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引领嵌入社区治理的机制研究——以豫东Ｂ街道“红色物业”为例
陈柏峰，石建
摘要：加强党建引领下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红色物业”是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载体之一。在“红色物业”中，党组织通过党的组织体系、党员个体双重嵌入方式，实现了一种嵌入式引领。党建嵌入物业，不仅彰显“红”的色彩，而且具有“治”的绩效，优化了基层党的建设、物业管理和社区治理。嵌入式引领，不仅仅是“红色物业”的运作机制，而且呈现了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一般性机制：横向维度的“横向到边”、纵向维度的“纵向到底”、横纵向维度综合的网格化“嵌入式引领”。超脱 “国家—社会”二维分析框架，选择“政党—国家—社会”三维分析框架，不仅契合中国特色化、本土化的治理实践，而且是建构基层党建研究本土性分析范式的可行性举措。
关键词：“红色物业”；嵌入式引领；党建引领；“政党－国家－社会”；社区治理；基层治理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生拔尖人才培养项目（KJRH202101）
作者简介：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国家治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 从事法律社会学与基层治理研究；石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法律社会 学与基层治理研究。
主持人简介：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第九届 “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第三批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2016年度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第二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负责人，首批教育部课程思政教学名师团队负责人，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法学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北省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学会法律社会学研究会副会长，从事法律社会学与基层治理研究。
党建引领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主心骨”，是完善基层治理体系、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关键所在。如何加强党建引领不仅成为中央政策话语关切的话题，亦是基层治理实践需要回应的议题。就政策话语来看，《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提出一系列关于加强党建引领的任务、目标：“坚持党对基层治理的全面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基层治理全过程、各方面”，“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机制全面完善”，“创新党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不断扩大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在基层治理实践中，围绕党建引领，地方政府不断创新党建引领的实践载体：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场域中的“社区党建”“区域化党建”等传统党建引领制度以及“楼宇党建”等新型社会空间党建模式【1】；“微自治”的院落自治、楼栋自治创新【2】；私营企业党建【3】等。有关党建引领创新的实践载体、实践经验，为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和素材。基于政治话语的抽象、宏观解读，介绍党建引领创新经验的微观解读，是对这一议题的双重研究进路。前者多着眼于抽象、宏观层面对“党建引领”这一政治话语进行学理化阐释、学术化表达，忽略了党建引领的治理实践和创新经验；后一微观视角，过多阐述具体经验，忽略了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一般性机制。着眼于挖掘基层场域中党建引领的创新实践经验，提炼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一般性机制，既是超脱于朴素经验主义的可行之举，又是凝炼基层治理经验和治理之道的必要途径。“红色物业”作为物业领域的创新管理模式，不仅是物业管理内涵的扩充，更是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新载体，其本质是“党建＋物业”，是党建在物业管理场域的延展。
“红色物业”的这一本质，决定了其超脱于治理经验本身的理论意涵：为观察党建如何引领基层治理提供了重要切入点，深入阐释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具体机制、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效果，以及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一般性机制。
