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在读者面前的这套丛书，是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以他们的博士论文为基础撰著的，其中一些已经出版，另一些会在以后面世，眼前这本《被困的治理》则是狄金华博士的新著，可以说，它们都是这些青年学者历经数年辛苦而得来的倾心之作。这种倾心，表现在作品选材的独特，以及深入扎实的田野工作，也体现在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对理论前沿问题和学术文本书写方式的探索。

 

若以学科分类而论，这几篇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的著作均出自社会学的门径，但它们却又都体现出了程度不同的人类学色彩。这与中国社会学研究所具有的学术生态大抵一致，即作为社会科学的社会学总是要从其他学科那里寻求智慧与启示。更何况，从学科发展的脉理来看，中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又曾经是那么的分而不疏和关系紧密，这种分而不疏和关系紧密，成就了社会学与人类学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上的一段亲缘关系，也让今天的社会学从业者多了一种从事研究的路径与方法，甚至是由此进入其他学科的可能。而我以为，对于初涉社会研究的新手，要他们在研究之初以人类学的方式，进行一次被称作是“田野工作”的深度调查，然后以此为基础去从事关于社会事实和社会思想的思考，好处甚多。尤其是视社会科学理论为舶来品的中国人，在这一过程中，能够面对可知可感的经验化对象，体验其与理论之间的复杂关系，这种训练，对他们的一生都将十分受用。这也是为什么我总觉得青年学者从事田野研究好处甚多的一个原因。

 

近年来，学界中总有人喜欢谈本土化，谈研究的中国主体性，好像只要解决了研究者的立场和态度，有了研究的中国主体意识，就能够解决理论与经验之间所呈现出来的张力，也因此就能够对中国的社会科学作出贡献。这种看法，似乎有些将问题简单化，或者可能就是一种心智上的懒惰——以意识形态立场来代替复杂的研究本身。其实，凡是有过深度田野调查经历的人都知道，理论与经验之间的张力，并不仅仅存在于所谓中国经验与外来理论之间，它其实更为根本的，就是任何理论与经验之内在关系的本质特征。可以说，任何力图去归纳和抽象特殊经验的企图，都会遭遇到这种紧张。因此，当社会科学研究已经源远流长，自成脉系之后，从理论入手来完成学术训练，的确容易让人将复杂的经验简单化、切割化和碎片化。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目前在一些研究中所存在着的理论与经验的两张皮现象，从根本上讲，就并非只是知识的外来与本土的关系问题，而是任何学术研究的初入者都要遭遇的难题，只不过西学相对于中学的强势，可能让一些人误以为其乃祸根而已。弄懂了这一点，就应该明白，对于每一个从事社会研究（而非仅仅以西学来从事中国研究）的人来说，都有一个学习如何处理经验与理论的关系问题，即如何以理论来解释经验，或以经验来对话理论。在这个时候，若能有一次深入的田野调查经历，让人在一个可控的特定范围内看清楚两者的相互塑造和转换关系，就十分的重要而且是幸运。

 

基于这种考虑，当博士生们在谈及论文的选题及研究方法时，我便总是要向他们表达自己的考虑，希望他们的学位论文能够以田野调查为基础，以某个可以把握的个案为研究对象。这样做的目的，自然是希望他们从容易把握的对象开始，来从事学术的研究。

 

但是，这还不够，做田野现在已经成为了学术研究的一个时尚，在这样的潮流当中，我们对自己的研究有一个什么样的要求，或者说，我们所提倡的田野研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点，便是一个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不如此，很有可能就找不到自己的方位。这几年，在实践中，我突出强调了三性，即我们所做的田野研究应该兼具乡土性（有时我以经验性来取代）、情景性和叙事性。这也可以说是我们对于自己研究特色的某种定位和追求。

 

所谓乡土性，那是由我们的研究方向所决定的，这一点，大概报考我的博士生者，大多不会迟疑。既然我当年进入了乡土社会的研究领域，那就总还是要将这一特点传承下去，并尽可能发扬光大。不过，我又觉得，以“经验性”来替代“乡土性”，其意义可能要更加宽泛，因而也更能够以研究特征与研究类别来包容和提升研究对象。所以，许多时候，我会径直以经验性来取代乡土性。当然，强调乡土研究的经验性特征，暗含了一种期冀，即希望相对于纯粹抽象性的概念推演，我们能够从对更为具象事物的理解与把握，而且是从对一个可感，易把握、有一定时空限制的具体对象（例如村庄、乡镇、社区等）的理解与把握，来开始学术的生涯。这其实是一个基于对中国社会大转型之复杂性和理论启示可能的选择，这种复杂性和可能选择，让我们面临着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千载难逢的机遇，在这种机遇下强调经验研究的重要性，自然也就凸显了追求理论原创活动的想法。但我们知道，再宏大的理论抱负，都得先要有一个具体的落脚点，如果缺乏对复杂万端的具象社会的理解，尤其是缺乏对在时空上易于把握的具象社会的理解，宏大的理论思考大抵是把握不住，容易以空对空的。所以，研究要有时空的边界，而边界又落脚于乡土社会的某个单元，这自然也就构成一个既纷繁复杂，又可知可验，足以让自己在其中纵横驰骋的学术小世界了。

 

