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文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入土为安是一种传统理念，至今在中国社会都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在国家推行火葬的政策背景下，生于土地、长于土地的父辈仍然对于土地具有很深的眷恋。此次在鄂东南地区的一个乡村进行调研过程中发现，在传统的丧葬习俗和国家推行的火葬之间，老农们普遍倾向于土葬。纵观农民的一生，始终都离不开“乡土”，这是他们“生于斯、长于斯、作于斯、死于斯和葬于斯”的地方，不但凝聚了老农们大部分的记忆，也必将成为他们理想的埋骨之所。即使在务工潮流兴起之后，许多青壮年农民逐渐走向大城市，在兜兜转转之后大部分还是选择回到乡村，外出打工的经历让他们对故土的眷恋更加深厚。
一、生的传统——土地上讨生活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是劳动人民自食其力生活的真实写照。正如千百年来的传统一般，农民依靠土地养活自己，丰衣足食，土地是农民生活的根本所在。由于土地并不能移动，而农民又依靠土地生活，土地和农民之间构成了千丝万缕的关系，土地寄托着农民生的期望和死的归属，农民利用土地娶妻生子，延续后代。
农民对于土地的眷恋和依赖至今仍旧挥之不去，不仅体现在物质需求层面，更体现在祖祖辈辈情感的延续层面。即使是在经济环境变化、务工潮流兴起的当下，第一代打工人仍旧心系家乡。我们在村庄走访时了解到，常年在外打工的村民普遍会在四、五十岁时选择回到村子里重建房子，种种田，养养鸡鸭，闲暇时聚在一起打打牌。杨大爷今年76岁，大约在2017年，他在村里面的别墅建成，他和老伴就搬过来这边居住。他的房子在村庄中的确引人注目，面积大，装饰新颖，构造也比较复杂。在莲藕塘的一侧，旁边没有别的人家，因为这是新开的屋基，是2016年左右向镇政府购买的。杨大爷有三个儿子，都在县城体制内工作，也在县城买了商品房。按道理杨大爷老两口应在城里养老，这样也方便与儿子家联络。但杨大爷觉得还是村里面舒适，且目前能够自理。“一般的人都会想回来农村老家住，我们虽然在外面定居但还是会回来。儿子们也愿意在假期回农村，不上班的话在县城待着也没有什么意思。”杨大爷过去一直在村里面走人情，“家乡断不了，也不愿意断，而且这里离县城也不远，一有事情还是会回来。断了不好，你总是要回来的，年轻时我就这么想，那是没有办法的，这里讲人情、面子，祖辈就在这里生活，面子讲究诚信……”
土地对农民来说具有非凡的意义。首先，靠着土地讨生活的行为模式在农民的脑海中根深蒂固。从古至今，土地通常是一个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家中依靠种田的收入娶妻生子、传宗接代。从集体经济时代开始，村中就体现出极大的种地热情，不仅是为了满足当时的公粮和余粮，更是因为土地能够养活一个家庭。随着工业的发展，大量的工厂建立在沿海城市，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农耕经济向务工经济转移。在与村民谈话中，很多村民不约而同地抱怨：“现在种田是不划算的事，多种田甚至要亏本。”与此同时，村民对种田这件事却又放不下，在田地上投入的成本远高于依靠田地所获得的收入，中间的差额往往依靠在外务工的子女来补足。在村里走访时我们很难看见青壮年的劳动力，多数都是老人和孩子，每家每户在田地种植上也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家的口粮，但这些老农对于土地的态度却是很认真的，因为田地对他们来说是最踏实的谋生方式，在田地上耕作能够带给他们一种充实感和满足感，即使在种田不赚钱的当下也会选择适当的耕种田地去供给家庭。一些村民因为家庭贫困而不得已外出打工，家里的田多半会免费给别人种，前提是得种好，对得起自己的土地。如果让原主人家知道自己的田地不被当成一回事，那么村民会觉得与其借给别人，不如直接荒废土地。在自家生活能够过得去的时候，农民总是不愿意放下土地，这种依靠土地生活的思维即使是在家计模式改变的情况下也难以在短时间内转变，对他们来说，闲着不如忙一点，忙一点就要去种种田，而种田又应当种好，这一切无关赚钱与否。
