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80年代的改革是农民普遍受益的改革。我记得自己1982年毕业，1983年到公社里面当团委书记，1985年我在乡里面当书记，1985年出现粮食过剩，国家不收粮食了，仓库装不下，要我们搞多种经营，用粮食去养鱼、养鸡、养鸭、养猪，多种经营大发展，那个时候要办企业非常容易，打一个报告到乡镇府盖一个章就可以办了。办了企业，生产的产品就可以卖，都可以挣钱，村里比乡里有钱，乡里比县里有钱，这种的格局。有了产品以后，到农村市场去交换，多种经营的产品、乡镇企业的产品去卖，这就有了市场，有了交换。当时是有计划经济的，粮食市场是一个价格，国家收购的计划是一个价格，生猪计划是一个价格，市场是一个价格，这就有了双轨制。双轨制不是张维迎老师发明的，也不是华生发明的，双轨制是农民发明的；市场不是谁设计的，不是小平同志设计的市场经济，市场是农村自己发育出来的。现在你们千万不要信很多东西是哪个发明的，什么双轨制，哪个人的功劳，这都是骗人的，太天真了。所以那个时代情况是一天比一天好，有了产品，农村市场交换，市场有点小，就跨出去交换，就进城交换，就有农民进城。比方说我们工作的乡，在武汉现在的汉正街、六度桥那个地方设有乡农工商总公司，在那个地方租了房子，挂了牌子，就源源不断地把我们的产品送到武汉市去卖。我们还把武汉的一些国有企业的退休工人请到我们那个地方去，在服装厂、油漆厂什么厂的，当技术员，当管理人员，是他们下乡就业，发给他们工资，80年代是这么一个时代。80年代乡镇书记签字银行就给贷款，为什么 农村效益好，我有土地权，土地是农民的，是农民集体的，农民集体可以用土地发展工业，有土地就有金融，所以银行老板不愿给国有企业贷款，愿意给乡镇企业贷款。那就是80年代，这是农民不上访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80年代的大队、小队或者是村民小组依然是农民的集体，是真正意义上的村民的共同体或自治体。很多人会告诉你说，村民自治发源于什么时候呢 发源于广西的几个农民他们把大队改成了村民委员会，所以村民自治就开始了，换了一个名字就开始了，不是的。我们这个国家的宪法就是这么规定的，城市的一切制度都建立在城市的土地国家所有制基础之上，农村的一切的制度基本都建立在土地集体制基础之上，其他制度都是派生出来的。所以集体所有制给集体这个共同体一定的产权，支撑一定的产权，支撑一定的治权，这就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所谓村民自治就是土地集体所有制支撑的村民共同体的自治，是因为有产权作为基础。作为一个共同体，它内涵是什么呢 它是享受统一的水利服务，享受教育、医疗等的服务。很多人说国家拿钱去搞农村的合作医疗这是所谓几年前，或者是盘古开天以来的第一次，不是的，80年代国家是对农民承担一定的医疗费用的，有的人说我们今天的农民社会保障制度是有史以来没有过的，不是的，在1985、1986年的时候农民就有社会保障制度，每个农民出10块钱，有的地方出15块钱，在民政局就有农民的社保帐号。后来我们改革把它改掉了，我们很多人不了解这段历史，自己又不做研究，这样就误导了很多人。在1989年以前，我们那个地方的老百姓要去诊血吸虫病，全免费，不交一分钱，这是国家出的钱，怎么说国家没有拿钱给农民合作医疗啊 他们共同享受这些服务，共同享受技术服务，共同享受村镇企业的提留，共同享受土地所有权的收益，共同享受国家的计划物资，平均分摊水利等义务。80年代最常用的一个词叫“结平衡账”，你可以理解为所有权同享，有义务共同承担，集体买单，在内部“结平衡帐”。“结平衡账”是80年代所有的县、乡干部、村干部都知道的最核心的农村工作任务之一，到了年底的时候，乡里面的所有干部，包括县里面的，派工作队统一到村里面去，每一个村民小组都要选出一两个最精明的人，到村部里边去“结平衡账”。