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总是针对某种旧制度（Ancien Régime）而发生，它的路径、成就与局限，一方面与革命者自身的能力相关，另一方面也和旧制度的结构性约束相关。传统主流史家称辛亥革命为“不彻底”的革命，这一定性包含着对革命者的不成熟性的判断——他们过快地放弃了实现自己理想的斗争，而与旧势力进行了妥协。根据传统主流史家的意见，一场彻底的革命，应当是革命者彻底消灭旧势力，并且独自掌握政权。然而，本书的观点是，放到当时的语境之下，这种妥协恐怕是难以避免的，也是不乏积极意义的。因为这场革命绝不是一场普通的共和革命，它是一个在国际体系中处于弱势的多民族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激烈的结构性转型。革命既可能导向强国富民之路，也可能导向国家分裂、地方割据以及列强进一步的侵略。辛亥革命通过政治妥协避免了国家解体这一最糟糕的结局，但未能避免其他消极后果。

要理解辛亥革命中的妥协对于避免中国解体的意义，仅仅在中国语境中观察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引进比较的视角，将这场革命放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下去，作为多民族王朝国家近代转型的一个案例。跨国比较的意义在于，它可以通过引进“他者”，将我们所熟悉的许多历史现象“陌生化”，克服许多想当然的历史推论。就辛亥革命研究而言，“从封建帝制到共和”这一单线的主流叙述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这一时期中国政治转型的高度复杂性。它未能注意到单一民族国家与多民族国家之间的巨大差异。多民族国家内部复杂的民族关系和多元的政治－法律制度会对政体改革造成巨大的制约。事实上，清末民初时代的思想者们对当时中国的处境已经有强烈的自觉，比如说，他们会将中国与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或者俄罗斯帝国相类比。但他们的横向比较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可获得的信息和他们直接的实践目的的限制。在百年后的今天，我们有可能进行一种更为全面的比较，以透视一个多民族王朝国家在民族主义时代所遭遇的困境。

本章通过比较研究试图阐明的基本观点是：清王朝的多民族国家结构很大程度上以各民族上层精英分子的联盟为基础。共和革命冲击了这一联盟，但由于恐惧联盟的破裂可能导致多民族国家的解体，革命势力不得不作出审慎的自我限制。

在欧洲近代早期，复合君主国（composite monarchy）曾经是一种非常成功的国家体制。[1] 这种国家形态的特征是：许多领地通过君主的身体链接为一体，君主与不同领地之间具有不同的法理关系，呈现为一种“制度多元主义”。在复合君主国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在族群归属上的异质性是常见现象。哈布斯堡皇朝与英格兰、苏格兰合并之前的斯图亚特王朝是复合君主国的典型代表。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欧洲本土的多数复合君主国都呈现了颓势，在国际竞争之中，要不放弃“制度多元主义”，采用更为同质化的统治方式，要不就接受失败的命运。本章并不细致分析民族主义兴起的种种原因，而仅仅探讨其传播及后果。法国大革命期间，卢梭提出的“人民主权”最终落实到西耶斯的民族（nation）主权上去，[2] 而nation的边界，通常以同质的血缘、语言、文化等为客观标准。法国在旧制度下的民族建构就已经取得相当成就，克服了同期欧洲各国常见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不属于同一民族的弊病，新生的共和制度又大大调动了公民积极性，使得法国有可能调动更多的军事资源，采用新的作战方法。尽管拿破仑最终遭遇了失败，但法国在短时期内爆发出来的军事力量，逼迫其他国家加快民族建构进程。19世纪，欧洲大陆上出现德国的统一与意大利的统一，都与法国先例的影响密切相关。但对于多民族王朝国家来说，法国的先例带来的是一场噩梦。一方面，王朝国家要取得军事优势，就必须对国家进行某种同质化改造，但这在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里难度极大。另一方面，王朝治下的各个民族，都有可能受到民族主义影响而产生政治自觉，表现出某种离心倾向。国际环境逼迫王朝国家建构某种“官方民族主义”以抵消各种“地方民族主义”的影响，凝聚各民族的认同，同时将各种间接统治模式转化为直接统治模式，调动各种资源进行国际竞争。

