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翔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回乡拜年

（一）短暂的返乡经历

每年过年都会回乡，今年也不例外。大年初一，跟着父母一起从武汉返乡。今年回乡很快，大概花了不到两三小时。乘上地铁，然后转客运巴士坐到老家相邻的官桥镇上。小镇在武汉的最西侧，归蔡甸区管辖，位于武汉市与汉川市的交界处。每次回乡都会来到这个小镇的集市上，路上也有许多同行返乡人。这个小镇正处于返乡路途的要道上。在官桥镇下车后，会先打电话，联系开“麻木”的老乡，等着他过来接我们。官桥镇集市有着不少的铺面都在销售年货。在等待期间，我们还在官桥镇的一家商铺上采购一些鞭炮、纸钱和礼品。随后，等麻木来后，乘上麻木，没过多久我们就到了老家的湾子里。

回乡后，要做的事情也不多，拜年、祭祖和看望老人。这是绝大多数人回乡的理由。我们先看望了住在老屋里的奶奶。随后是到后山的墓园里祭拜了太爷爷和爷爷，烧了些纸钱，放了鞭炮。然后向还在湾里住的亲戚拜了年，从亲戚那的菜园里采了些菜。后来又与几个同是返乡的邻居简单寒暄了一会，简单吃了个午饭。饭后，再次回到老屋，和奶奶聊了会天，问了问近况。做完这些，在乡里也没做过多的停留，便匆匆返程，回到武汉。整个的过程很简单，时间也很短，上午9点出发，下午4点不到就回来了。回来后，一家人跟着在武汉的亲戚过年。

（二）村里呆不住了

最近十几年，年年回乡大抵都是如此。印象中，从初中以后，就再也没在乡里过年了。每年都是回乡拜年，看望亲人。这些年，回乡后在村停留的时间越来越短了。以前还会住上一晚，待个把天。后来不再住宿，在一天内往返。到现在，几乎五六小时就能完成一次返乡。在村里是越来越呆不住了。而这也是正常的。一方面是因为回乡变得容易了，另一方面是村子里的人越来越少了。

返程回乡变得容易了。过去十几年间，回乡的交通越来越多样、方式越来越多。道路，虽有好坏，但都是水泥路，也是一路通到了老屋门前。十年前回老家，我们还需要大清早从汉口坐公交到汉阳，然后等大巴。大巴把我们运到镇上后，我们还得再从乡镇想办法去到村里。辗转反复的路程需要花上小半天时间。而现在，回乡十分便利，开车一两小时就能到。回乡路上，无论大路还是小道，总会有各式的小轿车来回穿梭。车几乎是返乡人必备的工具。除开车外，现在的公共交通也十分便利。同行的人，而即使没有私家车，坐地铁再转大巴也花不了太久的时间。因此，每次回乡，没必要在村里停留太久，有事还可以再从城里回来。

因为回乡容易，所以回去的次数也变多了。平日里，周末或是节假日，父母下班有空便会回乡照看奶奶，给她带些生活用品，顺带着打扫下老屋。以前交通不便时，父母还可能会在老屋住上一晚。而现在，基本都是花上半天时间来回城乡，快去快回。回乡几乎是家常便饭的过程，和上下班一样，没有多大差别。祭祖，或许是过年回乡和平时返乡唯一的差别吧。回乡变得容易，老屋现在又没有修的多好，也不够那么多人住。除非特别的原因，否则也不会老是待在乡下，毕竟城里还有不少事情要去做。

在村的人少了，待在村里变得没意思。老家的村子位于汉川市与武汉市的中间地带。从八九十年代开始，国家开启了大规模的城镇化建设，村子里的人就陆续搬离了村庄，到武汉市、汉川市及周边集镇上居住。我家也是如此，九十年代末便随着父母来到武汉市居住，尔后每年往返于城乡之间。老屋所在的空地，紧挨黄龙湖边，空地周围有八九栋老屋，都是爷爷兄弟几人亲戚的住宅。其中，有三栋坍塌的不成型，完全无人居住。另外有两三栋常年大门紧闭，老人应该是常年在城里过年。剩下的几间老宅还住着些人。无一例外，全是老人。这些老屋都是老人用来养老的住所。这几间老屋，以往还有六七家亲戚在村，今年也就两三人在。