接下来的问题是，面对虽然可感，但却复杂万端的经验对象，如何从事理论研究 这样的问题，大概是任何最初投身于学术中的人都必须要回答和经历的。现代主义的社会科学传统，其占统治地位的路径莫过于归纳和抽象。通过归纳与抽象，从复杂到简单，从情景到规律，从而实现对对象的概化理解。然而，不知人们注意到没有，这种研究路径在向人们展示其对事物的概化能力的同时，却可能会牺牲对象的复杂性与特殊性，因而，它在有利于化约式理解的同时，却未必有利于揭示社会事实的多面性和复杂性，从而也就可能偏离了我们想要通过田野研究去发现与讨论理论与经验之复杂关系的立意，而一旦偏离了这一立意，失去了对上述关系之复杂性的理解机会，那么，我们就不仅将失去理论研究的一条重要通道，甚至也偏离了从事田野研究的本意。

 

社会理论研究的任务，除了对于对象的抽象和提炼，其实还有着对复杂性的理解和解读的一面，这种理解和解读，从早期的经典作家一路传承下来，到今天，已经形成了人类社会研究的一个重要传统，并且在以当代哲学为基础的知识认知观那里获得了理论上的依据。因此，便有了阐释与深描，有了作为方法而非仅仅学科而彰显的历史社会学，亦即要在一种对于对象的情景和过程式的探讨中去实现对经验之学理性的复杂化呈现。

 

由此，便又想起了叙事这一理论的武器。从研究的角度看，叙事本来是历史学（当然并不仅限于历史学，例如还有人类学等，但作为经典的叙事理论还主要是出自于历史学）的看家本领，虽然有那么一段时间，在科学主义的研究路径中，甚至连历史学的叙事也一度被认为不是分析而遭到否弃，甚至还有人声称要摒弃故事而只重结构，但最终人们看到的，却不是故事的摒弃，而是冲破结构化逻辑编织方式一统天下的叙事的复兴。即叙事超越历史学的范畴，作为一种方法和文体，以非结构化或结构化等多种铺排方式给整个社会研究所带来的冲击和创新。

 

于是，我们提倡要自觉地运用叙事来从事研究。这样做，倒不仅仅是因为田野研究需要有一个与之相匹配的合适的表述载体，而是我们意识到叙事在化解经验与理论之间的张力、展示和组织对象的复杂性、以及达致复杂化的理论再思方面所具有的特殊功用。因为何以叙事，如何叙事，其实本身就已经隐含了叙述者对叙述对象进行组织、分析和表达的诉求，这些诉求，看似围绕情节而展开，实则却是无时不受到某种特定理论“后台”的操控，这个“后台”，在海登 怀特那里叫做“隐喻”，在更为前卫的“叙事学”家那里，则等同于组织和解释叙述对象的角度、立场和方法。也就是说，叙事不仅组织对象，更组织关于对象的认知。虽然叙事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故事化叙事与结构化叙事，它们各自在材料组织和理论展示上自有特点，但核心要求其实并无二致，即通过特定的写作结构与文字表述去实现对对象的再构。而再构中所融入的叙述者关于叙述对象的认知立场和观点，最终将决定写作结构的组织、铺陈、逻辑和意义。因此，叙事看似指向过程和情景，其实却是对过程和情景本身的解释，属于理论研究的一种范式。考虑到大转型时代中国乡土社会变化之急速与复杂，抽象和化约式分析与结构化思考往往有乏力或遗漏之处，我们便更加愿意自觉去尝试这种情景式的、或者是叙事性的分析，并力图在叙事性的分析中去实现对理论的建构、再造与提升，即要在叙事之中编织学术。

 

显然，这些著作在这方面均显示出了自觉，而且也展示了相应的功力。虽然他们所关注的对象各异，选择的叙事方式有别，如有的倾向于情景性建构，有的保持了规范性叙述，各自的理论旨趣和指向也不同，但在突出叙事性这一点上，却都以适应各自研究对象、内容及目的的方式，形成了在文本表述风格上的唱和——更重要的是一种研究理念上的呼应，并因此让我们看到了在这种理念与方法下所表现出来的创新性潜力。

 

学术研究是要讲求源流的，是要有所本的，这个源流和本，不仅是基于各自研究主题与对话理论在学术研究路线图上的相应位置，如《秦窑法庭》沿循中国革命法律的特征而提出的“政法传统”的分析理路；《桥村有道》针对梁漱溟“伦理本位”及费孝通“差序格局”讨论而提出来的“核心家庭本位”和“工具性圈层格局”概念；《夏村社会》所做的关于“差序场”的分析和讨论；《灰地》在底层社会研究传统中所展开的乡村灰色化、越轨行为与社会秩序的研究；《被困的治理》针对黄宗智“简约治理”而提出的“复合治理”的概念，并以此解析当下中国农村基层治理的困境；同时也是指研究方式，乃至于文本表述特征在方法史中的承接与探索。可以说，它们在这两个方面的努力，会让人感觉到下一代学人的专业与进取，也足以让我感到欣喜。

 

当然，我深知，我个人的感受不能代表社会评价，这些著作到底做得如何，它们在各自的研究路径上做了哪些探索，这些探索给读者带来哪些启示，又带出了哪些新的思考和问题，最终还是要由读者说了算，既如此，那就还是一任读者去研判吧。

 

最后要感谢三联书店和叶彤先生为推出这套丛书所做的努力。

 

是为序。

 

 

二00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一稿

二0一四年三月二十六日二稿

于武昌喻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