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青少年的“水土不服”

冯士豪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事例：徐小弟和吴学徒

暑假期间我跟随团队在鄂东南的一个山村调研。山村有5个村民小组、367户，总人口1883人，40名党员，中心户长27名（其中：党员14人、村民代表13人）。全村面积为7.18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是1588.45亩，山林面积占4696.5亩，水域面积有355亩（本村被划定为全县水源地，产业发展受到限制）。农民的年均收入为9000元。一般种植的作物为水稻，种粮多是为了自给自足，人均不足一亩耕地。村民们农业收入较低，而且有抛荒现象。这里的大部分人选择出外务工，打工地常为广东、上海、江苏、武汉。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自务工。由于地处山区，相较于平原地区的农民，本地村民打工出去得早、持续时间长。除此之外，他们也有副业，比如在院子里饲养一些家禽家畜。但副业并不成规模，饲养的家禽家畜主要是为了自己食用。

在村庄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两个返乡青少年。他们从小跟从父母在大城市生活，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不得不在初高中阶段返回家乡，也因此造成很多的不适应。徐小弟从小跟随父母在广州长大，在初二那年回到家里的乡中上学，但他直到现在甚至连家乡话都不会说。徐小弟今年参加了中考，成绩不太理想。从大城市刚回来时的他曾经感叹家乡教育环境与广州大相径庭：“这边学校比较乱，抽烟喝酒都有，脖子上都挂着电子烟，九年级的女生都这样。我去上厕所时，有的学生在走廊里当着老师的面抽烟，老师也不管。真的对比太强烈了，我们这里太乱了”。据他妈妈讲，徐小弟自从广州回来也逐渐有很多变化，不但成绩下滑，而且还学会了说脏话，妈妈对此深感无奈。吴学徒则是从小跟随父母在浙江嘉善生活、成长。吴学徒说；“那边其实还挺好的，我小学和初中都在那边读。我爸妈也在那边，我上完初中就回来了，高中在老家读的。我反正就是被爸妈一直带着。我爸妈做纽扣，租的房子有两层，一楼有机器（工作场所），二楼是睡觉的地方。现在因为疫情影响就不做了，都在家里不出去了。”他现在22岁，在该村的一个农庄饭店做厨师学徒。吴学徒还是很向往浙江的生活，甚至想去浙江开酒楼。在家乡没有什么社会关系，比较孤独。唯一的一次恋爱是线上网恋,有始无终。父母现在也回家工作了，吴学徒却仍然错把他乡认故乡，对家乡反而没有什么感情。吴学徒在家乡没有什么朋友，他联系较多的一个发小如今在浙江嘉兴搞装修设计，与他经历相似。我们在访谈时，徐小弟一直在玩手机，边打游戏边跟我们聊。吴学徒倒是很专注，略显生涩，社会感不强。这两个访谈对象虽然年龄不同，其实是同一类人。他们都属于务工子弟，返乡后却很不适应。基于年龄差距他们的烦恼有所不同，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徐小弟即是过去的吴学徒，吴学徒现今关于职业前景和婚恋社交的困扰也是未来的徐小弟所要面对的。

二、背景：城乡流动过程中的务工子弟

徐小弟和吴学徒都属于务工子弟，从小跟随父母到发达地区成长、生活。平常他们很少回老家，但当他们返乡生活时却出现了种种不适。这种现象需要放在城乡流动过程中的打工经济背景下来讨论，务工子弟从乡村到城市和从城市到乡村的生活轨迹背后有着不同的事理逻辑。

首先是从乡村到城市。由于本地地处山区，农业发展受到极大限制，农业收益不高，所以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开始兴起外出打工的风潮。当时县域经济发展并不充分，年轻人纷纷到广东、浙江等发达地区寻求工作机会，获得货币收入。老一辈的农民工常常把孩子放在家里让祖父母看管照料，因此这些孩子成为留守儿童。随着时代的变化和教育观念的进步，年轻的打工人开始把孩子带在身边，父母在场教育。徐小弟和吴学徒的父母即是如此。父母打工进城，获得了较为稳定的工作机会，孩子的生活场域也从乡村转移到了城市。这些务工子弟于是从小就在城市生活，很少回乡村老家。徐小弟不会说家乡话也就不足为奇了。

