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杨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对于农民来说，传宗接代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使命，生儿育女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业，而家庭是实现这一切的载体，因此结婚作为组建家庭的前置程序自然也成了“人生的头等大事”。但在鄂东南地区一个山村进行暑期调研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结婚这一“人生的头等大事”却着实成了令村民头疼的大事。当村民被问及结婚方面的问题时，“现在结婚比以前难”“现在不好结婚”几乎是众口一词的标准答案，“农村结婚难”俨然成了村民们的共识。而从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来看，村民们口中所讲的这种“结婚难”现象主要是针对村庄社会中的适婚男性，且表现为农村男性缔结婚姻的经济成本越来越高以及即使愿意负担更高的结婚成本，农村男性也越来越不容易在本地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农村男性结婚之难，让许多受访的农村中老年人都如千年前的杜甫一样发出了“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的感叹，“现在生男孩是个沉重的负担，还是生女孩好，（生女孩）父母没有压力”是如今许多村民们的普遍心声。本文将基于在村庄中调研的经验，就“农村男性结婚为何这样难”展开讨论。

一、“闯三关”——农村男性的结婚之旅

在我们所调研的村子，一名单身男性想要最终步入婚姻的殿堂，需要经历来自女方及其家庭的层层筛选与考验，历经几多艰辛又几多坎坷。村庄内适婚男性的结婚之旅可以被形象地概括为“闯三关”，即一名农村男性至少要经历“条件筛选关”“线上聊天关”“谈婚论嫁关”这三重关卡才能如愿以偿“抱得美人归”。

首先是作为初始关卡的“条件筛选关”。这一关卡的主要内容是由村庄内适婚女性的父母以及专业媒婆对同村适婚男性的各方面条件进行全面评估，其评估指标包括：男方的外形条件（长相、身高、体重）、文化程度（学历层次、是否上过名校）、经济状况（职业、收入、有无房车）、家庭背景（父母的职业、有无退休金、家中有多少兄弟姊妹、有无家族疾病史）。只有那些经过评估与筛选之后符合本村女孩父母们平均预期的男性才能真正算是进入了村庄内的婚姻圈子，拥有了在本地结婚的可能；否则就会被直接淘汰出局，永久地丧失在本地结婚的可能性，进入本地女孩家长和媒人们的“黑名单”，只能选择娶外地媳妇儿或者被迫打光棍。因此，“条件筛选关”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本地婚姻圈的准入门槛，起到了过滤与资格认定的作用。

但通过了比拼硬性条件的第一关只是意味着男方能够进入同村适婚女性父母与专业媒婆的考察名单之中，他们就像孙燕姿在《遇见》中唱的那样“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而他们能不能得到女孩自己的青睐还得看他们在第二关“线上聊天”中的表现。一般而言，通过第一关条件筛选的男性，在媒人的介绍和撮合之下，往往都能够从女方父母那里获得女孩子的联系方式，从而建立起直接的线上联系。如果说第一关的条件筛选由女方父母主导，反映的是父母一辈对于男方的要求，那么到了“线上聊天”环节则完全由女孩自己把握，展现的是当下农村年轻女性的择偶观念。她们会利用在微信上的聊天与互动来了解男方在许多事物上的观念，判断男方对于自己的喜爱程度，并且重点考察男方情感互动能力。比如，在各种节日和自己的生日时观察男孩子会不会给自己发红包、送礼物或者准备惊喜，以此来判断男生是不是足够体贴和浪漫；在自己向男孩子吐露生活工作中的负面情绪时看看男生是否具备消解自己负面情绪的能力等等。另外，这种“线上聊天”尚处于男女双方的接洽阶段，所以往往是多线程的，一个女孩子可能在同一时间和多名男孩子在线上保持接触，在经历过一段较长时间的接触与比较之后，最终选择两三名男性进入到最终线下的“谈婚论嫁”环节。而这两三位被选中的男性也算就此进入女孩择偶的终极名单。

