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之光

一、新浪文化：之光好，你是剑桥的博士，又常年在国外教书育人。能讲讲你旅居国外的情况吗 

大家好。我是2007年硕士毕业之后出国的。在国外呆了7年多，一半时间在欧洲学习，一半时间在中东工作。有趣的是，我长居的两个地方，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有些“与世隔绝”的味道。剑桥作为一个古老的大学城，知识分子在这个小镇上坐而论道，大学生们上课喝酒爱恨情仇。只有走出这个城了，才能发现周围的世界究竟有多么的不同。而迪拜一样也是这么个地方。我走过中东海湾地区不少国家和地区，到最后发现，迪拜完全是一个真空球里的世界，无论周边多么的动荡不安，在这个自由港里，永远是马照跑，舞照跳，各国冒险家们来这里寻找机会，各地军阀土豪们打仗之余来这里消遣散财。我在这里见过南美的雇佣军，英国的私人安保商，伊朗的没落贵族，沙特的土豪公子。在这种真空环境中呆久了，人们有种分不清楚今夕是何夕的恍惚感，更难免让人丧失脚踏实地的能力。所以就更需要时不时跳出来，提醒自己多做些自我批评，试着去从外部来观察一下自己，观察一下周遭的世界。

我硕士毕业后去了剑桥大学的国王学院。这所学院的著名校友包括经济学家约翰 梅纳德 凯恩斯，数学家阿兰 图灵，还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艾瑞克 霍布斯鲍姆。我在国王学院的时候，还有幸见过一次霍布斯鲍姆。与其他学院相比，国王学院20世纪以来，一直被看做是个特立独行的地方。学院也非常乐意维持自己与众不同的激进形象。例如，剑桥有一个传统，就是学院教师与学生至少一周会有一次共同进餐的机会。在这种师生同乐的仪式里，其它学院均有所谓高低桌的制度。即教授们会围坐在一个位于台阶之上的长条桌周围，台阶下的位置则是为学生设置的。而在国王学院却没有这种明确的等级差异。学生与老师在这种聚餐会时，都会共坐一桌。

这种欧洲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左翼范儿”体现在学院生活的许多方面。例如剑桥几乎每个学院在每年考试季结束后会搞那种需要穿礼服出席的“五月舞会”。而国王学院则从不举行这种活动，而搞一个充满了嬉皮士风格的叫做“国王学院游乐场”的活动，与所谓“保守传统”的“五月舞会”相对。学院酒吧的一角还挂着一面苏共党旗。不过，另一方面，这个学院的学生又大多来自英国社会的中高阶层子弟。有钱有闲的白人学生差不多占到学院总学生数的70%。像我这样非欧盟、非英语国家、非白人的中国学生更是少之又少。我在念博士的将近4年中，学院的中国人似乎一共只有3个。现在想想，这种现象其实非常有趣。与其说流行在国王学院里的左翼空气是一种政治理想与实践精神，倒不如说这是一种今天白人年轻精英中一种生活方式与审美体验。就像印在文化衫上得格瓦拉头像，就像悬挂在国王学院酒吧里的苏共党旗。他们是属于特定人群的。

这种中产阶级的左翼情怀在现实政治中几乎无地自容。就比如，我在念博士的时候，正逢英国保守党与自由民主党联合政府上台。上台之后立刻提升学费的举措激怒了广大英国学生。剑桥作为自由民主党最大的选区，被此举深深刺激。英国本土学生们觉得自己被背叛了。2008年的时候，大学里开始兴起一场叫做“保卫教育”(Defend Education)的运动，很快波及英国数十所大学。剑桥大学进行了多次抗议活动，其中包括占领剑桥大学议会中心。占领活动中许多骨干成员都来自国王学院。“保卫教育”的运动一直持续到今天，其主要口号包括反对教育私有化、市场化，反对新自由主义，反战等等。这场运动中绝大部分参与者是英国本土的白人青年学生。他们表达了对联合政府内部的一些政客的情感不满，表达了希望彻底免除学费的希望。

然而，在延续了6年多的抗议过程中，我们却看不到对英国教育市场化历史化的分析讨论，对教育资源在社会各阶层不平等分配的讨论，也看不到年轻知识分子们超出自身利益之外对整个社会平等问题的关怀。“保卫教育”运动中体现的精英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几乎是冷战之后西方社会政治的缩影。跟在英国近些年来此起彼伏的地铁工人、公交车工人、机场工人等工会的罢工事件一样，这一场场以维护本团体利益为核心的社会抗议活动均无法得到社会其他阶层与团体的同情与支持。大家各唱各戏，6年多了，大学生换了几茬，抗议照抗，学费照涨。政治表演取代了政治实践的结果就是政治的公共性被团体的私利替代，虽然此起彼伏的抗议活动创造出了一种“公共”的假象，但真正具有政治价值的讨论、对话、以及为他人着想、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公共精神却消失殆尽。

