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按：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阶段后，关于会否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担忧一直存在，学界也讨论已久，观察者网的两位专栏作者东南大学教授华生以及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朱天教授曾在较早时间对“中等收入陷阱”这一世行发明的术语提出过质疑，近期经济学家林毅夫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

在2014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进行了全面的阐释，其中也特别指出：那种“企图通过取消民族身份、忽略民族存在来一劳永逸解决民族问题的想法是行不通的。”承认多民族的国民结构，立足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深刻理解各民

媒体和很多专家给出的解决办法是提高征地拆迁补偿标准。假设在土地开发成本与业务成本支出之后，政府不再搞城市建设、农业农村、保障性安居工程，将原本政府转化为公共性支出那部分也补偿给征地拆迁者，整个征地拆迁补偿支出为3万亿左右，即将现在不超过原产值三十倍征地补偿

医疗改革过程中的政策制定和决策引发意识形态冲突的例子，并不仅仅限于英、美这类自由资本主义传统占优势的国家。即使在那些有着国家福利主义坚实传统的欧洲国家，尽管社会对于医疗服务的公益性有着较多共识，但随着经济、社会各方面条件的变化，尤其是在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

观察者按：据媒体报道，参加2015年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中，36位富豪的身家超过1.2万亿元人民币，引发网友热议，这也促使我们思考以下问题：人大在中国政治体系中承担何种功能和定位？人大与执政党有什么关系？人大代表中官商比例过高是否合理？如何避免普通劳动者被企业家和

改革30年来中国在旧体制和市场化的相互作用下，形成了一个比较独特的国家体制，它既是中国30年来经济发展“奇迹”的能动主体，也是同时期凸现的社会和环境危机的主要根源。它既可能凝固为一个僵化的体制，也可能是一个仍然在“转型”中的体制。本文先讨论此体制和发展与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