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年轻人的“城愁”与“乡愁”
卫瑞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暑期跟随团队到鄂南金村调研，在这个山区村庄里，我们很少能够见到年轻人（四十岁以下）：在城市资源吸引下，青壮年以进城为目标在城市学习、工作，女性、小孩也因教育等原因基本不在村庄，老人在村依靠小农经济生活居多，村庄近乎一个养老村庄——城乡二元结构塑造下的空心化村庄。一部分进城成功的年轻人定居在城市，基本不回乡村，另一部分正在努力进城的年轻人则在过年等节点潮汐式返回乡村。乡村不是发展的地方，年轻人基本没有“乡愁”，进城是全家人的“愁”。
近年来，在疫情的影响下，本村的年轻人进城后并不能获得良好的经济收入，尤其是在文化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凭借进厂打工很难再获得以前的资金积累，进城的步伐在经济发展放缓的大环境下越发减慢。一些年轻人在经济衡量之下尝试返乡，村庄中为数不多的年轻人主要有以下三类:一是在村庄开小店，如小卖部、早餐店:二是在村中相关组织工作，如村委会、村医务室;三是从事农业相关的产业经营，如农机的经营、农田大规模种植。他们一般是将在村的发展作为进城失败的过渡地带或者进城的跳板，如果长期赋闲在家，则会被认为是在“混日子”。
一、进不去的城市，回不去的乡村
进城是乡村小家庭几代人共同奋斗的目标。这些仍在努力进城的年轻人，其父辈一般是在第一代的打工经济中没有获得足够的改革红利、进城资本的群体，回到乡村的他们将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村里的教育资源受限，在打工经济吸引之下，多数年轻人没有接受较好的教育便投到第二代打工经济之中，通过在机械而枯燥的流水线上加班获得较高的工资收入。
金村位于三省交界地带，是一个资源贫瘠的山区农村。不充裕的农业资源是村庄内部主要经济来源，所以一直有将零工经济作为家庭生产补充的习惯，改革开放后打工经济自然而然地成为村庄的主要经济模式。村庄有不少在打工经济中获得进城资本的幸运者，他们大多数依靠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模式，通过部分家庭成员（主要是父辈）在农村生活，利用农村的生产、生活资源为家庭托底，获取在城市发展基础性资源。农村有着极低的生活成本和生活需求，老人可以依靠人口外出之后富裕的土地、山林资源在农村获得较好的生活条件，尤其是在机械化改革背景下，农业的经营难度大幅降低，村庄可以分担家庭的养小、养老压力，同时，作为家庭发展的稳定器，它为发展遭遇波折的返乡村民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
但村庄很难为村庄的年轻人提供更多的发展的机会和进城的资本：一般的农业经营很难带来高收入，而在村创业对村庄资源整合的门槛又较高，并且很难面对市场风险。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在村庄“活”着很简单，但在村庄“活得好”比在城市更难。
二、进城受挫的过渡，在村调整的尝试
城市生存本就艰难，疫情的到来更是让年轻人“雪上加霜”，被迫停工、工资锐减……在村的年轻人开始多了起来。目前在村的年轻人呈现出不同的群体，主要类型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以在村生活作为过渡跳板，一类将在村发展作为主要方向。
（一）在村过渡的年轻人
