际关系理想型，详细论述1950－1970年代的集体化实践对中国农村代际关系的影响，以及通过代际关系的几个维度呈现代际关系在集体时期的理想型样态，我们可以更深入地对照观察1980年代以来的乡村家庭巨变。中国乡村因为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呈现出区域差异，代际关系现状也呈现出区域之别，但我们仍可以根据代际关系的维度建构出当下乡村代际关系的一般状况。
1980年代以来的乡村家庭代际关系，最显著的特征是“失衡”。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在全国11个省份15个村的深度调查发现，当下一些乡村社会孝道缺失、赡养成难题、代际重心往下移。年轻人因为市场经济中的优势地位，彻底扭转了代际间的不利地位。如果说传统代际关系是平衡的，彼时代际关系以父权为重心，对年轻人不利，但人人都会做父母，年老意味着把年轻时的不平衡状态扳回，这一盼头使得人生充满希望。如今明显倾斜于子代的代际交换，则使得年老成为忧心忡忡的话题。
从代际间物质交换内容来看，代际间的失衡也非常明显:一方面是父母抚养子女的成本极大地提高，不仅要给子女提供更长年限的教育，还要帮助子女成婚，父母为子女承担大笔婚姻债务成为多数农村的“常识”；另一方面子女提供给父母的远远低于传统时代的赡养条件，“有饭吃，缺钱花”，“吃饭看脸色”，是不少农村地区老年人的生活常态！
相较传统时期，当下代际关系的交换强度远逊于之前。养儿育女、助其成人仍是父母日夜牵挂的“人生任务”，但赡养父母、敬奉祖宗不再是子女们的强义务。父母投入高、责任重，子女投入少、义务少，代际间交换的强度因此大打折扣！甚至在川西平原出现了更少期待、更少责任的代际关系，父母一辈认为子女能否成婚是子女的本事，父母对子女的无限责任正在减少。江汉平原的年轻父母一方面仍以让子女接受好的教育赢得好的婚姻为人生重任，另一方面则“留一手”，通过买保险、“存银行”等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早作打算，对子女养老做较少期待。
变动的代际关系造成了代际间的紧张状态。当下代际间的紧张态势有比较复杂的面向。最初是处于不利地位的年轻人要求获得更多的主动权引发代际间的紧张状态。在父母辈调整策略(这一调整可能需要整整一代人才能得到重视)后，尤其是试图从无限责任中跳出来以寻求平衡后，子代则会生出新的不满。
在这一过程中，家庭代际间关系紧张但冲突方式更为温和。1980－1990年代的代际冲突主要以自杀、打架、骂街等清晰可见的激烈方式呈现。2000年左右至今，乡村社会少有紧张、激烈的代际冲突，各地婆媳间的吵架频率大幅度下降，部分地区比如江汉平原一带，婆婆已经接受弱势地位，也已经适应了相对不平等的代际位置。
再则，打工潮席卷乡村社会，拉开代际间的空间距离，为家庭输入经济养料，因此较多农村地区出现代际和谐的面相。这种和谐在部分农村地区是真正的亲密友好，因为代际双方经济条件好转，可以有更多物质资本表达好意。在另一些地区比如江汉平原，和谐的面向难掩紧张态势。这里的父代因无能力与子女发生冲突，无能力回应愤愤不平的子代，所以公开冲突较少，或者说烈度不够，紧张程度却不低。随着时间的推移，因为代际失衡及父母一辈的弱势位置，父母开始减少对子女的投入。在这个过程中，子女会认为父母没有尽到足够的责任，比如没有如过去一样为子女婚嫁提供基础条件，没有帮子女进行农业生产或者做家务劳动，因此引起另一个阶段的代际关系紧张。这一阶段抱怨最多的不再是弱势的父母，反而是“不甘心”的子女。
不得不承认的是，随着现代媒体、时尚话语等涌入乡村社会，“传宗接代”意识在乡村社会普遍弱化。不过，代际互动带给个体的社会性价值仍然强劲。生儿育女，助其成人，是地方性共识。完成这一人生任务，才是合格的父母。子孙孝顺有出息，也仍是父母最大的荣耀。成功的代际互动仍然能够给个体带来非常高的社会声誉。尤其是父辈责任的完成，是父辈成功与否的标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下家庭代际关系带给个体的宗教性价值感再弱化，但丝毫不减的社会性价值感，仍带给了个体生活意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