整个湾子里，能走的亲戚不多了。以往在村的亲戚还能凑一桌，现在人都难得凑齐。村里但凡能动的，打工有人要的，有本事的，都去城里了。就算去不了武汉市，也能去汉川市或者去乡镇上，距离都很近。即便是村民有养老的责任和义务，城乡来回也很方便，很少有人会在村里住。村里的地一直是老人在种。若非过年，村里很少能看到小孩。小孩读书，至少也会住在镇里读书，多数小孩都会去汉川市或武汉市上学，一般都不会留在村里。原来的村小已经被改成了村委会，供村委办公使用。

（三）不联系，难得碰到

现在过年回乡，要是不事先和亲戚朋友约好，回乡难得碰到亲戚。回乡过程中，往日很熟悉的亲戚几乎是碰不到的。遇到的，都是同村平时不怎么来往的邻居。过去，大伯一家常年在村。回乡后，几家人一起约着，凑在一起聊天，一起祭祖，然后吃个饭，过的还挺热闹。今年除了大伯还在乡上，其他人都在外省没有回来。几家人几乎都没碰上面。于是，今年拜年，都是“各家拜各家的”，显得有些清冷。去后山祭拜爷爷和太爷爷时，地上已经堆满了放过不久的鞭炮。明显，已经有好几家亲戚拜过了。估计多数也和我们一样，一家几口，各家烧各家的钱。

回乡与在城里的拜年没有太多区别。关系好的，有必要来往的，就交流一下。关系淡漠的，不好的，就不走。一切都看各家的选择。和熟悉的亲戚交流当然会有意思些，聊得话题也会多些。但是现在在村的人就那些，即使在过年期间，这些亲戚也是难得碰到。回乡拜年遇见的，多是平时来往少的邻居，相互之间也不那么熟识。若是碰到了，为了礼貌，也当面寒暄客套一下。这次回乡拜年，全过程也就看见了两三人，拜也就拜了两家。这两家是两个“爹爹”（爷爷辈的兄弟）。过去几年，回乡拜年时经常会碰见“大爹”一家回来拜年的人，几家人正好一起生个火，做个饭，还能凑上一两桌。这次也没有碰到他们，只有大爹一个人在村，显得有些清冷。“大爹”招待我们，给每人都添了碗藕汤。喝完后，又简单聊了会。随后，又在另一个“爹爹”家，吃点饭，去菜园里采了些青菜、拿了些噗叽。没过多久，我们便返程，回了武汉。

城镇化、社会流动、城乡往返，再加上疫情，让这次回乡的“年味”淡漠了不少。一方面是因为城镇化后，回乡拜年越来越家庭化、选择化，地缘性的聚落不再成为塑造大家共同生活的媒介。村里的人搬到城市居住之后，血缘关系不再受地缘关系的限制。除了还在湾子里的少部分村民（老人）外，多数村民在城乡之间流动，常年居住在城镇，打工、上班。若是不联系，相互之间很难有交集。除了少数在村的老年人，多数村民的交往方式变得如城镇市民一般，更具有选择性，不再受地域限制。即使是爷爷一辈以内的亲戚，如果关系不好，也可以不来往，少来往，碰见了，相互之间客气一下就行了。至少在我们湾子这里，村庄作为一种地缘性的聚落，社会关系已经变得越来越淡漠。社会关系虽然淡漠了，但是与村庄还是存有联系。老宅也算是一处住处，将来老了还能回来养老，人过世了，还得葬在村里。村民对此处都抱有期待，偶尔也会回村看看。另一方面，对疫情的防控也影响了社会的流动。疫情的不确定性，及其可能带来的隔离后果，使得回来的人变得更少。今年疫情倡导各地就地过年，为避免麻烦，村里许多亲戚便干脆不回乡。大伯一家人就是如此。过去十几年，大伯一家几乎年年都在村，今年除了大伯还在乡上，他们家里其他人都在外省没有回来。