一、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研究进路
党建引领，一方面作为中央层面的话语倡导，另一方面衍生出诸多治理创新载体。有关于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研究，主要遵循以下进路：
其一，政治话语的阐释与证成。这一研究视角，多是从宏观、抽象的层面，论证党建引领的话语正当性。具体而言，其或是对中央政策文件精神进行细化阐释，论证当前基层治理中党建引领的必然性、必要性和重要意义；或是着眼于逻辑思辨的视角，从宏观、抽象层面论述“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逻辑【4】。
其二，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经验化介绍与一般性机制的提炼。就经验介绍而言，其多着眼于挖掘基层治理中的“党建＋”治理创新举措或机制。而且，其超脱于基层党建自身建设这一内在视角，着眼于党建与社会治理的关系，进而揭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具体经验，如党建引领扶贫【5】、党建引领三治融合【6】等，在此 基础上建构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优化路径和发展方向。就一般性机制的提炼而言，诸多研究基于“党建＋治理”的创新经验，提炼出了党建如何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一般性机制：政治引领、吸纳引领、组织引领、服务引领【7】。亦有研究超脱于具体的引领机制，从治理创新的维度，揭示党建引领治理创新的整体制度内涵：跨组织协调、为流动社会搭建治理网络、推动治理共同体成长【8】。
其三，党建引领视域下党、国家、社会关系的引申。这种研究进路主要通过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经验现象，观察党、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超脱于既有“国家—社会”二维关系的视角，将政党引入，建构了“政党—国家—社会”的三维分析框架。
中国共产党党员个体和组织的分散，在事实层面形成了基于党、国家、社会的三角形关系：“党居于三角形的顶部，领导着国家与社会”【9】。这一组织特性决定了“国家—社会”的二元视角必然存在局限性：忽视了党组织在治理中的作用以及与国家、社会的互动。在此基础上，政党视角被引入【10】。政党对基层社会的组织机制、动员机制，重塑了基层场域的党、国家、社会关系，这一关系被称为“政党组织社会”和“政党引领社会”。需要注意的是，二者除了“组织”“引领”方式的差异，亦可被置于长时段的历史时期考察。政党“组织”社会，侧重于阐释改革开放前的党与社会的组织、动员机制，而改革开放后则强调“引领”【11】。当然，“组织”“引领”并非决然地存在替代逻辑，而表现为承继和延续关系：政党组织社会，不仅是“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之道”，而且是“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理论逻辑”【12】。
上述三种研究进路对我们深化理解党建如何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大有助益。其中，对党建引领政治话语的阐释与证成，从逻辑关系、理论层面论述党建如何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深化了我们对相关政策文件及理论的认知；经验化介绍与一般性机制的提炼，不仅向我们介绍了基层治理实践中创新化的党建引领举措和机制，拓展了党建引领的适用场域和应用场景，而且阐释了党建如何引领的一般性机制，揭示了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治理密码；基于“政党—国家—社会”三维关系的解读，超脱出“国家—社会”的二元分析框架，将政党引入对基层社会治理的讨论，不仅契合了基层实践，而且延展了“国家—社会”分析范式的理论视角。
但上述研究进路亦存在疏漏：第一重研究视角多基于意识形态或着眼于宏观的政策话语解读，提出应然的对策建议，未关注治理实践中微观的治理经验与经验现象，无法阐释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微观过程和具体机制。第二重研究进路 揭示了基层党建、社会治理的相互形塑机制。然而，其一方面可能陷入一种“经验介绍—路径优化”的“问题—对策”式的研究，未关注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一般性机制，无法提炼基层治理的密码。另一方面，其可能止步于经验介绍的层面，将复杂、多样的基层治理实践单一化、简单化为“党建＋”治理模式。
无论是对一般机制的揭示，抑或是基于“政党—国家—社会”三维关系的分析，都超出经验介绍的范畴，提炼出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一般性机制和机理，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经验现象向理论的跨越。然而，其亦存在可待拓展的方向：其一，拓展研究对象。从治理层级来看，既有关于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研究，多集中关注党建在基层群众自治（村、社区）层级的嵌入，忽视了微自治单元（网格、小区、村民小组等）层面的党建引领；从分析对象来看，更多关注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维度的党建引领，忽视了物业、企业等其他主体维度。其二，进一步厘清“党—国家—社会”三维关系。既有研究虽然已关注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中的党、国家、社会三维关系，然而，大部分文献可能自觉不自觉地把党组织看作是国家的代表，把自治组织看作社会的代表【13】，故其本质仍然是国家、社会二维关系。“国家”“社会”的二元视角将政府、治理主体拟制为国家，将治理对象拟制为社会，忽视了党组织在其中的作用，混淆了党政关系，将其作为一元化、简单化的关系。其三，摒弃对“政党整合社会”的笼统性分析。既有研究往往笼统地看待政党如何整合、引领基层社会，忽视了党的组织体系、党员个体嵌入基层的作用机制的差异性。