本章要比较的是处于同一时间段的几大多民族王朝国家：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帝国以及清帝国。这四大帝国都有辽阔的疆土、众多的民族与宗教，以及丰富多样的政治统治制度。但在19世纪民族国家兴起的潮流中，四个“老大帝国”都显得落后于时代。西欧的民族国家在国内实现了某种同质化的统治，建立起牢固的民族认同，这为它们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坚强的基础。但四大王朝国家的政治统治具有大量的“间接统治”与“制度多元主义”成分，不仅内部缺乏团结，甚至饱受内部民族冲突之累，大量资源耗费在帝国的维持上，无法凝聚起来参与国际竞争。四大王朝国家都或多或少模仿西方民族国家进行了建构同质化统治的努力，但这一建构过程又遇到原有帝国结构的强大的阻力，或者因政治结构或民族结构过于松散而缺乏抓手，或者因过于借助某一民族的文化，反而引起了其他民族的强烈反弹。四大帝国中，清帝国最先灭亡，但其境况却是最不坏的：继承清帝国的中华民国基本上保持了前者的领土与人口；而其他三大帝国都出现了帝国的解体。

探讨这四个“老大帝国”，就不能将其与同期的新兴殖民帝国进行比较。Jane Burbank与Frederick Cooper的新著《世界历史中的帝国》（Empires in World Hisotory）颠覆了将近代世界历史进程描述为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单线叙事，他们正确地指出，即便是近代以来，帝国也一直占据着世界历史舞台的中心部分。[3]从他们的视角出发，就很容易解释以下现象：对英、法等新兴殖民帝国来说，其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与其帝国的建构过程是同步进行的，而且其帝国的结构与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帝国、清帝国等“老大帝国”不乏共同之处，即核心地区的统治者往往依赖与边缘地区贵族和上层人士的某种联盟关系来维系统治，因此当边缘地区的普通民众产生民族主义意识的时候，这些“先进”的殖民帝国同样会发生帝国统治危机——比如说，大英帝国在爱尔兰的统治就是如此。但Jane Burbank与Frederick Cooper过于强调“老大帝国”与新兴殖民帝国之间的相似性，未能对它们之间的差异作出细致的区分。在我看来，与“老大帝国”相比，新兴殖民帝国更多依靠本国的移民而非原住民来控制其边缘地带，并且将边缘地带纳入以中心地带工业为中心的经济贸易圈。以大英帝国为例，如果将大英帝国比作一具身体，其核心部分——英格兰与苏格兰，就是这具身体的脑袋，是一个组织良好的民族国家，具有强烈的民族认同，其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也引领世界潮流。帝国的中心一方面从帝国的边缘部分汲取资源，另一方面又以“文明化”的名义在这些边缘部分推广其核心部分的文化，[4] 而宗主国强大的工商业正构成“文明”叙事的重要内容。相比之下，其他四大帝国都不存在这样一种独特的脑袋与身体的关系，没有确立一种帝国的主体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组织起来并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其他部分吸取养分的模式。以俄罗斯为例，虽然它从19世纪以来在四大帝国中最为勤勉地模仿西欧殖民帝国的组织模式，但形成的结果是，其工业最发达的地方恰恰不是其俄罗斯人居住的帝国内核，而是少数民族众多的西部边境。四大帝国的脑袋是王朝，它们过于依赖王朝的正当性原则，保留着过多的松散的间接统治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其身体有一个部分突然变得过于摩登，反而可能引起身体的全面失调。

下文首先通过对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与奥斯曼帝国三大帝国的比较，揭示帝国的“制度多元主义”在现代遭遇的困境，并探讨帝国的自我改革如何未能避免、甚至反而加速了帝国的解体。通过与其他三大帝国的比较，我们有可能更为清晰地分析晚清所遭遇的困境以及自我改革的失败。

一、 帝国的多元主义及其近代困境

（一）奥匈帝国

清末出洋考察各国宪政的大臣端方在1901年9月1日的一份密折中曾将满汉关系比作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的关系，两族之间的争斗危及哈布斯堡王朝的统一。[5] 但实际上，奥匈帝国所面临的问题，远比端方想象的复杂。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奥匈帝国是四大帝国中结构最为松散的，它不仅被奥地利－匈牙利的二元统治结构撕裂，更受到更小的民族主义势力的冲击。

奥匈帝国诞生于1867匈牙利贵族与哈布斯堡皇室的协议。1866年，匈牙利贵族抓住哈布斯堡皇室在普鲁士－奥地利之战中失败的时机，与皇室达成了一个妥协：除了军事与外交归于哈布斯堡皇室之外，匈牙利王国取得充分的自治权。哈布斯堡统治者兼任奥地利皇帝与匈牙利国王，两地分别建立议会。从总体来说，帝国统治的法理基础完全建立在王朝原则之上：哈布斯堡皇室通过继承、婚姻与结盟，统治着一堆小王国与贵族领地。德意志人在帝国总人口中占到23%。[6] 尽管皇室的文化是德意志式的，但俾斯麦统治的德国已经捷足先登抢到了对德意志民族的代表权，因而一种泛德意志主义无益于哈布斯堡皇室。天主教作为一种跨民族的文化，对帝国的整合有一定作用，但随着世俗民族主义的兴起，它对整个帝国整合力也处于衰减之中。

