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当前我国社会出现的所谓“信任危机”，探索其产生的原因，从而有效地尽快化解“信任危机”，重建社会的信任，是进行社会治理过程中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信任危机”何以产生

　　信任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与人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单个人不存在信任问题，我们对物或其他非人对象的信任，其实质也是对人的信任，因为我们信任的对象物或其他非人对象，也是为人所制造或为人所控制的，比如我们对高铁的信任或对政府的信任。

　　从学理上讲，信任可分为信任心理与信任行为两个方面。信任心理是由人们的价值观念、道德心理和文化心理等因素共同决定而形成的。比如普遍信任心理，起主导作用的是人们的价值观以及与之相关的人生观和人性观；而特殊信任心理则是在人们价值观的基础上，由道德心理和文化心理主导而形成。角色信任心理与特殊信任心理类似，因为角色信任是特殊信任的另一种特别形式。信任行为的产生则要复杂得多，除了信任心理的推动之外，还要受到制度、场景、利益权衡、损失风险评估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但无论如何，信任心理是信任行为产生的动力和基础条件，而且很多失信行为是在不正当信任心理的直接驱动下产生的。

　　当前，信任下降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发生在全世界的一些失信事件以及学术界的信任研究成果都证明了这种发展趋势的存在。笼统地说，这是全球化和信息化所带来的副产品。具体来说，则是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导致人们信任心理和信任行为的变化。信任心理方面，全球化和信息化导致人们价值观念、道德心理和文化心理的变化；在信任行为方面，一方面信任心理的变化会影响行为。除此之外，全球化与信息化，使得制约人们信任行为的机制发生变化导致其约束力大大减弱。二者的合力使得人们产生失信行为的几率大大增加。

　　我国信任问题的产生也与全球化和信息化有关，这是共性。但更为重要的是，我国信任问题的产生还有其特殊性。

　　传统的“信”文化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我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为世界文明作出过伟大贡献的东方大国，有着博大的“信”文化。但近代历史上饱受西方列强欺侮，在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甚至曾经出现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断裂”。这对国民的信任心理产生种种不利影响。

　　文化和道德建设滞后导致人们价值观的变化。改革开放30多年中，由于在发展理念和政策设计上都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文化和道德建设相对滞后。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变化甚至扭曲，比如人生观、义利观的变化。一切向钱看，见利忘义，唯利是图等价值取向，导致社会风气的败坏。

　　经济与社会转型中的制度建设滞后导致不良的社会后果。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力度之大，速度之快，几乎超出了全世界所有人的预料，包括我们自己。经济、社会超出预期的快速转型，必然导致制度建设的滞后。具体表现为制度设计出现漏洞和制度设计得不合理。其结果是为少数人的投机取巧、钻制度缺陷的空子提供了机会；更有甚者，不合理的制度设计，造成坏人得势、好人受损，进而“劣币驱逐良币”的社会后果。

　　典型个体的失信行为所产生的社会负面影响。中国人历来重视榜样的力量，甚至有“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说法。榜样一般是指好的榜样，但也有坏的榜样。坏的榜样不仅会使人们起而效尤，有些典型社会角色的失信行为还会有更大的破坏性。比如政府官员的严重腐败、在人们心目中具有崇高神圣地位的教师、医护人员等的失职行为等，产生的就是这样的负面社会效果。从社会心理变化的规律上讲，个别典型失信行为的出现会对大众信任心理产生非常大的影响，这是需要我们特别重视的。个别官员的腐败行为影响的是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个别教师的不当言行会让家长对学校产生不信任，个别医生的失职行为会导致患者对医院的不信任。最为典型的例子是，以往人们对飞机的安全性具有非常高的信任度，这种信任建立在人们对飞机技术、航空公司管理和飞行员的角色信任之上。不久前德国航空公司飞行员有意损毁飞机的特殊事故发生后，人们对飞机的安全信任大为下降，尽管谁都知道这是极为罕见的特殊事件。