什么叫“结平衡账”呢 多种地的多出钱，少种地的少出钱；多出义务工的多出钱，少出义务工多出钱；张家承包了厂子，张家要给集体交提留；李家承包了鱼塘，李家也要交提留。你不是农民，但你到村里生活，但是你的孩子读书，你要走路，那你应该负担多少钱都是有标准的。年底“结平衡帐”必须把“平衡帐”结了，该进钱的进钱，该出钱的出钱。“结平衡帐”是县乡干部最重要的事情。比如说我当书记，我也负责一个村“结平衡帐”，结了“平衡帐”才能回家过春节。怎么“结平衡帐”呢 开始两天就搞了些民意代表一起开会，日以继夜的开会，争论标准，一个工多少钱，这些工合理不合理，大家就在那个地方吵，甚至吵得打架，一般吵了几天几夜，大家都累了，那就按照这个标准就行了，把这些问题我们都搞清楚了，就按这个标准做吧，这时专业人员开始算帐，全年总收入多少，总支出多少，开支多少，节余多少。提取公积金、公益金多少，人均分配多少钱。算完了以后就得出来，李家、王家、哪一家进出多少钱，这时候大家召集起来开会，该进钱的进钱，该出钱的出钱，出不了钱盖手印（认账），每家每户都要派一个代表去盖手印，这是80年代必做的工作，这个工作不做完，干部不准回去过春节，我那个时候从1985年当书记，做了四个乡镇的党委书记，每一年能够在二十九的时候回去就比较早了，为什么 就是有一些后进村这个工作做不了，必须守在那个地方把这个事情做完了。那么这个“结平衡账”就是村民自治的核心机制。村民自治靠什么 靠一个选举就自治了吗 不是的，如果没有“结平衡账”这么一个机制的存在，什么监督、什么民主、什么选举，什么都不是。可是我们到了今天，我们搞村民自治研究的人，我们搞民主选举的人，我们第一要否定集体所有制，第二我们对这种“结平衡账”的机制何曾了解过了，我们只强调就是要做选举，现在搞来搞去把一个村民自治搞得老百姓没有积极性了，搞得乱七八糟了。而在这个“结平衡账”过程中间，很多的问题就解决了，老百姓需要去上访吗 不需要。80年代的时候也不是每家每户都种一样的地，也增人增地，减人减地，它就是靠“结平衡账”，它只是动账不动地，我可以不种地的，但是账面上我有多少地，是你种的，你出钱，我要进钱。“动账不动地”是农民自己发明了很好的制度，这有利于土地的规模经营，有利于不同要素的合理配置，到了我们今天，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一家一户五、六亩地分七、八、九块还不准调整，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30年了，我结婚了，两个孩子了，我还没有地，怎么不上访呢 你说怎么不上访
第三个原因就是80年代的党或政府是以追求公平、公正为核心价值的。我们在80年代工作的时候的核心价值是公平公正，增人要增地，减人要减地，一定要“结平衡账”，公平分配计划物资，公平分配社队企业的收益，80年代也扶持专业户、万元户，80年代的一个最新的词就是专业户和万元户。那专业户、万元户我们是要发展的，不是像现在，土地不要钱，税收减免，财政给你钱，80年代不这么干，不能这么干，没有这种氛围。80年代怎么干 顶多给你一些贷款，贷款你要还利息的，你可以多承包，你是专业户，你可以多承包一些土地，但是承包的费用是没有优惠的，你是能手，你是种田能手，你可以多承包，但你多出钱，这个钱是由全体村民讨论的共同价格，并没有我们现在的补、补贴、减免税、减少提留，或者土地不要钱这种雷人的政策，在80年代没有。因为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大家都很贫困，大户以后你还要不交税，这怎么行的呢 这个权力也不在政府，这个权力是在村民，土地集体所有制，国家怎么能说种地不要钱呢 种地要不要钱，钱怎么分配，这是村民自治内部的事情，作为党和政府应该要支持农民追求公平、追求正义，自然就没有太多的不公平的感受，也就没有太多的农民上访。
