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农民为何返乡建房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 姜洋
我的家乡坐落在四川盆地的东北边缘，地处低山丘陵地带。从90年代持续至今，村民常年外出务工。十年以前，家计模式以半耕半工为主；十年期间，外出务工与经商成为主业，农业生产被搁置。近年来，原本冷清的村庄突然热闹起来。多年未见的村民开始返乡建房，村内新建的农房不断增多。然而，这种现象与通常媒体、学术作品渲染的乡村凋敝不同，又与我国的城镇化目标存在张力，还关涉到乡村振兴。那么，哪些人在返乡建房？他们为何返乡建房？农民工返乡建房又有何影响呢？
一、返乡建房的热潮
最近十年，家乡经历了进城买房到返乡建房的转变。十年前，人们将进城买房当作首要目标，村内住房以土坯房为主。少有返乡建房者，即便有也多为原址旧房翻新。最近五年，越来越多的村民返乡建房，2021年前后尤为显著。返乡建房的主体主要是60后和70后人群，属于村内初代进城务工的村民。这个群体的打工收入多为整个家庭的经济来源，他们正经历着“上有老，下有小”的人生阶段，不仅承担着养家糊口的重担，还要操心子代的教育与婚姻。他们掌握着家庭发展的决策权，能够决定是否返乡建房以及何时返乡建房，还能在建房选址、用工、成本与规模等方面作出决策。
农民工返乡修建的房屋主要是两三层砖木结构的楼房，也有两三层的乡间别墅。房屋占地面积130平方米左右，搭配一个大约50-100平方米的庭院。建房成本与原有宅基地面积约束了建房规模，几乎不存在过度建房的情形。至于建房用地，如果原址建房，那么使用老宅基地；如果迁址建房，多通过村内调换土地的方式实现。
在农村建造一栋两层楼房并简单装修的成本至少为26万元。其中，建材费约10万元、人工费约8万元，装修费约8万元。如果建造两层乡间别墅或者进行复杂的装修，那么建造成本可能达到50多万元。依托熟人关系，村民将建房工程承包给本地小老板，小老板找到经验丰富的管理者负责带班做工。即便如此，对于村民，人工成本并不低廉。一个泥工、瓦工、钢筋工的工资为220元/日，小工为150元/日。建造一栋房屋一般耗时4个月，有的常年在村的村民就自己动手修建房屋，如此将极大地压缩人工成本。
村内新建的农房几乎都是沿着道路布局。原本就处在道路两旁的村民则将房子和院落建造得更好，而原本远离道路的村民就想方设法地调地或者购买旧房以搬至公路两旁。村内近三年，一旦哪里建好一条新公路，公路两旁很快就能形成建筑群。
村民返乡所建房屋的使用时长与利用率并不高。对于那些有家庭成员在村生活的家庭，房屋得到了有效利用，而其他家庭的房屋在一年中的大多数时间都处于闲置状态。后者常年外出务工，他们返乡居住的周期与务工放假的周期紧密相关，因此他们往往只在春节前后返乡居住，与其说是“居住住房”，不如说是“度假民宿”。在家庭经济并不富裕甚至面临子代婚姻压力的情形下，为何花费近30万元的成本在村内建房？家乡并非处于城郊，村民显然不是为了投资而建房。思考农民工返乡建房的原因，需从家庭内部与社会环境两方面，围绕文化心理、进城生计、养老需求、社会基础等展开讨论。
二、返乡建房的原因
（一）文化心理成为返乡建房的内驱力
问及返乡建房的考量，得到一个深刻的回答——“根在这里”。“根”既是行政管理中的户籍，又是家庭延绵的归属，还是社会交往中的认同。有的家庭为了守住农村的“根”，在两位老人已跟随子代家庭稳定定居县城多年以后，宁愿支付30多万元的建房成本，也要在村内建造新房。
其一，制度规定上，“根”是农村户籍。返乡农民工之所以返乡，主要原因在于户口还是农村户口，没有转为居住地的城市户口。至于为何没有转化，是因为他们在大城市无法落户；基于农村户口的“福利”又不愿落户周边小城镇。