（四）司机师傅的城乡生活

返程的路上，遇到一位滴滴司机，一时兴起，也与司机师傅聊了起来。司机师傅是新洲人，与我父母一样，都是八九十年代就到了武汉，在武汉打零工。师傅早年开的出租车，这几年，网约车火了起来，转型成了滴滴司机。在武汉奋斗的三四十年里，每年也能赚个十多万。司机师傅攒下了不少钱。十几年前，他在武汉买了套房，准备留给正在上大学的孩子。前两年，又花光了自己大部分积蓄，有个七八十万，回老家给父母建了套新房。建房花了四五十万，装修又去了二三十万。

谈到父母时，司机师傅打趣到，前两年，把老母亲接到城里来住，想着也方便照顾她。但是母亲不愿意在城里的房子住，没什么事情做，每天就是吃喝睡，也没人交流，很孤单。住了没有久，想回到乡里去。为了让司机师傅把自己送回去，母亲每天和他吵架，喊着要回去。没办法，师傅最后还是把母亲送回了乡里，尔后又在乡里修了新房。乡里新修的这个房子，说是因为乡里周围人“嚼舌根”，说房子太差了，母亲受不了，所以催着自己修的。这一修，把自己大半积蓄都扔了进去。不过，他后来也想开了，觉得这样也好，自己奋斗了大半辈子，也就这样了。在村里把房子修了，以后自己也可以回村里住。司机师傅准备再做几年就不做了，回村里的新房子去。现在，工作之余，师傅也会开车去老家看看，在村里帮着母亲打点下家务，随便带点菜园的菜回城里吃。这样来回的过程也不是很费事。平时，司机师傅就过着这样城乡往返的生活。

 

二、城乡一体生活的形成

（一）流动能力的变化

过去几十年，国家一直在大规模的投资交通基础设施，全社会的流动能力大幅度的提升。这样一种“无声”的变化，悄悄地改变了过去既有的城乡二元特性，城和乡，已不是原来的城乡了。

流动能力的提升促使城乡一体的生活加快形成。越来越便利的回乡体验，便是例证。十几年前，回乡的曲折历程，让我感觉老家是十分遥远的地方。这几年（尤其是地铁站通到蔡甸区后）这样的感受有了质的变化，老家变成了一处不费什么功夫、随时都可以到的地方。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家庭交通工具的更新，使得人能体验到的“空间距离”大幅度的提升。尤其是公共交通的完善，所带来的是全社会所有人空间体验的变化。一两小时，能顺利回乡，能横跨整个大武汉，还能从武汉到周边省市。流动能力日益提升的背景下，社会空间体验的范围越来越大，其变相地提升了城市对地方社会的吸附力、辐射力和影响力。

因为流动能力的提升，乡村被逐步吸附到了城市体系之中。交通设施在无形中改变了所有人对于距离感的体验，极大扩展了每个人的空间感。距离都显得不是那么远。乡村，至少是近郊农村（从个人的体验来看），可以说已经变为了城市的一部分。而距离更远的农村，这种距离感也都在减少（每次外出调研，一天不到的时间便能到达目的地）。在流动能力提升的过程中，城乡一体的生活正在形成。所谓的城乡融合，对应到现实生活中的场景，是大多数在城乡之间流动的人。这些人，现在大多还是以农村人为主。他们不断的往返于城乡之间。随着流动能力的提升，他们的生活体验、生活场景、生活基础以及家庭联系，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今日的乡村和乡镇，其流动程度、流动能力远超过去。过去，因为路途遥远，赶集不便，为了避免错过交易，自然形成了“单双日”的赶集时间。而现在，在乡镇集市上几乎天天都可以赶集。乡村基础设施的全面改善，激活了村庄的购买力，家家户户都配备了基本的代步工具。几乎每家每户都有大小不等的交通工具，像三轮车（电动的、脚蹬的）、摩托车、自行车、电动车、面包车、皮卡、小轿车等等。村里，驾驶交通工具的几乎都是老人和妇女。老人中，既有低龄老人，也有高龄老人，有的老人甚至已经七八十多岁了。借助这些交通工具（主要是三轮车），老人们天天都能赶集，购买生活物资，接送孙子（女）。即使是他们，流动能力都变得如此之强，更何况村里的其他人。乡村的流动能力几乎是整体提了一个档次。