第四，乡村的一把手没有过分的特权，同事关系、上下级关系是有原则的。很多人说80年代怎么怎么，现在我们的改革，我们有了民主，党内有了民主，什么什么民主，我的感受是80年代的民主比今天更充分，这是我的感受。80年代的同事关系、上下级关系比今天有原则，我1983年到公社里面当团委书记的时候，有一次我们机关的生活会，党委的成员都要参加机关生活会，唱票，唱什么票呢 每年不都是有计划物资吗 你是怎么分配到户的，把那些票拿出来唱，结果发现我们公社的书记把木材、钢材给了他一家亲戚，就这个事情，这个生活会散会接着开党委会，我那时在党委会做记录，公社的党委书记做检查，第一次检查没有过关，第二次检查没有过关，第三次才过关，写了三次书面检查。党委会上没像现在翘个二郎腿，嬉皮笑脸的，那个时候没有。党委书记又怎么样呢，你在党内一人一票制，是平等的，党委书记三次过关以后，第四次重新召开支部生活会再做检查，这就是80年代的民主生活会，这就是80年代同志之间的关系。那80年代上下级的关系呢 我85年当书记的时候，说实在的，我很畏惧村里的党支部书记，那个时候我年纪很小，23岁，当乡里的书记。不是因为我年纪小怕他们，是有原则，就是你做一个决策的时候，村里的干部、书记是会拍桌子、打板凳不干，有时候村干部、村党支部书记会把一个会议给你逆转过来，成为批判乡党委政府的批评会。比如我当党委书记，每年都和其他乡镇的党委书记到县里去接受水利工程任务，县委书记、县长主持会议，哪一个工程要哪一个乡去做，有时候工程任务不是一样的，总会有难易差别，如果有不公平，乡党委书记就拍桌子了，把包一提，我不开了，跑了，经常遇到这样的事情。有时候搞一场水利任务的分配，搞得县委书记、县长也十分难堪。一场水利任务的分配会议没个2－3天搞不下来，今天可以吗 到了2000年我还是党委书记，可以吗 不可以。没什么讨论的余地，县里面安排了就要执行，不执行拿你的帽子，没有什么原则的。原则就是老子政府与儿子政府的关系，老子党员与儿子党员的关系。在80年代有人敢拿出《党章》上主席台质问主席台上的领导人，说你不符合党章哪一条，主席台上的领导就必须接受他的意见。《党章》就是最高原则。今天有人敢上主席台举着党章说领导不符合党章哪一条 敢吗 可是在80年代不是这样子的。所以由于干部工作是坚持原则的，我们的农民当然不会上访了。
第五个原因那就是干群关系是有原则的，80年代的干群关系也是有原则的。比方说80年代的农民，有时候几个人，或者成群结队的，为一点什么样的事情，觉得村与村之间不平衡，或者是组与组之间不平衡，或者户与户之间不平衡，他到乡政府来敲锣，鸣冤，贴一张大字报，贴乡政府门口，叫告状信。不像我们现在，写一封信寄过去。那时候贴一张白纸，贴在那个地方，告状信贴在乡镇府的门口。你是乡里的干部，你包了这个村子，我告诉你，农民就来敲你的锣，说你不主持公道，那你提拔就没有希望了。那个时候在我们这个行政干部系统，如果有人被农民这么做了，那是特没面子的事情。我记得有一天晚上，1986年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们乡里面的一个副书记跟几个人打麻将。被几个农民党员发现了，把麻将、钱、桌布一包，送到上级纪委去了，纪委给我打电话说昌平，你这个乡里的副书记打麻将，被农民党员给抓到县里面来了，你来领人吧。最后这个副书记撤销一切的职务，降了二级工资。今天有农民敢这么做吗 我们动不动就整死你，80年代谁敢说这种话，现在说这种话的干部多呢。所以，80年代的农民不需要上访。
总而言之，80年代的农村经济是不断完善农民家庭和村社共同体生产、经营自主权的发展，80年代的农村治理那是以不断完善结平衡账为核心机制的乡村自治，80年代的乡村社会是以共产党带头来追求公平、公正、共同富裕、公民平等核心价值的。