作为最终考验的“谈婚论嫁”关由两部分组成，前半部分是通过线下见面的方式对成为最终候选人的男性开展更进一步的考察，并通过一段时间的相处筛选出最终满意的那一个“他”；后半部分则是男女双方及其家庭正式地对结婚涉及的各项问题进行协商。前半部分的线下考察环节以男女双方的单独约会与男方到女方家中拜访的形式展开，实质上是女方及其整个家庭对于男方个人的最终考察，考察的重点则放在男方的言谈举止以及是否足够懂礼数之上。通过与男方一段时间的线下接触，女方家庭会最终选定一人作为自家认可的女婿，至此，那名幸运的男性总算是距离结婚只有一步之遥，而其能否成功地迈出这一步还要取决于双方家庭后续关于彩礼、婚车婚房、金银首饰、婚礼筹办等问题的洽谈结果。所以，在农村一名男性想要结婚可谓是难上加难，不仅需要自身努力，更需要家庭“给力”，二者缺一不可。

二、结婚对象难找——村庄适婚男女比例

农村男性为了结婚“闯三关”，实质上是农村男性在越来越大的婚姻压力之下被迫接受来自女方及其家庭的单方面挑选，它折射出了当下农村男性面临的婚恋困局——在村庄场域内适婚男女比例极度失调的大背景下，“男多女少”的客观现实催生了村庄内愈发白热化的男性求偶竞争，残酷的竞争使得农村男性越来越难以在本地找到适合的结婚对象。

而从我们的调研经验来看，村庄内部出现这种适婚男女比例的失调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农村长期存在的“重男轻女”的生育观念使得村庄内部的男女比例在出生时就已经出现严重失调；二是上个世纪末打工经济的兴起促使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规模从村庄流向全国各地，极大扩展了原本狭小而封闭的农村婚姻圈子，大量进城农村女性的择偶范围不再局限于村庄之中，反倒更愿意在城市中寻找配偶。在农村青年人口大量外流的背景下，传统的通婚圈逐步瓦解，跨省跨地区通婚日益形成，农村的青年女性资源不断向城市集中，这种农村婚配资源的结构性变化使得村庄场域内适婚男女的比例进一步失衡。

我们调研所在的村子长期以来存在着明显的“重男轻女”思想，村民在生育时普遍偏好生男孩，不愿意生女孩。在某些极端的例子之中，部分村民甚至会把已经出生的女孩送给别人，以方便摆脱计划生育的政策约束，继续为了生男孩而不断努力。该村在生育问题上长期存在的这种“重男轻女”观念使得当地村民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会通过流产、过继甚至溺婴（据传）等人工干预的方式影响本应该概率均等的生育结果。这种人工干预造成的恶果就是村庄内部的男女比例在出生阶段就已经出现了失调。不过，鉴于我国长期以来就存在着“重男轻女”的传统，这种出生阶段的男女比例失调从不稀奇，也并不只发生在今时今日。但在以前的农村，男女比例失衡似乎并不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因此，除了受“重男轻女”生育观念的影响之外，我认为导致当下农村适婚男女比例如此失调的重要因素则是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打工经济重塑了整个乡村社会。

在过去那个人人都只能以农业生产为生的农业经济时代，没有哪个农村人可以离开土地，农民被禁锢在土地之上，人口流动基本处于停滞状态。80年代以来，国家逐步放松了对农民的管控，打工经济的兴起给广大农民提供了一个在家务农之外的谋生途径，农民可以不用再依赖土地养活自己，这就使得农民有了脱离土地、脱离乡村的可能性。于是，大量村庄中的青壮年劳动力流向城市。