其次，土地是农民价值的体现。这在老人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对他们来说，土地是生活的一部分，离开土地外出务工只是“栖居”。在以前，土地是一个家庭的主要来源，吃穿用度都要仰仗当年的收成，父亲对儿子的期望就是可以寻着父辈们的步子成为一个种田好手，因为田地种好了，建立在土地上的一切生活就都有了。小农为基础的传统国家，依赖代代传承的农民不断延续，家庭依靠土地供养，国家从农民身上获得赋税。但随着务工经济的兴起，在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家庭城市化成为村民的普遍追求，而种田带来的收益远不如打工带来的收益，于此家庭分工模式发生变化。在过去，以伦理为本位的农民家庭经济组织中，农民家庭根据不同成员在家庭中的关系地位和身份角色安排家庭分工，形成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男性通过种植土地作为家庭主要的收入来源体现其社会价值，而女性更多的是通过家庭内部的劳务来体现其自身的价值。父亲作为一家之主掌握着家中大小事情的决定权。但当下随着务工经济的兴起，代际分工中成年子女反而承担了家庭主要的收入来源，因性别而产生的分工差异逐渐缩小。对父代而言，子代家庭是父代家庭的延续，帮助子代顺利实现家庭再生产及早日实现更好的生活是父代家庭义不容辞的责任。即使是在子代成家以后，父代仍要竭尽所能地为子代家庭的发展提供帮助，因此，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经济上的分工更多由子女来承担，而父母转而负责家庭内部的事务，例如帮子女带孩子，以及在闲暇之余种植一些蔬菜和粮食供给子女。可以看出，农民于土地上产生的价值发生了变化。
最后，土地还是共同情感的延续。这种情感是在血缘和地缘的基础上形成的。血缘和地缘的复合性很强，正如村庄里的俗语“都是一公之子，都是一伯之孙”。我们在走访的过程中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熟人社会产生的这种血、地缘联系，不是近亲就是近邻，这与城市明显不同，我们感慨现代生活中“附近”正在消失，但在村庄我们却发现人们就生活在“附近”，日常生活中的大事小事都可以成为谈资。血脉之间的联系和共同生活、集体情感之间的联系体现为高频率的人情往来。正因为如此，不论是留在村内还是远离家乡的村民，其“思乡、归根”的情感总是很浓烈的，“树长千年，叶落归根”。村子里不仅有自己儿时的玩伴，还有自己的父母和亲戚，这些感情总是割舍不断的。
二、死的归属——入土为安，魂归故土
村里有两句俗语，叫做“六十岁不搞棺材板，你好大的胆儿！”和“七十岁不理阳间事”。指的是在村子里过了六十岁就已经被认为是高寿了，应该及时准备自己的后事，谁也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长时间。如果有幸能活到七十岁，就不该再为人世间的纷纷扰扰所烦恼，不管是村里的事还是家里的事，安安心心享福才是大事。在我们访谈过程中，年过六十的老人抑或是年纪较大的中年人对生死并不忌讳，老之将至，早早地做好准备就是自己该做的事情，他们通常只希望落叶归根，寻得故土一处风水宝地可以福泽后代。正如庄子所说的：“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死也。”但是，不论是生活在村里还是远离家乡的老人，他们对自己的身体和灵魂回归故土总是有着很深的执念。
