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学者如何面对时代使命

——在高层次人才签约聘任仪式暨新教工入职典礼上的演讲

陈柏峰

大家节日好！

能入选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并作为高层次人才代表发言，我倍感荣幸，也深感责任重大。在此，衷心感谢学校多年的培养，感谢成长过程中遇到的诸位恩师，感谢同事们和领导们，也感谢我的学生们！去年今日，我在这里受聘青年长江学者，当时的发言主题是“做无愧于时代的社会科学学者”。今天，我想沿着之前的主题，谈谈“社会科学学者如何面对时代使命”。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摆在突出位置，多次就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求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指明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方向和前进道路，点出了中国社会科学学者的时代任务和使命。

作为时代任务的承担者，我们是十分幸运、无比光荣的。这样的时代使命，不是每一代学者都有，更不是每个国家的学者都有。只有身处大国，才有可能承担如此伟大使命。

大国不同于小国的地方在于，它有巨大的社会科学战略空间，有庞大的学者群体，有丰富的研究领域，有自身的学术问题意识，可以自主设置研究议题，可以建构有独立性的学术场域，建立服务国家战略需要的社会科学。小国由于缺乏战略空间，缺乏足够的社会科学从业者，很难建立社会科学的自主性，摆脱不了依附的地位。很难想象，新加坡这样的小国，能建立规模化、自主性的社会科学。它有社会科学研究，但其实质可能是“西方社会科学在新加坡”。那些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

大国不同于小国的地方还在于，其经验本身是世界性的，能对世界格局产生结构性影响，因此是小国所不能忽视的。大国的社会科学是小国所无法逾越的，它构成了对小国的制约，是小国学习、模仿的对象。而小国往往只有通过大国才能了解自己，只有依附大国才能表达自己。当然，小国的经验并非不重要，但只有在大国的经验衬托下，在大国的话语体系中，它才是有效的。正因此，西方学术中的巴厘岛经验对巴厘岛本身并没有多少意义，而只在西方社会科学的话语系统中才有其意义。

社会科学是现代世界体系的产物。社会科学的制度化，大学建立讲授社会科学的院系，是从欧洲和美国开始的。伴随着欧美文明向世界的传播，社会科学在世界传播开来。中国在遇到西方文明后，感慨于船舰利炮和制度文明，在西方压力下开始学习社会科学，建立相应制度体系。但迄今为止，社会科学的中心仍然在西方，过去是欧洲，后来转移到了美国。无论是学者的素质，还是作为制度基础的大学，都是欧美占据压倒性优势。社会科学体制，是作为对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体制的回应而生的，是西方支配整个世界体系的伴生物。

西方社会科学以欧美经验为起点，以西方利益为中心，它的学术问题意识、研究议题设置、战略导向，都难免受制于此，甚至它的理论形成、认识论和方法论，都很难脱离欧美经验、视角和利益的制约。中国是一个文明国家，我们曾经是世界的中心，文明延续了数千年，形成了独特的世界观、天下秩序和生活向度。今日世界体系的形成，并非建基于中国体制，中国是被动卷入的，作为相应世界体系伴生物的社会科学，也不是从中国诞生的。然而，中国这样的文明国家进入世界体系，必然不可能完全放弃自己，不可能全盘接受西方社会科学。而如何学习西方社会科学，运用其立场和方法服务于中国，构建新的世界秩序，是无法回避、需要主动作为的历史宿命。伴随着中国崛起，这种使命更加迫切。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才更有意义，我们的时代使命才更有价值，我们的学术事业才更加崇高，我们的学术梦想才更加伟大。面对时代使命，我们应该如何作为 我愿分享个人看法。

第一，面向中国经验和中国问题。鸦片战争一百多年来，中国遭遇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建国近七十年来，中国所经历的如此之大的社会转型，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中国数十年的变迁可与欧美国家二百年相当。如此巨大的社会变迁，让中国人在有限的生命历程中得以经历见证。中国的经验现实，给了中国社会科学以巨大的发展机遇。改革开放四十年，是中国后革命时代的开端，其发展之隐晦、影响之复杂，其治理的困境，连同政治伦理的变迁、社会形态的变化，实在是一流社会科学的经验材料和学术基础。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理应对中国经验有着睿智的见解和深刻的洞见，建立在中国经验基础之上，搭建经验与理论的有效桥梁。

第二，秉持正确的立场和方法。在学习西方社会科学的过程中，既要看到其中真实的学问，也要看到其中失真的地方，应当善于学习有益的观点、立场和方法，真正服务于构建中国社会科学。对此，美国社会科学的发展经验特别值得学习。基于独特的社会形态和发展轨迹，欧洲是社会科学的发源地；基于独特的强国路径和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美国成为当今社会科学的中心。美国的成功，不是因为它以美国经验证实或证伪了欧洲社会科学理论，而是因为美国社会科学有效解释了美国经验。美国社会科学在崛起过程中兴起了众多学派，大多建基于美国经验，而非抄袭欧洲理论。中国学者若能在政治意识的高度上，不为社会科学的立场和方法所误导，深刻把握中国经验，不为社会现象的纷扰复杂所困惑，不为意识形态霸权所捉弄，辨伪存真，才可能无愧于我们正在经历的既伟大又充满凶险和挑战的时代。

第三，探求表达中国经验的话语体系。长期以来，非西方国家的学者，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难以逃脱悲剧性命运。他们无法用本民族的语言进行社会科学表达，必须用西方的概念和话语，一旦如此，他们表达出来的就不是自己，他们从一开始就脱离了自己的民族和国家。更多的非西方学者，甚至不会思考如何表达自己的民族。在发展中国家的大学里，充斥着大量仅仅跟随西方学术议题的学者，他们的学术与母国毫无关系。以西方为中心的社会科学，放到非西方社会，所有的知识与学问都可能扭曲失真，概念不符合经验现实，理论抽象而脱离实际，学术命题泯灭了经验世界的丰富性，学术研究成为带着西方偏见的推论，政策主张缺乏对现实难题的应对能力。中国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虽然中国一直延续着相对独立的话语体系和政策体系。因此，探求表达中国经验的话语体系，这是面对时代使命所需做的基本工作。

第四，找到沟通古今中西智慧的方法。费孝通先生晚年指出，传统社会科学被“主客二分”的实证主义方法论所主宰，无法把握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世界的“理”、“心”和“性”等，而诸如儒道等影响中国社会数千年的思想，起到了维护中国社会秩序的作用，却无法用现代主流的社会科学方法去研究。费先生提出，要扩展中国社会科学的传统界限，找到“与古人跨越时间和历史交流的手段”。今天，我们急迫面临这一问题。我们需要深刻理解中国人乃至一切非西方社会的心智，及其背后的社会行动和社会制度，但它们的表达方式和内在理路，与西方社会科学的方法、思维、范畴并不相同。因此，就必须有一个“解读”和“翻译”的过程，这就是创造新概念新话语的过程，经此过程才能融会古今中西的智慧。就是说，我们需要找到合适的知识论和方法论，去解释那些与西方社会科学相“悖”的中国经验和智慧。

同事们！同志们！我们这一代学者，生逢其时，时代给了我们不凡的使命。让我们脚踏实地，勇于承担时代使命，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而努力奋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