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工业系统与主流价值观的契合

《战狼2》不是一部标准的主旋律制造，题材也不是经典的红色革命历史，而是完全由众多民营影视公司与国营公司联合出品，讲述的是中国退役特种兵在非洲拯救难民的新故事。

从8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就处于一种文化分裂之中，这体现在商业片与主旋律的区分上。随着文化反思和电影体制的转型，大部分国产片追求商业和票房价值，主旋律则负责传递主流价值观。这就形成了一种奇观的文化现象，商业片完全追求娱乐化、通俗化的效果，仿佛商业片不该传递价值观，或者说八九十年代的商业片经常传达一种反价值观的价值观，如根据王朔小说改编的电影所携带对主流文化的反讽效果。与之相对，表达价值观成为主旋律的文化专利，只是主旋律的出路不是市场，而是90年代出现的各种政府类评奖。这种主旋律与商业片“彼此不兼容”的现状，造成《战狼》系列从第一部开始就因其爱国、军人等主旋律的“人设”而吓跑很多电影投资人。

新世纪以来电影产业化改革使得电影生产彻底实现市场化和民营化，这种以市场为核心的生产、放映体制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电影产业的崛起，也出现了不同的电影商业类型，如古装武侠大片、青春片等。在这种大背景下，主旋律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商业化尝试，如使用商业大明星、商业片导演来拍摄主旋律，《建军大业》就是这类主旋律商业片化的典范。与这种主旋律与商业片嫁接的方式不同，《战狼》系列代表着另一种倾向，这就是商业片主旋律化，也就是说民营资本投资的商业片也主动参与、拍摄带有主流价值倾向的电影，如《集结号》（2007年）、《十月围城》（2009年）就是成功的例子。这表明两种变化，一是80年代所形成的反价值观的价值观逻辑日渐失效，二是一种市场化的商业逻辑与主流价值观的内在要求逐渐合流。

从这个角度看，《战狼2》的大获全胜，标志着新世纪以来电影产业化改革所培育的市场化的文化工业系统与国家所倡导的主流价值观之间形成了配合关系，就像好莱坞电影一样，既有娱乐、商业价值，又承担着表现美国核心价值观的职能。这也意味这种大众文化工业式的文艺体制与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社会之间达成一种和谐关系。值得追问的是，《战狼2》所传递的价值观究竟是什么 

冷锋代表着一种新的中国形象和中国故事

《战狼2》不仅仅是一部商业片，因为这部电影表现了新的中国观，也改变了80年代以来原有的中国故事。

80年代的改革开放建立在一种对中国的自我否定和对世界的重新认定之上。中国在现代化的进步蓝图中从世界革命中心跌落为“落后就要挨打”的欠发达国家，而西方世界则从帝国主义变成了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国家。这种革命史观向现代化史观的转变，依靠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认知框架来完成。中国是传统的、愚昧的，西方则是现代的、进步的。这带来两种文化后果，一是中国激烈地反传统、批判自身的历史和文化，认为中国文化阻碍了现代化转型；二是崇拜西方价值，尤其以欧美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为榜样。中国改革开放的全部动力就是重新学习西方，摆脱贫困落后的帽子。

在这种认识论之下，八九十年代的中国电影中多是愚昧、落后的中国形象，或是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女人。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高速起飞，这种中国落后、西方发达的认识论受到挑战。先是学术思想界出现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的争论，后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也大力提倡文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的主张。这是中国初步完成现代化以及实现经济崛起之后对自我的重新认识，《战狼2》从大众文化的角度回应了这种新的中国位置和自我想象。

《战狼2》表现了一个现代化的、强大的、自信的中国。首先，冷锋扮演的解放军不再是小米加步枪的土八路，而是能开飞机、坦克、武艺高强的特种兵，是经过严格的现代军事训练的士兵，是可以秀肌肉的强者和硬汉形象；其次，冷锋所扮演的角色是拯救者，中国人不需要西方人来提供保护，冷锋凭一己之力来保护中国难民和战火中的弱者；再者，冷锋是个人主义英雄，他来非洲是为了替爱人报仇，但当他举起国旗穿过战乱区时，他又代表着中国，是中国强盛的象征。最后，从电影开始到结束，冷锋把这些不同社会阶层的中国人有效地整合起来，这里既有遭遇拆迁的战友亲属，也有到非洲开工厂的富二代，还有援非的中国医生以及在非洲开超市的小老板。

从这里可以看出，《战狼2》很好地解决了军事题材电影中个人服从于国家、组织的叙述难题，冷锋的行为既是个人主义的，又具有国家身份。这种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走向新的认同，意味着一种新的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国家与个体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被市场经济的契约关系所改造的利益共同体。尽管冷锋的硬汉形象在好莱坞电影中屡见不鲜，但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种新的中国人和中国形象。

作为他者的非洲与新的国际视野

80年代以来，中国的世界视野从50到70年代的亚非拉、第三世界转向了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以西欧、美国为代表的“欧美”世界。也就是说，80年代的世界并非世界的全部，而是特指欧洲所代表的西方世界。如何走向欧美，并获得欧美文化的承认，是8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的最大焦虑，如文学领域的诺贝尔情结、电影界对国际电影节的渴望等。在这种文化意识下，出现了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1993年）、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2013年）等讲述中国人遭遇西方、进入西方的故事。除了这种朝向西方的目光之外，中国电影中很少出现其他的国际视野，更对新世纪以来中国资本、劳动力走出国门，进入亚洲、非洲、拉美等基本事实“置若罔闻”，就连中国知识界也很少讨论中国与西方之外的话题。

在这个意义上，《战狼2》依然具有“领先”意识，打破了80年代形成的中国与世界的原有想象。首先，这部电影展示了当下的中国与非洲建立了如此广泛和密切的经贸往来，尽管这种经贸联系已经发展了有十多年；其次，改变了西方中心的世界图景，让中国观众看到遥远的非洲大陆，这是一种新的国际视野。如果说50到70年代中国从世界革命和三个世界的理论来发展与亚非拉欠发达地区的关系，那么新世纪以来中国进入非洲则更多的是经济驱动。先是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进入非洲，后来是中国企业参与非洲的基础建设，尤其是十八大“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付诸实施之后，中国加强与中亚、西亚、东南亚、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关系。这种朝向欧亚大陆腹地的战略构想正在改变西方近代以来以海洋为中心的世界秩序。

不过，《战狼2》中所呈现的“非洲”是一种典型的“非洲”形象，战乱、传染病毒、贫民窟等都是西方传媒报道中关于非洲的定型化想象。借助这种想象，冷锋及其观看冷锋的中国观众，开始把自己想象为一个已经现代化的主体，中国也尝试学会一种发达国家的叙事视角。只是相比带有“原罪”的西方殖民者，曾经也是落后国家的中国与对中国怀有“革命友谊”的非洲兄弟拥有更多的理解，使中国人及中国资本更容易进入非洲大陆。

总之，《战狼2》的成功既宣告了80年代文化逻辑的改变，又预示着中国崛起时代新的文化图景的浮现。只是这种新的中国对于世界，对于非洲究竟意味着什么，依然值得我们深思。恰如冷锋究竟是好莱坞电影中穿越过来的美式英雄，还是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英雄，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回答的文化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