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问题缘起及其分析进路
按照父辈、祖辈口耳相传的口述史，嗜好鸦片是笔者的家族在民国初期骤然衰败、祖业飘零的原因。“积积攒攒，买把雨伞，狂风过后，只剩光杆”，这是乡里市井的算命先生手中签上的一句常见谶语，也是笔者的祖父在一遍遍唠叨往事后的伴着叹息的结束语。这类家庭变故可以在不同地域找到众多相似个案，有着“重复性实践”的意义。这类个案在当代也在不断上演。微观的家族史是宏观的时代大潮中的一朵浪花，从一些家族的兴衰过程中，可以考察全局性、整体性社会变革的作用力，或者说，全局性、整体性社会变革在籍籍无名的家族、个体的生活历程中留下了作用的印迹。笔者与“毒品”的关联，最初就停留在这种家族“历史记忆”层面。或许受此私人情愫的影响，当笔者在一项有着另外的主题的参与观察项目中近距离地与那些吸毒者打交道时，顿时对这个群体充满好奇，试图了解更多，以至将作为“吸毒者生存状况”、“派出所如何对待吸毒者”作为纯由兴趣激发的、计划外的参与观察项目。
近年，笔者通过公安部门统一部署的正式渠道，赴华中某地公安局所属城区派出所锻炼，任一名一线警员。受惠于法学本科训练以及既有的法务实践经验，笔者很快“提锅上灶”，发挥“警力”作用，真正实施参与观察。起初，笔者只是抱着深入、细致、翔实地开展社会调查研究的想法，认真地去做、听、问、记、感受、体味，并没有意识到这就是社会学中的“参与观察法”（尽管与外文教科书上的路数相对照显得“不正规”、“不规范”）。而在锻炼的中期，阅读了关于质性研究方法的一些专著，方知具体操作的思路、方法，面对的困境，历经的情感，大体与这些专著的描述相契合。
讲求实地调查、“蹲点深挖”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参与观察是质性研究的重要方法。“只有进入法律的‘田野’，进入到社会生活的实际中才能解决中国法学主体性缺失的问题。进入‘田野’本身就是获得一种观察和切肤之痛，因此有可能发现中国自身的问题。”[15]但也有学者指出这些方法有缺陷：“参与观察和民族学方法的长处在于特别能帮助研究者理解他的研究对象，为他提供一个从研究对象的角度看世界的视角，而且这种研究方法有极大地灵活性和准确性，不会像有些定量研究那样发生重大的偏差和失真。缺点也很明显，如费时费力以及容易丧失研究者应有的客观立场，从而导致研究科学性的降低。”2一方面，“费时费力”称不上是学术缺陷，甚至恰是问题的研究价值与高难度的体现，另一方面，在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完全悬置情感与价值，继而实现彻底的客观中立，这是已被普遍质疑的命题。对吸毒者的“好奇”、“兴趣”，这种私人情感给予笔者饱满的热忱， 始终以敏感、细微的精神状态力求全面地捕捉相关信息，这是“情感介入”对这项参与观察的积极影响；同时，在面对面的场景中“同情地理解”这些“都是父老乡亲、兄弟姐妹”的吸毒者时，笔者也告诫自己不能忽略对他（她）们的负面信息的收集。为避免“容易丧失研究者应有的客观立场”的缺陷，研究者既要移情式地体味研究对象的生存空间、生态场域的特质，又要随时以“抽离”的态度审视研究对象、研究对象所处的生存空间、生态场域以及自己和刚刚获得的认识，这是一种理智与情感反复煎熬、撕裂的过程。
参与观察作为一种质性研究方法，特点之一是要求研究者在身历其境的过程中敏锐地去“捕捉”、去“发现”那些具有学术原创、知识增长意义的重复性现象，包括行动、观念或者说“做法”、“想法”。在对派出所执法过程的参与观察中，笔者在一次次与吸毒者打交道后，时常反问自己从中获得的最强烈的“印象”是什么，由此寻找蕴涵着学术分析价值的重复出现的话语模式、行为模式、观念模式。笔者的一个强烈的、反复闪现的切身感受，是无论吸毒者，还是与他们“周旋”的派出所民警，他们的喜怒哀乐，都与考核、评估基层执法的“指标”的作用有关；或者说，那些在历史长河中微不足道的、处于社会底层的吸毒者、处于正式体制的基层的派出所民警，他们的人生轨迹、生命历程都在不同程度上被当代中国基层治理中的“指标督责机制”——这一不甚起眼但枢纽性的“制度技术” ——作用、影响甚至改变了，不管他们喜欢还是不喜欢，赞同还是反对。由此，本文试图以指标督责机制下的民警与吸毒者打交道的日常生活断片为基础，揭示微观、具体的个体命运与宏观、抽象的法治建构的活生生的关联，揭示这种关联对法治进程的启示与意义。
一、参与观察笔记断片
笔者曾经参加过两次基本失败的社会调查。两次调查都是以私人“关系”资源联系、以体制内正式程序启动。除起初承担联络角色的、早已熟识的关系人之外，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是陌生的，我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调查的场景是开会，调查者提问，被调查者回答，气氛总的来说很沉闷，尤其是涉及那些在被调查者看来敏感的问题时。如果调查者对调查的主题缺乏相关知识与信息的充分准备，常会出现调查者比被调查者更尴尬、更痛苦的境况。被调查者在下首座位上干等着调查者提问，而调查者的那些提问让他们感到很难回答，于是言不及义地说几句，算是给关系人一个面子。倘若调查者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派头，整个调查很快陷入“话不投机半句多”的僵局，一方自说自话，另一方冷淡敷衍，几欲先走。在这样的氛围里，有板有眼地规范地演练教科书里的各种方法，显得“自顾自”甚至无礼。调查研究是相互的过程。在调查时，被调查者也在捕捉调查者的学识、气度、为人等讯息，而这些讯息是决定质性研究能否顺利开展并深入的不容忽略的因素。
在向锻炼所在单位报到的见面会上，笔者向大家说明，此来的任务是学知识、搞调研。在日常工作中，笔者同一名新手一样，抢着做事，少讲多问。手头没有活时，笔者常常拿出笔记本东记记、西写写。更多的文字是在一日工作完毕、独自猫在宿舍时将所见所闻所为在脑中“放电影”，回顾、追记而成。一些同志起初也用好奇、疑问、探究的眼光“调查” 笔者，日子长了以后，大家增强了了解，也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甚至热心主动地向笔者系统、条理地介绍情况、描述现象、发表见解，一起高谈阔论、“忧国忧民”起来。同一名“被访谈者”，关于同一话题，熟络之前的初次谈话和经过比较长时间的观察、交往后的谈话，内容往往有差异，前者可能轻描淡写、大而化之，后者则往往显得生动、细致甚至称得上鞭辟入里。相互认同与信任，这是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参与观察的信度与效度的基本前提。归功于派出所同志慷慨给予的认同与信任，笔者得以在完成各项日常工作的同时开展实地调查研究。以下是几则关于办理吸毒案件的参与观察笔记：
（一）
已经是秋天，有些凉意，夜晚街上人不多，月亮湾酒店边的麻辣烫小店里有两桌食客。陈伟正在里面和几个年轻人宵夜，我们冲过去把他按在地上，铐上手铐带回派出所。我们在文书中写“吸毒者陈伟经群众举报被公安机关抓获”，其实是通过线人的指引。不过，线人也是群众，称为“群众举报”也没有原则性错误。
我查了陈伟的户籍材料，他比我小一岁，他家的村子我曾经路过。陈伟是个帅哥，虽然被毒品荼毒，面露倦容，看起来神采仍在。为避免吸毒者采用吞食异物的方式逃避执法，我们把他的夹克、仔裤里的手机、烟盒、火机、钱包一股脑搜出来，把皮带也抽出来，放在办公桌上。当我们照操作习惯试图解下他的鞋带时，发现他脚上是一双明显不合时令的廉价的人字拖鞋。一个倜傥青年的颓唐与潦倒令人惋惜。民警老X曾经负责他们村子的治安，和他相熟，一边给陈伟上烟，一边把心底的惋惜说了出来：“你看你，这么体面的小伙，搞成现在这个样子！”陈伟被反铐着，我帮陈伟点上烟，然后边做笔录边拉家常。“我这辈子是黄瓜打锣去了大半头啊！”陈伟眼中含泪，摇头叹气，神色沮丧地说。