“红色物业”是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的创新化机制和实践载体，本质是“党建＋物业”，将党建嵌入物业公司，一方面创新了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场域和应用场景，另一方面重构了城市基层场域中的党组织、社区、小区等多元主体 的互动关系。与此同时，“红色物业”伴随着党的组织体系在小区物业层面的延展、党员个体在物业管理或服务中的运作，成为我们观察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新载体、新场景、新素材。基于“红色物业”的运作机制，观察党的组织体系和党员个体如何嵌入物业管理、服务场域，通过对党建引领“红色物业”治理实践的理论性深描，可以揭示其对城市基层治理的效果，进而梳理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一般机制，提炼具有中国本土化特色的治理之道，是本文意旨。
二、“嵌入式引领”：党建引领的一个分析框架
“党建＋治理”是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构成形式。从治理实践来看，其大致遵循党建系统向基层社会治理场域嵌入的形式，如党建引领扶贫、党建引领三治融合、党建引领“红色物业”等。
综观既有研究，“嵌入”主要用于讨论两者间的关系问题，即某一系统与另一系统的关联。“嵌入”最早由卡尔·波兰尼在分析经济行为与非经济的社会关系和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时提出【14】。格兰诺维特则认为，包括经济行为在内的人类所有行为都被嵌入社会关系中，并被引入经济社会学和制度经济学【15】。国内学界亦将“嵌入”范式引入政治、治理场域。如罗峰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组织嵌入、人事嵌入等方式嵌入乡村社会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系统，从而与乡村社会建立联系，并对乡村社会施加影响【16】。再如“嵌入式党建”【17】在政党、社会关系的维度延展了“嵌入”分析范式的运用。无论是经济社会学，抑或是政治社会学对“嵌入”范式的援引，都回归到“嵌入”的本义，着眼于新要素对旧系统的嵌入，进而为旧系统赋能。在基层社会治理场域亦不例外。嵌入式党建往往呈现出将党建嵌入原基层治理系统，进而为治理系统赋能的过程。
在此意义上，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可具化为一种“嵌入式引领”的分析框架（见图１），即党建对治理系统的嵌入。这一概念既凸显了“嵌入”的物理形态，又彰显了“引领”的定位与目标：嵌入是引领的前提和基础，引领是嵌入的旨趣和目标。依据嵌入要素的差异，党建嵌入具体可以分为基层党组织体系的嵌入和党员个体的嵌入。二者发挥的“引领”作用也存在差异：组织体系嵌入旨在重构基层治理的组织架构和组织体系；党员个体嵌入则着眼于个体的再组织化和服务作用的发挥。从总体来看，无论是何种要素的嵌入，伴随着党建对基层治理系统嵌入的横向延展，“横向到边”是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在横向维度的发展方向；伴随着党建嵌入基层治理系统的纵向下沉，“纵向到底”是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在纵向维度的发展方向。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共同形塑一种网格化的“嵌入式引领”。
图1“嵌入式引领”分析框架
三、党建引领“红色物业”：组织体系与党员个体的双重嵌入
本文材料都来源于调研团队2021年7-8月在豫东B街道的驻社区调研。该街道现有3个“红色物业”【18】试点小区：海亚金域湾(YG物业)、白云嘉苑(BYJY物业)、白云公馆(JC物业)。“红色物业”的建设目标着眼于构建“党建引领、行业指导、基层主抓”的物业管理服务新模式，以健全党的组织体系为基础，以加强行业指导监管和保障支撑为抓手，以构建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联动服务机制为重点，全面提升小区物业管理服务水平。
“红色物业”的本质是“党建+物业”,核心在于物业的“红色”性。确切地说，是“物业+党建”,是在原有物业的管理、服务体系内嵌入党的组织体系和党员个体。党建嵌入物业主要包括党的组织体系、组织架构的嵌入和党员个体的嵌入双重面向。前者主要是将基层党组织的组织体系嵌入物业管理服务系统；后者着眼于通过对党员的再组织化和动员，发挥党员个体在小区物业管理、服务中的作用(见图2)。
图２党建引领“红色物业”的运作过程
（一）第一重面向：组织体系嵌入
党的组织体系、组织架构嵌入物业管理体系，是党建引领“红色物业”的第一重面向。而嵌入的关键是物业领域党组织的设立。党组织是党的组织体系、组织架构向各领域社会组织延伸和扩展的载体。“红色物业”党支部是党建引领物业领域的载体和平台，是基层党建工作与社区物业有机结合的产物。小区层面物业党支部的设立重构了对物业的管理体系：将以往基层治理主体对市场化主体(物业)的管理转变为对市场化主体的管理与对基层党组织、党员个体的管理相结合的形式，通过诸多嵌入举措，将党组织的管理体系嵌入小区层面的治理体系。
