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13日，星期一。早上起来的时候，习惯性地从窗户向外看去，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百望山顶峰上的望京楼。这样的好空气，在北京已经是异乎寻常了，心绪在平稳中有些小小的高昂。但日头还是如同以往一样，忙不完的事情，还不完的文债。还好，上午没有特别急的事情，可以安安静静地在家里写东西。
- 意外传来
下午的时候与江波的妻子通了电话。不是我拨的，我没有那个勇气，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话来安慰这个正处于无限悲伤之中的女子。对于语言的无力，我早有感受。我给中南的一个法制史老师打了电话，我知道他是江波的挚友。我只想知道，江波是怎么走的。他是那么的健康壮硕，那么的声若洪钟，那么的侠肝义胆。我还是不愿意相信这是个事实。他轻声告诉我，他正在武汉殡仪馆，他就守在江波的身边。旁边站着的就是江波年轻的妻子。我听到了她啜泣的声音。这个善良而美丽的女子，老天为何对你如此残酷 还记得当年你与江波跑遍了大学的校园，只是因为我嘱托你们帮我买一个礼物。
话未开口，泪已长流。不是因为我太脆弱，而是因为没有其他的话语能够表达我的悲痛。
- 相识相知
江波属于能够主动上自习的一类，我也有此爱好，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是好学生。对于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大学生来说，上自习看书是一种消遣和打发时光的方法，什么书都看，法学专业书除外。我们两个经常在晚上9点多，一起夹着书，踱回宿舍，顺便参观一下各个宿舍正在热烈进行的“拖拉机大战”（一种扑克游戏，现在的学生已经完全不会玩了）。
接近毕业，我与江波的交流多了一点。我们都加入了考研一族，互相激励，交流攻略是少不了的。后来我们又都加入了考研失败者的行列。然后我回到家乡工作，他去武汉钢铁公司做法务。如果就此下去，也许江波的生活轨迹就与我渐行渐远，只是一个关系不错的大学同学了。但我1年后考回中南读硕士，江波在武汉工作，就经常来学校看我，交流越来越多。
江波工作得很不顺意。当时中国正陷入一场史无前例的三角债危机之中，以至于后来合同法专门规定债权人代位权制度以应对。江波每天的工作就是替公司去清欠，其实就是讨债。这不是一个好做的工作，他是个天生读书的种子，为人又正直，经常几个月奔波，却颗粒无收。领导对他不是特别满意。他想考研，但没有时间复习，感觉很痛苦。每次来，都与我长久地讨论，如何能够回到学院生活。两人谈到郁闷之处，往往是他请我大餐一顿，然后他回单位，我回宿舍。
我对江波的状况也感到焦虑。他考了两次，专业分非常高，就是英语（或政治 ）差一点点。终于有一次，我们实在无法忍受，密谋半天，鼓起勇气，一起去向范忠信老师求助。范老师是法制史专业硕士点的负责人，我恳求范老师想想办法，把江波招进来。讲到激动之处，我以人格担保，他是个做学术研究的人才，会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学者。范老师居然就听信了我的话（其实我就是个研究生而已），跑上跑下，帮助江波争取特批资格。后来居然真的就办成了。记得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和江波都激动万分。江波的人生轨迹就此改变。
不出我的意料，重新回到大学的江波，硕士、博士一路读了下来，并且如愿以偿地到湖北警官学院任教。其间，我在国外留学，交流不多，只是在回国休假的时候与江波小聚几次。他对学院的生活非常满意，加之家庭幸福美满。他生活得非常简单、平静、纯粹。我也就不怎么去骚扰他，只是关注着他这些年来的学术研究和学术发表。我到北京工作之后，因为距离的原因，见面更少，但电话的交流不少，主要是学术方面的。
江波从事的是法制史研究和教学工作。在很多人眼里，他的学术成长和工作单位不那么耀眼，但我却对他有着极高的期许和评价。不是因为别的，只是有些事情，他只对我讲了，让我很震撼，我知道他的抱负和努力。
江波在学术路径上属于偏重社科方法的实证分析派。他研究民国时期汉口码头的帮会，行规和纠纷解决机制，并且有专著出版。这属于微观的实证史学。我特别钦佩他的一点是，他曾经有大概两年多的时间，每天去湖北省档案馆研读民国时代的社会档案，抄录第一手文献。这需要很大的毅力和定力。现在不少人倡导研究中国本土观念，但是却不能下足够的功夫去深入研究，沉睡在中国各地的档案馆中的第一手文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江波的研究方法和思路是第一流的、真正意义上的研究。他的专著出版之后，非常庄重地赠送一本给我，并且写了很长的赠语。我知道他的学术之路已经开启，精彩的乐章已经到来。