其二，家族与文化的归属上，“根”可解释为家族传承。不同于宗族性村庄庞大的家族规模，家乡的家族讲究以“户”为单位延续下来的小家族，祭祖一般向上追溯到祖父的祖父即可。每年春节和清明节，返乡祭祖成为家乡的传统，即便居住在大城市，除夕之日也须返乡祭祖。而返乡建房正为春节返乡祭祖创造了直接条件。“老家的房子没了，你们家在村里的‘根’就慢慢断了”，这是大多数返乡建房者最直接的心理。
其三，在社会关系上，“根”指的是社会认同。在家乡人的认知里，家乡的房子比户籍更能象征成员身份。不同于大城市的陌生人社会，家乡村落是一个半熟人社会，能够赋予返乡农民工归属感，容易形成社会共同体。这是他们作为社会底层群体留在繁华的城市难以感受到的精神资源。正因为“根”在村里，农民工更愿意返乡建房。而“根”所蕴含的系列内涵衍生出农民工的乡土情结。他们将自己定位为城市的“过客”，坚信来自农村，归宿也在农村。
基于“根在农村”的文化心理，计划返乡建房者与完成返乡建房者都会积极建立与村庄社会的关联，而参与社会交往就成为建立关联的主要方式。在返乡建房之前，即使这些农民工常年离村，也会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村庄的走人情，除了红白喜事的办酒，还有祝寿建房的设宴。为了方便大家走人情，多年以来，家乡人偏好于在春节前后办酒设宴。而其他时节的走人情则由家中老人代替，并在礼簿上登记外出务工者的姓名。返乡建房者还会积极参与村庄内的交流互动，不仅包括线下攀谈与打麻将，还包括线上微信群的互动聊天。共同的文化心理为他们创造出交流的共同话题，而打麻将成为日常生活中喜闻乐见的形式，大家通过春节期间聚在一起打麻将闲谈人生阅历与返乡期许。今年春节，不少离乡多年的农民工返乡后活跃在各个社交场所，而喜酒坝坝宴也成为大家首选的办酒方式。正是这些以家乡为纽带的社会交往强化了返乡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与社会归属，这是生活在陌生的城市所欠缺的，更是不断吸引离乡农民工返乡养老的内驱力。
（二）返乡建房是符合家庭再生产的理性抉择
第一，返乡建房传递质量信号，助力婚姻缔结。帮助子代缔结婚姻成为家庭再生产的关键环节。家乡的大多数家庭都是两三个子女，一儿一女或者两个儿子的家庭占据多数。对于少子家庭而言，父辈通过多年进城务工有能力为子代购买一套城市商品房，经济宽裕之后再选择返乡建房。但对多子家庭而言，即使父辈长期务工也无法为所有子代都购买城市商品房，然后有的父辈就选择一套买在城市，一套建在农村，有的父辈则选择为所有儿子支付城市商品房的首付款或部分款项，然后返回农村建房。在子代缔结婚姻的领域，在农村建房标志着家庭财富和能力，象征着议亲家庭在当地的社会身份与荣耀。对于经济拮据的家庭，返乡建房就是“雪中送炭”，有利于缓和农村多子家庭在婚姻市场的竞争劣势；对于经济宽裕的家庭，返乡建房就是“锦上添花”，有利于强化农村少子家庭在婚姻市场的竞争优势。可以说，农民工返乡建房不失为助力子代缔结婚姻的理性考量。
第二，返乡建房转变生计模式，降低生活成本。家庭生计模式是促进家庭再生产的直接动力。农民工进城，务工和经商成为两种主要的生计，然而都是不稳定的。伴随年龄增长，务工的农民工会逐渐被城市所淘汰。客居城市，没有退休工资，还面临着居住需求、收入来源、福利保障等困境，最终陷入“离土不离乡，进城缺保障”的困局。如此境地，农民工开始考虑转变生计模式，降低生活成本。此时，返乡建房就自然而然地成为转变的第一步。农民工在农村可以依靠种地、养殖实现生活层面的自给自足。然而，返乡农民工仍然不会将种地作为主要的生计模式，此时的种地只是家庭生计的补充，主要涉及满足生活所需的种菜与养殖。返乡农民工更多运用在城市务工的技能在周边打零工——做建筑，做装修，修桥造路等。离城返乡不仅契合初代农民工的文化心理，更加成为家庭再生产的理性抉择。