奥地利和匈牙利的二元统治结构使得哈布斯堡皇室无法实质插手匈牙利事务。1866年的奥匈协定本身就是匈牙利马扎尔人民族主义的胜利。在匈牙利，有产阶级垄断了选举权，这对占匈牙利人口一半的少数民族极为不利。马扎尔人试图同化其他民族，在教育体系中推广使用马扎尔语。只有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因历史上的王国地位而从匈牙利获取一定自治地位。不仅如此，马扎尔贵族甚至强烈反对哈布斯堡皇室将权力下放给奥地利的少数民族，以防止奥地利的先例在匈牙利引起连锁反应。

在奥地利，讲德语的居民在行政官僚与军队中占主导地位。在有一定自治权的加里西亚（系哈布斯堡皇朝吞并的波兰领土），波兰人主导地方政治与官僚机构；但在东加利西亚，乌克兰农民又是最大的族群，同时大城镇和城市又被波兰人与犹太人占据。加里西亚东北的布科维纳（Bukovina），居住着乌克兰人、犹太人、罗马尼亚人、德意志人与其他民族，没有一个民族占据多数。帝国西北部分的波希米亚（Bohemia）与摩拉维亚(Moravia)是捷克人的故乡。在后来被称为苏台德的波希米亚山区部分居住着许多德意志人。奥地利德语区的东南是南斯拉夫区，住着斯洛文尼亚人（Slovenes），克罗地亚人（Croats）,塞尔维亚人（Serbs）, 说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的穆斯林，还有其他一些民族：包括斯洛文尼亚的施蒂利亚部分居住的德意志人，达尔马提亚海岸居住的意大利人，南蒂罗儿（South Tyrol）地区混居的德意志与意大利人，等等。

这些民族之间积累了复杂的矛盾。比如说，加利西亚的地主认为它们应该统治该省，因它们历史上是波兰立陶宛王国（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统治精英，但该地区的乌克兰人不服。捷克社会与政治精英认为它们的祖国波希米亚应取得与匈牙利一样的自治地位。但一旦哈布斯堡皇朝对捷克人作出让步，就引起波希米亚的少数民族德意志人的抗议。奥地利讲德语的精英认为它们自己代表了中欧的高等文明，认为给予非德语居民更多权利阻碍了文明进步，但这种民族主义对族群关系起到了很大的撕裂作用。当然，最大的民族问题是奥地利与匈牙利的行政二元结构，这种二元结构引起的问题甚至扩展到帝国的边疆地区。南斯拉夫地区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地区被匈牙利控制，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则由奥地利与匈牙利联合控制。但这一地区民族、语言与宗教情况高度复杂，属于同一民族的，往往具有不同的语言、宗教与历史归属。由此出现了不同的民族主义方案。哈布斯堡皇室与奥斯曼帝国在这一地区的争夺，引发了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导火索（哈布斯堡皇储斐迪南大公及其夫人被一名波斯尼亚地区的塞尔维亚青年刺杀）出现在这一地区，并不令人意外。[7]

奥匈帝国兴起的民族主义有的诉诸于历史上的统属关系，有的诉诸现代的人民主权与民族自决理论，但常见的是将二者混合在一起。因为人民主权与民族自决可以论证人的结合，却往往无法对领土要求进行正当化，[8] 在后一方面，历史上的人地关系往往能提供补充先例。比如说，捷克人要求波希米亚与摩拉维亚自治，但又压制当地的德意志人的政治要求；波兰人要求加利西亚自治，但对当地的乌克兰农民进行压制。

19世纪，帝国境内的工业化与城市化持续推进，但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当经济社会分层与民族边界出现重合时，弱势的民族就会发展出对强势民族的怨恨。如乌克兰与斯洛文尼亚小农与佃农对波兰与马扎尔地主出现很大不满。国家官僚机器的扩展，在那些与行政官僚们语言不同的民族那里，也同样引发了疏离效应。受霸权文化教育的人在社会流动中有更多机会，这就引发其他民族不满，纷纷寻求本民族的文化与政治自治。学校教师和教区牧师在大众中广泛散布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但经济上获益的民族也并不因此其经济成功而满足。一个民族资产阶级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工人阶级政治意识的觉醒，都会导致提高对自治的期望。比如说，工业化的波希米亚的捷克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极力要求帝国下放行政权力，但哈布斯堡皇室担心权力下放会造成捷克人对这一地区的德意志居民的压迫，因此不愿批准。在1890年左右，这一地区捷克人和德意志人的街头冲突比比皆是，甚至帝国议会中的捷克议员和德意志议员也经常发生激烈冲突。[9]

