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乐瑶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半月谈》杂志曾对全国2万多名12岁至18岁中学生开展“青少年追星调查”，调查结果显示“饭圈”低龄化特点越来越明显，有42.2%的中学生自小学就开始追星生活，有52%的中学生追星时间在3年以上。在粉丝经济内卷之中，青少年更容易被饭圈PUA。因为他们不再和同学朋友一起追星，交流空间主要集中在线上虚拟“圈子”中，且非常在意粉丝身份认同。而饭圈PUA的话术万变不离其宗，“要么花钱，要么花时间，不然用爱发电吗？”资本基于逐利逻辑，将割韭菜的屠刀对准了青少年。粉圈过度逼迫未成年花钱，这种“割韭菜”的行为大大超出未成年本身的消费能力，这有悖于往常大家对追星的认知。
一、普通饭圈女孩的一天
凌晨0:00
小张踩点在某爱豆微博超话中签到，页面显示：已连续签到113天。Wow！好棒呀！继续保持哦！“今天是爱你的第113天，未来也要坚持呀！”（这种每日登录的打卡行为，会在粉丝心中形成惯性而演变成仪式。）
每日例行签到完成后，小张开始在超话刷爱豆的最新消息。刷到爱豆大粉发布的“搬家”任务（根据当月的活跃度，前几名的爱豆可以从新人榜搬到明星榜。），于是小张急忙收起花痴笑容，马不停蹄地开始做任务赚积分打榜。
上午11:30
小张睡醒后看到手机收到一条提醒：你的特别关注发新微博了！小张兴高采烈地点开，原来是爱豆工作室发了最新的活动图。“天呐，终于营业了！赶紧转发、点赞、评论三连搞起来！我家爱豆的数据不能输！”
下午15:00
小张兴高采烈地去菜鸟驿站领快递。“啊啊啊杂志终于到货了！”上周爱豆为某时尚杂志拍摄了封面，开售当天，小张一口气抢了30本。“一个月不喝奶茶而已，为了哥哥，这点牺牲算什么？今天中午继续泡面走起。”
晚上19:00
小张在QQ音乐等着爱豆的新歌首发，大手一挥买下100张数字专辑，送给同学朋友（因为他们不会花钱买爱豆的歌听。）同时在微博上控评，“天呐，我爱豆上热搜了！哎？不对，怎么有黑子在评论区贬低我家爱豆的新歌难听！不行，我得回复他几句。”
晚上11:00
为控评忙碌了几个小时的小张筋疲力尽，但突然想到自家爱豆的明星超话榜还没进前30，小张又开始为了打榜忙碌起来。“其他爱豆都有后台，哥哥只有我们了！”
小张的日常生活充斥着为偶像“打榜”的任务，通过在微博上点赞、评论、转发、发帖、签到等方式，以提升明星曝光度。这些都只是饭圈女孩日常生活的冰山一角，她们因为共同的爱豆走到一起，形成有纪律有规则的组织，她们各司其职分工明确，有人负责撰写文案，有人负责修图，有人负责剪视频，有人负责引导粉丝控评做数据，如果是国外的爱豆，还会有专门的翻译和字幕组……饭圈女孩在粉丝经济中扮演了数字劳工的角色，被裹挟进造星工厂的流水线中。
二、饭圈的PUA话术
PUA原意是搭讪艺术家，现在几乎被用来形容为在感情中骗人以后，还要对对方进行虐待，甚至自杀诱导的行为。饭圈PUA和日常遇见的情感PUA有很多相像之处。例如，某粉丝后援会因为粉丝没完成应援集资数据的指标，制定了“惩罚”方案，惩罚任务包括购买售价2.22元起的虚拟数据、反黑任务等。这种惩罚行为引起了关于饭圈PUA的负面言论，网友和粉丝吵得不可开交。事后，该后援会回应，“她们自始至终就让粉丝以三次元生活为主，惩罚全凭自愿”，“并且承认自己的不当措辞”。所属经纪公司也发表声明致歉，呼吁粉丝理性应援，不要让快乐与热爱变质。
实际上，这种操作在饭圈中十分常见。因为在饭圈里，粉丝有着严格的鄙视链。为爱豆豪气氪金的粉丝，往往能收获粉丝崇拜，成为意见领袖，掌握话语权。反之，如果粉丝“白嫖”，就会被群体嗤之以鼻，甚至开除粉籍。花不花钱，花多少钱，是粉丝衡量对爱豆热爱程度的不二标准。
大量“PUA话术”出现在饭圈集资过程中，诱导粉丝集资，主要是以下3类：