经营早餐店的黎某是本村的外嫁女，在外打工时认识了男友，嫁到广西，原本在广东工厂打工，近两年因为疫情，加班被限制，基本工资又不高，于是回湖北父母家国道旁的房子里自己经营早餐店。店虽小，但设备齐全（投资了十余万），受到厨艺、客源等因素影响，目前生意不佳，小店一个月的纯收入只有一两千块；好在不用租房，其他成本也较低、工作强度低，小店是她没有合适工作、赋闲在家的最佳选择。村干部李某28岁，三次进城又返乡，因为当兵的经历被村级组织吸纳为村干部，每天在村的事务不多，经常中午喝完酒就睡到到下午三四点，一个月工资两千多；他没有什么手艺和特长，对于发展也没有规划，相比其他兼职副业的村干部，他算是村庄接近“混日子”的年轻人。
在村过渡的年轻人大多是在进城的奋斗中受到挫败的群体。这些群体在进城大军中没有足够的竞争力，教育水平、技术能力等因素限制其在城市的岗位选择——他们往往只能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工作。随着经济发展和大环境的恶化，流水线的低收益使其不愿意继续打工，返乡成为其再谋出路的一个选择。乡村的工作环境虽然不如城市，但其生活成本低、质量较高，并且年轻人是农村较为稀少的资源，返乡的他们具有一定的优势。在村庄的尝试也有更低的试错成本，有家庭的“半耕”为年轻人的生活提供保障，例如，黎某的早餐店基本是一种试错，但场地、人力、货物等成本较低，获取的利润也能够达到在外打工的一半。电商下乡、快递行业的发展，也为在村过渡年轻人提供更多的选择，包括在村级组织年轻化的要求下，村级组织成为进城失败青年一个不错的选择。
过渡的出现主要是当下进城门槛不断提高，在教育、技术等竞争力不足的情况下，低水平的打工成为劣势选择，返乡之后，跳出城市的竞争圈层，在农村进行自我的调整，原有的以代价分工为基础的“半耕半工”模式衍生出了丰富的形式，例如“半耕半商”、“半耕半官”等。
（二）在村发展的年轻人
经营商店的方某是嫁到本村的媳妇，婆家长期经营小卖部，结婚之后她便没有外出打工，而是选择在家经营小超市，其丈夫在村庄周围跑运输；经营超市并不需要花费很多精力，各类商品经销商通常都是送货上门，加上有烟草经营的许可证，可以在烟草方面获得较大的利润。村医杨某曾是富士康的低级管理层，在结婚之后回村发展，与护士妻子共同经营村中的医务室，和村中的老村医一起合作。目前老村医主要负责诊疗，护士妻子负责打针卖药，杨某负责公共卫生服务，夫妻两人的年收入大概在七到八万元之间。访谈时杨某告诉我们，他目前正在读大专，准备考取医师相关资格证，其规划是，先获得医师资格能够看病，独立经营医务室，再让妻子到医院工作，这样家庭也能获得不错的发展。
在本村的发展的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年轻人在乡村的本土环境中属于占有优势资源的群体。方某的丈夫与杨某的妻子二人是姐弟，其父亲黎洪某是村中有威望的人，得到周围群众的信任与支持，2014年到2021年期间一直担任村干部，所以方某和杨某在村经营超市和医务室能够得到乡村社会熟人的支持。另外一方面，二人都解决了家庭的负担，目前两个家庭都在城中有房，村里有车，双方父母都有劳动能力和在村的优势资源，在乡村的发展能为其进城输送力量，并且基于村庄的低成本，可以在低风险的条件下获取利润，积累资金，基于稳定且坚固的托底机制，即使在村发展失败，对于家庭也不会带来重大损失。
另一个影响返乡的重要因素是年轻人的婚姻、家庭，结婚是一个重大的任务，尤其是对村庄的男青年而言，在女性成为婚姻市场稀缺资源的情况下，结婚所需要的成本迫使男青年很难回村发展（金村现在的彩礼一般是二十万左右），有许多“光棍”不得不为了结婚的成本留在城市打工。村中留下来的年轻人都是解决了“后顾之忧”的，自身的小家庭和代际的大家庭有较好的协作，他们以追求生活质量（如良好生活环境、良好家庭氛围等）为基础，在获得有幸福感的生活基础上为进城努力。所以，选择在村长期发展的是想摆脱城市“内卷”、在乡村“躺平”的年轻人。