流动能力的提高强化了以乡镇为核心的生活圈。老人几乎天天都能赶集，甚至许多老人，以此作为生活的消遣。没事做了，就骑着小三轮去集上逛逛。不过，这种生活圈并非以建制的乡镇为核心。它是以每个家庭为中心，以便利为核心，周边最近的集镇中心都会成为选择对象。像我老家，可能去武汉蔡甸的更多一点，很少会去所属的乡镇。过去调研的村镇也都是如此。大多数在村村民，其生活的样态，已经远非限于村庄之内，而是长期（甚至是日常性的）处于“乡”和“村”之间的流动。许多老人乐得来镇上，因为镇上人多，有意思些。乡村逐渐形成了更大范围的经济圈、生活圈和交往圈。

而对于外出务工的，以及在城乡流动的村民来说，他们则是以一个县城，或城市圈做为生活的核心区域。从调研来看，现在他们主要考量的是流动成本的问题。简单说就是，流动中能选择什么样的交通工具，花多少时间，花多少钱。不同程度的工具、时间及金钱，决定了流动频次与流动距离。例如，若是通勤时间在一两小时以内，平时下班后就可以实现往返。而通勤时间超过了三四个小时，持续每天来回就显得有些困难。通常会选择更长的休息时间，例如周末或是节假日，来回往返。花费也很重要。调研时，村民就谈到过，现在高铁确实很方便，但是务工来回也得小一千，抵得上自己好几天的工资，如不是要紧的事情，没有必要经常回家，太浪费了，家里也承受不起这个负担。而交通工具的选择，也影响他们能实现在什么范围的流动。通常，小轿车能实现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而电动三轮车或是摩托车仅作为代步工具，用于镇村之间。

时间、花费、交通工具决定了村民流动和生活的范围，也决定了代际家庭日常再生产的过程。若是村民能在可接受成本的范围内，实现在一两小时内的快速流动，那么，原来的家庭就能在城市，或者城乡之间自然“伸展”开来，实现如过去小村范围内，日常性的，几代家庭之间的协作关系。若是不能接受这样的成本，那么就只能像过去“半工半耕”的模式一般，适应农业种植的时令，候鸟式的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来回迁徙。而这样也就事实上促使家庭生产与生活的分离，家庭抚养和养老的责任都得部分的丢给老人（隔代抚养和老人自养）。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农村结婚，越来越多的家庭，将“一动不动”（房产与汽车）作为结婚的标配。

（二）现代社会中的“城”

流动能力的提升，使得城乡一体逐渐形成。不禁想问，在当下，城乡对应着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状态 城是什么 乡又是什么 

当下，绝大多数的家庭都很难离开城市工业体系、城市经济体系以及社会服务体系。一方面，家庭需要在城市体系中通过劳动获取高额报酬，另一方面，家庭也需要享受城市工业、经济和服务带来的现代生活。即便是农村家庭也需要“半工半耕”，有时甚至是“多工少耕”“只工不耕”。农村最普通的农民都深知，种田养不活人的道理。家庭需要深入融入城市当中，为此，不得不放弃家庭生活的完整性，选择外出务工。农村家庭若是无法在城市买房扎根，则会表现出在城乡之间流动的“两栖”状态。

原因很简单，因为现在社会的物质创造和价值生产，生活中大部分、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需要依靠工业生产。即使是现在农村中最艰难的家庭也是如此。生活中，吃饭要用电饭锅，通讯要用手机，外出要有交通工具。全社会都离不开工业制成品。而这些东西的价值远高于农业生产的价值。就拿“食物”的需求来说。生活中，吃只需一日三餐。只有原材料部分需要农业生产，而大部分的服务加工还是在城市中完成。而除“吃”之外，各种家用器具、出行工具、生产工具、建筑以及购物平台上无数个性化的商业产品，这些全部都需要依靠工业生产和社会服务来提供的。农业作为生产部门，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十分重要。但是，客观来说，农业在社会价值创造和生产过程中的价值占比相对较低。如果将农村看作“工厂”，这种“田地”一年也就生产一两次。而工厂则是每天都在生产，社会服务也是每天都在持续供给。源源不断的工业产品供应到社会，持续的多样的社会服务满足着每个人不同的需求。这样的产品和服务所产生的价值，无疑都会比种田高出许多。所以，农民种地一年的收入抵不上打工几个月赚的钱。