而城市工作和生活的经历带给这些农村青年们的不只是更高的经济收入，还有思想、认识和眼界的全方位提高，以及与来自天南海北的同龄人结识的机会。进入城市的农村青年们不再会像他们的父母辈一样在村庄里完成婚嫁，在村庄中度过一生。留在城市生活和工作，并且在城市中结婚生子，完成从一名农村人到一名城市人的身份转变成了进城农村青年的主要追求。城市生活和工作的经历极大地扩展了农村青年们择偶的范围，村庄内部原本那个封闭且狭小的婚姻圈子被打破，全国婚姻市场逐渐形成。而在这个覆盖全国范围的婚姻市场中，婚姻资源在城乡之间的流动是极不均衡的，基本上呈现出从乡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大量原本应该在本地农村传统婚姻圈中择偶的适婚女性青年通过这个新的婚姻市场嫁到本地县城或者远嫁外地。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我们的访谈中很少有农村男性娶到城市女性。

婚姻资源在城乡间的非对称流动更进一步加剧了农村在出生阶段就已经失衡的男女比例，使得目前村庄中适婚男性的数量远远高于女性。在“男多女少”的现实之下，农村男性发现自己越来越难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因而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到村庄内部的求偶竞争之中，开始自己的“闯三关”之旅。

三、不断攀升的结婚成本——村庄社会结构的改变

除了越来越难找到结婚对象，“结婚难”在村庄中的另一表现就是不断攀升的结婚成本。就目前来看，一个男性为了结婚需要准备的刚性开支主要包括：给女方父母的彩礼钱、县城购置一套商品房并进行装修、赠送给女方的金银首饰、婚纱照拍摄以及举办婚礼。其中，该村目前的彩礼钱，平均水平在二十万左右，最少的也要十几万，最多的则会超过三十万。而女方现在对婚房的要求普遍也是“要在县城有一套房，村里盖的房子不算”，按照该县平均房价4000多一平米计算，男方购房连带装修的花费一般都不少于六七十万；至于金银首饰、婚纱照拍摄以及置办婚礼酒席等其他小项开支，即使再节省，至少也需要十多万。可以说，结一次婚动辄就需要十几万的经济开支，这对于收入主要依赖打工和务农的普通农村家庭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但如此高昂的结婚费用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也经历了一段相当长时间的演变过程。以最具代表性的彩礼为例，据村民反映，在2017、2018年之前，彩礼的金额还不像今天这样高，平均也就几万块钱，多一点的也只不过十万出头，而再早一点的时候，彩礼钱更是只有几千块钱，男方因为经济条件等问题不给彩礼的现象也并不稀奇。

村庄内男性的结婚成本在这十几年间不断攀升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其背后反映的是整个村庄的社会结构在这十几年的时间内发生了深刻的改变，正是这些改变导致结婚成本不断攀升到了今天的地步。

首先，村庄性别结构发生变化。“男多女少”的社会现实是村庄适婚女性及其家庭敢于不断提高结婚要价的底气所在，也是男方心甘情愿接受高昂要价的原因。但随着结婚要价的不断提升，结婚越来越像是一笔生意，充斥着利弊得失的考量。这对于农村传统的婚姻观念与秩序来说无疑是颠覆性的，仅用男女比例的失调来解释这种转变是不够充分的。在性别结构之外，我认为整个乡村社会经济结构与社会观念在这一二十年间发生的巨变在客观上使得作为一笔生意的结婚成为可能，继而助推了结婚成本的提高。