二、新浪文化：在国外，很辛苦吗 

有苦有乐吧。最大的“苦”处就在于不接地气。我经常跟经略的朋友们吐槽，说我这是被发配西域。跟经略的所有同仁们一样，我的研究与思考的起点与终点都是中国的。因此总会担心自己由于不在国内生活工作，容易脱离实际情况。这种恐慌感就像是半夜起来上厕所的感觉一样。虽然路在脚下，目标也大体明确，但由于前途看不清，所以充满着伸手不见五指的不自信。

另一种“苦”我觉得应当与是否在国外没什么关系。“苦”在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就像网上流行的那种“别人眼中的XX”，“父母眼中的XX”，“我想象中的XX”还有“实际情况中的XX”那种分格漫画一样。我从博士毕业之后到现在一共在两个国家两个大学里工作过。在阿联酋工作的那所大学非常年轻，1998年由建国酋长创办。现在看来，这所大学就是学世界一流大学的典型例子。大学模仿的是标准的美国制度，每隔3年还会由美国中西部大学联盟组成的委员会过来对大学资质进行细致评审。大学里除了主席之外，从校长到行政服务人员，再到中层干部以及教职员工，从英美澳名牌大学里毕业的人占了绝大多数。管理层中，更是大多数均直接聘自美国。

2012年，学校经历了一场人事改革，换来的主席和校长是两个“海归”阿联酋人。他们的口号是一方面要把这所大学建成海湾地区的哈佛和剑桥，要加大步伐进入世界百强排名。另一方面，又要求大学配合阿联酋国家战略，推进教育阿拉伯化。就在这种美好急切的愿望下，海归带领一群外国人对大学进行了大张旗鼓的改革。海归领导们想要看到的是急剧增长的大学教工研究发表影响因子及引用数量，而受聘的外国人们则更希望看到在这过程中自己银行账号上急剧增长的进账数额。在这两方面的双重努力下，诸位教职人员在2013年底新的续约合同上发现，系主任不叫系主任了，叫做“生产线经理”(line manager)。全校大会上，人们开始用“产量”来对比各个系所的优劣了。而我的同事们也开始着急想要在自己每三年期满的合同期内(这所大学实行的是三年合同周期，每次期满之后，教职员工要准备一份详尽的材料，通过外审决定是否继续续约)，尽快增加自己文章发表数量了。在这多种压力下，不少老师选择了跳槽。

不过，2014年来到英国现在这所大学后，我发现这实际上是个全球同此凉热的现象。我现在的系主任在合同上也被称作“生产线经理”。我们也在教工大会上不停地强调“客户满意程度”，“同业竞争比较”，发表数量及世界排名之类的指标。但是，为什么同样的模式，在英国和阿联酋却激起如此不同的反应，这实际上是个蛮有意思的问题。作为一个非常年轻的国家，阿联酋所面对的建国任务非常严峻。一方面，他们需要在急剧变革的世界环境中，在原先分散的以部族为单位的游牧社会基础上，建立一个具有独特统一性的国族身份认同。这种“意识形态”任务，是包括大学在内所必须承担的责任。另一方面，该国长期的殖民历史，以及20世纪70年代之后靠资源起家的建国经历，又使得该国大量依赖外国中高层管理人员。在大学层面，从开办大学之初，便模仿该国其它各类产业，全盘引进西方制度，以合同雇佣与高薪吸引海外师资。大学除了扮演为本国公民颁发学位之外，进行的研究活动缺少脚踏实地的本国关怀。此外，本国年轻人大量涌向金融服务业，或进入高薪的政府机构，缺少真正意义上的本土知识分子，缺少学术梯队，大学无法承担国家身份认同建设的意识形态任务，这些都是阿联酋在建国之初建立的学术产业化导向所造成的尴尬情况。

教育产业化是个全球性的问题。很多时候，对于这种似乎是具有普遍性的现象，我们就引以为常，不假思索。把一种模式当做是实践的唯一方式，把变革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当做是必然发生的阶段性阵痛而不去思考其产生的原因。就好像鲁迅说的“妄信”。这是比半夜摸黑上厕所还要令人恐慌的事情。

国外生活的“乐”当然也有不少。这种经历给了我看待中国问题一个具体的语境化的参照物。我是在中东工作时期加入经略群体的，那时候正值中东动荡，经略团队让我写了些相关文章。可以说，是经略这个群体给了我讨论现当代阿拉伯问题的具体问题意识。

三、新浪文化：能否讲讲，这几年你所观察的中国在世界观感的变迁。

从我个人角度来看，作为一个生活在海外的中国人，与许多“身在此山中”的人们相比，对中国近些年的发展与强大感受可能更深些。

我记得在阿联酋的时候，我有一个上通选课的本科学生，下课之后跑来跟我展示她新买的手机。手机做成法拉利车模型的样子，铃声也是引擎的轰鸣声。满满的狂拽炫酷屌炸天。她告诉我，这是她从“龙城”买来的，便宜实惠够个性。“龙城”(Dragon Mall)是靠近迪拜边缘的国际城附近一家中国小商品贸易市场。规模庞大，吸引了大量来自中东北非中亚地区的批发商与零售顾客。在中国，也许这类小商品交易市场可能已经只能在二三线城市找到了。一线城市的市场可能更多被苹果、三星这类似乎是高端洋气上档次的产品占领。但换个角度来看，走出国门，抛却了在商品背后的文化性偏见之后，这台法拉利手机与苹果手机一样，是一个多样化市场上的不同选择而已。买这台法拉利手机的姑娘并非一个差钱的主，她与卡塔尔皇室还沾亲带故。