其一，属地管理和行业管理的双重管理机制。前者指的是街道、社区对物业的属地管理。这体现在物业的主管部门是房管或住建部门，但是其服务项目地处该街道或社区管辖范围。后者指的是加强党建的行业领导，具体表现为区市政建设局作为物业管理行业主管部门，组建区行业物业党委。基于“红色物业”党支部，社区的属地管理和区物业办、街道物业办的行业主管转变为社区党总支和区行业物业党委对下级党组织的管理。
其二，物业党支部人员结构的调适。从横向层面看，这一调适表现为双向交叉任职制度。如果说物业党支部的设立是组织体系和治理架构的搭建，那么，双向交叉任职制度则着眼于上级党组织对这一组织体系的人员调控。这一制度是通过双向交叉任职：物业人员可以兼任社区党总支委员，社区委员可以兼任物业党支部委员，一方面增加物业对小区治理或社区治理工作体系和治理任务的参与度；另一方面，实现社区对物业参与治理的动员、管理和监督指导。在纵向维度，这一调适表现为党建指导员制度，即街道社区或上级党组织选派党员干部担任项目(小区物业)党建指导员，因地制宜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党建工作。
其三，党建下沉机制。如果说党建向物业领域的扩展是党的组织体系、组织架构在横向层面的扩展，那么党建向小区层级的延伸，则是党建下沉的表现。在小区这一治理单元、治理层级，党的组织体系嵌入物业管理服务体系。这在纵向层面形成了四级党建网格：街道党工委—非公企业党总支(社区党总支)—物业党支部—楼栋党小组。之所以称为网格，是因为在纵向层面，“红色物业”党支部将党的组织架构延伸至小区；在横向层面，将所有的小区联结进党的组织体系，将小区变为更基层的党组织。由此，围绕“红色物业”党支部，街道、社区层面搭建了四级网格党建系统。
（二）第二重面向：党员个体嵌入
党建引领“红色物业”,不仅仅体现在党组织架构、组织体系对小区物业管理体系的嵌入，还表现在党员个体对小区管理、服务的嵌入。党员个体的再组织化、党建平台和党建阵地的搭建、党员服务作用的发挥是党员个体嵌入的三个步骤。
1. 党员个体的再组织化。
基层党建的政治整合作用不仅表现在其对分散社会力量的组织功能，还表现在其动员社会力量、引导个体参与政治生活的过程【19】。党员个体的再组织化是党员参与服务、治理的前提基础和条件。在社区、小区治理中，党员发挥着多重作用：(1) 先锋模范作用。“党员带头”“党员以身作则”是这一作用的话语表现。(2) 辅助性治理的作用。在社区、居民的互动链条中，党员可以起到上传下达的作用：向下收集居民信息、向上反映民众需求。(3) 扩充治理层级、治理架构。党员是治理单元下沉、治理层级下移的实践载体。(4) 扩充治理力量。党员作为个体，具有分散性特征。这一特征将党的组织体系和治理力量延伸至社区、小区、楼栋，甚至是单元。
党员作用的发挥，取决于其组织化程度和基层党组织体系、架构的完善程度。党建引领并非空洞的口号宣传，而是附着于具化的组织架构和实践载体。党对社会的领导“一方面体现为党成为整个社会的核心，另一方面体现为社会在党的组织和整合下凝聚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20】。组织体系、组织架构，是社会个体再组织的基础载体和平台。有关基层党建的诸多创新实践，如功能性党支部、楼栋党小组、“红色物业”、楼宇党建等，都是搭建组织体系和治理架构，将党员嵌入治理体系的创新举措，进而实现党员的再组织化。B街道的治理实践主要通过以下方式实现党员个体的再组织化：
(1) 党员“双服务、双报到”机制，即党员不仅仅需要在党员关系所在单位报到，也需要在属地社区党组织报到。这一机制的核心机理在于实现对社区中党员的在地化、属地化管理，以便动员党员参与小区管理、服务活动。党员个体的党员关系所在地与日常居住地的不一致，使其脱离了社区的属地化管理。这就使得党员处于“隐身”状态，社区群众无法感受党员和党组织的存在【21】。而“双服务、双报到”机制将分散在社区、小区中的党员再组织，使其纳入社区网格党建的范畴。然而，这一动员机制亦存在局限之处，如党员的流动性与属地化管理间存在张力、约束机制缺位等问题。Q社区LZB书记即谈到，“流动党员多，但怎么组织党员参加活动?城市党员谁不要工作?谁不要生活?社区说是一级党组织，但权力有限。”
(2) “红色志愿队伍”的组建。如上所述，未被再组织的党员，分散在社区中，是个体化的存在。而组建以党员为主体的“红色物业”党员志愿服务队是将党员再组织的举措之一。与此同时，在党员志愿服务与居民认同的双向互动中，党员对志愿队伍的认同感增加，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也进一步加强。
(3) 功能性党支部的设置。功能性党支部是组织架构和组织体系搭建的尝试性机制。如果说“红色物业”是党建嵌入市场化主体的尝试，那么功能性党支部则着眼于搭建更加基层的组织架构和组织体系，实现对党员个体的再组织。一方面，党建下沉或者党建嵌入重构了小区治理的组织架构体系；另一方面，这些组织体系和组织架构更好地服务于社区治理、小区治理事项。
2. 搭建党建活动平台。
党员个体的再组织化着眼于提升党员的组织化程度，而党建活动平台的搭建则旨在为党员参与物业管理、服务提供阵地和平台。
(1) 开展党建活动的平台。如“红色物业”党支部或者小区功能性党支部严格执行“三会一课”等基本制度，积极开展主题党日、党员责任区、党员示范岗等创建活动，组织党支部会议、党小组会议。
(2) 密切党员和居民联系、互动的平台。这一平台的搭建，不仅为党员参与物业管理、服务提供平台和阵地，而且密切了党员与小区居民的联系与互动。B街道主要通过“党员亮身份”这一制度设计，来实现居民对党员的监督约束和党员对居民的服务。分管Q社区的B街道C主任(原综治中心副主任)谈到，“党员本应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但是大家不知道他是党员，党员自己也以普通群众的标准看待或要求自己。我搞了‘我家有党员，争做先锋模范’‘争当红管家’‘党员亮党徽’。让党员业主亮身份，参与“红色物业”的管理……你让他参与，没有平台，他就没有办法更好地服务。亮出了身份，对自己是个约束，也是让老百姓约束你。”