在20世纪前，帝国用以整合各民族的意识形态主要是哈布斯堡王朝主义与天主教。但到了二十世纪，两种意识形态都出现了很大的缺陷。奥匈帝国和德、英、法等发展迅速、实力雄厚的成功国家靠得太近，臣民们难以避免作国际对比，从而推出哈布斯堡皇室统治能力低下的结论。[10] 天主教原先在帝国的整合上起到了粘合剂的作用。但到了20世纪初，世俗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发展，迅速降低了这一意识形态的整合能力。哈布斯堡皇室为增加统治的合法性而引入的宪政改革也并没有弱化帝国内的民族冲突，甚至为民族冲突提供了新的舞台。1907年，奥地利引入成年男性普选制度，但选举制度只是进一步强化了民族对立。所有的政党在事实上都以民族和地区忠诚为基础，在议会中的政党又以民族为界组成党团。甚至在议会中力量最强的社会主义党团内部也存在民族冲突，比如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中的捷克成员就在1911年脱离该党，自立新党。两个民族政党往往为对抗共同的不喜欢的民族政党而结盟，但在议会中不可能形成一个多数，推进奥地利的共同利益。[11] 匈牙利政府一直要求维也纳给予更多权力，哈布斯堡皇室在1905年威胁要在匈牙利建立成年男性普选制度，吓退了匈牙利政府的要求。因为这意味着匈牙利政府必须给予占匈牙利人口一半的其他民族以政治权利，从而稀释了马扎尔人的统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民主宪政并不能解决帝国内的民族问题，反而进一步强化了帝国内原本就存在的地方主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虽然奥匈帝国境内民族主义风起云涌，但多数民族仍然没有主张脱离奥匈帝国而独立，它们感兴趣的是在帝国的框架下实行某种地域性的政治自治或者非地域性的“文化自治”。[12] 一战的爆发，使得帝国境内的各民族加速政治化，最终导向了帝国的崩溃。举例来说，帝国军队在巴尔干半岛的作战，致使当地居民进一步离心；帝国站在德国一方与协约国作战，致使境内的捷克人认为哈布斯堡皇室已经成为德意志人压迫他们的工具。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在大战末期，奥匈帝国陷入内乱和民族矛盾中。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提出了十四点协议，倡导奥匈帝国各民族独立。1917年俄罗斯帝国爆发的共和革命以及帝国境内各民族的相继独立，对奥匈帝国境内各民族也产生了很大影响。1918年10月14日，末代皇帝卡尔召开议会，接受十四点协议，同意建立有各民族自治政府的联邦制国家。但改革很快失控，各民族自治政府纷纷宣称完全独立，并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四大帝国中，奥匈帝国是工业化、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其发达地区与西欧相比毫不逊色；维也纳一直以中欧文明的代表自居。然而局部地区的先进拯救不了整体的失败。在一个同质化统治成为力量来源时代，帝国的高度混杂的民族状况与分散的政治结构，都成为致命的弱点。哈布斯堡皇朝推进国内整合的努力，因原有行政结构的阻碍而举步维艰，在奥地利引进的民主化改革实际上引发了更大的民族对立。一战加速了帝国的崩溃，分裂出了众多的王国与共和国。1919年，奥地利建立了共和国，匈牙利也曾短暂地建立共和国。奥匈帝国终于“走向共和”，但从此世上再无奥匈帝国。

（二）俄罗斯帝国

在其崩溃之前，俄罗斯帝国是四大帝国中最为强大的。它是当时世界上领土最广阔、民族最为众多的帝国。在15世纪中期，俄罗斯帝国前身莫斯科公国的面积不过是43万平方公里，到18世纪初，俄国的面积已超过1000万平方公里。其领土一度横跨欧、亚、美三洲（阿拉斯加于1867年卖给美国）。就人口来说，1897年，只有44%人口是真正的俄罗斯人，沙皇政府将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都界定为讲方言的俄罗斯人，这样就有三分之二的人口就被计入主体民族。[13] 除此之外，还有波兰人、犹太人、芬兰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芬兰人、德意志人、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蒙古人、卡尔梅克人等上百个民族。在俄罗斯帝国辽阔的疆域中，存在基督新教、天主教、东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佛教等各大宗教乃至原始的万物有灵论。