午夜时，我们带陈伟到禁毒队做尿检。陈伟说尿屙不出来。我们给他喝水，喝了一两瓶矿泉水，还是没有。大家疑心陈伟故意抗拒，但前期相处气氛已经很和谐，不便翻脸，后来陈伟说自己有个什么病，屙不出尿是这种病的一个症状。大家在禁毒队的值班室等待，等待陈伟屙尿。几个同事躺到值班室的床上，和同样来送吸毒者做尿检的其他派出所的办案人员笑闹、闲扯，顺便休息一下。我拿着个小杯子，陪陈伟站在值班室角落，等他说“有了”，就端好杯子，接好尿，再帮他提好裤子——从安全考虑，陈伟仍被铐着，只是从反铐换成前铐。
（二）
约晚上八点，正在值班时，民警老X语气紧急地叫上我，说是去抓一个吸毒的对象。走出值班室时知道，这是其他小组的一个同事“友情赞助”提供的线索，线索的源头是这位同事的一名线人。我们坐上这位同事的私家车，在一个路口紧跟上一辆的士，老X告诉我们要抓的吸毒者就在里面。等这的士一停，我们也急刹车，以最快速度下车冲向正在开门的的士，将里面的两名男子按在地上，拷上手铐，带回值班室。我们行动时，一圈群众围观，不知道是警察还是黑道，因为大家没有着制服。
这名男子很自觉、安静地坐在长椅上，表情平静，一个劲地说：“真是杀人啊，才从沙河（指沙河农场，是华中地区的较大型的劳改及劳教、强制戒毒场所，这个名词在当地人心目中是“监狱”的代称）回来一个月，又被你们弄进去了。”对于我们的所有问话，他都很配合，关于吸毒地点、毒品种类、毒品来源等等，有问必答。我查了户籍资料，发现这名吸毒者赵华四十多岁，是我的同乡，并且可能还是可以用蜘蛛网牵起来的一个亲戚。我问他家是不是属于桥头、闸旁的赵姓，他说正是的。
他的完全配合，让我们似乎有所亏欠，毕竟我们是用线人把他收入网中的。我们不停抽烟，闲扯，一些法定程序就这样在闲聊中履行，比如要履行家属告知程序时，我们就谈谈家里父母孩子，问问怎样通知家里。赵华告诉我们，自己强制戒毒回来后，家里人都不管自己，也没有事做，又不愿去打短工，越发觉得空虚、无聊，恰好以前的一个“毒友”邀请一起弄一点，就答应了，结果刚刚弄完准备回家，就被按住了；而此前一个月，他还在强制戒毒所；在两年前，他也是被派出所以同样方式弄去强制戒毒。我问两年前他在做什么，他回答在码头卖鱼，那时日子过得还蛮好，而现在老婆也离婚了，父母亲戚也不理自己，这次正是因为觉得日子不好过，人很烦躁，才听毒友的话来搞一点。言谈间，我了解到两年前他曾经因为开赌场被派出所罚款，他甚至觉得这次被打击是因为当时处罚他的派出所所长对他仍然有成见，不肯放过他。他感叹自己一身就和沙河农场结缘了，从八十年代“严打”以来不停进进出出地没闲过，累计起来有九年了，自己都变成沙河人了。“真是杀人啊，刚出来又要进去了。”这句话他不断重复着，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说给我们听。
同时被带来的另一名吸毒者叫邹军，又黑又瘦，眼神灰暗，无精打采，符合人们想象中的鸦片鬼的形象。大家执行抓吸毒者的任务时，紧张程度明显低些，应该与这些吸毒者往往如病夫般虚弱、易于控制有关。与邹军相比，赵华的面色有红有白，体型结实，从外观上完全看不出是吸毒者。他刚刚戒毒归来，明显可见戒毒的积极效果以及强制戒毒制度的合理的一面。这一对哥儿们的体貌形象可以作为禁毒宣传的标本了。
邹军在楼上办公室做完笔录后被带下来，在值班室坐着，等着与赵华一起去做尿检。他看我们和赵华聊得融洽，也加入进来，不时插话。原来邹军比赵华更熟悉他们将要去的强制戒毒地点，他兴致勃勃地说上次在里面时，有个管教干部是老乡，家乡观念重，主动照顾他们，组织大家篮球比赛，出来后还专门去看望过他。邹军很懊悔地说：“前几天，所里的L所长在街上碰到我，还特地嘱咐不能再搞了，要小心些，现在这个样子，L所长要是知道了，真是眼睛都要瞎了啊”。邹军一直很配合我们，可能与他自认为对不住L所长有关。
接下来的程序，是到局里禁毒队去做尿检、完成强制戒毒的卷宗、把吸毒者送到拘留所。由于两名吸毒者相当配合，这些手续按部就班完成，但我们并不敢放松警惕，以免出现意外。总的看来，这案子办得胜似闲庭信步了。
（三）
下午，民警老L和小Z用手铐带着一个中年汉子进了值班室，几个人都还在哼哧哼哧，看来费了不少劲。这中年汉子胡平四十多岁，是目前为止我见过的年龄最大的吸毒者，也是最沉默寡言、最有抗拒情绪同时最吃苦头的落网者。胡平的案子由老L和小Z这个小组负责办理，我们只是在旁协助。胡平沉默寡言，老L和小Z这个小组也是比较沉默寡言，这个特征影响了整个办案过程。
胡平坐在值班室的长椅上，头上戴着一个摩托车头盔，这是为了防止他以头撞墙、自伤自残。双方针尖对麦芒，笔录没法做，僵持着。胡平被带到候问室。过了一阵子，老L让我去候问室帮忙照看。我去时，大家还是沉默着，但笔录已经写好。胡平脸色有些惨白，额上汗迹明显。温和的老L一向处变不惊，淡然地转述胡平的话：“算了算了，缠不赢你们！”案子算是审开了。“审开了”是行话，指对象开口陈述案情。
尿检是必须的程序。胡平说没有尿。大家按部就班地给他喝水，然后等待，但几个小时也没反应。当我和其他同事出了一趟警回到值班室时，尿检已经做完了，结果证明胡平近期有吸毒行为。听同事讲尿检的成功归功于人民医院的几个医生，他们对胡平采用了导尿技术。这也算是“上手段”了。我才注意到胡平脸色发白，额上有汗，值班室还残留着尿臊味。同事说导尿时胡平挣扎，弄了一地尿水。
这案子在沉默寡言中办完。听同事介绍，胡平是老街最早的吸毒者之一，这轮严打吸毒行动开始后，其他小组也动过心思，想把胡平收入网中。在一个社区内，吸毒者有哪些，大家心里都有数。
第二天，隔壁的老L和小Z的办公室传来喧闹声。派出所似乎就是一个合法容纳争吵喧闹的大容器，我渐渐习惯，因为手头事多，没过去探看。后来老L告诉我是胡平的老父老母来找办案人员。胡平的父母说儿子一不是扒手二没有吸毒，而且派出所原来许诺只关一年，现在要关两年，家里也没人养老，自己又中风，说不定就出事。老L向胡平父母解释强制戒毒是为胡平好，强制戒毒不是“关起来”的意思，但老人们不理解。
空闲时看工作简报，一则材料的标题是“亲情感化主动戒毒”，内容是讲某派出所民警到吸毒者家中做工作，吸毒者某某“在父母的带领下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要求强制隔离戒毒”。这个的确是高科技，和平演变，效果优良。
（四）
今天的任务是把近期的强制戒毒对象一起送到强制戒毒地点沙河农场。
早上九点，我们到拘留所提人。八名警察负责八名吸毒者。“号子”也就是拘留室，有点像我们大学时的集体宿舍，只是没有高低床，由几个低矮的床位拼成一个通铺，几名吸毒者或坐或卧，神色平静。当我们点名时，他们相继站起来收拾东西。陈伟、赵华、邹军也在里面。其他几名吸毒者，同事们都认识，告诉我他们的来历。我被安排押送夏兵。夏兵个子高大，穿着一身睡衣，估计是在家里的床上被警察带走。夏兵情绪最大，嚷着要跟家人通话。在拘留所的过道里，夏兵一边呵欠连天，一边如旧时犯人过街喊绝命话一般，大骂政府“没有一次放过老子”，抱怨每逢严打吸毒行动，他无一例外地被强制戒毒，人生就这样被几次强制戒毒弄完了。
拘留所大门外面已经有一群男女老少等候着，是这些吸毒者的家属。这支小队伍走向押送的警车时，响起一片呼儿唤女声，这些装束或寒酸或光鲜的老少家属涌向他们的丈夫、父亲、儿子，递毛巾衣物，递烟递水，场面有点乱。
载着这支队伍的警车行使在高速公路上。初别亲人的这些吸毒者情绪激烈，无人来送的吸毒者安静落寞，若有所思，怅然若失。夏兵鼻涕不断，嚷着要抽烟，又嚷着要驾驶员播放歌曲。驾驶员播放了个《流浪歌》，他们异口同声大嚷太凄惨啦，换了革命歌曲，是《送战友》，带队的所长又说不对头。渐渐地气氛轻松起来。一路上，这些吸毒者聊天，熟络得很。他们抱怨都是被“卖货的”即贩卖毒品者给牵出来、出卖了，抱怨说“吸毒了就不是人了”、“比杀人犯还不如”。
快到目的地时，我们将他们的手铐从反铐换成前铐，给他们烟和水，抬举他们说：“你们搞这玩意的原来都是有本事会赚钱的啊”，他们显得很愉快。
赵华对这个强制戒毒场所比警察还熟悉，象回家一般。他领着大家到不同的科室履行各种程序。其中最重要的是体检，看这些吸毒者身体状况是否有不宜接收的情形，比如肚子里有打火机、铁片之类。这批吸毒者的体检都过关了。在高大铁门门口，他们排成一列，由监管干部点名，然后这支队伍往深远的监管区走去。
（五）
晚上七点多钟。我们把杨林“口头传唤”到所。笔录上写 “口头传唤”，当事人自己也没有异议，但过程却是抓捕。杨林被带到值班室，被戴上防止撞墙的头盔，坐在长椅上，他说手铐铐得太紧了，手腕有挫伤。对杨林的行动，五一前就谋划了。他的资料，我也提前初步接触。杨林比想象中瘦小些，比较黑。
