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教育的变迁：从“转学潮”到“居家陪读热”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 郭文艳
赣中S县是人口大县，有3所公立高中。其中，重点高中1所、普通高中2所，还有2所县城初中以及20多所乡镇初中。笔者家所在的H乡镇地处国道旁，离县城较近。“转学”在笔者中小学的学习生涯里并不陌生，在S县，“转学”一般是学生为了寻求更优质的教育资源，从乡村的中小学转入县城的中小学，从县城的中学转入市区或省会的中学。而家长“陪读”则是伴随着学生“转学”产生的，因为县城的初中和小学大多不提供住宿。对于农村学生来说，家长离开农村到县城租房陪读是转学的必要条件。而转入市区或省会中学的学生大多出生在县城“精英”家庭，是家庭的重点培养对象，因此家长为了助力孩子学习也会在学校周围租房陪读。大约从2010年开始，S县出现了大规模农村学生从乡镇中学转学到县城中学的现象。原本以为在教育愈发内卷的环境下，S县农村的“转学潮”和“离家陪读热”会持续下去。但是从2016年开始，S县农村学生从乡村学校转学的人数逐渐减少，村里“居家陪读”的年轻女性开始增加。
一、S县农村家庭“离家陪读”的概况
（一）“离家陪读”的起源
笔者转学经过几番波折。2006年，笔者的母亲制定“战略性计划”买房举家进城，最后在父亲的坚持下不了了之，彼时S县县城的商品房6万多一套。2010年，由于村小校长调整，笔者的母亲开始主张到县城租房借读，那时的房价已经升到20多万。然而在同学的邀请下，笔者未告知家长便“独立”地完成了村小的报道。虽说笔者的家庭有过小学转学的计划，但并没有坚定决心，事实上在S县农村，学生在小学转学的现象并不算常见。因为到县城小学借读需要广泛的社会关系以及比较好的经济基础，以支撑租房或者买房陪读。而2010年以前S县的就业机会少，农村家庭那种传统的“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难以支撑农村学子的“求学梦”。
直到2011年，笔者上六年级，第一次离开父母到中心小学住宿，体验了极差的宿舍条件以及没有营养的食堂饭菜，加上听闻乡镇中学的师资力量不强，才产生转学的念头。但促使笔者下定决心转学的直接原因是，受到了来自素不相识的初中学生的人身威胁。2012年9月，H乡镇本应有300多名学生从中心小学升入乡镇中学，然而前60名学生中有80%从乡镇中学转到了县城中学，笔者也是其中一员。
为什么农村学生要在升入初中时转学？家长及学生陈述的转学原因总结起来无外乎是：乡镇中学师资力量不强、校园暴力事件频出、学习生活条件较差。而笔者认为，深层原因是农村家庭的教育发展的预期升高，而衰败的乡镇中学教育无法满足其发展需求，从而引起农村学生进城求学的潮流。
农村家庭的教育之所以发展预期升高，是因为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以70后父母为主体的农村家庭的孩子数量减少，所以部分接受过初中及以上教育的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更为重视。同时一些参与“打工经济”的家长见证了城市的现代化，深知在现代社会“体面”地生存需要具备一定的知识。因此他们比上一辈农民工更重视子女的教育，对孩子教育的期待更高。
与之对照的是衰败的乡镇中学的教育。受历史因素影响，H乡镇中学的师资本就良莠不齐，加上优秀的、年轻的教师流向县城，到最后留下来的是年纪大、业务水平不高以及因各种原因无法进城的教师，导致教学质量没有保证。同时由于流动机会渺茫，留下来的教师教学和管理的积极性不高，学生打架斗殴乃至师生打群架的现象比较严重，造成少数优质生源出走。虽然教育部从2007年开始推进中考招生改革，逐步推广将普通高中的招生指标均衡分配到初中的招生制度。S县的重点高中也从2007年开始逐渐实行均衡招生，但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速度已经赶不上师资和生源流失的速度。发展到2010年左右，越来越多成绩排名靠前的农村学生开始转学。生源的流失，使得少数认真负责的教师感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进而逐渐失去教育的信心，形成恶性循环。
（二）“离家陪读”的背后支撑
为什么农村家庭能够“离家陪读”？首先，S县的招生政策允许农村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进城读书，并且在中考录取时能够享受均衡指标。农村家庭要实现家长到县城租房陪读的前提是，农村学生能够从乡镇中学转学到县城中学。当时县城中学招生审查并不严格，农村学生只要成绩相当并且对应中学愿意接收，基本都能顺利入学。笔者转入的班级，原班级人数54人，班级人数最多时达到了77人，超出人数大多都是从各乡镇中学转来的农村学生。发展到后来，县城中学甚至出现了89人的超大规模班级。中考录取时，笔者所在班级有25人被录取到S县重点高中，其中11名统招录取的学生中有5名农村学生，14名均衡录取的学生中有6名农村学生。