在社会经济结构方面，自分田到户之后，同一村庄内农户的耕地面积始终保持在一个相对的平均状态，而土地面积的平均又意味着农业收益的平均。因此，在以农业生产为主导的时代，整个农村社会是高度均质化的，农户间的贫富差距主要表现为村庄之间的区域差距，而村庄内部的经济分化与社会分层并不明显。因而在彼时的农村，经济条件的局限与社会的均质化使得女方及其家庭在缔结婚姻之时更关注男方的个人品质，比如“老实”“忠厚”“勤劳”等。用村民的一句大白话来概括当年的婚姻就是“当时大家都是一穷二白，不讲条件，也没有条件可讲，父母觉得对方人还不错就嫁了”。但这种均质化的农村社会被改革开放，尤其是新世纪之后我国飞速的经济发展所打破。在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之中，大量农民通过从事副业或者工商业的方式致富，原先均质化的农村社会也迅速出现了经济分层与社会分化。从目前来看，即使在同一个村庄之中，每家每户的经济条件也大不相同，现在的农村早已不是当年那个一穷二白的社会，因此在婚姻方面也有了“讲条件”的物质基础。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村庄中少部分富裕人群的婚嫁行为也会在村庄这个熟人社会中产生极强的“示范效应”，对其他村民后续的婚嫁造成极大的影响。在我们调研的村子里就有一户人家的女儿因嫁入当地一个颇有名气的老板家，享受了丰厚的物质回报与优渥的生活环境而成为全村父母以及年轻女性心目中的标杆。一旦村庄内出现这样一个标杆，“为什么她能找到这么好的人家，我又不比她差，我也要嫁个好人家”就会成为其他女性的普遍心理，女主人公的亲妹妹就在这样的心理下誓言要找个不比姐姐差的夫家，结果马上快30了也还没结婚，连个对象都还没着落，成为父母和其他村民眼中的“剩女”。这种建立在农村当前较好的经济基础之上、向少数富裕人群看齐的攀比心理也是助推结婚成本不断攀升的一个重要因素。

而在社会观念方面，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人们的私有财产快速增加，就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所言“……婚姻的缔结便完全依经济上的考虑为转移了。买卖婚姻的形式正在消失，但它的实质却在愈来愈大的范围内实现，以致不仅对妇女，而且对男子都规定了价格，而且不是根据他们的个人品质，而是根据他们的财产来规定价格。”原本应当基于爱情和自由而缔结的婚姻，在现实操作中却越来越被财产因素左右，婚姻仿佛已经形成了一桩“明码标价”的交易，在这个市场之中所有人都会被标价，而标价的主要标准便是财产。一言以蔽之，随着整个社会物质财富的丰裕以及个人私有财产的增加，在婚姻这个问题上大家都开始变得现实，更加注重婚姻的价值交换属性，也更加强调金钱在婚姻中的作用。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居民私有财产较多的城市之中，对婚姻价值交换属性的强调尤为明显，并由此衍生出来一系列强调财产在婚姻中重要作用的话语，比如大家熟悉的“宁愿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在自行车后座上笑”“没有物质的爱情就是一盘散沙”等，这些话语逐渐被城市女性们所接受，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和社会共识。而随着农村女性的大量进城以及互联网媒体的高度发达，城乡之间的信息交流与信息互动更加频繁，城市中这一套话语也逐渐被乡村社会所接受（近些年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也是重要影响因素），于是乎在农村的婚姻问题上，农民们也变得和城市人一样现实起来，在婚姻问题上越来越“认钱不认人”。农民婚姻观念的根本性转变在相当大程度上给近些年农村结婚成本的上升提供了正当性，使其能够得到多数农民的认可而不会遭遇太强的阻力，农村结婚的新秩序由此形成。

四、结语

总的来说，农村男性受限于当下极度失调的农村适婚男女比例，越来越难以在村庄场域之内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这种适婚男女比例的失调既是“重男轻女”观念带来的历史遗留问题，也是我国近二三十年来飞速城市化以及城乡二元体制的副作用。而村庄之中“男多女少”的事实又使得农村女性在本地的婚姻市场上更为抢手，客观上使得女性及其家庭具备将婚姻变成一种高消费物品的谈判地位，能够迫使农村男性为了结婚支付越来越高的经济成本。而农村经济条件的改善以及农民婚姻观念的改变也支撑了女方的高要价，“昂贵的婚姻”已经成了当下农村结婚的新秩序。但只有城市男性才可能负担不断攀升的结婚成本，农村婚姻资源单向度地流向城市，进一步恶化了农村男性的求偶环境，继而将大量经济条件较差的农村适婚男性排斥在婚姻圈之外，于是村庄之中出现了许多“贫穷型”男光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