老X让我和老Y负责笔录和杨林的安全。杨林试图搞清自己在哪里，面对的是哪些人，是被谁弄到这儿的。他说认识老Y。老X帮他脱掉鞋子，清理完身上的有安全隐患的物件。对于帮脱鞋子的举动，杨林说警察做到这样，犯人有什么就说了，这警察做到家了。杨林说明白是自己是谁弄进来的了，很激奋地说：“真是杀人啊，这么好的朋友，居然对自己做这样的事！”杨林所说的好朋友是老X的线人，也是杨林的“毒友”，正是他的指引安排，杨林“落网”了。
做笔录的过程，还很顺利。杨林表示愿意“牵猴子”（指充当线人，把毒友交给公安），又说要举报毒贩，目的是希望自己能被释放。我们只是听着，没有答复他。我们问怎么告知家属，杨林说家里父母将近七十，身体又不好，不能通知他们，否则会出人命。杨林说儿子成绩很好，担心没人照顾，会丢掉；老婆在女子监狱，罪名是贩毒；自己因为贩毒，09年坐牢，放出来才3个月；放出来后曾去看老婆，老婆要和自己离婚；现在有个小女朋友。正谈间，杨林的手机响起来。老Y打开翻看，杨林说别看，隐私。杨林让老Y把手机关了，不然她打个不停。
老Y和杨林聊天，我和老X有时加入。谈的内容，包括哪些熟人是吸毒的，过去情况如何，现在情况如何,唏嘘一番。其间大家不停抽烟。我们陪杨林抽烟。我问了一些问题，如吸毒是什么感觉 海洛因和麻古有何感觉差异 他说关键的是幻觉，幻觉的兴奋，同喝酒不同，主要是幻想。毒瘾主要是心瘾。杨林高中毕业后做过油漆工，做过生意。我问吸毒的钱是哪样来的呢 杨林说是在九八年洪水前后，弄了几个工地，供应黄沙，船到岸，赚差价---他瘦小而略带文弱的样子，我疑心他是怎样斗狠霸工地的，现在出来才几个月，刚找到新的谋生法子，又被关了。杨林感叹：“什么都不用说了，真是杀人啊”。
杨林希望我们能帮他弄举报的事，只要放他出去，打个电话就解决问题了。老Y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其他人在外面搞卷宗，目标是将杨林强制戒毒，完成本月“打击”类指标“开和”的任务。外面的几个人神色紧张，我和老Y神色温和。杨林说饿了，老X拿来方便面，我泡开给杨林吃。
到禁毒队做尿检时，几个认识他的老警察连连夸奖他当年帮忙破了大案，又惋惜他说何苦搞成这样子，数落他说他的老婆吸毒就是让他给害的，他的岳父岳母，常常到这里哭。
回到所里，老X为杨林铺床，准备休息。看来今天的办案是到此为止了。怎样让杨林在睡觉时铐得舒服一些，又确保安全，我们以及杨林，像研究一个科学问题一样，集思广益一番，终于搞定了，大家似乎彼此没有身份的区别。
大家躺在床上，闲扯。杨林说现在警察比原来好很多。我说这和老百姓懂的知识比原来多有关，比如原来谁讲隐私呢，你现在就懂。杨林又说我们是“攻心战”。我说也不是啊，比如我们要你供出同案犯，要你交代某个重要证据的去向，就要攻心，现在你到这儿来了，结果已经摆在这儿了，你不配合，我们不舒服，我们搞狠了，你不舒服，倒不如大家和和气气，共同把事情往好的方向搞，这样大家都好些，因为结果是已经确定了的。杨林没有作声。
我问杨林，他们那些“毒友”，互相之间是否会互相扶持，比如红白喜事、头寸短少之类的互助。杨林沮丧地否定，说是因为大家环境都很差，没有能力，这社会又很现实。杨林说政府应该专门设工厂，解决他们这样的人的生计问题，他们现在的状态，亲戚朋友都躲得远远的，他们自己是没有能力翻身的了。
早上六点半，大家都睡不着了。起床后讨论谁的鼾声响一些，杨林也加入“讨论”，大家似乎彼此没有身份的区别。
八点交班后，一个老人，一个中年妇女，因为各自的盗窃行为，被带到所里。那女人一副没有羞耻感的模样，竟然躺到值班铺位上打手机。杨林看着他（她）们和我们，打发时光，等待着自己的结果。他要上厕所，顺便用水抹抹头发，洗洗脸。他可能还指望自己能被释放，也可能已经知道自己的去处。老L为他拍照注射海洛因的针眼和他的正面照。他说自己头发乱乱的，没一点形象，还是不用照了。最后还是郑重地以登记照的姿态照了。
然而他显然没有想到我们会立刻马上把他弄到农场，强制戒毒两年。
中饭后，上车，杨林也很配合。当看到行使方向不是行政拘留所而是去外地的高速公路时，杨林激动起来。我对杨林说事情已经这样了，你与其在家里无所事事，倒不如下决心戒掉，到时出来，把孩子带好。杨林说一搞就劳教两年，原来还可以半年或一年的。我说强制戒毒和劳教还是有区别的，名称不同，性质不同。杨林似乎听进去了，情绪渐渐稳定，他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让我们给他的那个老友带个话，自己出来后要“弄死他”，“这么好的朋友，做这样的事情”；二是自己没有短裤，希望能帮忙买两条，另外希望能帮忙买两包烟。我们马上答应。这是小事，但不能让杨林在我们这里对信义与温情绝望。
目的地快到了。分手时，我们问杨林东西都带齐么，杨林说齐了。他的一个要求，我们最终没有为他实现，就是在他进去之前，为他买个剃须刀，让他把胡子刮干净，体体面面。
（六）
我们组值班时，天刚黑下来，110指挥中心通知说群众举报艳阳宾馆某某房间有人吸毒。对于这种从线人之外的来源获得的吸毒案件线索，我们对其真实有效性的信赖与怀疑基本上是一半对一半，因为报警极有可能是那些生意红火的宾馆的同行们为打击对手而采取的举报，其中诬告占相当比重——在这个小城市，到宾馆开房间聚会已成一种体面、时髦的消费方式，满足这种需求成为宾馆收入的重要来源，如果警察三天两头上门，会吓走新老顾客，影响生意。免去与线人打交道的麻烦，从这些线索中获得战果，完成工作任务，这是很让派出所民警惬意的天上掉馅饼般的事。
我们冲进房间时，一股类似糖果味的异香扑鼻而来，一个身影往窗户下消失。大家赶到窗户边，发现已无踪影，回头看房间的角落里呆站着一个神情木讷的姑娘，问她是不是“吹麻果”了，是不是有人跳窗跑了，她很张皇地点头，于是我们把她带到所里“做材料”，这用法律术语讲是“继续盘问”。
我们出警后回来，其他同志已带这姑娘做了孕检、尿检。她的目光一直很呆滞，大眼睛没有视线焦点，可能麻果的药力还在作用着。因为手头的事情多，我们让她到隔壁办公室等着，如医院候诊一样。过了片刻，隔壁传来同事的大声训斥和这姑娘的哭声，我们过去看，原来这姑娘下跪磕头，希望能放了她，同事一时手忙脚乱了。我们说原来弄了个“傻姑娘”来了。
做询问笔录时，老X轻言细语地做工作，我也开导她“认清形势、早做打算、配合我们、早点出来”。我们调出她的户籍资料，户籍材料中照片里的“傻姑娘”显得安静、秀气。“傻姑娘”叫丁娜，读过中专，离婚，曾在医院工作。巧的是，我们组的民警老Y认识她的丈夫，告诉我们她的丈夫原来也是警察，因为违纪被开除了。老Y对丁娜说曾经和她丈夫很熟，又问了丁娜的家庭现况，丁娜象个做错事的小学生般哭丧着脸答话，一边狠抽着向我们要的烟。丁娜由养父、养母带大，家境还可以，中专毕业后，养父母安排她到医院做财务，结果经常算错帐，误收假钱，被开除了。丁娜离了婚，分了几万块钱，现在手上还有一个两万多元的存折。这次因为网友的邀请，到市区来玩，一起开房间吹麻果，警察进房间前，另外两名男子跳窗跑了。丁娜说与其中一名男子发生了性行为，但不知道对方姓甚名谁。做完笔录，这“傻姑娘”又要作揖磕头，她把放在钱包中的一叠钞票全部拿出，哭着让我们放她走。大家说你这样搞得像拍电影了，是跟电影电视上学的吧，有这些钱过正经日子不好么。
我们检索吸毒人员信息库，并没有发现丁娜吸毒的前科，对丁娜不能按“吸毒成瘾”做出强制戒毒决定，于是对她下达社区戒毒决定，处以行政拘留十日、罚款2000元的处罚。送到拘留所时，丁娜又显出“傻姑娘”劲头来，在门外犟着不愿进去。办理入所手续时，我们发现丁娜对这一套程序其实相当熟悉，并不用我们指引。“把我的包拿来!”她嘟着嘴对我们说。大家笑起来，说你这个傻姑娘原来不傻啊，还记得包里有钱。