其次，S县工业的发展为陪读家长提供了就业机会。农村学生转学往往伴随着家长离家陪读，完成初中学业需要3年，如果顺利考上重点高中还需要3年。虽然有部分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村家庭能够支持家长长达3年、6年的全职陪读，但一般的农村家庭负担不起，所以家长以兼职陪读为多，在照顾子女饮食起居的同时灵活就业。在发达地区产业升级的背景下，S县招商引资的弹性政策吸引了一些小规模、低标准的工业企业，比如电子加工厂、服装厂等，它们并没有进入工业园区而是坐落在县城的学校附近。“人性化”的请假管理制度、弹性的工作时间与陪读家长碎片化的工作时间需求相匹配。同时计时兼计件的工资稳定在2-3千元左右，让陪读家长有一份收入。这份收入虽然不足以支持农村学生在县城完成学业，但能应付基本的生活支出。
最后，农村家庭城乡两栖式的“一家三制”模式保障了农村学生进城读书。在以保障教育为核心的家庭目标下，农村家庭开始在“半工半耕”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家三制”的具体家计安排，即围绕孙代县城求学的目标，以家庭主要劳动力赴大城市远距离务工为核心，以青年女性县城就业为补充，以父辈留守农村为保障。城市是生产中心，县城是发展中心，而乡村是保障中心。年轻男性在城市务工，用工资收入支持孩子在县城学习与生活，他们是家庭教育支出的主要生产力。年轻女性在县城兼职和陪读，为孩子接受教育提供保障，为家庭谋求发展。年老父母在农村务农，通过种地增加一些家庭收入，同时为县城陪读提供补给，减少家庭生活成本。以保障教育为主要家庭目标，农村家庭的成员分散在城市、县城和农村，但彼此又紧密联系，维系家庭的稳定，发挥家庭的功能。
二、S县农村家庭“居家陪读”的兴起
原本以为在教育愈发内卷的环境下，S县农村的“转学潮”和“离家陪读”会持续下去。但是从2016年开始，S县农村学生进城求学的热潮逐渐消散，农村里常住的年轻女性多了起来。
（一）“转学潮”消失的背景
2014年，随着中考招生制度改革的推进，S县重点高中的均衡录取比例已经稳定在70%左右。2015年笔者参加中考，S县中考总分770，统招录取分数线为651，县城中学均衡分数线为612，乡镇中学最低均衡分数线为566，各乡镇中学未完成的均衡指标合计48个。未完成的均衡指标重新统一录取，笔者所在的县城中学录取了47个，剩余1个指标录取的是另一所县城中学学生，最终均衡调剂分数线为602，城乡录取分数线差距36分。
出人意料的是笔者原应就读的H乡镇中学，在前60名学生中80%已经转学的情况下，录取S县重点高中的学生有29名，基本完成均衡指标，刷新了历史记录。在2013年，H乡镇中学还由于校园暴力事件过于频发，成为S县远近闻名的“暴力中学”。2014年9月，从各城乡中学抽调的优秀校长、优秀教师到H乡镇中学任职。经过师生一学年的共同整改和努力，毕业生的成绩不断获得提升，学校最终在中考中取得佳绩。这份成绩给了H乡镇在读学生和家长一份希望，也奠定了后续留住优质生源的基础。看似如坊间传闻般，是因为“祖宗风水转相，这届学生好苗子多，小考出了县状元，状元走了中考还有全县第五名”，实则揭开了S县教育改革的序幕。
2016年，教育部颁布了《教育脱贫攻坚“十三五”规划》。在教育脱贫攻坚的背景下，S县的教育改革并未止步于一所乡镇中学。自2016年起到2020年为止，S县开启了全县范围内的教育改革，在财政拨款、学校建设、教师配置、教育技术装备等方面向农村学校倾斜。普惠学前教育、均衡义务教育、普及高中教育并没有停留在口号上：
一座座崭新的校园建在乡村大地上。由于乡村校园破旧残缺的设施无法保证乡村教学正常实施。所以S县根据新农村建设规划需要，科学合理调整学校布局，推进校园绿化、硬化、美化、信息化、文化、办公条件规范化建设。累计规划和建设300多所乡村公办幼儿园和普惠幼儿园，保证农村儿童就近入园，推进乡村学前教育发展。整体搬迁6所乡村中小学校，改建扩建30所初中学校，其他乡村初中、小学则部分扩大学校规模，部分建设成寄宿制学校，改善寄宿生的食宿条件。
一批批优秀教师来到乡村任教。由于乡村学校招聘教师很难而留住教师更难，造成教师总人数不足、队伍结构不合理，严重影响乡村教育质量。为了解决师资问题，五年间，S县通过“三定向”师范毕业生、“三支一扶”、政府购买服务等渠道补充教师约3200余人。实施城乡优秀教师、校长轮岗交流制度，推动优秀教师到薄弱学校任教、城镇教师到农村学校支教，优化农村学校师资。推行中心学校教师到农村边远村小走教制度。建立教师区域内定期交流制度和教师转岗及退出机制，对不适应教学岗位人员及时进行调整。同时完善农村边远地区中小学教师津贴补助、职称评聘、住房保障等激励机制，让农村教师“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
一届届农村学子留在乡村求学。自2014年以来，S县重点高中的均衡比例稳定在70%左右。近三年，S县乡镇中学的均衡录取分数线比县城中学低40-55分。一系列的乡村校园建设和教师队伍改革措施，促进了城乡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农村学子不用进城也能享受县城的教育资源，并且在分数上比县城中学的学生更容易被重点高中录取。同时S县为了提高高中普及率，扩建高中校园，扩大招生规模。截至2021年，S县普通高中招生计划数已由2015年的3800人提高到5500人，职业教育招生数由2015年的2300人提高到3600人，全县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92.18%。此外，随着高校的扩招和S县高中建设的推进，S县高中整体的本科录取率大幅提高，满足了大部分普通农村家庭的教育发展需求。农村学生即使被录取到普通高中，也有很大的希望考上本科。正因如此，S县农村学子在义务教育阶段大规模进城求学的现象逐渐消失。