今天，全社会的家庭（包括农村家庭）在生活中，都需要这些工业品和社会服务。家庭会自然地融入城市工业和服务体系之中，在其中提供劳动、分享报酬、获得产品。当然，农村可以部分替代的方式节省费用，比如用柴火做饭，但锅碗瓢盆也得去买。家庭，尤其是农村家庭，融入城市社会是自觉理性的行为。现代社会，无论城乡，本质上都需要围绕这种价值生产和分配体系运转。这种体系呈现的形态，就是“城市”。

城市，本质上是人和物资在空间上的聚集，更是人对空间聚集后便利性的体验。无论是工业生产，还是生活服务，都需要人口的高度聚集和精细化的分工。城市就是这样一种高度聚集和细分的地方社会结构。只有在这种高度的聚集下，社会才能享受到不同行业和职业群体所提供的便利性。并且，也只有通过聚集以及聚集后的组织化分工，社会才有机会形成成体系的产业链，供给出多样化的服务和产品。而地方社会也只有在高度聚集的环境下，才有机会低成本地分摊这些便捷的服务，这些服务才有实现并精细化的可能。像水电、环境、安全、商品、医疗、通信等许多公共服务都是如此。大城市一天卖出的商品量，农村可能一个月都难得卖出。毕竟，其潜在的公共需求量并不相等，成本分摊自然也就有所差别。互联网的出现和迭代，在某种程度上实现去地域性，实现了更广范围的聚集和联通（也因此可以在信息服务市场上实现功能的细分，如种类丰富的app）。但是人还是实在的个体，无法摆脱实体性的约束，空间的制约使得地方社会结构依然存在。不过，信息的高速流动，使得工业品和服务的对接变得更加精准。

（三）城乡一体化中的“乡”

人在空间上的聚集，是形成密集服务和细分服务的方式，城市又是这样一种人口的聚集形态。那么，交通的改善与提升，尤其是公共交通（全社会、底线式）的提升，则变相地提升了城市的聚集度。城市服务和需求的网络也随之扩展。城市铁路的半小时经济圈，比步行的半小时经济圈大了太多。当人的流动范围变大，能自由在城乡之间流动时，部分需要城市这样的形式才能提供的服务，也能够扩大到乡村社会。或者换句话说，越来越多的乡村被吸纳到城市生活之中。

我老家的乡村便是如此。经济、社会、政治都全方位地融入到了城市之中。经济上，从2016年左右，村里包括附件几个乡镇，条件够得，全部都改种莲蓬和噗叽（马蹄），不再种水稻，同时会在水中一并养殖小龙虾。这些经济的农产品在武汉十分畅销。虽然有时令和保存期，但只要种出来养出来就卖得掉。商家会下村来拉货，村民也可以自己把货拉到城里去卖。莲蓬一年每亩能赚个七八千，噗叽能赚个两三千，小龙虾一季也能赚个两千多。这比一年一季、只能挣一千多的水稻要强多了。社会关系上，村庄中绝大多数家庭，都移居到了城镇居住。即使没在城市定居，也常年在城市务工，然后往返于城乡之间。村里是老人养老的居所。老人乐得在村，一方面是因为老人社会需求没有那么高，另一方面则是自己的社会关系（朋友、邻居）都在村里，在村生活能比城里过的有意思一些。这些老人大多以自养为主，期间，子女会经常回乡来慰问老人。而政治上，不少村干部，驻村干部都住在城市中。他们经常来往于城乡之间。他们下乡，也是一种管理服务的下乡。虽然不能做到每天在城乡间流动，他们也能在每周末，或是其他节假日期间返城。乡村正不断地被吸纳到城市的经济体系、社会体系和管理体系之中。

一方面，现代社会的所有家庭，都需要不同程度的融入城市体系之中，从城市价值体系中分取报酬。另一方面，道路基础交通的完善，又能使大多数人自由的往返于城乡之间。由此，城乡表现出一体的特性。而在一体性中，“流动能力”的提升，及乡村家庭对工业社会的依赖，使得当下绝大部分的乡村社会，都被吸附到城市之中。每人每天的时间及生命历程是有限的，社会人口的总时间也是有限的，社会人口若是需要融入城市生产，那么，留给乡村的时间自然就短了。