在19世纪中叶以前，俄罗斯帝国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王朝与贵族的帝国，而不是一个俄罗斯民族的帝国。帝国建立在各民族贵族的联盟基础之上，只要其他民族的贵族能对沙皇保持效忠，沙皇就没有很大的动力去对这些贵族统治下的人口进行俄罗斯化。其主体民族俄罗斯人为了维持帝国，实际上比帝国边缘的少数民族承担更重的义务。同时，尽管俄罗斯人在帝国政府中占据主导地位，受过教育的非俄罗斯人，如波兰人与德意志人，在帝国中央与地区行政机构中也占据了重要地位。用孟君的概括来说，沙皇政府采取的民族政策，是采用羁縻、控制乃至武力强制的方式，优先保障被占领地区的安全；当被占领区的安全得到保证时，同非俄罗斯贵族的合作就成为俄国政府实行灵活而谨慎政策的又一个原则。[14] 由此，俄罗斯帝国保留了大量的“制度多元主义”现象：存在拥有完全自治和拥有自己统治者的半独立地区（如盖特曼统治、卡尔梅克汗国）、拥有广泛自治权的区域（如波罗地海各省以及芬兰）、进行地方自治管理的地区（西伯利亚、伏尔加河沿岸和乌拉尔附近地区）以及被彻底纳入到帝国行政机构中的外省（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斯摩棱斯克）。各地区的社会政治结构也大相径庭，从氏族结构的游牧民族，到贵族地主－农奴统治，到波罗的海和乌克兰城市对等级行会组织的保留，一应俱全。

但随着俄罗斯帝国在克里米亚战争（1853－56）中的失败，地缘政治压力加大，18世纪俄罗斯作为“欧洲宪兵”的时代一去不返。沙皇政府加快了现代化进程，废除农奴制，加强行政上的直接管理，推进语言和文化上的统一，以调动更多的资源来参与国际竞争。除了国际地缘政治的压力之外，“俄罗斯化”还有着来自边疆叛乱和帝国核心政治的驱动力：在具有自身政治记忆和高级文化认同的波兰，当地精英不愿像其他民族精英那样效忠于沙皇，在1831和1863两度发动叛乱，。在俄罗斯社会，保守主义势力也日益倾向于将帝国与俄罗斯人的利益与价值相等同——这在19世纪下半叶欧洲是一个常见的现象：保守派势力为了与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敌人竞争大众，往往诉诸民族主义，如德国的俾斯麦与英国的迪士累利。

当然，在尼古拉一世时代（1825－1855），沙皇政府就已经提出了“东正教，专制政府，民族性”（orthodox, autocracy, nationality）的口号，但在这一时期，“民族性”是三个因素中最后一个，且其内涵很大程度上是要根据前两个因素来界定。西部波兰与立陶宛地区的叛乱，也引发了尼古拉一世系统削弱波兰贵族影响、在西部学校和行政机构中推行俄罗斯语的努力，但他的一系列举措并没有和过去的传统的贵族联盟政策完全决裂。1822年史佩兰斯基（Mikhail Mikhailovich Speransky）的西伯利亚改革系列法案中提出了 “异族人”（inorodtsy）的范畴，最初指的是居住在西伯利亚的非基督教居民，他们被沙皇政府认为处于较低文明，多数人还没有定居。但随着时间的变迁，这个范畴的范围越来越广，到了19世纪后期，它甚至可以用来指称波兰基督徒。[15]这个发展的过程描绘出俄罗斯民族主义发展的轨迹：种族和语言在界定谁属于俄罗斯族，谁不属于俄罗斯族方面，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从19世纪60年代起，沙皇对帝国西部推行了系统的俄罗斯化政策。在波兰，沙皇废除了原有的波兰王国行政机构，以一系列新的直接统治的行政机构取而代之，任命信仰东正教的俄罗斯人为官员。波兰的农奴制改革也贯彻了沙皇的政治意图：将被解放的农奴俄罗斯化，以抵消波兰贵族影响。波兰天主教活动遭到压制，沙皇政府禁止天主教合并派用波兰语祷告、唱颂歌和传教布道，甚至迫使他们改信东正教。东正教的传教活动则得到沙皇政府的大力鼓励。沙皇政府还在波兰的教育系统中推行俄语，到亚历山大三世时期，俄语成为所有初等学校的授课语言，1869年华沙大学成为纯粹的俄语大学。类似政策延伸到受到波兰文化影响较大的西北边区（立陶宛和白俄罗斯）和西南边区（乌克兰右岸）。沙皇政府推广俄罗斯土地所有制，俄罗斯人被给予购买土地的特权，而受波兰文化影响的民族以及犹太人则受到严格限制。沙皇政府还致力于将当地的天主教官员替代为忠诚的俄罗斯人或德意志人官员。同样遭到替换的还有学校的教师。除了禁止在管理机关、公文处理及学校教育中使用波兰语之外，沙皇政府还严格限制立陶宛、白俄罗斯、乌克兰语三种语言的实用，以防止这三个在历史上受过波兰很深影响的民族波兰化。 这些措施在波兰更没有取得显著效果，反而引发了波兰人更大的疏离。