2016年，笔者表弟的班主任在带完毕业班后，被调往H乡支援乡镇中学，他是县城中学的优秀班主任。2017年至2023年间，笔者陆续有6位表妹、表弟、堂弟在H乡镇中学就读，他们的小考成绩排名比较靠前，其中不乏全乡第一名。据他们描述每年都有一批县城中学的老师到H乡镇中学支教，学校修建了新校区，宿舍和教室硬件设施更加完备，食堂的伙食有很大改善，社团文化活动越来越丰富，他们的同学基本留在乡镇中学，而同学的父母大多都至少有一位留在本地工作兼顾家庭。据笔者的小学老师介绍，新来的老师多起来了，农村教师的待遇提高了，教师周转房也建起来了……
（二）“居家陪读”的兴起
随着S县教育改革的推进，在义务教育阶段进城求学的农村学子越来越少。那么由农村学子“转学潮”引起的家长“离家陪读热”也应该逐渐消散，陪读家长可以继续到城市务工，农村家庭能够恢复到“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但事实却是村里“居家陪读”的年轻女性多了起来，农村家计模式还是以“一家三制”为主。笔者认为，这与教育制度的改革、农村家长观念的转变以及S县乡村工业的发展有关。
首先，教育制度改革。近些年，互联网教学越来越普及，学校的课程、作业、通知等通过微信传达给家长。由于强调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学生的各项任务需要家长参与。这对家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家长的教育责任越来越重，隔代教育显然无法适应现代化教育。同时“普职分流”教育政策的变化加剧了农村家长的教育焦虑。2021年3月教育部发布的《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1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提出，要坚持职普比例大体相当。意味着只有50%的初中毕业生可以进入普通高中学习，剩下50%的初中毕业生应该进入职业学校学习。在很多农村家长眼里让孩子初中毕业去读职业学校和外出打工一样没前途。家庭教育责任的加重和“普职分流”的焦虑促使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回到乡村陪伴孩子学习。
其次，农村家长转变观念。现在回到村里的年轻女性主要是80后、90后，她们当中有很多留守儿童，与父母关系比较疏离。童年缺少父母陪伴的体验，让她们意识到参与陪伴孩子成长的重要性。她们赞成“陪伴是最好的幼教”，认为陪伴孩子成长比挣钱更重要，所以成绩不好也要陪。
最后，S县乡村工业获得发展。为了促进乡村振兴，S县在维持招商引资的弹性政策基础上，激励一些发展较好的小规模工业企业进驻乡镇。从2015年起，H乡陆续引入小规模电子加工厂、服装加工厂，截止到2017年有500多个在厂职工。宽松的管理制度、弹性的工作时间让职工不仅能够兼顾对孩子的陪伴，而且能够获得2千左右稳定的工资收入，让其能够减轻家庭经济负担。
S县80后、90后的年轻女性回到乡村一般是为了孩子的教育和成长，部分还需要照顾家中老人。她们的重心是家庭，挣钱是次要的，因而劳动时间是碎片化的，一些小规模的管理宽松的工厂正好适应她们的工作时间需求。如前所述，S县通过教育脱贫攻坚，让农村学子在乡村也能够享受比较好的教育资源。于是农村家庭从“离家陪读”调整为“居家陪读”，年轻男性依然在城市务工，年轻女性回到农村就业兼顾对孩子的教育，年老父母继续在农村务农，维续了“一家三制”的家庭模式。不同的是，这次县城不再是发展中心，乡村成为了发展中心和保障中心。
三、结语
农村家庭在“半工半耕”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家三制”的具体分工，变化的是农村家庭的家计安排，不变的是一代又一代农民对子孙后辈的期许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S县乡村教育的振兴只是地方特色，并不具有普遍性。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更为普遍的是地方政府加速将教育资源聚集到县城，建设县城教育新城，用教育捆绑房产，刺激农民进城买房的需求，用教育城镇化推进县域城镇化。其实，H乡返乡陪读的年轻女性是乡村潜在的劳动力。如果地方政府在工业发展方面保留一些弹性政策，完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那么外出务工的农民或许可以回到乡村就业。这样对于农村家庭而言可以结束家庭成员之间“城乡分散”的状态，对于乡村企业而言则有劳动力供给保障，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也可以助力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