80年代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和村民自治的相互监督是配套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是相互促进的，党的领导和村民民主自治或者人民民主当家的目标是一致的，80年代是权力下放的时代，自主权在基层，党的领导权也在落实在基层，党的领导权为农村的经济发展、村民自治提供了坚强领导，这都是80年代的农民不上访的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80年代的农民没有负担，也不是80年代不征用农民的土地，那么多乡镇企业怎么会不征用土地呢 不是80年代没有矛盾，是因为80年代的乡镇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一致的，农村的治权是完整的，党所追求的目标与农民所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干部和人民群众、干部和干部之间、上下级之间是有原则的。那么90年代的农民为什么爱上访呢 如果你说90年代的负担重，那这当然是一个原因，你说90年代征用农民的土地，那也是一个原因。但在80年代也有，那为什么90年代的农民开始上访
第一个原因是土地村民集体所有权的虚置，就是集体所有制在90年代逐步虚置的，成假的了，没有集体所有制了。我们很多人现在很不喜欢集体所有制，喜不喜欢是另外一回事，从90年代以来集体所有制基本上被瓦解掉了，只有大寨这样的村子，全国还有7000个，依然坚持集体所有制，还可以，这些村子都很好，基本没有人上访的。你什么时候听过说大寨村的人上访的 你什么时候听过说南街村的人上访 你什么时候听过说华西村的人上访 没听过，有个著名的学者我跟是很好的朋友，他经常跟我争论一些问题。我说，我不跟你争论，一个你没有历史感，你对于那个时代所发生的情况不了解，尽管你年纪还比我大1岁，第二个问题是你太有偏见，有成见，你已经有了你很多的固定的概念了，去找一个例子证明你的，这是不科学的。你没去南街村就批评南街村，你没去大寨村就批评大寨村，这怎么行的呢 所以我说你一定要去看，我们再讨论。上次去大寨村他去看了一遍，对大寨村的印象和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大寨村的人民是很幸福的，也是很自由的，不是像我们说的农民没有自由。山西那些有了煤矿，把集体煤矿改制成私有制那些村子反而都很穷。没有进行煤矿私有制改制的村子都很富裕。后来过了几天，去河南，我说你顺便到南街村看一看，我就给王宏斌打电话，我说我一个好朋友过来了，你接待他一下，最后王宏斌接待他45分钟，回来跟我讲说王宏斌这个人很值得佩服，南街村的农民也很自由，也很幸福，不是我们媒体怎么描述的这个样子，不能看电视，不能看报纸，只能学什么东西。南街村的人进进出出都是一样的，开放的，天天也是跟我们看一样的电视。说对南街村的印象改变了一些，但是还有一些疑惑，那也是正常的。过了几天又跑到华西村去了，我给吴先生打电话，我说我哥们儿来了，你接待他一下，华西的老总，接待了他。他在那个地方给我打电话说了不得，了不得，看到这个集体所有制不是个坏东西，集体经济也不是一个坏东西，没看，说人家的坏话，这是不对的。应该允许农民有选择集体所有制或者集体经济的权力，过去逼着带红帽子，今天逼着带绿帽子。为什么不能搞集体经济呢 农民为什么没有这个选择权呢 现在你要登记一个集体企业，政府工商部门不给你登记，不合法，你必须要改成股份制的企业才给你登记，这就是逼着你带绿帽子，80年代你要办乡镇企业，办私有企业你要带一个集体企业的帽子才给你登记，这就叫带红帽子。过去我们逼人家戴红帽子不对，今天我们逼人戴绿帽子也不对，中国人喜欢这样。市场经济的好处是什么 市场经济的好处是所有制平等，市场经济的好处是什么 就是各种所有制企业都可以兼容，甚至我现在所在的河北，有一个周家庄公社，公社依然敲钟上工，依然记工分，去年年底人均分配7000多块钱的现金。平时读书不要钱，看病不要钱，吃米吃油盐都不要钱，1万多人的公社。那公社里面也有私人餐馆，公社里面你说你不想做，你要退出去，可以，也很自由。