第三，农村的基建设施为返乡农民提供生活保障。农村的基建条件还会影响家庭再生产的效益。家乡农民工常年外出务工的原因，除了就业以外，还有家乡落后的基建设施。近些年，家乡在道路交通、自来水和天然气供应、网络连接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直接提升在村生活的便捷度和舒适度。而且居住环境的改善直接促进村民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这为返乡农民工就近务工和经商创造了消费市场。在家家户户有车的条件下，便捷的路网体系与舒适的生活环境直接成为吸引在外农民工返乡建房的拉力。当问及为何离城返乡时，他们认为“农村比城市更适合养老”，现在的农村基建设施并不比城市差，还宽敞明亮，没有高昂的生活成本。
（三）代际冲突催生返乡养老的现实需求
父辈与子代在家庭内部已经存在的或者潜在的代际冲突促使初代农民工主动选择返乡养老。这些返乡农民工有个共同特征，那就是正处在子女已结婚或将结婚的人生阶段。子女婚后的小家庭常年定居城市，不再返回农村。而大多数农民工只有进城购买一套商品房的经济实力，而这套商品房主要用于儿子结婚。尽管他们当前与子代家庭定居在城市，然而伴随子代家庭规模的扩展以及农民工进入老年期，代际冲突将更加显著。基于维护和谐代际关系的考量，这些农民工选择返乡养老。返乡养老能够为他们创造独立的养老空间，也降低了代际冲突发生的概率。实质上，这种代际冲突并非必然存在，系返乡农民工对于未来大家庭代际关系之风险的预测。
中年农民工通过返乡建房应对未来可能的家庭冲突。实践中，多子家庭和全女家庭的父辈农民工返乡建房的意愿往往更加强烈。这些农民工将跟着子代小家庭进城视为短期居住，将农村老家才视为自己真正的家。这部分群体也更容易产生因潜在的代际冲突引起的养老危机。比如，一位养育三个女儿的农民工在广州经商多年鲜有返乡，自从大女儿谈了广州本地的男朋友并计划在广州买房定居后，他在2013年就早早地返乡建房，并在大女儿出嫁前支出近十万装修农房。又比如，一位养育两个儿子的农民工一直以来都居住在县城，如今两个儿子皆已进入适婚年龄，他在2021年返乡建房并进行了装修。与此同时，他们开始积极参加村内的社交活动，近几年每年春节前后都活跃在各种社交场合。当问及返乡建房的原因时，他们明确表示不愿意子女结婚后再跟子代家庭生活在一起，担心与子代家庭产生矛盾。
父辈与子代家庭之间存在代际冲突的原因在于两种差异。其一，生活习惯的差异。其二，态度认知的差异。这些建房群体拒绝跟着子代小家庭一起居住，更愿意年老时具备独立的养老空间。他们深知在生活习惯和态度认知层面自己与年轻人难免存在代沟，不少父母与儿子和女儿之间都存在沟通的障碍，更何况与儿媳和女婿之间呢？实则，家乡农民工返乡建房是一种为了规避潜在的代际冲突而采取返乡养老的理性选择，凸显出当今的60后与70后农民工一定程度上具备了现代的开明的认知观念。相比于他们的父辈，常年进城务工使得他们的思想观念更加接近于都市生活，能够主动从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的维度考虑来决策与行动。可见，在返乡养老的现实需求之上，农民工返乡建房就成为必经之路。
三、农民工返乡建房的影响
进城农民工返乡为村庄治理注入新的治理资源。其一，返乡农民工作为基层治理的新主体。其二，返乡农民工作为基层治理的新对象。以前，大量农民工进城留下的是凋敝的“空心村”，长期以来的治村主体成为清一色的老人。现阶段的村级治理工作越来越现代化与技术化，这常使那些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和电脑的老干部陷入困境。未来的返乡农民工多是体验过城市生活的中老年人，他们不仅掌握着基本的现代技术，而且具备现代的思想观念，其对于社会治理和产业发展具备更多的思考，并对村级治理事项的理解将更加契合时代需求。这些将直接助益村级治理，将在人的层面助益家乡乡村振兴。