按照经验，一个吸毒案件的办理，从控制吸毒者到形成卷宗后把吸毒者送到拘留所，通常费时六个钟头左右，如果把这六个小时的信息全部形诸笔墨，其篇幅可想而知。“在任何社会环境中，研究者都不可能记住自己和别人所做所说的一切，也不可能在瞬息万变的情境现场做出完整的记录。质的研究者所做的是‘实地略记’、‘速写笔记’或者我所谓的‘原始实地笔记’，它们是对实地中所观察到的东西的精确但不完备的描述。原始实地笔记将会转变为研究工具，所以，重要的是它们要包含足够的细节，以便于可能的准确描述。”3以上几篇参与观察笔记，有的篇幅原本更长，对人物与事件、言语与行为记叙得零乱但是更加细致、完整，信息更驳杂，由于要使本文“写得象一篇论文”， 考虑到篇幅限制，在不伤及叙事的完整性的前提下，笔者对一些文字进行了删减，舍弃了那些与主题相较显得过于旁逸斜出的细节。因为在书写上必定地带着某种“文学色彩”，容易被一些讲求“科学”的学者质疑其客观性与真实性，而这正是参与观察方法在表达上的一个特点。
如何认识文本书写的文学性 有学者分析了质性研究、观察方法在表达上的文学风格的缘由：“参与观察成为一种带有强烈人文色彩、几乎完全建立在两人或多人（其中一个是研究者）互动基础上的方法论，而这种互动常常是混乱、复杂、且富有感情色彩的”4；“自17世纪开始，写作的世界被分为两大不同的类别：文学的与科学的。自17世纪以来，文学一直和虚构、修辞、主观性相联系，而科学则和事实、‘平实的’语言、客观性相联系。文学是‘假的’，因为它不像科学，它虚构现实，而科学是‘真的’，因为它以一种毫不含糊的声音有根据地‘报告’‘客观的’现实。”5事实上，任何表意性的书写都有文学属性，例如，《文心雕龙》被认为是文学理论经典，它讨论的范围，涵盖了最广义的“文章”，其中，金文、碑刻、奏折公文之类日常实用型文字或者说“应用文”，也在论说之列，而这些文字通常被视为极具研究价值的、客观的“信史”、“历史文献”。社会科学与文学的界限并不总是一目了然、泾渭分明---“隐喻”这种典型的文学手法，在一些社会科学的“规范之作”中的运用往往是“习而不察”的。
如何对待文本内容的客观性与真实性 在客观性层面，主观形态、私人性的文本内容并不妨碍对它的研究的可行性、有效性。“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参与观察的研究者在书写中展现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知，研究那些被研究者，而研究者的这些所见、所闻、所感知也是研究者自省反观的载体，是其他研究者与读者审视、研究的对象。在真实性层面，对材料与文本内容的真实性的审查，类似于司法活动中的证据审查与判断。参与观察笔记、访谈记录的真实性有如言词证据。能够与其他来源的证据之间相互印证、能够与其他种类的证据一起形成环环相扣的“证据链”、 能够细致全面陈述那些只有亲临其境、亲身经历才可能复述的情节与信息，这些是判断言词证据证明力的“经验之谈”。这些“经验之谈”也可用来审查、判断上述参与观察笔记的真实性。在司法过程中，存在着“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的区分，前者是经由法定程序、通过合法证据构建的“再现”状态的“事实”，后者是作为案件真相的、原初状态的“事实”，即便在那些判决后各方均无异议、服判息讼的案件中，法律文书表达的“法律事实”与作为案件真相的“客观事实”之间也并不总是完全吻合，有的甚至相去甚远。与此相似，参与观察中的笔记与访谈所呈现的“社会科学事实”，与作为事物与事件的本来面目的“客观事实”之间，并不总是一一对应得如同比例尺为“一比一”的地图与实际地理状态的关系。
二、 信义与信任匮乏的熟人社会：吸毒者的悖论式生存状况
“我照着镜子，无法相信这个鼻涕呼啦不成样子的人真的就是我。毒品毁掉了我的心智，只剩下个不中用的大脑。我已经变成了一个二十八岁的老头子。这就是我需要付出的代价。所有的瘾君子都要付出这个代价。这一锤终究要落下。”6史密斯一九四三年出生于伦敦的一个犹太家庭，十四岁染上毒瘾，二十五年后成功戒毒，以上是他在戒毒后写的自传中的文字。钱锺书讲“东海西海，心理攸同”，无论古今中外，吸毒者的内心体验、心路历程有相同的一面：药物影响生理机能，继而改变情绪、心理状态，继而导致性格特征、行为倾向的改变。这个源于毒品物质力量的生理、心理变迁模式也为作为一个病人群体的吸毒者所共享。
但是，这一生理、心理变迁模式常常被描述吸毒者生活史的常见叙事模式所遮蔽。以前曾经事业有成、家庭幸福，后来为了和朋友们一起“好玩”开始“吃货”（吸毒），最后不幸耗光家产、众叛亲离，这是吸毒者们自述生活史的常见模板。前述个案中，赵华、杨林的自述是这一模板的体现。这一模板也为各种治理吸毒的机构所接受、采纳并传播。民警通常也认可这一模板的真实性，并且援引它来给吸毒者“戴高帽”，“做思想工作”。那些吸毒者也会默认这一模板的真实性，以此维护或塑造自己“我本善良”或“先前也阔过”的人格形象——在这叙事模式中，吸毒者拥有“富有”、“义气”、“慷慨”之类的“德才兼备”好品质。事实上，按照笔者了解的一些吸毒者的生活史、履历与目前境况看，符合这一叙事模板的吸毒者并不象吸毒者们自己讲述的那样多、象有关机构对外宣传的那样一般性、普遍化。必须承认的是，在最初与吸毒者打交道时，笔者是相信这一模板的真实性与普遍性的——这也表明，在运用参与观察法时，急匆匆形成判断与结论是草率、危险的。
这一戏剧化的叙事模板在淡化毒品对心智的摧残力之外，遮蔽了哪些更加细微的社会与法律问题呢 笔者认为，吸毒者首先生存于一个以亲缘、地缘为基础性团结纽带的熟人社会中，但这个熟人社会对吸毒者而言是一个信义与信任匮乏的熟人社会；吸毒者的这种悖论式生存状况既是现有吸毒治理模式的产物，同时又对现有吸毒治理模式的难得的成效起着釜底抽薪的作用。
本文研究的地域背景是一个一百五十万人口的内地城市的城乡结合部。在中国当下的这类区域，类型化的社会学理论所说的现代“陌生人社会”并未成为主流的社会关系面貌。在前文所述个案中，几名吸毒者与城乡基层区域的普通社会成员一样，均处于一个由地缘、亲缘等传统团结纽带“牵”成的熟人关系网中，吸毒者与警察是熟人，吸毒者之间也是熟人。即使是警察偶然遇到的吸毒者丁娜，也与警察“牵”成了熟人关系。
熟人社会是一个信义与信任相对丰沛的关系场域。在熟人社会中，社会关系大多具有重复博弈属性，“山不转水转”，“低头不见抬头见”，由此，具有特殊主义色彩、以“人情味”、“亲热感”为表现形式的信义与信任比在其他社会关系场域更易呈现。但是，这个“定理”对处于这种关系场域内的吸毒者却不适用，而且呈现相反的境况：信义与信任匮乏。
信义与信任的匮乏存在于吸毒者与其亲族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中。在笔记（四）中，出现了亲人临别相送的场景，但在这个众声喧哗的场景里默默独行的吸毒者也占一半。近代以来，与特定的民族记忆有关，吸毒者的污名化在中国语境中根深蒂固，虽然吸毒者自身常常认为问题并没有那么严重，甚至将吸毒当成时髦或炫富方式。某日，笔者的一个长辈曾在屋角与笔者执手扶肩，失声痛哭，倾诉爱子染毒给家庭带来的压力、恐慌。单位的制裁性措施，亲友的避而远之，街坊邻居的侧目而视，这些因素使吸毒者的近亲属们不愿去想象他（她）们的未来。在这些近亲属中，少数的意志顽强者将更多的关爱当成挽救染毒的亲人的最后努力。在团结纽带强韧的亲族共同体中，吸毒者曾经浸润其间的信义与信任如退潮般锐减，好像母腹中的胎儿面临羊水短少的处境。
信义与信任的匮乏存在于吸毒者与吸毒群体之间的关系中。吸毒群体可称为一个“毒缘共同体”。按照社会学理论对共同体属性的界定，建立在信义与信任基础上的互帮互助、互惠友爱是共同体成员之间关系的常态。笔者在笔记（五）中记载了对杨林的请教与询问，询问的本意是验证这一论断，但结果却出乎意外，他们的信义与信任似乎只是体现在对毒品的共享方面。在毒友中，有一类人相当活跃，即自己吸毒甚至贩毒，但时常向警方有偿提供其他吸毒者信息的“线人”。一些吸毒者甚至以此为牟利手段、经济来路。在笔记（四）中，走在强制戒毒路上的吸毒者们形成了一个共识，认为“线人”就是那些贩毒者！如果这个认识反映了事实，那么“线人”既赚了吸毒者的钱，又赚了公安机关的“线人费”。从前述个案看，依赖线人是警方治理吸毒者的基本手段。吸毒者都知道“线人”的厉害，但对毒品的心瘾使他们无力去想身边的毒友是否就是线人。在笔记（五）中，杨林一方面诅咒“出卖”自己的毒友，另一方面自告奋勇地声称愿意充当“出卖”其他毒友的线人，而且，杨林以前也为警方充当过线人。一方面在承受信义与信任匮乏的不利后果，另一方面又在毁弃这个特别的共同体内残存的信义与信任，这是吸毒者所处的悖论式生存状况的一个集中体现。