可以说，城乡一体化的背景下，农村所拥有的，是城市工业社会下“全部乡村人”的“剩余时间”。在城市运转的周期中，不同的时间段，相应地拼凑出了农村生活的不同图景。工作时间，村里的青年都在城中打工、做生意，留下老人在村里照看小孩。节假日，尤其是过年，多数人出城返乡，回到村里。城市里，大街小巷的店铺，尤其是个体店铺，多数处于关闭休息的状态。而此时的村里，吃酒的吃酒、拜年的拜年、相亲的相亲，好不热闹。乡村社会也只有在这些社会公共的节假日，或是基于当地文化习俗的节假日，才会有活力。因为多数村庄的人都从城市体系中释放出来，又重新回到了乡村中生活。

什么是“乡村” 可以说，乡村是承载“社会剩余时间”的地区（无关于城市中心主义，客观来讲，家庭要适应现代的生活方式，就得部分融入到城市分配体系中）。这样的“社会剩余时间”，由休息时间组成的，是“工作外时间”的一部分。不仅是节假日、双休日、下班时间，同样的，老人的“养老”，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生命历程中的“休息时间”。原因很简单，现在社会的价值生产，以城市工业和城市服务为核心，乡村处于价值生产中“相对边缘”的地带。它能生产出价值，但是生产的价值，远远低于城市经济体系所创造的价值。

工业社会尚不发达，流动能力较低，城乡尚未完全联通之时，乡村社会围绕着一个个小的核心单位运转。乡村或乡镇本身便是物质价值生产的核心。在乡村或乡镇的内部，能完成基本的社会分工、满足社会生产生活的需求、实现物质资料的交换、社会的建构、生活周期的循环。其物质生活和其所使用的工具是有限的。农村的农业（吃饱饭）和低度的手工业（修房子、有地方住）就是物质生活的全部。现在，物质产品极大的丰富，服务种类日益多元且精细。这些都是在以城市为载体的社会来提供。或者说，至少家庭部分的生产生活，是对接城市完成的。通过全部或部分的“连接”城市，农村家庭进入了现代社会生活，并逐步改造自己的生活模式，完成了新的周期性的生活循环。

而城市群内部，生产则呈现出梯度化的安排。如超大城市，因为人口数量更多、聚集度更高，所以服务种类和层次更加多元，权力更加集中，其创造服务和价值的能力也远高于一般县城。工资水平、劳动报酬是最直观的呈现形式。并且相较于一般县城，超大型城市内还能提供，更为小众，更为精细的服务。这些都是由不同规模的聚集所衍生的需求。也因此，城市群内部，产业的种类层次，包括（上下游）产业链的安排，也会呈现出梯度式的层次。不同的梯度，供应着不同层次的就业机会与劳动报酬。而农村家庭则在这个梯度之中寻找着自己能融入的极限，适应自己能生活的层次与范围。在流动性增强的背景下，家庭也从村庄走出，延展到城乡之间。在不同的“城”中，家庭会随着发展过程积累，不断做出相应的调整，形成城乡一体化的生活模式。可以看到，不同层次的城市，再到乡村，生产属性依次减弱，相对的，生活属性更加凸显。城乡社会存在着生产与生活不均质的圈层结构。城市（群），是社会物质和价值生产体系的核心地带。相对的，乡村（部分乡镇、县城）则处于价值及物质资料生产和交换“相对边缘”的地区。

处于“相对边缘”地区的乡村，生产属性相对较弱。因此，乡村社会越来越凸显的，是它的生活维度和生活属性。留在农村的家庭，从“城市”工作（参与生产）一段时间获得报酬后，再回到“乡村”休息与生活。日常家庭安排中，多数生活性的事务被放到了村里，如抚育和养老。农村渐渐变成了生活性的场所，像春节过年回乡走亲戚和看望亲人、在村里养老、休闲、打牌、聊天，甚至各处乡村都兴起了旅游热。这些都是对生活场所的呈现和挖掘。