长远来看，中年农民工返乡建房，能够为家乡未来的产业振兴积蓄人力资源。一直以来，在缺乏地理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的家乡开展产业振兴不仅存在系列市场风险，还欠缺劳动力资源。返乡建房热潮一定程度有利于促进不久的将来家乡农民工的回流。长期以来，农村都作为城市的大后方与稳定器，发挥着托底与保障的功能。疫情之后，离乡农民工更加感受到进城定居的艰难与不适应，时隔多年后再次返乡，当带回全新的发展理念。在养老方面，更多农民工返乡建房意味着更多的养老互助，且在资金投入层面更易产生效益。将农村作为天然的养老场所，何尝不是乡村振兴的一种新内涵，但也只是当下时期的一种过渡。
返乡建房并不与城镇化相悖，农民工返乡建房实则倒逼当前的城镇化转型升级。数据显示，约66.1%的农民工到了一定年龄就会回乡，大多数外出农民工都没有将生产生活场所转移到城市社区。计划返乡的农民工把建房当做了长期投资，而新建的房子既是一种财富的积累又可成为未来生活的依靠。农民工返乡建房与其生命周期紧密关联，年少进城务工，年老返乡养老。
这部分农民工返乡建房是在帮助或基本帮助子代家庭实现城镇化之后主动从子代家庭中退出，可以说，他们将完全城镇化的任务交给了子代家庭传承下去。他们投资在建房上的资金不仅数额适度，而且是在衡量家庭再生产能力之后做出的理性决策。再者，返乡的农民工属于在城市即将丧失生计能力的情况下才到农村养老。他们种菜养殖，自给自足，保持低成本的生活支出，维护健康的身体，这些将在很大程度上为子代家庭减轻养老负担，助力子代家庭的城镇化。另外，随农村及其周边基建设施和社会环境的改善，中老年农民工返乡后也能寻找到新的生计，增强家庭再生产能力。例如：由于成渝经济圈的发展，依托便捷的交通条件，家乡的农民工及其子代家庭将外出务工地从原来的北上广与江浙地区转移到周边的成都与重庆，缩短了往返的距离与时间，间接提升了农村住房的使用率。
我国的城镇化长期以来都是在农村成为城市发展的保障和稳定的后方的基础上快速推进的，其典型的表现在于农村家庭集全家之力进城买房与定居。与此同时，城市政府受到地方财政的约束无法为农村户籍的农民工均等化地提供生活保障与公共服务，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继续强调快速城镇化而不转型升级，那么农民工及其子代家庭将不堪高昂城市房价的重负，最终影响城镇化的效能。农民工返乡建房传递出快速城镇化的压力。初代农民工在城市打拼半生，为城镇化建设做出贡献，然而即将步入老年才发现，稳定地定居城市存在重重阻力，而这些阻力成为农民工返乡建房的直接推力。第一，受到户籍制度制约，城市落户的门槛较高。第二，既支付不起高昂的商品房房价，又没有居住公租房的资格。第三，城市的地方政府政策供给不足，且部分公共服务难以享受。
家乡农民工返乡建房的行为凸显出人们现阶段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伴随收入增长，家乡人对于农村住房的定位不再是保障家庭基本的居住需求，而系满足家庭内部不同的代际之间分散居住的需要。初代农民工在步入老年之前，返乡建房与计划返乡养老发展为一种趋势。分析此类社会现象，我们不应单纯地停留在制度和政策的层面，而应挖掘行为背后的文化心理与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