吸毒者与警察之间的信义与信任状况又是怎样的 在笔记（四）中，吸毒者抱怨“吸毒了就不是人了”、“比杀人犯还不如”，就这些话的场景来看，是吸毒者对警察态度的抗议。有的同事常常好心告诫笔者不必对这些吸毒者好，说“他（她）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已经没有脸了”，等等；何况，依常情常理，警察和他们的工作对象就像猫跟老鼠的关系，何来信义与信任呢 在日常工作中，警察所见的大多是人性阴暗面发作的现象，日子长了，对人性中阳光、积极的那些因素的信心，包括信义与信任，常常不知不觉动摇起来。对内心有这类认识或心理境况的警察而言，他们在办案时很难以信义与信任的态度对待吸毒者，常常表现为冷漠、生硬。按照社区警务工作要求，派出所民警与辖区内的吸毒者之间至少是“认识”关系。这在基层社区可以称为“最低限度的熟人”了。从笔者所在小组的操作实践看，该组民警常常能将熟人社会的人情味、亲热感贯通到办案过程中。前述个案中，除另一组民警主办的胡平案以外，办案过程中的人情味、亲热感很明显，尿检、笔录等办案活动都是在拉家常、聊天、谈心之类的友好气氛中进行。
具有人情味、亲热感的办案操作方法为什么具有很高效率 被派出所控制的吸毒者为什么大多“吃这一套” 笔者认为，一方面是被控制的吸毒者在考量利弊后的理性选择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这些吸毒者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很少尝到人情味、亲热感、因而发生特殊心理效应的结果。在笔记（五）中，杨林很警惕地指出这是民警的“攻心术”，但他对这人情味、亲热感显然也很信任并甘心承受。人情味、亲热感是信义与信任的表征，更为内在的因素是关系双方给予的以人格平等为前提的相互承认与尊重。民警在营造办案过程中的人情味、亲热感时，的确难以将这些举动与“为了办案”的目的性、功利性划清界限，因而有着实在难以否认的“信义与信任的工具化”的悖论式倾向。但是，这些有功利性、工具性嫌疑的举动中包含的发自内心的人情味、亲热感，仍然产生着“双赢”的积极效用。无论是办案民警还是吸毒者，都有在人之尊严心、同情心基础上相互尊重的“互惠”可能；吸毒者希望民警不要粗暴对待、不要“搞狠了”，民警也希望吸毒者听招呼、“给面子”，这是前文叙事中经常出现吸毒者“配合”民警、民警体谅吸毒者的情形的心理基础。成功运用“人情味、亲热感”办案法的小组与民警并不普遍，这些民警总是会被其他同事戏谑地称为“忽悠”，而另一些民警程式化地、讲套话一样地运用类似方法时，往往陷入“一看就很假”的境地，很快冷了场。吸毒者一方面未泯灭对信义与信任的需求，另一方面又在这种需求的短暂满足后承担一个自己主观上不乐意的接受行政处理的结果，这是吸毒者所处的悖论式生存状况的又一个表现。重要的是，对因为线人“做手脚”而被给予行政处罚或行政强制措施的吸毒者而言，即便与办案民警之间存在着私人之间的信义与信任，对国家权力的信任却不复存在。公信力的丧失侵蚀着政权及其法制的合法性基础，由此，基层执法者办理的那些具有“人情味、亲热感”的个案，犹如一场失败大战役中的成功的零散战斗。
三、在“压力型体制”下变异的执法：基层民警的高压型生存状况
规范的执法模式，是在具体操作之前熟悉相关的法律法规。但笔者并没有循此行事，而是作为彻头彻尾的“新手”亦步亦趋地向身边的同事们学习，丢开文本，直接接受同事们的既有经验，在完全“领会”、经历一段时间后，再系统了解相关立法。这是一种先“移情”体会再“抽离”反思的参与观察法。这样的好处是避免自以为是，避免带着挑刺、审查、批判的态度进入研究现场，避免收集的信息被“正确的前见”切割得支离破碎。
黄宗智提出的“表达与实践的背离”命题的影响力，超出了对中国法律传统的认识这一领域。一些论者一看到、提到成文的立法不得贯彻的现象，即笼统地贴上“有法不依”、“表达与实践背离”的标签，或情绪化地感叹法治不彰。在笔者参与办案的经验中，法律的表达与实践的关系，既有相合的方面，又有背离的方面，还有一些合理的、效果甚佳的重复性实践在法律条文中找不到对应的表达。法律的表达与实践是处于不同维度、不同层面的相互联系的法现象，这个原理也体现在笔者所在办案小组办理吸毒案件的过程中。
办案小组是基层派出所执法的最基本的组织模式。派出所的办案小组通常由一名警长及两名警员组成，类似于部队、工厂的最基层班组。这类小组在工作中渐渐具有了“搭伙”性质：按照各自的优点、特长，默契地、无须约定地形成相对固定的分工，如擅长电脑操作的负责制作文书、擅长沟通的负责询问与讯问、身手好的负责抓捕控制，这个分工并没有绝对的界限。时间一长，形成一种倾向，即负责电脑操作、制作文书的民警比其他民警有更明确的学习法律法规的意识，而有的民警甚至认为不学法律也一样能够干事、完成工作。一个小组有一人能够掌握、运用法律法规即能维持小组的执法运作，这样一来，在实践中形成的“搭伙”办案模式降低了民警学习、掌握法律知识的积极性。“一人为私两人为公”，单打独斗、“孤胆英雄”在实践中基本无可能，“搭伙”模式的形成，与个人力量客观上很难把案件“拿下来”有关，与法律规定很多程序必须由两人执行有关，此外还有“防嫌”、“避嫌”以求保持清廉名声的需要。办案小组的稳定性各各不同，一些小组由于成员是非得失之类原因分分合合。这种自发形成的分工合作模式在正式制度中没有对应的规定，从前述参与观察笔记看，它的运作尚显得流畅自如，“很好使”。
如同作坊师傅有一套娴熟的把式一样，在办理吸毒案件方面——“原生态”的、非法学术语的说法是“搞吸毒的”或“捉吸毒鬼”，小组也有一套成熟的工作流程。民警们在操作这套流程时通常只是习惯性地按部就班行动，法律的专业性明确地、集中地体现在卷宗制作环节。在这个环节，负责在公安信息网络上操作、制作卷宗的民警在电脑前忙碌，小组其他成员看管着对前路茫然不觉或心知肚明的吸毒者，稍事休整。
从卷宗的内容看，法律的表达与实践的相合程度最高。或者说，文字化的卷宗反映的“法律实践”与“书本上的法”相合程度较高，依法办事的原则在卷宗中得到贯彻。当前，公安工作的信息化要求所有案件实行网上制作文书、网上审批、网上流转。在办案流程一律网上运作的新型工作模式中，如果缺乏法定程序的相应文书，卷宗在办案操作系统中不能生成。一个吸毒案件的卷宗大致包括以下内容：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理审批表、强制隔离戒毒决定书、呈请强制隔离戒毒决定书、受案登记表、接受案件回执单、询问笔录、现场检测报告书、成瘾诊断证明、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情况说明、行政拘留执行回执、强制隔离戒毒执行回执、违法记录材料、户籍材料。法律的表达体现为现代法学术语的表达，这一情形在卷宗中足够丰富。
在法律的表达与实践的关系之外，还存在着法律的实践与卷宗的表达的关系。卷宗是文字化的实践，卷宗的表达与具体的、原初的办案实践不完全对应。例如，办案的一些“习惯性操作法”在卷宗里没有反映或以“加工”、“修饰”的方式反映。
“习惯性操作法”是在长期办案活动中形成、被一线办案人员广泛接受并适用但未成为正式制度的操作模式、工作方法，是不正规的观念、规则、知识的凝聚，具有非正式属性。以办理吸毒案件为例，在各个环节形成了一些习惯性操作法，如下表所示：