第一，故事性叙述的情感动员。“小作文”，“共情”时候把钱打。不少偶像的微博“超级话题”中存在描述偶像“生平”的小文章，如“如果他出不了道，其实也不会怎么样，他只是会温柔地笑着，然后消失在没有光的地方”。文章的末尾，附有集资时间、链接。“年纪小的粉丝很容易在这种强烈的‘共情’话术下冲动消费。”
第二，群体情感的情绪传播。“全力以赴”“最后一次”“allin”没尽头。后援会经常使用“allin”话术。“从节目后半程开始，基本上每一次集资后援会都会告诉粉丝这是最后一次，希望大家全力以赴。但过几天又会说受投票价格上涨，或者代投人工费增加影响，钱花完了，继续集资。”大家也会觉得“上当了”。
第三，尽力而为的情感劝服。“散钱也是钱”，为集资无孔不入。有一些后援会号召粉丝搜刮QQ、微博钱包，为方便粉丝转账，还开设了QQ、微博群。“大家可以翻翻自己的微博和QQ钱包，一块两块也是爱”“散钱也是钱，一个人两块，1000个人也有2000块了”等话术不断上演。
三、消费社会的资本收割
饭圈PUA实质上是一场多元互动的情感动员活动，进而迸发出惊人的数字生产力。劳动主要包括制造话题热度、打榜投票、轮博控评、刷杂志（或专辑等作品）销量等，随之形成的应援文化也在不断升级。粉丝为此付出的情感劳动、体力劳动与消费力，都是粉丝免费劳动的体现。粉丝数据劳动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对意义的再生产，还在于粉丝以其消费力成为大众媒介和资本市场的风向标，从而成为商业资本可以利用的巨大资源。
一方面，“娱乐公司—偶像—粉丝”合力模式，打破了政治经济中生产—消费的二元对立，粉丝从各方面参与到“偶像”打造的过程中，也就是所谓的“偶像养成”。在这套成熟的造星体系中，内嵌一套完善的造粉，控粉，榨粉体系，来维持完整产业链的循环。粉丝是花钱让偶像获得资源的，粉丝的参与感也是通过花钱来实现的。资本作为最重要的驱动力，粉丝群体沦为商业齿轮运转中的一颗颗螺丝钉。现在所谓的流量爱豆，就是典型的娱乐公司工业化流水线生产的演艺明星。和好莱坞式的大明星不同，一边是大量未出道的练习生“一将功成万骨枯”，一边是明星作为生产工具，随时可以生产替换，签下10年“二八分成”的卖身契，想要退出只能赔偿违约费，爱豆作为工业化流水线上的“商品”，也是被资本盘剥的对象。
资本方利用偶像养成的剧本造粉，控粉，榨粉，筛选出一批具有购买能力的粉丝，同时为综艺节目带来更大的长尾效应。这些公开录制节目的门票并不对外售卖，而是以“买奶获取抽奖”的方式送给粉丝。因此，很多粉丝为了支持喜欢的“练习生”以及想要去录制现场，成为了视频软件的年费会员，酸奶成箱地往家里搬，甚至很多学生直接将奶摆放在宿舍公共区域，“拉票送奶”。“扫描瓶内二维码，为爱豆投票助力”，与其说粉丝主动倒奶，不如说平台的恶性打投机制、饮品包装的“小心思”变相助长了这种浪费。粉丝作为“终端玩家”，固然存在盲目的支持偶像的行为，但本质原因是粉丝经济背后的巨大利益让商家与平台趋之若鹜，而“割韭菜”总要有一把镰刀，当粉丝竞争被平台刻意放大，粉丝情绪被一波波“操作”感染，最终脱离理性难以控制，所谓“打投”成了群体极化的温床，资本则躲在热闹的背后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利益收割。
商品失去了它最原本的价值，作为票的附加品进行售卖，实际上变成了一种文化符号。（注：这一形式常见于AKB的运营。AKB-48除了常规的剧场表演，还会举办大规模的“握手会”。AKB发行的CD中会附赠握手券，粉丝可以凭借这些握手券与自己喜欢的偶像进行握手、聊天等近距离接触，所以粉丝为了尽可能和偶像进行交流，通常会一次性买多张CD，以此获得更多的握手券。数字时代下唱片行业处于低迷和萧条的状况，AKB发行的CD本身的价值并不高，但因为“握手”这一福利却能卖上百万张。换句话说，这实际上卖的不是专辑，而是“握手”这一行为。）这也符合消费社会中商品的符号价值逐渐高于实用价值的趋势。通过对商品符号价值的消费行为导致的身份认同使粉丝形成了趣缘群体——组成了本应出道后的偶像才有的后援会、粉丝团，粉丝团进行有秩序的组织的宣传，体系庞大、分工明确，通过集资巩固集体行动力，甚至出现了“职业粉丝”和饭圈集资平台。
