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董磊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家乡的习俗里有两挂爆竹见证着新的一年。第一挂是“除夕炮”，年三十的年夜饭准备就绪后主人家燃放爆竹，大家在爆竹声中落座，寓意送走旧年迎新年，当然，年夜饭并不特指晚饭，根据时间安排可以是一天内的任意时间，通常是约好的几家错开时间互相串门吃年夜饭。第二挂是“开门炮”，大年初一在开门时燃放爆竹，代表主人家已经开门，并且备好了茶点香烟，欢迎亲朋好友以及路人上门拜年，这一挂爆竹燃放得越早越好，寓意福气临门。
2016年合肥市市人大常委会对《合肥市燃放烟花爆竹管理规定》进行立法后评估，大部分市民支持市区实施全面禁放烟花爆竹。2018年1月1日《合肥市燃放烟花爆竹管理规定》正式执行。《合肥市燃放烟花爆竹管理规定》第七条规定：“瑶海区、庐阳区、蜀山区、包河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合肥巢湖经济开发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肥东县、肥西县、长丰县、庐江县、巢湖市人民政府应当确定并公布禁止或者限制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可以看出合肥市的八大城区实行严格禁放，所下辖的四县一市禁限放有待明确，直到2019年肥西县发布公告：“肥西从2020年1月1日起在全县范围内全面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自公告发布后，肥西县各镇各社区通过广播、巡逻车、张贴横幅、发放传单、上门宣传等多种方式普及全面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在过去三年的春节里，偶尔能在除夕夜听见远处传来零星几声爆竹声，集体燃放烟花爆竹的现象几乎销声匿迹。然而，在疫情放开的第一年，禁止燃放烟花爆竹遭遇了大规模的反弹。
一、突如其来的“叛逆”
腊月二十九全家大扫除至深夜，睡前说好了第二天要多睡一会，未曾想七点多就被爆竹声吵醒，我想着谁家这么早就吃了年夜饭，还偷偷放了“除夕炮”，并期待着这阵爆竹声过去可以再睡个回笼觉，然而，这阵的爆竹声仿佛打开了燃放烟花爆竹的魔盒，竟此起彼伏起来，最终向爆竹声低头的我被迫起床。紧接着的一天时间里，忽远忽近的爆竹声始终荡漾在耳旁。
到了晚上七八点，“除夕炮”将歇之际，“咻”的一声并伴随着一道白光冲上夜空时，我才意识到今年突然“叛逆”的不同寻常之处，空中绽放的烟花、地面一簇簇的焰火，与记忆中热闹的场景重叠。跟随着人群看烟花的我在聊天中意识到：重燃的“除夕炮”是对禁燃禁放的试探，决定了下午集体跨市买烟花的行为。这场由家家户户共同缔造的“烟花秀”断断续续地持续了近四个小时，逐渐与“开门炮”声相重叠…
二、意外还是必然？
时隔三年，突然大规模燃放烟花爆竹究竟是一场意外还是必然会发生的呢？带着这样的思考，在拜年之际，我主动聊到今年燃放烟花爆竹的“叛逆”，在进一步了解下，认识到过去三年的宁静并非禁燃禁放的宣传教育有多么成功，而是疫情下居民们的“自觉”遵守，在疫情放开后，隐藏的冲突渐显，燃放烟花爆竹卷土重来。
S社区位于合肥市与六安市郊区交界处，围绕着县道两侧路边分布，从这里驱车分别前往合肥和六安市中心不过一个多小时车程，在便利的交通条件下，平时的S社区俨然呈现空心化特征。以祖孙三代为例，常住人口基本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以及部分儿童，家庭条件稍微好些的父辈和孙辈都生活在合肥市和六安市，少数从事养殖业等规模农业生产的父辈留在S社区，一般而言，他们基本上都担任着生产队长类似的角色。可以说，祖辈和父辈的努力，让他们在就近的市区里拥有自己的房子，自此，祖辈留在了S社区，父辈在市区里工作安家，孙辈在市区里读书工作。这样的人口构成以及便捷交通条件下，父辈和孙辈对S社区有很大的黏性，平时有空会回家看看老人，到了年关，人口更是瞬间激增四五倍。此外，S社区平时都是老人居住，在家庭角色中，家庭主要经济来源的父辈逐渐掌握话语权，祖辈的话一般是尊重和适当听取，真正做决定的还是父亲这一辈。
2019年年底暴发的新冠肺炎，给人们带来了未知的恐惧，从那年春节开始，受到各种防疫政策的限制，尤其是两市交界处极其严格的返乡隔离政策，在市区的父辈孙辈很少回来过年，而是想尽办法把老人接到市区里过年。这三年S社区的春节冷冷清清，热衷于回老家过年且燃放烟花爆竹的父辈不得已留在了市区，碰巧赶上2020年肥西县全面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祖辈们感觉没有团聚一堂的新年气氛，懒得折腾的同时也卖本生产队队长个面子，就形成了自觉遵守的假象。可以说，过去三年的宁静，并非是居民们受到宣传教育的感化，而是疫情的客观限制。2022年年底，国家全面放开疫情防控，合肥辖区范围的居民在元旦前后基本感染并转阴后，S社区恢复了以往过年的热闹，掌握话语权和经济实力的父辈开始试探着放起“除夕炮”，在发现社区基本不管以及就算派出所出警也可以避开后，下午相约去邻市购买了大量的烟花爆竹，就此有了夜晚的集体狂欢。这场狂欢，是必然。