接连几天，领导强调，要抓紧抓早办理强制戒毒案件。一个理由是，整个市的吸毒者就是那么一些，如果搞晚了，自己辖区内的吸毒者就会被其他派出所弄去完成他们的打击任务，这样就加大了完成任务的难度，影响本所的“人头数”在全局的排名（在基层工作中形成的非法定的“行业术语”中，刑事拘留数、逮捕数、劳教数以及强制戒毒数等等统称为“人头数”）。所里、局里每月张榜公布各实战单位完成各项执法指标的名次。在这种与“比学赶帮超”的“社会主义新传统”一脉相承的“执法竞赛”中，单位或个人排名靠后意味着能力被贬损、名誉被贬低。在这样的激励机制的作用下，这种“执法竞赛”有很大的促动力。为完成打击率，那些辖区内吸毒者原本极少的农村派出所常常跨越辖区办理吸毒案件。为完成量化的任务，运用线人是各个办案小组的常规选择。执法首先是为了完成任务，完成任务靠线人的信息，这是派出所治理吸毒现象的基本模式，可称为以量化的任务为中心、以线人为枢纽的治理吸毒模式。这些习惯性操作法的形成机理有哪些 其一，与现有法制生态下的民警“职业安全”意识的作用相关，如“清理贴身物件防自伤”、“戴头盔防自伤”、“对象夹中间”之类，这是公安机关强调的“把工作做细”的表现，也与“一票否决制”、“问责机制”、“责任倒查机制”使民警产生的怵惕心态有关。其二，是在试错中摸索、积累的工作经验，如“人情味、亲热感”办案法，它也常常被视为工作责任心或人性化执法的体现。其三，是法律传统的延续，如当事人确认法律文书、笔录时“签名与捺指纹并用”，是中国传统文书制度中“按手印”做法的延续。尽管一些立法与法律解释声称当事人确认法律文书时签名或捺指纹均可，但绝大多数民警出于“稳妥”考虑，总是坚持让当事人在签名后再捺上指纹。其四，是在任务导向下普遍运用的工作策略，如线人路线。其五，是一种规避法律的方法，用来掩盖有瑕疵的执法行为，如以“群众举报”字样代线人的运用。其六，是为减轻工作繁琐程度而采取的变通、简化措施，如以“挡获”或“口头传唤”字样代抓捕行动。在这些不正规的观念、规则、知识的成因中，可以发现基层的首创能力（包括正反两方面），也可以发现作为“压力型体制”重要成分的量化考核、督责机制的影响力。
综合分析前述个案可以发现，在“压力型体制”的作用下，产生了两种“变异”现象，其一是任务导向的执法，其二是线人营生的悄然发达。在前述笔记中，线人一个也没露脸但弄得民警和吸毒者团团转。任务导向使“公正廉洁执法”成了与执法者自身利益密切相连的过程。执法者一旦不能按时按量完成任务，养家的收入即受影响，这样，完成每月任务成了民警们的头等大事、当务之急。为“赶进度”，办案者可能人为地对一些案件拔高处罚档次，把治安案件办成刑事案件，把一般性的吸食毒品案件办成“强制戒毒”，等等。在这种办案方式中，办案人员并没有接受当事人的请托、受贿等“腐败”情节，结果却可能偏离公正。在“赶进度”的压力下，即便是可以保持相对超脱态度的、受过多年系统法学教育的笔者本人，也忍不住赤膊上阵，与其他同事一道同甘共苦，为早日完成任务、争取主动而“想方设法”起来。一些线人学会了利用这种形势在不同的办案小组之间玩待价而沽的游戏，索取更高的“线人费”、“信息费”。 因为急于完成任务，办案民警们有时难以辨别线人线索的真实性，难免“走冤枉路”，白忙活，甚至被线人“当枪使”，做了线人打击异己的工具。一方面是完成任务的紧迫压力，另一方面是内部督察、外部舆论监督的压力，基层民警们处于一种高压型生存状况中。如果说吸毒者在一个怪圈中打转，那么他们的治理者、与他们打交道的派出所民警们也处于一个怪圈中。“指标”是这两个怪圈得以形成的共同元素，“线人” 是这两个怪圈藉以运行和存续的共同元素。
四、何种“在数目字上管理”：“绩效评估”话语下的指标督责机制
公务员管理的“压力型体制”体现出讲求量化考核、注重“数目字”的特征。在“压力型体制”的定义中，“指标”是核心概念。笔者认为，现行的“压力型体制”体现出强劲的、方兴未艾的发展势头，与其受到当代中国文化的“三统”（甘阳的命题，指当代中国文化正在形成本土传统文化、西方外来文化、“社会主义新传统”文化并存作用的格局）的共同支持有关，或者说，“三统”为“压力型体制”提供着思想资源。
其一，在本土传统文化方面。黄仁宇提出了一个关于中国法律传统的命题，即认为中国传统治理的重要特征是不能实现“在数目字上管理”，其表现是施政不能“以技术上的要求作主”，而是“笼统的以意识形态为依归”。7在中国法律传统中，法家有一套“在数目字上管理”的的治理思路，它经由“数”的理念阐发，最终归入法家的“术”的范畴，“督责之术”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8中国吏治传统中的“督责之术”有丰富的实践，因能授官、循名责实的量化考核也是其中之一，但常常被君权独尊的原则所破坏。
其二，在西方外来文化方面。当下，作为揭示现代社会特质的韦伯官僚制理论的发展，西方管理学界的“绩效评估”理论与中国“压力型体制”的实践迎头实现了“对接”，前者以舶来的“西学”话语为后者提供了合理性论证。应当指出的是，这个理论最初的适用对象是以物化产品而非“公共服务”为产出的营利性企业。将该理论推及行使公权力的国家机关，其立论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了“隐喻”的手法，而且，该理论本身仍在探索阶段。如同借用生物学概念创造出“隐喻”式的新词“法律移植”一样，基于国家机关提供的“公共产品”也是一种“产品”的逻辑，适用于物化产品提供者的营利性企业的“绩效评估”制度被推广到公共权力机构，这种制度的“在数目字上管理”的理性、科学、现代化外观掩盖了它作为一种社会科学技术的不成熟方面。
其三，在“社会主义新传统”文化方面。“指标”的运用在根据地时期的土改工作中已经存在。“指标”在整个计划经济时代渗透进了中国国家与社会、政治与经济的方方面面，最为著名的是大跃进时期的种种“高指标”。“压力型体制”是荣敬本在二十世纪末期提出的概念——当时，笔者正在某特大型国有企业从事债务清理工作，工作的一项内容就是在估算的基础上定清欠指标、层层分解指标、督促下级单位完成。“压力型体制，指的是一级政治组织(县、乡)为了实现经济赶超，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而采取的数量化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评价体系。为了完成经济赶超任务和各项指标，各级政治组织(以党委和政府为中心)把这些任务和指标，层层量化分解，下派给下级组织和个人，责令其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然后根据完成的情况进行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奖惩。由于这些任务和指标中一些主要部分采取的评价方式是‘一票否决’制(即一旦某项任务没有达标，就视其全年工作成绩为零，不得给予各种先进称号和奖励)，所以各级组织实际上是在各种评价体系的压力下运行的”。9从笔者的参与观察经验看，这个定义也适用于基层执法领域，只是“经济赶超”的任务换成了“执法任务”（主要是“合法创收”或打击惩处的量化任务）。
指标督责机制是“压力型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否应当把“指标”这个概念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这对这个概念来说不公平。“指标”一词在实践中处于一词多义状态。指标的基础性语义是项目、目标。指标可以分为自然指标与社会指标，自然指标如风力、水温、土壤酸碱度之类，社会指标指“反映社会现象的质量、数量、类别、状态、等级、程度等客观特性和社会成员的感受、愿望、倾向、态度、评价等主观状态的项目”，其主要类型如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经济指标和非经济指标、描述性指标和评价性指标、肯定指标、否定指标和中性指标、投入指标、活动量指标和产出指标、具体指标和抽象指标。10看来，指标的确是个科学属性的词儿。这种语义似乎难以引发普通社会成员的爱恨怨愁。
对指标语义的分析，可以直接从街谈巷议的民间用法入手。由此，我们归纳出指标的其他语义，而且可以发现，科学、客观的指标一旦嵌入特定的权力运作机制与关系网络中，即附带上某些非预期功能。关于指标的日常语义，其一，指由国家权力、行政权力掌控其配置的可量化的稀缺性资源。如单位进人指标，招生指标，双轨制时期的钢材销售指标。其二，指国家机关自上而下发布的量化的、注重结果的工作任务。这类任务对基层工作人员来说通常意味着“硬骨头”，不是象吃肉喝汤那样便当，如招商引资指标、清收欠款指标、创收指标。在这类任务中，有一类在权力行使的相对人或对象的主观感受中是制裁性的、负面或消极性的，如“右派”指标、“严打”指标、“下岗”指标、罚没款指标。本文所说的“强制戒毒数”也可以归入这一类指标，尽管强制戒毒措施客观上对吸毒成瘾者有利。