在调研和回乡的过程中，可以明显感受到，现在的村民更在意自己的生活。多数村民，在有务工报酬及国家补助后，表现出了更多生活上需求。比如，村庄对环境、道路、住房、看病、水电、天然气、文化等方面的需求更加在意。农村中房子修的越来越好看，房屋面积越来越大，家具和装饰越来越精细和现代，道路越来越宽，水电足够满足生活。这些日常生活化的表现日益明显。

多数村民虽然对农业生产也有一定的要求，但是要求并不强烈。村民有时觉得种田太累，就干脆不种了，水浇不了，就不浇了。作物死个把一点没太多事，也不值几个钱。相应的，过去以生产（种植）为必要条件而形成的社会关系，也就弱了。村庄中因生产性事务而产生的矛盾也就慢慢减少了。只有少部分完全以种田为生的村民，才会在意生产的条件，并依赖生产所需求的社会关系。从家庭安排来说，农村的生产在两代或三代家庭中占据着不太重的位置。当子家庭成长变化时，农业生产常常会让位于家庭生活事务。例如，在农村，许多老人放下农活，随子女进城照看小孩，亦或是生活在农村，将田地借给他人耕作，自己来承担抚育后代的责任。在城乡代际分工之下，农村生活场景更加凸显，而生产则变得更弱了一些。

 

三、乡村振兴

（一）城乡二元结构 

城乡二元结构，其指的是维持城市现代工业和农村传统农业二元经济形态，以及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相互分割的二元社会形态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所形成的制度结构，即包括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城乡二元社会结构。

当下，这样一种二元结构已经在实质上被改变。有学者曾提到，城乡二元结构已经由过去的“剥削型”结构变成了“保护型”结构。而保护指的应该是过去农民不能从“城市工业及服务体系”中提供劳动和分取报酬，而现在，在流动管理打破之后，农村和农民可以通过流动并以“工”的方式，参与城市经济，在城市经济体系中获取报酬。并且在获取报酬的同时，农村的制度为每个务工农民设定好了受限制的产权。不管农民愿不愿意，其都不能处置农村的房屋土地。农民不会在房屋土地上花心思，也就不会担心自己进城务工后，村里的房子没有了。他们出来以后，总能回的去，对未来生活的预期总还是在那里。而以前的剥削则体现在，一方面，为了国家工业发展，城市通过经济部门生产中的“剪刀差”，索取农业剩余价值，农民吃饱饭之后，就没有了多的剩余，生活拮据。另一方面，则是不让农民自由地参与到城市经济体系中。毕竟，当时的城市经济体系也容纳不下那么多的工业和社会劳动力，人多聚集反而会引发社会动荡。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农民是被牺牲和受剥削的一方。

过去，打工经济兴起的二三十年里，农民已经大规模的，自觉理性地参与到了城市劳动之中。因为农民这样集体的理性行为，改变了过去城乡二元结构的性质。现在，多数农民的家庭，都是处于两地、甚至三地（老家一处、县城一处、务工一处）之间。随着生命历程的变化，最终可能会稳定在“城乡”之间。在社会自由流动，绝大多数农民都参与到城市经济体系中之后，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某种程度上来说，不是“城”与“乡”的问题。而是以“城市”为核心的经济体系，内部不同行业、不同阶层利益分配和调整的问题。

在农村，但凡问一个农民，都知道种大田作物养不活人。即使是种地，所种植的农产品，大多是对接到城市需求的经济作物。农村家庭若是不能务工，只要条件足够（交通、土壤、气候等等），经过理性考量，多数都会放弃种大田作物。就像我老家种的莲蓬、噗叽、养的小龙虾，调研地种的辣椒、西瓜、茶叶、冬瓜等等一样。种地之外，只能出去打工。现实清楚的摆明，农民“打工”后，才有机会回乡盖房子，买车子，买家具，养小孩。等到大件置办完了，小孩养大了，才能实现在村的安逸生活。因此，只有城市内部调整经济和生产的方式，才有可能给农村释放出更多的活力。

流动社会下，城、乡早已不是孤立的二元结构，而是紧密联系的整体。社会流动，引得所有家庭参与到“城市生产”之中，打破了二元的关系。城乡关系，在随着城乡一体化后，很大程度上将不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关系，而是以“城市为核心”的城乡一体化关系。而这也是社会整体迈入现代化的过程。