这种选择权就是市场经济的好处，可是我们在经历了90年代了以后，我们现在把集体搞得一无所有，把集体所有权搞得虚置了，你不能调整土地了，是不是 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种地不要钱了，除此以外，所谓人民的事业人民办，办好事业为人民，于是教育要人民办，医疗要人民办，基础设施要人民办，打电话要人民办，通大电要人民办，所有的都要人民办，财权呢 土地权上收了，不能办乡镇企业了，不能把土地卖给乡镇企业了，负担一天一天地重。中央有一个法，下面就有一个部门，每一个部门都要收钱，生孩子要钱，死人要钱，做房子要钱，砍树要钱，要的就是钱。所以，支撑乡村自治的经济基础垮了，上层建筑——治权呢 失去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也名存实亡了。不仅如此，村集体的“结平衡账”的机制被我们90年代以后的一整套的工作方法逆转了，没有“结平衡账”这个机制了，后来从上面派下去的，从学校毕业的这些“四化”干部，农村过去是怎么工作的，他们根本不知道，制定了一些文件，制定了一些东西，都不知道发下来是怎么回事 其实是怎么走过来的，工作应该怎么开展，都不知道。好多县委书记从省里面下去了，好多县长都是他们的秘书下去的，说句实在的话，你不知道怎么工作，你怎么能当一个县长，当一个书记，怎么能去当一个乡长，当一个书记，这不是说一个词，非要民主，要法治，这不是说得好的，这是做出来的。比方说那个“结平衡账”，它把监督放在里面，把民主放在里面，把透明公开都放在里面，只不过通过一个“结平衡帐”的具体活动来实现的，你没有那个活动，你空讲民主和法治有什么用呢 所以现在从中央党校到地方党校都是讲得很好，怎么去做呢 不知道，再好的政策，再好的理念，不会操作怎么办呢 所以整个行政系统的工作作风发生了逆转，大家把矛盾往后拖拖拖，矛盾就越拖越多，所以后来到了村一级、乡一级都成了麻烦的制造者，自己的钱不够花了，上面还要给他加任务，怎么办 他就加重农民的负担，就搞农民的鬼，所以由一个消除矛盾的自治体变成一个制造麻烦的自治体。
第二，就是地权上收、财权上收、事权下放。乡镇府不仅不能够解决村一级组织制造的麻烦，自己也成为麻烦的制造者，自己还逼着村里面干坏事，我们当过乡党委书记的。我要乡里面有钱，过得好，就逼着村干部去做坏事，侵害农民的利益，农民怎么会相信乡干部 农民只会有冤情到上边去上访。全国90年代村一级的债务有多少呢 3000亿左右。现在全国的90年代积累下来的乡镇债务有多少呢 我估计也不会少于4000个亿，一年要付多少利息啊 他有这么多债务，他不侵害农民的利益怎么办呢 他侵害了农民的利益，农民当然要上访，他过去那套的自治的功能没有了，治理的功能没有了，他自己成为麻烦的制造者，所以农民要上访。
第三，就是县以下的治权由80年代的以块块为主，转向了90年代以条条为主，我们这个国家的治理在过去在县以下是以块块为主的，现在是以条条为主的，这有一个转变。进入90年代，法规是越来越多，全国人大每次总结工作的时候，我们立了多少法，年年都是一样。可是多立一个法，下面就多了一个部门，多了法就多了一个行政工具，这都是要老百姓出钱的。我是洪湖边上的，拍《洪湖赤卫队》就是在我们那个地方拍的，你要去洪湖的蓝田岛正好就是在我村子边上，好地方。80年代的时候我是洪湖渔业管委会的委员。80年代的洪湖怎么管理的呢 有渔管会，这是一个群众组织，每年用什么工具捕鱼，有章程的，有洪湖渔业管理章程的，每支船交多少钱，在哪个季节捕鱼，收多少钱，钱怎么花 比方说每年到了春季，我们就在我们村子的边上，是洪湖的一个入水口，渔民派出代表，监督向洪湖投放鱼苗，到8月1号起就开始捕鱼了。洪湖管理得很好，过去洪湖的鱼产量是很高的，但是自从有了《渔业法》，就成立了一个渔业管理局，局下面有分局，分局下面还有分站，又要建房子，买车子，干部要搞文凭，收湖管费费用，我们这些渔管委员非法了，有了一个法，我们就非法了，所以形成了什么呢 不放苗了，不放苗，那渔民呢 捕鱼就少了，那我挣不到钱怎么办 我就要电鱼、毒鱼，那最后湖管局的人就是罚款了，罚款是他们的主要收益，后来干脆明码实价，一只电船一年交多少钱。