这两类指标的核心要素是什么 是自上而下的集权与计划属性。指标的利弊均与现代性的理性相关－－因为指标通常被宣布是以科学、理性的“统计”、“专家论证”为基础，而且它们的确有此外观。指标在出台环节而非执行环节常常已决定了它的“绩效”是否与初衷南辕北辙或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笔者在访谈中得知，有关部门统计分析警情信息后得出一个结论，说是街面盗抢案件的作案者百分之六十以上是吸毒者，而且，自从开始“严打”吸毒者以来，街面盗抢案件的发案率大幅下降，也就是说，吸毒者的数量与发案数呈正相关性，这个统计结论是地方公安机关普遍地将“强制戒毒数”列为一项单独的考核指标的“科学基础”；然而，也有不少民警指出这个统计结论并不能成立，所以现行的依靠下发强制戒毒指标“严打”吸毒的政策并不科学。笔者曾询问那些量化指标的数字是怎样得来的 通常的回答是按照往年基数计算，上下浮动。如何计算 往年基数又如何得出 笔者查阅相关文件，说是有一套高等数学计算法，专业术语有“权重”之类－－一些领导不懂，基层民警也不懂，负责计算指标的专家又不懂公安业务。这使指标产生过程如同暗箱，对辛辛苦苦执行它的广大一线民警来说神秘莫测。执法指标作为基层执法中的一个枢纽机制，是与计划经济思维有着深层关联的“计划法制”思维的体现。倘若它在事实上是“拍脑袋”、“估堆”或“糊涂账”的产物，那是在以“科学”的名义开历史玩笑。
刘宝瑞先生有个经典相声《画扇面》，说是某人自夸能画，许诺给朋友画个美女扇面，结果朋友七等八等，美女变张飞、张飞变青松，最后得了张“一抹黑”。这个相声讽喻了生活中常见的“高开低走”现象。强制戒毒制度的预期功能是利国利民的，如同一位所长所说“是对吸毒者的挽救”，但为什么在实施中出现前述怪圈、受到一些吸毒者的抵制和反抗 较直接的原因，一是办案过程所采取的“打击”模式，二是办案过程所采取的“线人”路线。在前述个案中，除了一些吸毒检测程序显得“规范”、“讲究”外，办案过程与一般治安、刑事案件类似；除了丁娜被警方控制是由于不特定群众的举报外，其他吸毒者的“落网”都是由于线人的指引，而在“线人”路线下落网的吸毒者普遍对公权力不信任，有的可能出于“好汉不吃眼前亏”的考量保持沉默，如陈伟、邹军，有的在言语中流露抱怨，如赵华、杨林，还有的从行动上明确宣示不满，如胡平、夏兵。
没有“硬指标”的压力，“线人”不可能在日常警务活动中备受民警青睐。国家权力的操持者们和谁“打成一片” 这是个与基层法秩序相关的问题。对基层民警来说，一名得力的“线人”常常能保障办案的高效率。而诉诸依赖公众的传统“群众路线”既劳神费时，又不能在完成指标方面达到“旱涝保收”的效果。“乡村混混”信息渠道广、眼线众多而且有大量“闲暇”，成为“线人”的主要来源。不靠普通群众而靠这些特殊“线人”，或者说，在熟人社会的生态中，青睐“线人路线”而冷落传统“群众路线”，以致“线人路线”成为新时期“群众路线”的组成部分，这是面对压力型体制的派出所民警倾向于采取的实用型的工作思路。“他们（警察）竭力与一些混混搞好关系，希望从混混那里获取破案的关键线索。”11当任务导向的执法“扰民”时，群众自然有“警匪一家”的抱怨了。损伤执法公信力，这是过于强调量化、“硬指标”的绩效评估制度的负面功能、非预期功能。
扩充指标项目往往是管理部门的 “第一反应”。“人们热衷于制定规则，着魔于行政管理的控制，迷恋于一切合法但无力的权威，这一切业已登峰造极，而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此。”12从一线民警的角度看，当看到密密麻麻的管理自己的指标项目时，易于激起一种抗拒心理，继而实施各种应付、敷衍策略。那么可否从根本上取消量化考核制度 在访谈中，有基层民警陈述，邻县公安局曾经试行一段时间，不以“打击数”考核基层所队，结果，一线民警的工作压力的确减轻了，却出现了新问题，民警懈怠、不作为现象多发，“猫儿不捉老鼠了”，惹得辖区以外的“赌博佬”都跑到这个公安局的辖区活动，治安马上恶化，不得不重新采用量化考核制度。
“能有效引导行为的指标体系应简单明了，并且公正，使人们相信自己的努力能换来相应的成果。没有一个评价体系能完善地囊括成功需要的各种要素，它应该是个纲领，对行为产生引导作用，在应用中它的作用不应过分强大，以至于代替了实现认知与知行转换所必须的判断与智慧。指标在应用中的灵活性及一定程度的弱化尤其重要，因为环境在不断变化。”13对一些中小城市而言，城乡警情数量差别大，就派出所警力而言，一个城区派出所通常有民警几十人，一个农村派出所大多只有几名或十几名民警，而不同地区的群众对社会治安的要求也不完全相同，派出所民警工作重点也会有很大程度的不同。通过实践的检验，西方绩效评估理论也不得不承认设置治安指标的难度：“这种绩效指标的设定被证明非常困难”14。一线基层民警也提出并试行了改良既有制度、破解量化考核的两难困境的思路、办法。思路如灵活设置指标，讲究指标的相互配合，指标运用的弱化。办法如设立“群众安全感”、“群众满意度”等外部评价指标，约束、限制其他指标可能产生的非预期功能；以“跳起来摘桃子”思路定指标，以免目标过高而适得其反或目标过低导致工作疲软；以弹性指标代替硬性指标，多奖励性指标而少惩罚性指标，等等。
当前，考核制度越来越细密，指标门类越来越多。这些制度、机制往往号称是“进步”、是“创新”，是“成果”，急于铺开推行，而较少去检视其中的问题和隐患，象拧螺丝钉一样，只管不停地紧拧，不看是否方向偏斜、是否用力过猛。由此，必须对“压力型体制”、指标督责机制的“非预期功能”给予足够的关注和警觉。
五、嵌入底层：基层官僚制运作与法治建构的组织维度
詹姆斯·C.斯科特在一项题为“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的研究中指出：“被设计或规划出来的社会秩序一定是简单的图解，他们经常会忽略真实的和活生生的社会秩序的基本特征”；“如果说这样的项目在一些国家给人类和自然带来巨大损失，原因一定是不受代议制制约的国家权力可以消除所有的反对而推行项目。然而，这些项目背后具有合法性和感染力的理念却是完全西方的。过去被认为是由全能上帝所赐予的秩序与和谐现在则被由科学家、工程师和设计者所赐予的进步理念的相似信仰所替代”。15本文反映的以指标督责机制为重要成分的“压力型体制”的实践，可以从中国本土传统、“社会主义新传统”层面来解释，又与现代性的特质和限度发生关联，如官僚制（科层制）、工具理性的发展及其弊害的体现；以强化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为要素的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体现，等等，倘若从“历史大势”的理念来看，这种局面呈现出“势有必至、理有固然”的表象。
指标（尤其是量化指标）的功能与意义，可以依循韦伯的官僚制理论来解释。“韦伯把理性官僚制不仅视为是现代世界的理性化过程的一个主要因素，而且是最重要的社会进程之一。”[16]“官僚制的理性特征表现为正式组织在日常工作中创造效率和算计的方式，官僚制组织形式比之其他的决策形式，犹如机器生产比之于非机械生产的形式。”[17]既然讲求效率与算计，那么诉诸数字成为优选思路。官僚制是组织形态的理想类型，指标问题，从深层看也是“组织”问题,正式组织的存在与发展是指标作为社会技术产生的前提。自觉地以指标或指标体系为杠杆维持和推进以法制为框架的正式组织的运转，是官僚制发展的一个结果。指标体系的预期功能，可以从两个层面认识：其一是被动型的反映功能，即事后性的统计、分析，这主要强调对已完成的执法活动的考察；其二是主动型的激励功能，这是指将指标与考核奖惩挂钩后发挥的功能，强调指标体系的设置所具有的指挥棒功能、政策导向作用。在指标运用的过程中，正式组织倾向于成为一个自有其利益的系统和实体。指标调整和规定着正式组织内部的运作，又驱动着组织与其相对人发生各种支配关系。转换视角看，指标以正式组织为媒介，在影响正式组织内部成员的观念与行为的同时，影响了作为正式组织的相对人的民众的生活与生存。韦伯对官僚制的发展作出了悲观的诊断，认为它会像利维坦一样扩张，直至社会在官僚制的控制下被罩上挥之不去的“铁笼”。按照这种诊断，指标督责机制是“铁笼”效应生成的一个推动因素、“动力装置”。