例如，Owhat是国内粉圈追星最主要的集资平台之一，主要提供粉丝打投、集资以及进行周边产品交易。很多粉丝站管理的应援活动，以及粉丝购买行为所涉及的款项，都会通过Owhat集中起来。一些明星的应援项目，通过Owhat众筹资金，粉丝众筹的目标金额从几万到几十万元不等。对于众筹资金，有的“粉丝会”商户会全部投入到爱豆应援中，有的商户则会从中抽成。
在这种“偶像”养成的模式中，公司似乎处于一个并不重要的位置。公司将财务、宣传等各方面运营都交给粉丝承担，粉丝团组织应援集资，为“偶像”投票，在大数据时代为偶像“轮博”，拿下微博影响力榜单第一名；包下各城市地铁站的灯牌为偶像应援，甚至让偶像登上纽约时代广场纳斯达克大屏等等。粉丝在为偶像应援的事情上花费时间和金钱，在旁人看来可能是没有太大意义的事情，等地铁时旁边的应援广告并不会让更多的人喜欢这位偶像，当然粉丝会认为这种应援广告本身就不是为路人准备的，而是为了让投资商看到粉丝的购买力，以此来推动他们的偶像可以获得某些品牌的代言以及更多资源，粉丝作为偶像经营推广者的身份通过这些行为倒逼媒体与大众关注。在这个意义上，粉丝们承担了本应由公司的职能，成为其免费的劳动力。粉丝在“偶像养成”的过程中寄托了自己的情感，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自我满足。在这种文化工业收编粉丝的方式中，看似强大的粉丝认同，实质上是营销和消费的产物。
另一方面，粉丝经济割韭菜的背后充斥着亚文化的情感面向。“偶像”一词本身有着宗教含义，一个明星被视为偶像，就意味着他有了一定的象征意义。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粉丝不仅在观念和行为等方面对偶像加以模仿，还要买同款衣服等，狂热地收集一切与偶像相关的信息。此外，去演唱会现场支持偶像，重复观看偶像参演的电影或综艺，这些在旁人看来是休闲娱乐的事情，对粉丝而言却有特殊的意义。对于新生代偶像而言，他们的粉丝生活在一个消解、解构，什么都无所谓的文化环境中，粉丝对他们的喜欢并不是简单的崇拜，还伴随着“偶像即我”的心里投射，当他一步步走向成功，这份荣耀同样是属于粉丝的。李松蔚分析道“世界太大，人与人的距离太远，远到每一点关系都弥足珍贵。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无处寄托，只好送给素不相识的偶像。把他捧到无限高，就好像我们自己也放大了一样；帮他实现梦想，就好像我们自己的价值也实现了一样。”在这种日复一日的集体狂热中，粉丝生发出一种信徒式的虔诚。
“所有与文化文本及对象形成持续有意义的情感关系的消费者和用户。他们‘有规律地、情绪性地投入一个叙事或文本’”。桑德沃斯强调了粉丝的情感卷入面向，再加之粉丝对偶像产生的单方面、想象的人际关系所带来的亲密感，粉丝对偶像的崇拜和维护成为由内生动力所驱使的、蕴含粉丝个体情感的自愿行为。对这些“偶像”的支持实际上也是现代年轻人缓解焦虑的方式之一。因为社会阶层之间贫富差距大，年轻人生存负担重，普遍没有超出物质的生活目标，没有了支撑人生的文化信念。年轻人只好作为一个旁观者去观看偶像的生活，就像是观看一部被奉为经典的励志电视剧，为的是更好的过自己的生活。追星的正向功能在于能满足青少年成长过程中对理想自我的激励需求，以及社会性的情感归属和身份认同的需求。但在消费主导的“偶像养成”和“情感经济”中，消费者身份为青少年赋权，资本为此会刻意迎合青少年的娱乐心理和消费欲望，可能会引起青少年沉迷于自我愉悦和情绪宣泄，甚至引发极端偏激的行为。
在粉丝经济割韭菜的背后，折射出的人们，特别是未成年人精神的空虚和资本对此地过度渗透与改造，这是值得我们警醒的。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如何平衡价值观引导与单纯的消费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