三、为何屡禁不止？
（一）位置
家乡肥西县位于合肥市西南部，东连合肥市蜀山区、包河区；西与六安市接壤；南沿丰乐河与舒城县、庐江县为邻；北抵寿县、长丰县。S社区位于合肥市与六安市交界处，在过去的七十年两市均多次管辖过，最近一次是在1982年划到了合肥市管辖范围，夸张点说躺在床上翻个身就能收到美丽六安欢迎您的短信。作为合肥市“最后一公里”的S社区，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常常出现治理上的困境。
在这里长大的我，从小就听闻各种关于两市政策不一导致的纷争。几年前，我家就经历了因修建省道拆除道路两旁房屋但两市户籍赔偿事宜区别对待事件。在进行严格的地界划分前，新街的房屋就已经建好，在此居住的居民家庭组成常常是两地户籍交织的状况，可以说，在这里居住的人并不特别看重自己的户籍归属于合肥市还是六安市，他们都觉得自己是这个地方的本地人。在具体政策的落实中，常常出现管理困境。以燃放烟花爆竹管理为例，合肥市八大主城区于2018年全面禁止燃放烟花爆竹，所辖肥西县于2020年全面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而六安市只在部分主城区全面禁止，与S社区相邻的J区未做任何限制，这就出现了以界碑为限的相邻两家一家可以燃放烟花爆竹一家被严格禁止的现象，一米之隔的邻居在想要燃放并且可以轻而易举地购买到烟花爆竹的情况下，不打破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规定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更何况，就算S社区的居民燃放烟花爆竹，派出所收到通知并且出警，也根本抓不到现场，难以做出管理。距离S社区最近的派出所驱车到现场约有十分钟车程，在派出所值班的民警难以判断燃放烟花爆竹的地点究竟是S社区还是S社区相邻的六安地界，接到巡逻任务或者举报的民警驱车前往S社区方向时，沿途其他社区的熟人会在微信里打个招呼，出于集体感的居民就会互相通知，并一起用水扑灭烟花，收拾地面并运至几米或几十米外的六安市地界，待到警车到达时，看到的是一群人站在六安市界内放烟花，有相熟的人上前道一声新年快乐并递根烟，这事就这么了结了。S社区与六安市的关系实在过于紧密，在这个过渡带花费很大的精力能获得的成果微乎其微，除非民警24小时守在交界处，这在实际管理中是不现实的。
（二）人情
在肥西县，每年年关县政府开会再三重申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再到镇到社区层层强调，各级纷纷采取行动加大宣传力度。在实际行动中，公安机关是禁燃禁放的骨干力量，各街道社区起配合作用。一般而言，公安机关派出警车进行巡逻，各街道社区进行宣传，并对燃放烟花爆竹行为进行文明劝阻。元旦过后，S社区就紧锣密鼓安排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宣传工作，在层层布置后，年三十和初一的文明劝阻工作落实在各生产队队长身上，尽管生产队长也知道自己没有执法权，文明劝阻只是一句空话，却不得不应下来。
到了年三十这天，社区的工作人员大多回市区过年了，巡逻的警车也知道S社区特殊的地理位置下很难开展工作，非必要情况（如上级要求或者接到举报）不来巡逻，作为常年与本社区社员打交道的生产队长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这些小辈都是过年的时候回来热闹热闹，路上碰到都客客气气地叫声叔递根烟，就回来图个热闹放个烟花爆竹谁大过年的上门讨人嫌。”作为应当文明劝阻的生产队长，他们自己并不认同禁放令，在无外界压力的情况下，他们是不愿意进行管理的，况且年三十和初一即使是讨债都会避开，上门文明劝阻在他们看来是对和气过年的挑战、是上门讨人嫌的行为，很难在这个都是熟人的圈子里立足，况且就算生产队长上门劝阻，社员未必会听你的，还在大过年的自讨没趣丢了面子。而且社员们都知道肥西全县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生产队长有上门劝阻的职责，没上门劝阻大家心里都门清，更加认同生产队长是自己人，以后遇事大家都能互相“卖个面子”。这里的面子，不以金钱为衡量，是大家对于自己人的认可，是我们人情交往的重要依据。面子大意味着说话有分量，在家中有大事的时候都会邀请几位面子大的人来见证或者调解，它是个人身份的一种象征，一般来说，面子大的都是受到尊重的长辈。在这互相卖个面子机制下，S社区燃放烟花爆竹的现象更加难以禁止。
四、结语
烟花爆竹，是辞旧迎新的精神载体。然而在现代城市化进程中，环境污染严重，禁止或限制燃放烟花爆竹，是文明发展、保护环境的必要之举。在全国各地禁止或限制燃放烟花爆竹背景下，群众在春节期间想要燃放烟花爆竹和政府禁限放之间存在着张力，造成烟花爆竹屡禁不止，执法者疲于奔命的治理困境。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执行困难，不仅反映了基层执法自身的问题，也体现了法治建设和文化传统之间的微型互动，这就要求治理者立足现实，转变治理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