所以，洪湖的渔业资源就枯竭了。我说这个故事的意思是什么呢 《渔业法》是干什么的 《渔业法》就是给那些渔业管理局的人牟利的一部法律，就是破坏渔业资源的一部法律。当时立法的宗旨是要保护渔业资源，结果呢 它就是保护了一些破坏渔业资源的执行人员，所以法制是一个统治者行政的一个工具，它并没有起到保护资源、保护人民的这么一个作用，中国许多法都是这种法。中国所谓的依法治国，所谓的条条都是固有的权力，基本上都是。比方说农民做房子。农民做房子在80年代你结了婚了，集体会分你一个宅基地，根据那个地方的地形，你建了一个房子，那块地就是你的了。根据地形地貌，有的宅基地、自留地可能大，有的可能小，是不平衡的。但是不要紧，80年代有结平衡账的机制，你多要宅基地、自留地，你的承包地就少，或者你多要了，我少要了，你多出钱，我少出钱，结平衡账结掉了，所以它有利于农民珍惜土地，农民不愿意多要宅基地，这是80年代。90年代呢 有了《土地管理法》，有了土地局，有了规划局，农民结婚要建房子，到土地部门去办手续，一个宅基地几千，有的地方上万，他要到规划部门去交钱，然后有关系，你就批一个大宅子，并且村里头没有话说，村干部也是一个中介，现在的村干部只是一个中介，就是你结婚了，我给你盖一个章子，你去搞一个宅基地，没有结平衡账的机制以后，这个时候用的地不是我们自己的，是别人的，但是我们可以收钱。所以你要大我给你批大，批大就钱多，关系好我给你批得好，批得多，所以这就有了不平衡，在不平衡之下，就上访。到了乡里，乡里说这个事情不归我们管，归土地部门管，是土地部门的事情。你到了县土地部门，一个县几十万人，像我们那个县100多万人，土地部门怎么给你管这个事情，不会管，那你就去上访。土地部门又不归县政府管，垂直的，所以在问责时，在县委、县委书记的时候他如果要去问责，找土地局长，土地局长不会去管，所以到紫禁城，到北京来，这有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条条把块块碎片化了，出了问题以后，你只能顺着条条往上走，可是条条只有权力没有责任，它不受人民群众的约束，不对你负责任，所以直到北京来，所以国土资源部的问题，水利部的问题，林业部的问题，种子的问题，生猪的问题，农村所有的一切问题都到北京来解决。可你去日本、你去韩国、你去台湾，我有了问题，乡长跟县长没有什么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县长跟市长两个之间不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市长跟省长两个之间不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各做各的事，问题都是以地方的那一块来解决的，有一些问题，重大的问题是在国家层面上来解决，但是它是有法可依的。我们今天法律是部门制定，权力在部门，所有的利益都在部门，中央拨钱也通过部门拨下来，谁敢得罪部门啊 所以农民有了困难只能到北京来，这就是乡村的治权被条条的治权给碎片化了，今天的问题在基层，基层得不到解决，只有往上走，这就是上访。有人说，上访做什么 打官司嘛，可是农民一年有几个钱，怎么打得起官司，过去打官司是写一个状子就可以了，现在是打印机打印出来，还要搞得很标准才行，还要复印很多份到处去送，所以农民现在打官司把一个材料打印出来都打不起，还要请律师，打了一审，打二审，审出结果以后还要去执行，你看执行要几年，谁打得起官司呢 所以理性的选择就是上访，上访还说明一个问题，说明温总理演戏演得不错，人民还很相信，说明总书记科学发展、和谐社会深得民心，人民给予了很高的期望，对不对 说明这个，这也是好事情。如果农民上访都不愿意了，那就有别的选择了，这说明我们还是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