在帝国的波罗的海省，沙皇政府原来一直采用与当地的德意志人贵族结盟的传统政策，致使当地保留了贵族主导下的城市自治制度。但在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德国走向统一、俄德关系恶化与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兴起，沙皇政府日益担心这个德意志贵族主导的地区过于亲近德国，乃至走向分离。波罗的海省的自治开始被视为问题。从1880年代开始，沙皇政府开始致力于削弱德意志人贵族的影响，增强俄罗斯人影响。除了改革行政与司法机构，削弱当地贵族特权之外，沙皇政府还努力加强俄语在当地政府系统与学校教育中的地位，吸引俄罗斯官员到当地任职，乃至改革当地的教会组织。但俄罗斯化的政策在当地收效甚微，甚至引起了更大的反弹。

芬兰于1808年被俄罗斯帝国吞并，成为沙皇治下的一个公国，但其享有的自治特权甚至大于其属于瑞典的七个世纪。[16] 芬兰拥有自己的政府机关和特殊法律，甚至有独立的货币体系，税收也不上交俄国国库。在19世纪上半叶，受民族主义影响，芬兰学者开始论证芬兰为独立主权国家。而俄罗斯方面的学者则认为芬兰不过是特殊行省。沙皇政府担心芬兰的离心倾向，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削弱芬兰的自治权，如削弱芬兰语地位，更多地在芬兰行政系统中任用俄罗斯官员，等等。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沙皇政府解散了芬兰武装力量，使芬兰立法机构服从于帝国全国立法机构，乃至实行与在其他西部地区类似的在行政体制和学校教育中推进“俄罗斯化”的政策。

在高加索、中亚与西伯利亚地区，沙皇政府的俄罗斯化倾向相对较弱，主要是削弱当地的宗教力量，通过移民及其他措施，将这些地区纳入到帝国整体中来。但与当地贵族结盟的传统方式也得到了遵循。在西伯利亚，沙皇政府关心的是使当地的游牧与渔猎居民转化为定居居民，从而向沙皇政府缴纳更高赋税并尽快俄罗斯化。对待犹太人，沙皇政府曾一度采取同化政策，但从1881年以后，重新转向隔离和歧视政策，其极端形式是迁移犹太人，甚至逐出国外。这些政策激发了犹太人的反抗，许多犹太人投身于反对沙皇政府的斗争。后来俄国社会民主党的诸多领导人，包括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内，就是犹太人。

俄罗斯从1860年代以来的快速现代化积累了大量矛盾，1904年日俄战争又遭遇失败，在1905年，帝国各地爆发反对沙皇政府的革命——这次革命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中国晚清立宪派和革命派的辩论。作为让步，沙皇政府推行有限的宪政改革，建立国家杜马行使部分立法职能，同时颁布宪法，但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君主专制。这一有限的宪政改革从表面上来看增加了沙皇政府的合法性，但同时也打开了民族主义分子走向民间进行政治动员的阀门。从1905年到1917年，民族主义思想在俄罗斯帝国迅速发酵。

左翼的立宪民主党（Kadets）希望1905年革命能够促使俄国建立一个建立在议会民主与人民主权基础上的进步的公民社会。在俄罗斯这样的多民族国家里，少数民族也应当平等地参与政治发展。因此，应当取消对少数民族的歧视与压迫政策，给予非俄罗斯的少数民族以文化自治权，乃至区域自治权（如在波兰与芬兰）。该党假设，俄语仍然是俄罗斯帝国高级文化的主导语言，对少数民族的宽容政策会导致社会整合与文化融合，如同在西欧发生的那样。俄国民粹主义政党社会主义革命党分享了宪政民主党的乐观主义，并进一步提出，每一个民族，而不仅仅是波兰人与芬兰人，都应该获得政治自治权。该党系统继承了十九世纪下半期兴起的俄国民粹派的主张——民粹派对于土地、农民、公社生活的浪漫想像，为各民族建构与阐发自身传统提供了一种意识形态模式。但在反抗沙皇政府的过程中，民粹派又特别强调各民族的共同协作，并提出各民族之间建立某种联邦组织。乌克兰与亚美尼亚的许多政治活动家都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了这种民粹主义－联邦主义的政治想像。社会主义革命党在世纪之交建立，在少数民族中获得了很多支持。与社会主义革命党保持联盟关系的许多小党也在少数民族中蓬勃发展。[17]