在村民的印象里，入土为安和魂归故土是“人生大事”，这场大事需要提前准备，例如50岁左右准备好棺材，60岁左右（此前更早）准备墓穴。夫妻两人多在五、六十岁时就会自费准备自己的棺材，一般是双人棺，有自己买木材去定做的，也有直接买成棺的，村民依据各自的家庭条件决定。过世后梳洗换上的寿衣也是必不可少的，一般来说全身应当是黑色的，只有内衣是白色。除此之外，在选地上对风水也十分看重，通常会在祖山上由风水先生选择一处适合的地方作为墓穴，一来祖祖辈辈都埋葬于此，有一种归属感；二来是同列祖列宗一起庇佑着后代，也算是善终。从选墓穴到进葬再到落葬，一共要请三次风水先生。山脉的走向，地势的高低，墓穴的朝向等各有讲究，代表着不同的寓意，甚至连良辰吉日也要精确到某个时辰。每请一次风水先生都要给予相应报酬，管饭还管烟，只求先生可以尽显功夫，选得一处良地。一位五十多岁的阿姨在谈及其选好的墓穴位置时，描述为背靠山坡，面对一片平坦的良田，地势较高，视野开阔，两边种有竹林。风水先生说，地势高表示后代站得高，背靠坡表示有依靠，视野开阔看得远表示眼界宽阔，不拘泥于琐碎细事，可以更心胸开阔的为人处世。在农民们看来，在好风水的地方埋葬不仅是一种善终的体现，更可以福泽后代，让子子孙孙都受益。
入土后还要一套仪式，只有经过这套仪式才是真正“入土”，在村民的信仰中也只有如此才能满足和真正安顿死亡的人。当地人将过世下葬称为“进葬”，但进葬的同时灵魂还不算在山里落地生根，这一切要根据风水先生的安排，通过八字和黄历选择一个黄道吉日（具体到时辰），再进入墓穴之处，村里称之为“落葬”。进葬时通常会在棺材底下放一根竹鞭，意味着死者的灵魂还没有站稳，待得落葬的那一天将竹鞭抽出，才表示灵魂安定下来，和祖祖辈辈一起落地生根了。
入土为安和魂归故土同样表现在白喜事的隆重上，一般在老人过世之后，家里人就会通知组长（村民的风俗活动通常以组或者屋场为单位，同一组或者屋场的居民往往关系会更加密切）作为提条，寓意统筹整个白事的活动，然后由组长选出一人作为管账，负责白事的支出和收入。组长往往会通知全组的人过来帮忙，并分配工作。每家每户都会出一个男丁无偿地帮忙，即使手上有事情也会暂时放下，优先准备村里老人的后事，而实在没有时间的家户往往会多出一些礼钱表示一种弥补。组长根据主家的家庭情况和主家协商安排白事的天数，通常是两天两夜到三天三夜（三天三夜居多）。在这三天里会有一系列的流程，例如帮过世的老人洗澡和收敛，安排人通知主家需要请的客人，管账外出购买物资和准备菜品等。每一项事务都由组长进行具体的分工，包括需要八大金刚抬棺（主家通常会准备2000元，1600元给八大金刚，每人200元，提条和管账每人200元用于酬谢，剩余组里帮忙的人都是无偿的），煮饭2人，烧菜4至5人，以及搭桌、陪客、上山修路等杂事数余人不等。通常在第一天打扫房间、备菜请客，第二天招呼客人，第三天下葬过世的老人。
在白事活动进行的同时，主人家通常会请7、8个道士，分别进行祭拜、打鼓、敲锣、写裱字等工作，这是历来的传统。当然道士也得算工资，一般是240元/天，晚上还会翻倍。主家会先给每位道士100元的红包，然后道士会领着主家的后辈进行一系列仪式，同时会向后辈不断地索要红包，数额通常在几千至数万不等。仪式中最有名的是“木头菩萨寻母寻父”或“观音菩萨寻母寻父”，即由一名道士穿上过世老人儿子的孝衣，在人群中进行一套仪式，代表儿女对父母的追寻和不舍，这也是表示孝心的一种方式，要经过五、六关之后才能找到过世老人的灵魂，才能让过世的老人安心地离世。每经历一关，道士都会找老人的女儿要红包（如果没有女儿才会找儿子要），一次数千元不等，如果主人家红包给的过少就会说“少了少了，没找到”。村民告诉我们，白事支出中仅是道士这一项就会花费数万元，且近年来逐渐增多。
我们在访谈中曾经问过许多村民关于请道士的看法。答案大同小异，很多人觉得费用过于昂贵且可能并没有什么实际效果，但问到会不会给道士钱的时候他们又都毫不犹豫地说给，甚至家中比较贫穷的凑钱也会请道士完成这种仪式。究其原因，有人说是因为父母过世，请道士来热闹热闹是寻求一种心理安慰，也让父母热热闹闹地走。有人说请道士是为了洗去父母在世时的罪孽，让道士化解亡者生前做过的不好的事情，能够顺利地通过阴间，来世求得一户好人家。总而言之，在村民看来，请道士不仅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更是表达子女孝心的一种方式，给的钱越多，代表越孝顺，通过道士所做的一系列仪式让长辈可以安安心心地走，让灵魂和身体都随着羁绊一生的土地逝去。
