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江波博士在云南大学授课）

2015年4月13日凌晨，好友易江波不幸辞世。我就在他身边，在惶恐、无助、悲痛中眼看着他殒落，不知所措，失魂落魄。朋友们开始以各种方式祭奠着他。我无法直面这个残酷的事实。他鲜活的面孔和生动的语言总是浮现眼前和脑海。直到有一天，痛哭了几场，我终于不得不承认他已经离我们而去。当我开始写下这篇文字时，表明了我开始“正面面对”——这个词来自《心花路放》，是江波我们俩经常讲的话，有许多含义，既包含了人生态度，也是学问之道。

同样是4月，几年前，却仿佛已经很久。在柏峰的引介下，我和江波第一次见面。此前，已有不少友人和我说过，必须要认识江波。江波、柏峰、成凡我们喝得很高兴，聊得非常畅快。江波送我其著作《近代中国城市江湖社会纠纷解决模式》，我在机场和飞机上读了大半，回到家没停息一口气读完。后来写下读书心得《不能治江湖亦不能治大国》一文。蒙吉林大学钱大军兄约稿，发表在《法理学论丛》第六卷。

我每年都要到武汉几次，每次必定和江波见面，他知我，常备本地土酒。最长的一次待了一个星期，江波、柏峰、成凡、罗鑫、廖弈等好友每天聚首，聊学问，谈人生，吃美食。好不快哉！

我曾经的博文中写道：“南北交界，江湖相接，这是武汉的地理特点，也是武汉的文化和社会特点，我爱这个江湖。在这里有好友知己，每次想起在东湖边风光村或某个不知名的夜摊，几个好友把酒言欢，海阔天空地聊着天南海北的事，言说着对人生的体验……我都会感动，我都会想下次再回武汉。”今天，再看这些文字，心情大不一样。

江波的为人，可用“侠士”二字来说。江波身上有古人风范，对朋友极重义气，有求必应，豪放而又自持。我们的交往很密切，一半是交流学术，一半是交流人生。江波对许多东西看得很淡。有一些朋友惋惜他系出名门，却不在学术中心，埋没了一身好学问。我很清楚，他的选择一半是因为情义，一半是因为对名利的淡然。在他看来，学问很重要，但终究是靠自己的努力，而不是在什么机构。江波不是有钱人。江波带来得酒从不是价格不菲的名酒，然而都是他精心挑选的本地土酒，醇厚自然。这酒里充满的是情义。他走时，手提包里还有一条黄鹤楼，我知道，那是给我的——永远不会再有的礼物。

江波的学问，可用“慈悲”二字来讲。江波有两样很不容易集于一身的本事，一是法史学尤其是档案功夫了得。从《近代中国城市江湖社会纠纷解决模式》足见其用力之深，功底非凡。汉口码头的档案经历了战争等，并不是很完整。许多人只能到清代止步。而江波却能够依靠零碎的遗档，在蜘丝马迹中重现这个江湖的面貌。二是现实的经验研究。对于法史学，我仅限于学习，并无专门研究。对于现实的基层执法、底层生活的研究是我和江波共同的兴趣和关心。不能见面时，我们仍然以各种方式频繁交流。在他的研究和关心中，散发着对基层执法者、底层民众的体恤。他对现实、法治状况很不乐观，对人的生命力却很乐观。我想，这是源于对基层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对人性的全面把握。江波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做工作”：基层政法的一个本土术语》已经展现了他的研究特质。江波走得太早。许多研究没有完成，甚至还没有开始。以他对法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的积累和不急不糙的学术态度，他的学术之路仅仅是开始，如果天假以年，60岁的江波必定有大成就——这一切都已容不得假设和期待。

前几天，我的妻子看我时常恍惚失神，专门解了一段《金刚经》给我听。她说，江波前世可能是一个很有修为的佛，来这一世，是为了了却一些缘分和业债。其中包括了却我们这些知交好友、亲人的缘分。了却了，也就回去了。而我们之所以遭受失去好友的打击和伤悲，是因为我们上一世歉着他眼泪。缘分了了，眼泪还了，他就回去做他的佛了。我相信这是真的。江波生前，我就经常觉得他是赤脚大仙，潇洒自若，淡定安然。

江波走了，朋友们失去了一知己，学生们少了一好老师，天地间少一豪迈男子，人世间少一好人。伤悲或许会随着时间推移慢慢减退，而鲜活的记忆必定伴随我们一生。人生有憾，情义无限。

祝愿江波安息！

祝愿江波的家人和朋友一生平安！

启梁

2015年4月20日凌晨12：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