对于这个“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故事，我相信，经略的许多朋友要比我更有发言权。我作为一个身在海外的经略人，在这个故事里看到的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制度与文化自信问题。如果我们简单地将经济发展进行功利化的阐述，那么可能全面开放市场，走私有化道路会在短期内带来经济数据的飞速发展。这一点，从埃及和突尼斯近20年来的发展方向便能很容易地看到。但是，随之而来的社会碎片化问题也是有目共睹的。这种碎片化体现在阶层分化，族群分化，社群分化等多方面，与先前看到的英国社会面临的政治空间私利化的倾向是一致的。这种经济利益主导下的制度与文化软骨病非常可怕。我们一直说，中国19世纪末闭关锁国，没有开眼看世界，所以搞得积贫积弱。其实今天的问题多少也有些相似。我们中国30多年的开放恰恰与西方新自由主义霸权的兴起历史重合。那种将西方世界假想为乌托邦的幻觉，使得我们很少心平气和地从理论与历史的角度去分析理解这个世界面临的问题，去质疑我们用以理解世界的诸多概念本身。今天的我们，很容易就会变成打着民主自由大旗的义和团。

四、新浪文化：欧洲的族裔问题，你最近多有文章涉及。您谈谈成因是什么 

这个问题需要被放在整个19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背景中去理解。欧洲的族裔问题，具有其独特性。在欧洲民族国家发展历史中形成的欧洲国家族裔分布是相对单一的。这一点，从其《威斯特法利亚合约》之后形成的现代以国际法为基准的民族国家秩序实际上是排外的。这一点，从《威斯特法利亚合约》的两个基本文本中就能看出。正如在这之后的诸个重要国际法文本中强调的，这种秩序的合法性基础在于共同的对基督教上帝的遵从。正式由于这个基本准则的保障，欧洲殖民主义才得以在其内部合法化。但是，随着殖民主义的全球霸权扩张，欧洲国家遇到了治权相对稳定强大的非基督教帝国：中国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历史是非常痛苦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被接纳为“国家大家庭”的一份子。随后进行了法律改革，教法从一种灵活的习惯法被逐渐变成了死板的条文法。之后的历史我们也都清楚，奥斯曼帝国分崩离析。阿拉伯民族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等民族建国理念此起彼伏。至于中国，这种被“国家大家庭”接纳的权利是经过了更为剧烈的革命与抗争才来到的。这种随着殖民主义扩张而形成的近代全球化历史为欧洲带来了族裔多样性。到了二战结束之后，殖民地纷纷独立，旧制度下的社会精英们不少成了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中被“革命”的对象。他们何去何从便成了个大问题。不少殖民地精英们决定回到宗主国去。所以一夜之间，在那些原本白人为主的欧洲国家里，人们突然发现自己的邻居越来越多变成了各色人种。原先的殖民者们领地收缩了，本土的治理压力加大了。这种突如其来的多样性成了今天欧洲族裔问题的历史负担之一。

此外，今天欧洲的移民问题又携带着阶级差异的问题。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与欧盟的成立，在欧洲人权法的保护下，欧盟成员国之间劳工平等自由的流动给今天欧洲经济相对发达的国家造成了新的问题。一个可笑的情节就是，当年被英国白人指着脊梁骂的那些印度新移民们，他们的子弟今天跟白人一起，骂那些从波兰新来的移民们，说他们进来抢走了“我们”的工作。欧洲今天的人权与多元平等主义是用钱堆出来，族裔之间并未真正融合。《查理周刊》之后迅速出现的针对穆斯林群体的敌意，以及之前著名的挪威右翼分子屠杀事件，英国的穆斯林族裔性侵幼女案等等，都从各个方面，体现了这种用钱买出来的和谐气象是多么的不稳定。

五、新浪文化：中国应该能汲取哪些教训 

中国近些年来对所谓“民族问题”的处理模式也有重走欧洲失败老路的危险。用钱买出来的和谐不是真和谐。同时，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一带一路”战略也同样需要思考如何避免重走殖民与贸易霸权主义的老路。我的主要学术兴趣是广义上的区域研究，在这个领域，西方的问题意识非常明确，即希望从本国出发，对外部世界进行战略性的分析与深入研究。中国今天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如何从中国的意识出发，发展出一种审视世界、审视自身的中国眼，将本国的问题与世界的问题连通一起去理解，而不是简单功利性地去寻找一条唯一正确的“制度”，去霸权式地理解“国家利益”，区分“内部”与“外部”，我想这应当是我自己以及我们经略的朋友们共同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为中国，为世界的多样性平等未来做出的一点点贡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