(3) “红色物业”党建平台。主要通过设置楼栋党小组公示牌、楼栋党员公示牌等“红色物业”相关标识，在业主休闲场所、公共通道等重点区域，建设智能便民服务商亭、智慧党建驿站等，有政治鲜明的党建标语，彰显形象生动的党建元素和党建引领“红色物业”治理、服务的特色内容，营造浓厚的“红色”氛围。“红色物业”党建平台的搭建，一方面是将党员个体纳入“红色物业”党支部的行为策略，另一方面是“红色物业”服务活动开展的活动载体和阵地。
3. 党员个体的扩散与服务。
如果说党员个体的再组织、党建活动平台和阵地的打造是“将党员组织起来”,那么，党员的“红色服务”则是“将党员扩散出去”。更确切地说，“将党员组织起来”,是为了更好地“将党员扩散出去”。再组织之前，党员是相对零散的个体；组织之后，党员是“行走的党组织”,在城市基层社区场域表现为在小区、楼栋等治理单元扩散的情境。
一方面，党员是零散的个体，需要通过管理、动员等形式，使其再组织；另一方面，党员是零散的个体，也决定了其分散在治理区域、治理空间的每一处角落。组织党员联系、服务群众，不仅可以将党的组织体系嵌入社区、小区的治理体系，还可以将党员嵌入治理对象身边。具体来说，一方面党建嵌入物业、网格、小区楼栋等治理单元和治理层级中，发挥党员在基层治理、社区基层治理中的作用；另一方面，组织党员去社区服务，构建其与辖区内小区内部居民的联系和关联，形成一种事实上的党员联系群众。从事实状态看，党员不仅是基层党组织中的成员，更是小区、物业服务的业主。在此基础上，党员成为连接街道、社区之间的“红色桥梁”,打通了党组织与社会民众互动的“最后100米”。
物业的本质在于服务，而“红色”的本质在于发挥党员作用。“红色物业”的核心机理在于“红色”和“服务”的统合，即发挥党员在物业管理、服务中的作用。
四、党建嵌入物业的运作效果
社区党建具有“政治建设”与“社会构建”双重【22】特征，既彰显了对社区治理的作用，又助推了基层社区党建工作的开展。“红色物业”着眼于基层党建工作与社区物业服务、管理的有机结合，创新了基层党建的载体，提升了物业服务、管理的能力。“红”体现了“红色物业”政治引领的功能，“治”彰显了“红色物业”对物业服务或管理、社区治理的作用和意义。
(一) 对基层党建而言
“红色物业”之所以贴上“红色”的标签，主要是因为其以“红色物业”党支部为载体，创新了诸多基层社区物业党建的载体，推动了基层党建的长效发展。
其一，创新党建引领的新载体，实现党建创新在横向广度和纵向层级的延展。党建引领不仅仅是宏观层面的政治话语或口号宣传，而且需要付诸基层治理实践。“红色物业”党支部的设立，是基层党组织向物业服务领域的延伸和扩展，是党建引领的又一创新载体。其创新之处表现在，基层党组织在横向层面的扩展——扩展至物业行业领域；在纵向层面的下沉——下沉到更加基层的小区层级。与此同时，围绕“红色物业”党支部，在党的组织架构和组织体系维度，基层场域架构了四级党建网格网络；在党员个体维度，多样化的服务平台和服务载体搭建，使党员得以再组织，参与小区维度的微自治。
其二，契合政党基层化的现实需求，推动纵向维度的党建下沉。基层党组织是党的肌体的“神经末梢”,是党在基层治理中的“桥头堡”。政党基层化或党建下沉是契合这一政治话语的具体实践。“红色物业”党支部的设立，在纵向层面实现了基层党组织的层级下移：由社区层面下移到小区层面，契合了横向上扩展领域和纵向上基层化的党建需求，即向物业这一市场化主体扩展、向小区这一治理层级扩展。在此基础上，党组织嵌入小区层面的治理体系，形成了“街道党工委—社区党总支—物业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四级党建的组织架构和治理体系。
其三，党建引领嵌入物业服务、管理体系，形成物业行业领域的治理“双轨制”。如果说原物业服务、管理体系是小区层面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那么，党建引领下的“红色物业”服务、管理体系，则在此基础上嵌入了党建的组织架构、组织体系。具体来说，既往的治理体系是街道—社区(网格)—物业—小区居民；而基于“红色物业”党支部的“双轨制”体系，既包括原治理体系，又嵌入了党的组织体系：街道(党工委)—社区(党总支)—物业(“红色物业”党支部)—党员—小区居民。
(二) 对物业管理而言
如果说“红色物业”的“红”强调的是党建引领，那么“治”则着眼于物业服务、管理和社区治理。其中，物业服务、管理是社区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社区治理的重要内容。需要注意的是，“红色物业”范畴下的“治”,并非仅仅是物业公司这一市场化主体作用的产物，亦强调了基于党建引领的“治”。
其一，“红色物业”党支部的设立，创新了物业服务的类别和内容。“双服务双报到”“党员亮身份”“智慧党建驿站”等创新化的党建平台和阵地，为党员参与小区自治事务提供了平台和契机。就服务主体而言，这些平台、阵地将零散的党员个体再组织，党员成为小区服务的主体；就服务的事项看，具体不仅包括对小区治理的建言献策，还包括对小区居民直接的服务活动。B街道物业办ZY主任亦谈到，“基于‘红色物业’的服务活动，其不同之处就在于：发挥小区党员的余热，推进党建引领下的服务活动。如端午节包粽子、高考‘爱心送考’、疫情期间送菜上门等，都是服务活动。”
其二，“红色物业”党支部通过多元主体共治化解小区服务困境或难题。联席会议制度是这一效用发挥的载体。街道或社区党组织牵头，与社区、业委会、物业公司一同协调解决小区的治理难题。如Q社区BYGG小区的电梯、消防设施更换，就是这一制度运作实效的彰显。基于联席会议制度，通过行业主管部门、职能部门、街道、社区、物业公司、业委会、居民代表等多方主体的协调、沟通、共治，讨论解决小区面临的实际难题，是“共建共治共享”在小区层面的具体呈现。
其三，党建引领嵌入物业服务、管理，缓和物业公司与小区居民的关系。物业公司与居民基于合同建构的是服务性法律关系，物业公司是小区居民的服务者，小区居民是服务的享受者。然而，在物业管理的运作实践中，为了更好地服务，管理者亦是物业公司的角色。是以，物业公司具有服务者和管理者双重身份。然而，这种双重身份却存在背离或张力：服务性关系彰显的“花钱买服务”与管理性关系彰显的“花钱买管理”。“红色物业”下的党建引领，着眼于“服务”,通过为小区居民提供服务、解决居民实际难题，营造“服务换支持/认同”的氛围，发挥润滑剂的功效。