俄国社会民主党（后来分裂为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则坚持更为严格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主义是将工人阶级从阶级斗争的目标上引开的歧路，民族的藩篱最终会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趋于消融，民族认同也会化解为一个共同的工人阶级认同。但是，因为沙皇政府的民族压迫过于残暴，暂时尊重一下民族自决对于革命动员来说是有帮助的。更重要的是，俄罗斯帝国工业最为发达的地区是在西部边境而非其腹地，那些地方有大量少数民族人口。社会民主党在这一地区的波兰与犹太人工人中的支持度，比在圣彼得堡与莫斯科的俄罗斯工人中的支持度要高。犹太人的左翼工人组织Bund (犹太工人总联盟) 反对左翼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主张犹太人要和其他民族一起实现俄罗斯帝国的解放。然而，一旦Bund决定采用意第绪语作为其大众宣传语言，很快就与犹太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主张以意第绪语为基础的文化自治权。[18] 在以农民为主的格鲁吉亚，农民对亚美尼亚商业资本家的怨恨导致了他们对社会民主党的支持。尽管社会民主党主张国际主义，但导致其获得支持的基础却是民族主义性质的。

俄罗斯穆斯林也发展出自身的民族主义理论。俄罗斯帝国境内穆斯林知识分子中的伊斯兰现代主义者掀起了一场革新（Jadid）运动。这场运动最初的诉求是教育改革。伏尔加和克里米亚鞑靼人成为这场运动的急先锋，将Jadid运动的教育理念与泛斯拉夫主义与民粹主义的一些理念混合起来。1880年俄国第一张穆斯林报纸出版，所用的语言是土耳其语，这固然是为了宣传的方便，但也带上了某些泛伊斯兰主义与泛突厥主义的色彩。 1905年之后，Jadid运动加速政治化，国家杜马中的穆斯林代表与宪政民主党（Kadets）结盟，呼吁建立区域自治。在没有希望获得在杜马中的政治代表权的突厥斯坦，Jadid运动的当地代表日益考虑从帝国独立出去。事实上，正是从俄罗斯帝国流向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移民，影响了奥斯曼帝国后期泛突厥主义的兴起。[19]

与奥匈帝国一样，俄罗斯帝国境内多数非俄罗斯民族在一战之前只是要求更大的自治权，而非独立建国。[20] 沙皇政府仍然对保持帝国的完整充满了信心。然而一战的到来加速了各民族的政治化。在战争过程中，被沙皇政府怀疑为有“不忠”或“通敌”嫌疑的民族，或者原没有应征入伍义务却被强征士兵的民族，都开始了反抗。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沙皇政府，临时政府宣布全体公民不分民族、宗教都有同等的担任公职、受教育、居住、迁移、拥有私产、从事工商业活动的权利，私人学校也可用本民族语言进行教学，并同意波兰独立、芬兰自治。帝国境内民族都开始清算沙皇政府旧账，前线士兵也大批逃回家乡，其中有许多参加了当地的民族运动。在这种情况下，临时政府继承沙皇政府的战争，自然成为不得人心之举。此外，临时政府内部就是否广泛授予区域自治和在多大范围内授予区域自治达不成一致意见，无法满足各民族高涨的期望，因而日渐失去人心。十月革命后，俄罗斯帝国的崩解进程继续进行。布尔什维克革命所倚重的正是各民族的民族主义力量，因此布尔什维克不可能逆转俄罗斯帝国的崩解进程。不仅如此，在德国的压力下，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不得不签订屈辱的《布列斯特和约》，以割让大片领土为代价来保住政权。

在一场很大程度上由少数民族人士发起和领导的革命中，俄罗斯帝国以解体的形式“走向共和”。但与奥匈帝国不同的是，它的俄罗斯主体仍然足够强大，同时布尔什维克还具有高于民族的政治认同。在接下来的若干年内，俄共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模式重建了一个疆域范围接近前俄罗斯帝国的多民族国家。70年之后，苏共激进的政治改革再次导致这个多民族国家解体。这足以告诉我们体系性的政治变革在共同身份认同脆弱的多民族国家中会造成何种剧烈震荡。