人们已经习惯于把社会信任出现的问题称为“信任危机”，可见社会信任的破坏的确已经成为一个严重影响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社会问题。但是，笔者认为，“信任危机”一词是就信任破坏所产生的社会危害而言，不足以揭示我国社会信任问题的本质特征。笔者主张把我国当下的社会信任状况称之为“信任困境”。“信任困境”是从信任破坏产生的原因而言，它能够让人们更好地理解信任问题的本质所在，而且信任危机很容易让人从心理上过分放大当下信任问题。

我国当下社会信任的破坏，使人们进入了一个“信任困境”。正如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一样，每个人都是理性的，都知道信任比不信任好，都知道社会和谐比不和谐好，但因为每个人都生活在社会之中，生活在一定社会规范、制度设计和关系网络之中，面对各自的社会交往场域，按照理性选择做出信任或失信行为，其结果是个人理性的信任或失信行为选择导致了社会非理性“信任困境”的出现。在这个过程中，个人的能力不足以影响大局，而且“信任困境”的破解，也需要依靠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

社会中个别极端失信行为的出现，是“信任危机”一词产生的社会背景。比如“杀熟”行为。媒体报道的陕西省富平县妇幼保健医院的妇产科副主任张淑侠，利用熟人对她的信任和人们对医生的信任，恶意拐卖熟人、朋友、同学初生的婴儿，就是典型的例子。参与非法传销活动的人很多也是通过“杀熟”来达到自己盈利的目的。“杀熟”行为乃至“杀亲”行为的出现，是人们惊呼“信任危机”来临的重要原因。因为“杀熟”与“杀亲”行为，不仅有违于我们传统的道德伦理和中国重视特殊信任的传统规范，甚至有悖于生物界的行为常规。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杀熟”也不仅仅是一个道德伦理问题，它的产生也与社会的制度设计缺失相关，比如对这类行为的监管存在漏洞，对这类极端行为的处罚缺乏震慑力，等等。需要指出的是，从社会的整体来说，“杀熟”乃至“杀亲”毕竟是极端的个别行为，这类行为的存在并不能说明我们社会的信任被破坏到多么严重的程度。笔者认为就社会信任的整体状况而言，仍在“信任困境”可以解释的范围之内。比如医患关系问题，尽管不排除在市场经济大环境下存在医护人员职业道德下降的问题，但肯定不可能医生护士都变成了有意害人的坏人，其实听听医生护士的诉说，他们非常委屈和纠结，可见这是我国当下医疗体制造成的“信任困境”使然。再看所谓老人摔倒没人敢扶的问题。是现在的人都没有了起码的良心和同情心吗 显然不是，问题出在我们现有的制度设计不足以有效地奖励和保护做好事的人。做好人好事存在风险，本质上是人们对现有制度设计的不信任。

笔者不主张把信任破坏称为“信任危机”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信任危机”容易使人从心理上夸大信任问题对社会影响的程度。信任破坏或信任缺失并不会像“经济危机”“政治危机”那样中断社会的运行。在信任缺失的情况下，社会同样可以运行，只是增加了社会运行的成本。另一方面，一般“危机”可以采取有力措施相对化解，比如“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但信任却破坏容易，重建却不可能一蹴而就，它是一个需要较长时间进行修补和恢复的过程。

综上所述，社会信任的重建，就是要破解现在已经形成的“信任困境”。破解“信任困境”的路径和方法就是要进行信任文化建设和信任制度建设。具体的目标和路径是，通过社会的道德建设和文化建设使社会公众形成正确的价值观、道德心理和文化心理；通过制度建设来形成有效促进和保障人们产生信任行为的制度与规范。现在党中央确立的推动文化发展繁荣和建设法治国家的大政方针，就是中国社会破解“信任困境”，进行有效的社会治理，建设高信任度和谐社会的有效方法。

（作者系武汉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