江波后来到基层派出所挂职。他第一时间告诉我，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从他与我的交流中也明显地看出，他更加关注中国基层的治理机制。与此同时，他大量阅读社会学方面的经典著作和论文。可以说阅读越来越高大上，但关注点却越来越具体并且接地气。几年前，他以乡村治理为主题申报国家社科基金，获得了成功。在不少高校，这是个很值得庆贺的事情，是可以与朋友私下里分享一下喜悦之情的，但他没有告诉我。也许他更多的是考虑，能不能利用这个项目的支持，做出出色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江波的学术路径在最近一些年有些转型，他成为社科法学中重视田野调查的那个学术流派的重要成员。也许是历史的巧合，也许是存在一种隐秘的学术潜流，武汉的法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者中间，对于田野调查的重视一直是一个强大的传统。最早的时候，关于中国农民法律意识的社会调查，就是由一群年青的中南政法的法理学老师推动的。其中不少人现在已经是中国法理学界的领军式的人物。这一传统不绝如缕，后来有华中师大的徐勇教授的乡村治理研究，中南财经政法的陈小君教授的农村集体土地研究，以及更加年青，但已经显露峥嵘的陈柏峰教授的社会调查研究。江波受到这个学术群体的影响，以自己的方式，从自己的角度，拓展了社科法学的研究视野。他对汉口码头江湖社会的研究，其实是对城市社会中的亚群体的微观个案研究。从方法论上看，具有重要的创新价值。从费孝通先生以来，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定性，其实都以农村社会——城市社会的二元划分为前提，把前者定位为熟人社会，后者定位为陌生人社会。但现实情况也许更加复杂。在城市中聚居的亚群体的行为也许仍然会表现出独特的封闭性和排他性的特征，因此城市社会中生成的社会规范，未必具有我们想当然的现代性。
江波最近几年的学术努力，在我看来，恰恰代表了社科法学武汉学派的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倾向：不脱离实际地空谈口号（注意，口号不是所谓的全盘西化论者的专利，关注中国现实，重视本土资源，如果只是口头上说说，其实也是一种口号），而是真正地进入中国社会之中，以一种“亲在”的情怀，去把握这个社会真正的逻辑。
江波去做了，而且以一种其他人不太可能的方式去做了，他选择到基层派出所挂职当民警，去实际地观察乡村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
这就是江波的个性，没有任何虚饰的东西。他说，我要运用第一手文献来研究汉口码头，于是他在湖北省档案馆泡了几年，拿出了厚重的专著。他说，我要现场观察社会基层，于是他去基层挂职当警察，经常值班，半夜出警更是家常便饭。正是在挂职之后，他关于乡村纠纷解决机制的研究成果源源不断。我看到的最近的一篇，是研究一个中国式的表达“做工作”的社会学内涵的。由衷赞叹！
但就在这个关口，江波忽然就走了，没有任何先兆，风华正茂。这如何让我们接受
就在不久前，他来北京开庭（不是来赚律师费的，是为他的一个在北京工作的远房姐姐的离婚案件充当公民代理人，用他的话，是要替一个弱女子讨还公道！）。来之前，他专门给我打电话。其实我也很想见他，但他早上到，开庭之后，晚上就要走，而下午我刚好有个会，很不凑巧。想到不久后我会去中南参加一个开题会，于是就与他相约半个月之后武汉见面。谁知道他这么突然地离去！
- 愿你安息
我一直认为江波喜欢研究中国的江湖社会，这与他本人身上的豪侠之气有关。同学们在朋友圈中怀念江波，无不提到他的仗义豪爽。他仰慕那些体制外的游侠，无拘无束的生命体验。他的学术研究，同时也是自己的生命体验。虽然江波的生命历程遽然中断，但这是一个华彩的生命历程。他是一个学术游侠，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一个独立不羁的学者的担当和追求真理的人生。
长歌当哭。江波，我的好兄弟，我已不复能言，唯希望你安息。
薛军
2015年4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