 

（二）乡村振兴的城市维度

乡村振兴，更切实际的说法应该是，乡村的发展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事实上的“乡村”，其发展其实是很难达到城市的水平。高度聚集，是城市实质上区别于乡村的本质条件。聚集之后，所带来的是庞大区域人口下的社会需求和社会供给能力。这种供给能力，随着流动网络，蔓延到全社会，在远近程度不同地区实现不同频次的循环。乡村，其无论如何发展与投资，没有那么多人供给和消费，其都不可能超过城市的发展。现实中，很多地区的“乡村”发展的十分快，超过部分的城镇。其要么是发展工业及现代服务业，吸引外来人口务工或是定居，要么是通过乡村旅游，与邻近的大城市形成经济分工，打造休闲的去处。它们本质上已经是实现了一定“城镇化”的“乡村”。在我国，村庄、乡镇、县城、城市，都是由国家给定的名称，不过会随着地方发展的变化做出动态的调整。一些“村庄”，虽然划定了行政级别，但其本质已经不再属于“乡村”的范畴，而是被行政体制叫做“乡村”的城镇。

事实上，谈到乡村，其实就是土地、农业和养殖产业，可能也还存在基于地方特色的手工业。土地、农业及手工业的存在，注定了不会有太多的人聚集。土地虽然具有吸附力，并且在机械化程度不足的情况下，能够吸纳劳动人口。但是土地的产出，仅能养活人，而不能让人过上“丰富多彩”的现代生活。现代生活，需要提供多样的工业成品，需要多层次、多种类、极为细分的现代服务。农业产出，是有天花板的，即使再怎么改良作物、机械化。至少，动植物生长的周期规律是很难突破的，是有生长极限的。所以农业的发展只能是扩大规模。农村就更谈不上依靠农业产业达到城市的发展规模。过去调研时，有村民就谈过，“农村可能就养猪能赚点钱，其他的根本赚不了钱，都在赔钱。”因此，理性的家庭，都会“半工半耕”，创业失败的村民也会加入到这个队伍中。

说到底，乡村振兴，尤其是许多以“劳务输出”为基础的乡村，它的振兴更多是在城市内部的调整。一方面，是打工的村民如何能赚到更多的钱，另一方面，是打工的村民，在城乡一体化的背景下，如何能够勾连起他的亲缘关系网，在日常生活中重新实现完整的家庭生活过程。如何调整好不同地区城镇、县城、城市、大都市经济的发展，做好城市内部不同行业、不同阶层分蛋糕的工作，让这些蛋糕惠及大多数的一般民众，并让村民实现城乡一体的家庭生活，对乡村家庭来说反而更重要。也只有这样，外出务工的家庭才可能有资源改善家庭的生活，完成自己不同的人生任务，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也才可能在未来自己“闲”下来的时候建设家乡。农村始终是社会多数人的根。

城乡一体化下，乡村的定位，更多的是在于如何“生活”。不是说乡村没有工业和就业，只是从整体的视角来看，这些工业完全比不了城市体系所创造的价值。往后，交通基础设施会越渐发达，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会更加明显，城市依旧会不可逆转的成为现代社会“生产”的中心，而乡村（尤其是中西部乡村），甚至多数乡镇，则会在一定程度上，继续的去生产化（肯定还会有生产属性）。农村会越发成为家庭生活的场所。而对于在城乡流动的家庭，以及城乡皆有住所的家庭，所处理则是生活模式的选择问题。包括如何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如何在城乡之间分配自己生产之外的家庭生活时间，如何在生命历程之中，计划自己的生活过程。如什么时间在城市生活，什么时候回乡居住，以及如何展开自己未来的养老规划等等。

因此，对于乡村振兴的发展，既需要关注在乡村的资源投入，更需要关注到现在社会流动与城乡融合的大趋势。在此背景之下，城乡已经不完全是一个“二元”的结构，而是一个由“城市生产”体系所构建的一体化的基本结构。在这种一体化的结构之下，乡村振兴，既需要关注乡村的发展，更需要关注城市体系内部的调整。“城乡两栖”“城市务工”“乡村生活”已经是大多数地区的基本形态了。乡村振兴，还需要考虑到城市内部制度和区域产业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