(三) 对社区治理而言
“红色物业”具有双重治理绩效：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和优化基层治理。“党建”也并不只是简单停留于党组织和党员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将党的领导方式、党的建设方式与基层社会治理进行有效连接【23】。“红色物业”的运作过程，既实现了扩充治理力量的功能，又作为治理单元、治理层级下沉的重要载体。
一方面，党建嵌入物业服务、管理体系，将对物业的管理转变为“管理物业+管理下级党组织(‘红色物业’党支部)”的管理方式，动员物业参与社区治理。
社区自治是城市基层自治的具体内容，而小区自治又是社区自治的具体实践形式。物业公司在小区治理、社区治理中发挥着多重作用：其一，提供信息，缓解社区与居民的信息差距问题。物业公司管理的小区，往往规模较大、人员结构复杂和异质性强。相比于社区，物业公司往往掌握诸多小区居民的个人信息。其二，辅助性治理，完成治理任务。正是因为小区服务性或管理性事项与社区治理事项的部分重合，物业公司辅助完成了大量的治理性事项。诸如卫生、安保、纠纷解决、满足居民需求、公共品供给等事项。在有物业的小区，物业是小区治理的重要力量。从治理层级看，“通过物业的治理”,建构了“社区—物业—居民”的治理架构和组织体系，物业成为小区治理的中介力量。从治理任务来看，物业除了做好小区内部的服务性或管理性事项，也参与小区外部(社区治理)的治理性事务。
另一方面，“红色物业”党支部设立，不仅推进了党建下沉，而且实现了治理层级下移和治理单元的下沉。从党的组织体系和城市基层治理体系来看，这是双重维度的治理层级下移和治理单元下沉，即在建构了“社区—物业—居民”的治理层级、治理体系的同时，也建构了“社区党总支—‘红色物业’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的党的组织体系、组织架构。在治理体系的层面，“红色物业”推动治理单元下沉，将社区治理具化为小区治理，实现了小区的微自治【24】;在党组织体系和组织架构的层面，“红色物业”党支部的设立，将党的组织体系和组织架构进一步下沉到小区层级，成为政党基层化的实践载体。
五、“嵌入式引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一般性机制
“红色物业”延续“党建+”的创新理念，将党建延伸至物业行业领域，作为党建引领的创新载体，不仅呈现出“红色物业”本身的运作机理，而且彰显了基层党建引领的一般性机理。
党建引领是较为宏观、抽象的话语。一方面，其需要依托具体载体来实现；另一方面，围绕这一宏观话语产生了多样化的实践载体创新。为了在创新竞赛中获取优势地位，契合政策话语、彰显特色【25】成为治理主体创新的双重策略。“红色物业”是党建引领话语框架下基层治理创新的实践载体。其在契合政党基层化和党建向各领域延伸政策话语的同时，亦展现了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的特色。具体而言，其契合了党建引领的政策话语，以一种“嵌入式引领”的创新方式，践行了党建如何引领基层治理的话语。从主体来说，既包括党的组织体系、组织架构，也包括党员个体的嵌入；从嵌入的效果或者面向来看，既包括横向领域的扩展(应用场景的扩展),也包括纵向层级的下沉(党建基层化)。
更需注意的是，这一横向层面应用场景的拓展和纵向层面的“嵌入式引领”,不仅仅是“红色物业”呈现的创新机理，而且是党建引领的一般性机制和创新密码，具有可推广、可复制的解释力。概言之，“嵌入式引领”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是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一般性机制：通过党建引领下的治理创新，扩展党组织在横向场域和纵向层级的覆盖面，进而实现党组织网格化的“嵌入式引领”。具体来说，就横向场域来看，延展基层党组织在实践场域和适用场景维度的覆盖面，以期实现“横向到边”;就纵向场域来看，延展基层党组织在增加基层治理单元、治理层级的覆盖面，以期实现“纵向到底”。
(一) 纵向维度：纵向到底
“纵向到底”是党建引领在纵向维度的实践目标。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基层场域的战斗堡垒，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基层党组织尤为关键。这也是政党基层化、党建基层化的旨趣所在。而且，基层党组织的“基层性”决定了党的组织体系、组织架构的延展程度和嵌入程度，可以概括为党组织向越基层的治理层级延展，则党的组织体系、组织架构嵌入基层或社会越深；反之，则嵌入的程度较低。
党建引领视域下的“嵌入”程度取决于党组织在纵向层级的延展。在党建引领、政党基层化、“发挥基层党建作用”“基层党建是堡垒”等中央政策话语的引导下，地方围绕政党基层化这一本质持续推进党建引领的创新。在此过程中，党建“基层化”成为地方政府创新的指挥棒：有关党建引领的创新越基层化，党建嵌入的治理层级越低，其创新程度越高。无论是在乡村治理场域，还是在城市基层治理场域，党建下沉、党建嵌入更低治理层级，成为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趋势。
具体而言，在乡村治理场域，从组织体系、组织架构来看，在村民小组或者微网格这一层级设置党小组成为较为普遍的举措；从党员个体来看，党员中心户联户机制，成为党员个体嵌入村庄治理的创新举措。在此基础上，乡村治理场域的组织架构亦彰显为党的组织体系和乡村治理体系双轨并行的组织形态：乡镇(党委)—村委会(党支部)—村民小组(党小组)—居民(党员中心户—居民)。在城市基层治理场域亦是如此，围绕党建引领的创新举措层出不穷，并逐渐向更加基层的治理层级扩展。楼宇党建、功能性党支部、“红色物业”党支部、楼栋党建等创新项目，都在不断延展基层党建的触角。是以，在城市基层治理中，其组织架构、组织形态亦类似于乡村场域，呈现出党的组织体系与治理体系并行的样态：街道(党工委)—社区(党总支)—小区(“红色物业”党支部或者是功能性党支部)—居民(党员中心户—居民)。