正是通过这些传统和仪式，活着的家人也在情感上完成对死去先人的情感交流。通常情况下，活着的家人会向死去的先人报告一下家庭的状况。在这些仪式上，活着的人与死去的人的情感连接被重新激发出来。一方面，活着的人向死去的家人述说家庭的大事，家人之间的联系不会因为生与死而有所不同。同时，他们也坚信家庭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先人的努力。另一方面，家庭的不顺，他们也能够在先人这里找到述说和安慰。他们坚信先辈们会护佑家人，因此总向先人寻求庇荫，但他们也从不会将生活中的不顺归结于先人没起作用，他们相信先人对家人护佑的心是存在的。正是通过这一系列的程序，乡土上的活人和埋葬在乡土下的逝者的情感连接纽带不断传递和延伸。
三、农民附着于土地的一生
近年来，许多农村家庭逐渐走入城市，对于那些在城市里出生的农村孩子来说，他们对“土”并没有很具体的观念。在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时代，人们对土地的依附越来越弱，在代际关系和家庭分工上呈现出与传统社会截然不同的特征。那么现代化对农民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们无法再凭借土地供养整个家庭，也无法凭借土地之外的事物去证明自己的社会价值。
深入农民的内心世界我们可以发现，老农与中年农民的心态以及中年农民和新一代的青壮年人群的心态存在很大差异。对老农来说，“土”是贯穿整个生命历程的事物，靠土地过活是祖祖辈辈延续的传统，也是自己实践了几十年的行为。即便是进入现代社会，老农也不愿意随便放弃土地耕作，这是他们在乡土生活中接受的知识，这种知识也通过他们几十年的长期劳作成为他们的一种生活习惯和方式。对他们来说，土地代表的不仅是经济收益，更是通过土地建立的一系列感情和秩序的集合。在土地上从生到死，是友情、亲情、爱情的来源；在土地上自古到今，是血脉、家族、传统的延续。村里的老人常说自己“已经半截子入土了”，说明在老农的潜意识里，生和死都是依附着土地的。
对中年农民来说，其观念是纠结和冲突的。一方面，他们在小时候受到父辈们的影响，在“土”的环境下成长，追寻着父亲的脚步，延续农民的生活；另一方面，工业的发展，务工潮流的兴起，让农民不必再依靠天气和土地吃饭，青壮年农民只需具备较好的精力就可以获得较高的收入。传统社会的影响和现代化社会的冲击使得这些年轻农民的观念呈现一种矛盾或者分化的状态，其表现在传统社会在土地上讨生活的方式让他们不轻易、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土地去谋求其他的出路，而现实中仅依靠土地已经无法满足家庭的需求，以至于他们不得不通过外出务工去供养家庭。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很多第一代外出务工的农民往往在四、五十岁的时候就会选择回归乡村，很少有外出务工的人想一直留在城市，都是想着赚了钱之后回到家乡享受生活。这是因为在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夹杂在其中的中年农民其家庭面向和生活面向是向内的，是一直心系着农村的，他们外出务工的目的很单纯，就是赚钱，并没有考虑是否能将自己的家庭带入城市，因为生活关系和血脉联系都在村子里面，在赚到足够的生活资本之后就会归心似箭。
但对于当下年轻一代的青壮年群体来说，其普遍都出生于城市，生活圈子和人情来往逐渐转移到了城市，他们对农村可能只有零星的记忆，并没有太多的归属感。如今，代际分工和生活模式发生了改变，城市的生活模式让人变得更加自由，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没有过去那么紧密。对他们来说，唯一要考虑的事情就是如何在城市立足生根，如何在城市里组建自己的家庭并延续下去，农村对他们来说没有足够吸引力，也没有太多印象。
总的来说，农民的一生总是和土离不开关系，但是这种关系随着现代社会的转变而逐渐弱化。对一个老农来说，如果没有一生依附于乡土大地上的生产和生活经历，他们对乡土的依恋就不会如此之深。如果打断了他们死后葬于乡土大地上的可能，直到死亡的那一刻他们心里仍然过得不愉快。在土地上彰显自己剩余的价值以及死后入土为安、魂归故土，这可能就是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老农们最理想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