务工子弟的城市生活伴随着父母进城打工而开启，而从城市回到乡村却也是大多数务工子弟的宿命。徐小弟在广州从小学读到初二，然后回老家乡中继续上学，而吴学徒则是在浙江读完小学和初中，高中回到老家就读。这些务工子弟虽然从小在发达地区生活、成长、接受教育，但是因父母并无法完成真正的在地城市化而不得不返回老家上学。高昂的学费与严格的户籍限制致使这些务工子弟不能继续留在大城市。在发达地区打工虽然要比在家里工作的收入高一些，但是仍然不能在大城市买房落户，不能真正成为城市人。这对于父母而言并不要紧，因为他们的生活意义的指向仍然是乡村老家。他们生于斯、长于斯，血缘和地缘结成的人情社会网络也在乡村，落叶归根并没有什么不适感。出去打工只不过是单纯地为了赚取经济收入。徐小弟的母亲告诉我们说他家用多年积攒的打工收入在县城买了房子，还是要回来的。吴学徒的父母也要在老家村里盖房子。但是这对于务工子弟来说却不同，他们不得不回来，回到“陌生的故乡”。

三、分析：务工子弟返乡的不适感

务工子弟童年和少年时期在城市生活，但到了初中、高中阶段又不得不回到老家，城市与乡村的差异会让这些青少年“水土不服”。从小在村里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留守儿童不会有心理的不适应，他们的成长历程始终嵌入在村庄里，不会像吴学徒那样连个亲近朋友都没有。而从小在城市长大、父母在城市里扎稳了脚跟的孩子也不会有此烦恼。他们的成长面向始终是城市生活。只有这些返乡的务工子弟才会有这种迷茫和困扰。

首先是教育资源的降级。发达城市能够为青少年提供更为优越的教育资源，不仅有利于学习成绩的提高，也有益于综合素质的培养。徐小弟即是鲜明的事例。他在广州上学时成绩不错，学习环境也相对较好。但是回到老家的乡镇初中就一落千丈，而且沾染了不良的习气。徐小弟感叹：“真的对比太强烈了”。乡中的师资力量、教学环境不可与广州的学校相提并论。劣化的教育资源让返乡子弟难以适应。

其次是家庭结构从完整到分化。父母打工进城的同时也带着孩子，亲子在一起生活，这种家庭结构是完整的。父母在场抚育相较于从小就把孩子放在家里让爷爷奶奶看管要更有益于其健康成长。但是当孩子返乡之后就打破了这种结构。父母在孩子初中和高中阶段往往仍然需要在外打工赚取经济收入，孩子回乡读书因此缺失了父母的陪伴。青少年在成长阶段需要父母的在场，需要亲子交流。常言道；“家是最温馨的港湾”，而对于返乡的青少年来说，他们的父母却仍在远方的城市里拼搏与生活。在此期间，这些孩子也无法自动构建起与老家的人情关系网络，往往成为孤单的原子。

最后是生活形态的改变。城市的资源比较集中，基础设施健全，文化娱乐方式多样。在城市生活的孩子从小接受的观念、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不同于农村，返乡之后也会感到差异。人处在青少年时期往往是很敏感的，人们早期的生活经历甚至对一生都有影响。从城市到乡村的生活形态的深刻变化也会让人感受强烈。个体主观的不适感反映了城乡生活形态的客观差异。

四、小结

从小跟随父母在城市生活的务工子弟返乡后感到种种不适，这是在城乡流动的务工背景下所产生的现象。他们“近乡情更怯”——自小在城市里长大，但十五六岁时却又不得不回到乡村。务工子弟返乡之后意味着其教育资源、家庭结构和生活形态都要发生改变，他们并不像父母那样对故乡有深厚的眷恋，乡村老家对于他们来说却是一个陌生的场域。这些由城市返回乡村的务工子弟既不同于留守儿童，也有异于城市孩子。这种生活轨迹的变迁究竟对他们的成长产生多大影响、会影响到哪些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究。在村庄里调研我们只发掘到了徐小弟和吴学徒这两个案例，今后的调研中也应该对这一群体持续关注，获取更丰富的经验素材，以期得到更全面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