在乡村场域，党建下沉到村民小组层级；在城市社区场域，党建下沉到小区，甚至是楼栋层级。在这一过程中，党的组织体系、治理架构得以延展和下沉，建构了一种多级党建的模式。而且，党的组织体系下沉，也是治理力量、治理层级、治理单元下沉的过程。概言之，党建引领下的基层党建创新，既实现党的组织体系、组织架构下沉，又重构了基层治理体系，衍生了基层治理的创新，实现了“党建嵌入治理”。
(二) 横向维度：横向到边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26】要实现“党领导一切”的领导目标，就必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27】。除了“纵向到底”外，“横向到边”是党建引领在横向维度的实践目标。如果说党建在纵向层级的延展，呈现的是党建“嵌入式引领”的深入程度，那么，党建在横向维度的延展，则旨在延展党组织在社会组织中的覆盖面。
党建在横向维度的扩展，大致遵循由行政部门向社会组织扩展、由公有制企业向非公有制企业扩展的路径。如在民营企业、律师事务所、物业企业等组织设立党支部，即是党的组织体系在横向扩展的创新机制。在非党的组织部门设立基层党组织，对于党的组织体系而言，意味着党的组织架构在横向上的延展，将社会组织纳入党的组织体系；对于这些社会组织而言，其或是国家推动和组织主动改变、模仿的产物，是控制逻辑和合法化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28】。举例来看，“红色物业”党支部的设立，是党的组织体系向物业公司延展的产物。对于基层党建而言，其将市场化主体纳入党的组织体系，将对物业的行业管理转变为对物业的行业管理与对物业党支部的组织管理相结合的管理模式；对于物业公司而言，推进“红色物业”,可能意味着利益衡量。B街道物业办主任ZY谈到了这点，“物业公司也想搞‘红色物业’,对他们而言可能是名利双收。把物业公司推出去，他们可以接更多的项目或小区，这就相当于打个广告，也是个宣传的过程。很多私企经理觉得麻烦，对经济效益也没好处，但其实你搞好了，不仅能树立形象，也能提升经济效益。”
从本质上来说，党建引领“横向到边”的创新，主要着眼于丰富党建引领的实践载体，拓展其应用场景，扩展党组织在社会场域的覆盖面。党组织在社会场域的嵌入，不仅仅需要治理层级、治理单元下移的深度，也需要治理范围上的广度。
(三) 横纵维度的综合：网格化“嵌入式引领”
如果说“政党下乡”是政党组织向乡村渗透，并将农村社会政党化的过程【29】,那么“政党下社区(小区)”则是政党组织体系、组织架构向社区渗透，并将城市社区政党化的过程。而党的组织体系、党员个体在横向维度和纵向维度的嵌入，则是实现“政党下乡”“政党下社区(小区)”的路径。
党建引领创新的横向延展和纵向下沉，共同形塑基层党建对社会的网格化“嵌入式引领”。而且，“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全方位延展，不断织密了党的组织体系、组织网络，进而不断拓宽党建嵌入社会的边界。在这一过程中，党的组织体系、组织架构，与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并非是互斥的存在，而是以“党建嵌入治理”的形式并存不悖，形成了基层社会治理场域的“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双轨制运作模式。这一双轨制模式，是拓展执法场域【30】、司法场域【31】和基层社会治理场域【32】“双轨制”的延伸讨论，是综观党建引领与基层治理的产物。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双轨制运作模式不仅重构了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组织架构，也重新塑造了“国家—社会”的二维互动模式。以往对国家和社会互动的关注，更多是从“强国家弱社会”,抑或是“强社会弱国家”【33】二元互动的角度，来探讨国家对社会的嵌入和控制程度。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党建引领地方治理，不仅调适了其与国家、社会的关系，而且重塑了党、国家、社会的关系结构【34】。政党这一维度的引入，改变了传统的“国家—社会”二维关系：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实际上形成于一个以党的组织体系为载体的权力组织网络基础之上【35】。
从本质上来说，政党嵌入社会，以党的组织体系、组织架构嵌入社会为具体载体和表现形式。这一组织体系、组织架构，犹如“伞状结构”。从宏观上来看，其可以用于表征党政关系。以党领政，党统领全局、协调各方是对当前中国党政关系的诠释。最核心的部分是“伞状结构”中的伞柄，它表征着中国共产党，而伞顶表征的是党中央，因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的科层化使其整个结构像一个金字塔【36】,塔顶即是权力的顶端；其他国家机关就像伞张开的这些伞架划分出的区域，分别占有一块。如果说中间伞柄的作用是“总揽全局”,那么对于伞的块状区域则可以视为“协调各方”。从党的组织体系这一微观的内容来看，伞柄表征的是党的组织体系在纵向维度的布展形态，而伞的块状区域则是横向维度的整个社会，其节点则是各级党组织。这些节点，犹如人体的关节；党的组织体系，犹如毛细血管，在整个社会延展，基层党组织正是党的组织体系向全社会延展的关键所在。基层党组织在社会组织覆盖的全面性，决定了党的组织体系向社会扩展的全面性；党组织向更加基层的治理单元下沉，决定了党的组织体系对基层社会扩展的深入性。在此意义上，党组织(党委、党组、党总支、党支部、党小组等)是统合社会的关节与节点：党组织在社会的覆盖面，决定了政党统合社会的成效。如果说“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阐释的是宏观层面的“政党整合社会”,那么“红色物业”等党建引领的实践载体和应用场景呈现的就是微观层面的“政党整合基层”。