派出所贯彻指标督责机制有何功能与意义 这个问题可从官僚制实践的角度分析。“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正式组织是由官僚制结构中的上级确定并下发的一系列指标的具体落实者、被督责者。派出所作为国家基层正式组织，在现代的技术条件、制度环境中，对城乡区域、底层社会空间形成了“嵌入”态势。随着公安工作信息化建设的铺开，这种“嵌入”态势得到加强。如需了解执法相对人基本情况，开启信息系统、点击键盘鼠标搜索即可。与依靠基层党组织开展面对面的群众工作的传统路径不同，这种“嵌入”的特征在于更加依赖现代技术，理性而冷冰冰，强调国家主导的、单向的、制导武器般的“精确掌控”。 我国公安系统内部运作具有鲜明的军事化色彩，这使它在贯彻官僚制组织原则方面具有相比政府其他部门更有利的制度基础。[18]这种基层正式组织越是嵌入底层社会，而且它所推行的指标督责机制越完备有力，数字化的指标对组织外部的、作为组织职能相对人的底层社会成员的影响力越大。由此，指标的非预期功能以深嵌在底层社会空间中的基层正式组织为中介，作用于城乡区域、底层社会空间。
从指标督责型治理在具体、微观的基层与底层实践看，韦伯对官僚制的宏观分析、“铁笼”之喻是否一一呈现
在前文的叙事中，重复出现的主题，一方面是工具理性与正式制度对相关基层个体生活的介入力和宰制力，它通过打击型量化指标的作用显现；另一方面是在工具理性与正式制度的运作缝隙中顽强存在的个体生命力，它通过基层个体（不限于执法者）的友善、勤勉、信义、担当之类“前现代”品质、德行显现，它创造着一些在正式制度中难以归类的观念、规则、知识，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缓和、抵抗、抵消着工具理性与正式制度的负面效应、非预期功能。“吊诡”的是，客观上弥补制度之弊的那些珍贵的人性光彩、生活亮色，那些有着积极意义的不正规的观念、规则、知识，易于被援引为或被误认为是这些正式制度成功的表现、例证，以致在客观上掩饰着相关正式制度之弊、机制之失。或者说，相关正式制度与机制虽然处于正规、主流、规范状态，在运行中却必须借助非主流的德行、不正规的观念、规则、知识的作用构建秩序、实现绩效。
面对与基层正式组织一道嵌入底层社会的“指标”的作用，底层社会对指标的非预期功能的抵抗力显得弱小。这与底层社会在知识、信息以及其他社会资源方面的相对匮乏处境有关。这样，在具体、微观的治理过程中，依靠这个权力场域中的个体（不限于执法者）的友善、勤勉、信义、担当之类“前现代”品质、德行，借助在实践中有着积极意义的不正规的观念、规则、知识，成为抵抗与缓解指标督责型治理的非预期功能、负面功能的基本渠道。在韦伯的理论中，“官僚制被定义为‘理性的法制领域’这样一个理想类型”[19]。“前现代”品质、德行与“不正规”的观念、规则、知识，这两类元素在正规的、形式主义色彩浓厚的当代中国法治知识系统中处于缺位与被贬抑地位，但在官僚制运作实践中却顽强地存在，一方面在客观上发挥着对正式制度补罅葺漏的功能，另一方面在应对正式制度的非预期功能的过程中呈现和展开着权力场域内的个体的生命意志、生活意义。
由此，本文的结论是，前述“前现代”、“非正规”元素经由官僚制的实际运作这一隶属于“法治建构的组织维度”的环节，与“理性的法制领域”、宏大的法治建构进程形成密切关联。或者说，在前文的叙事中呈现的基本主题即那些琐碎、纷繁的“前现代” 品质、德行，“非正规” 观念、规则、知识，它们的功能与意义，可以通过“法治建构的组织维度”这个视角来阐释，并在中国法治知识系统中获得正当性。
*易江波（1975- ），湖北仙桃人，法学博士，湖北警官学院副教授。本文为作者主持的2010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批准号：10CFX038）与2010年公安部软科学项目的阶段性成果之一。按照社会科学研究惯例，文中私人身份信息已作匿名处理。与王启梁教授围绕相关话题的N次邮件、短信对谈，即兴而发，但不经意间决定了本文的基本写作思路与论述框架，特记之，论文阙失责在笔者。
[15]王启梁：《迈向深嵌在社会与文化中的法律》，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279页。
2李银河：《社会学精要》，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2页。
3[美]哈奇：《如何做质的研究》，朱光明等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7年版，第84页。
4[澳]林恩·休谟、简·穆拉克编著：《人类学家在田野——参与观察中的案例分析》，龙菲、徐大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11页。
5 [美]拉雷尔·里查德森：“写作：一种研究方法”，载[美]邓津、林肯主编：《定性研究：解释、评估与描述的艺术及定性研究的未来》，风笑天等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90页。
6 [英]史密斯：《瘾：一个真实的故事》，外国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9页。
7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65页。
8易江波：“法家式的‘在数目字上管理’——析〈商君书〉的‘数’治思想”，载《理论月刊》，2003年第3期。
9 荣敬本：《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24页。
10水延凯等：《社会调查教程（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8页以下。
11陈柏峰：《乡村江湖：两湖平原“混混”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5页。
12 [法]克罗奇耶：《法令不能改变社会》，张月译，格致出版社2008年版，第34页。
13 [美]杰佛里·菲佛、罗伯特·萨顿：《管理者的误区》， 尤咏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1页。
14 [英]弗林：《公共部门管理》， 曾锡环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页。
15 [美]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王晓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第472页。
[16] [英]马丁·阿尔布罗：《官僚制》， 阎步克译，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31页。
[17] [美]詹姆斯·博曼：《社会科学的新哲学》， 李霞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4页。
[18]摒斥亲缘、地缘之类特殊主义团结纽带的作用，使成员以孤立的、无差别个体的身份在普遍主义色彩的法令的支配下凝聚成高效率的组织，这是先秦法家什伍制的内在逻辑，其中有与官僚制原则相契的成分。这种内在逻辑与讲求“组织纪律性”的军事化风格也有相合的一面。苏力讨论“基层法院法官的专业化”问题时，在对“解放军是个革命大学校”的分析中，指出了军事化风格与现代性的规训制度的关联，而官僚制的制度框架是这种规训的基础。参见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7页以下。
[19] [美]詹姆斯·博曼：《社会科学的新哲学》， 李霞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