三、托底基础上的返乡，整合资源后的发展
村庄的资源非常有限，产业容量、市场容量等无法与城市相比，这也决定了乡村并不是一个产业发达并能够提供很多发展机会的地方。更多时候，村庄只是进城过程中的稳定器，返乡追求的首要目标不是利益最大化，而是风险、成本最小化。这也是返乡发展的主要模式——在良好托底基础上获得发展。
村庄的托底机制主要是依靠半耕的家计模式，依赖乡村熟人社会减少各种风险，在调整自身以及家庭资源配置后、在契合村庄经济特征条件下获得发展。本村的黎石某是“留守丈夫”，在其返乡经营多元产业的情况下，妻子外出打工，黎石某在家与有着丰富务农经验的父亲一起经营多元农业产业，种植数十亩水稻、养殖蜜蜂、承包鱼塘以及经营多种农机。他基于父亲对于农业熟悉和与周边村民的熟悉关系，在村大规模农田的种植也让他获得了一定收益，利用农机在兼顾自身生产基础上开拓村庄的农机市场，利用网络渠道建立蜂蜜等农产品的销售网络。并且调整家庭半耕半工的家计模式：留守丈夫能够符合乡村多元产业的要求，于是妻子在外打工，丈夫在家经营多元农业以及照料老人、小孩，“半工”成为家庭的来源保障，“半耕”成为了家庭的主要来源。黎石某在村整合了农村的农业生产资源和家庭的劳动力资源，其多元经营契合自身家庭和本村的特征，返乡成为家庭发展的重头。
返乡创业的要求不只在于资金，而在于对于村庄资源的整合，整合的资源包括村庄的熟人社会资源、家庭的内部劳动力资源、村庄的自然资源等。返乡的影响因素组合成为返乡的圈层，在从乡村通往城市的道路上，一部分人已经能够主动地留在城里，家庭在城乡之间可以较自由地流动；一部分人集全家的努力在城里打拼，乡村作为向城市发展的资源供给；一部分人主动回到乡村积蓄力量，依靠家庭在村庄的积累进行发展；一部分人被动地从城市返回乡村，以乡村的低成本支撑个人的发展。
许多年轻人没有教育、技术的优势，也没有乡土社会内部的优势，乡村并没有留给他们发展空间。没有资源整合而单纯依靠托底机制进行过渡，则只是进城道路上“歇脚”，没有资源的输送和支持，对其进城的目标并不产生益处。在现有的乡村振兴战略下，一方面在国家加强基础设施、提高村民生活水平的各项措施下，农村各方面条件都在变好，例如农业现代化为家庭农业生产提供支持，托底机制得到加强；但另一方面，产业下乡、资金下乡也缩减了乡村内部的空间，乡村的各项政策为外来资本、市场所挤占，想回乡的年轻人难以获得利益空间，托底机制在乡村振兴中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
四、道路通往城市，根据地在农村
我国仍处于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是许多农村家庭不曾改变的目标。即使在国家乡村振兴的战略下，乡村的资源和环境不会也不应该成为产业和市场的重头，乡村的多数设施不可能达到城市的水平。乡村振兴对于村民的核心意义在于为家庭向城市发展提供了一个“加油站”，让在城乡之间奔波的乡村年轻人有乡村的托底和资源的补给。国家资源的单向度下放、外来资本的单方面引入，容易让乡村成为外来资本的占据地，改变了乡村年轻人的根据地。乡村青年的“城愁”是家庭发展目标的牵引，而“乡愁”变成了“返乡愁”，乡村已经逐渐没有这些不会务农也没有产业的年轻人的空间——“以前，乡愁是在城市发展对家庭的牵挂；而现在，乡愁是困在城市进退两难的惆怅”。
乡村振兴需要“在地化”，外来力量主导“振兴”，多数将不是乡村的“振兴”，而是城市在乡村的振兴。乡村更应该在托底机制上振兴，服务乡村的主体，为乡村年轻人在村创业、工作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为乡村家庭提供更多的在村资源，形成良好的在村托底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