六、结语
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是融贯党建与治理双重内涵的探索，兼顾“红”与“治”双重绩效：既实现了基层党建的政治建设，又优化了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提升了基层治理能力。“嵌入式引领”是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一般性机制。从嵌入要素来看，其强调的是党的组织体系和党员个体的双重嵌入；从嵌入机制来看，其通过“横向到边”和“纵向到底”双重维度的嵌入，实现网格式的嵌入。“嵌入式引领”的机制和效果呈现了“政党整合社会”的逻辑。这一逻辑，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的探索与经验。近代中国的总体主义危机导致“只有用党的权力深入社会每个角落，去重建各种组织与制度，去解决社会领域中的问题，才能一面重建国家，一面重建社会”【37】;在后单位制时期，社区成为继“单位社会”之后的“二次社会建构”的建制性单位【38】,在社区这一基层场域实现社会的再组织化，尤为必要。而基层党建的“社会化”机制是“党与社会的链接”的关键所在【39】。“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是党建社会化的最优策略，将党的触角延展至基层社会的各个场域、各个方面、各个环节。
本文以“红色物业”这一经验现象为讨论基础，尝试在以下方面作出推进：其一，摒弃宏观政策话语、政策阐释的抽象研究路径，秉持经验研究的路径。基于对“红色物业”运转过程的经验研究，超脱经验描述本身，建构“嵌入式引领”的分析框架，分析了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一般性机制：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网格化“嵌入式引领”,揭示了党建如何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中国本土性分析范式；其二，延展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适用场域和应用场景，将以往对城乡基层党建创新延展至小区这一治理单元(治理层级)、延展至物业公司这一非市场化组织(治理主体),丰富了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内涵和外延；其三，延续并拓展“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着眼于“政党—国家—社会”三维分析框架。由此，不仅仅“将政党带进来”【40】,而且将其延展至基层社会治理场域，实现了由“国家—社会”到“政党—国家—社会”的基层治理研究的视角转换【41】。无论是国家中心主义，抑或是“强社会弱国家”“社会中的国家”,始终将国家、社会作为分析的两个维度。这一研究范式，无法尽然契合中国本土化、特色化的治理实践。在中国治理实践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绝非二者的简单关系，因为共产党是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核心，是中国社会的组织核心。因此，中国治理语境下的国家、社会关系，必然无法忽视党的存在，必然要在“政党—国家—社会”的三维框架展开【42】【43】。
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具有丰富的理论意涵和可延展的外延。“嵌入式引领”侧重于从结构、体系的维度，解释党建嵌入并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一般性机制。其仍有可待拓展的空间：其一，政党整合社会、政党组织社会、政党引领社会，都是从政党如何整合、组织、引领来探讨，着眼于党建引领对“红”与“治”的功效，忽视了“社会政党化”过程中非党组织建立党组织的动力机制与内在逻辑。其二，“党建引领”,作为抽象、宏观的政治话语，赋予地方极大的创新空间。围绕这一话语，党建引领的创新载体不断涌现。基于治理创新视角的解读，是对党建引领相关研究的拓展方向之一。无论是基于组织社会、化解难题的创新，抑或是秉持形式化创新，都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其三，目前对党建引领的探讨，更多着眼于组织体系、组织架构的探讨，类似于一种“结构”的解读，缺乏对党建引领“价值维度”的关注。党建如何引领基层场域的价值生产、价值治理【44】,是不可回避的议题。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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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中共Ｓ市 Ｌ区委组织部《关于在全区开展“红色物业”创建工作的实施方案》提出一项重点任务：“推进物业管理服务行业党的组织和工作全覆盖……全面摸清物业服务企业底数，凡有３名以上正式党员的物业企业，都要按照党章党规建立党组织；党员人数不足３人的，可采取联合组建、区域联建、行业统建等方式建立党组织，推进党的组织应建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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