（三）奥斯曼帝国

与俄罗斯帝国一样，奥斯曼帝国是一个横跨欧亚的广土众民的大帝国。即便是在1912－13年丢掉其在巴尔干半岛的多数残留领土之后，帝国仍然包含大量异质的族群与宗教。其人口中的多数是逊尼派穆斯林，包括安纳托利亚西部与中部讲突厥语的人口，以及帝国在伊斯坦布尔和埃迪尔内（Edirne）附近的巴尔干领土，安纳托利亚东部与叙利亚北部、美索不达米亚的库尔德人，以及南部的多数阿拉伯人。与逊尼穆斯林相邻或相间的是许多非主流教派乃至非穆斯林群体，如南美索不达米亚的什叶派穆斯林、希腊东正教派、希腊天主教派、叙利亚西北部的什叶派阿拉维派（Alawites）、叙利亚－巴勒斯坦与黎巴嫩的马龙派基督徒、安纳托利亚东北部和安纳托利亚城市中的亚美尼亚人、安纳托利亚西部海岸的希腊人、安纳托利亚、美索不达米亚与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社区，等等。其主体民族当然是土耳其人，但与俄罗斯的情况类似，帝国的存在其实并没有给主体民族带来很大的物质利益。突厥语地区的税收比其他地区更重。虽然帝国的行政与军事体系中土耳其人占有的位置超过其人口比例，但许多其他民族在这个体系中也有一席之地。

帝国的正当性基础建立在宗教的基础上：它是UMMA (作为统一的信仰共同体的逊尼派穆斯林世界) 的代表与保护者。要在帝国的政府机构中获得上升渠道，必须首先归属于伊斯兰教逊尼派。但同时，非穆斯林的社区如希腊人、亚美尼亚人与犹太人，在帝国的商业与金融设施的建设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在奥斯曼帝国的全盛时期，苏丹的统治依赖于三大支柱：（1）严格的教阶制之下的伊斯兰教教士，他们为国家机器提供了主要的司法与民政官员；（2）半封建的伊斯兰军事阶层西帕希（sipahi）武士，他们提供军役并从苏丹取得采邑，可收取贡赋，并履行某些行政与治安职能，但对土地上的农民没有封建领主权或领主司法权，采邑也不可继承；（3）从帝国的非穆斯林社区（尤其是巴尔干半岛）征召的苏丹禁卫军（Janissary）。[21] 后者的身份是奴隶，经过严格的教育之后进入军队和奥斯曼帝国的国家统治机器，根据功劳而获得相应特权。这种由非穆斯林出身的奴隶精英集团支配国家机器的奇特现象，体现出奥斯曼帝国作为军事扩张帝国的特征。但在1593－1606年的匈牙利战争中，苏丹禁卫军失去了对哈布斯堡皇室与匈牙利人的火力优势。奥托曼帝国于是大大增加了苏丹禁卫军的数量。1560年代末期，苏丹禁卫军只有1万2800人左右，到了1606年剧增到3万7600人，在17世纪后期一直保持在5万至5万4000人之间。征兵数量的增加，迫使苏丹政府将征召的基础从基督徒社区扩展到土耳其人和其它穆斯林。此外，军队人数的增加也给财政带来巨大压力，苏丹政府允许禁卫军从事工商业并享有免税特权。禁卫军也获得了结婚的权利。[22] 于是，“职业化的、精选的军事精英集团就逐步变成世袭的、半手工业者的民兵”，[23] 到17世纪中期，苏丹禁卫军团大大丧失了军事职能，成为一个特权集团，它们与教士、行会结盟，捍卫自身特权，阻碍苏丹进行中央集权式的改革，[24] 甚至动辄干政，参与苏丹的废立。与此同时，随着欧洲基督教国家常备军的建立和军事技术的进展，西帕希（sipahi）武士组成的轻骑兵失去了以往的战斗力。

在地方层面，奥斯曼帝国存在广泛的“制度多元主义”现象，其重要载体是“米勒特” （Millet）制度，该制度是帝国对境内非穆斯林的宗教社团施行的内部自治制度。“米勒特”并非以区域为基础划定，而是以宗教归属来区分。教士阶层在“米勒特”中扮演内部领导角色，并与帝国政府打交道，负责收税、征兵等帝国事务。在“米勒特”制度下，犹太教、东正教、天主教都获得了帝国的保护。从法律上来说，基督徒与犹太教徒都被认为是背信者（infidel），但不同于异教徒，他们仍然是“圣书的民族”，受到帝国的保护，只是法律地位略低而已。通过米勒特制度，基督徒与犹太教徒都获得了某种自治的权力。当然，这种自治的权力同时伴随着比穆斯林更重的赋税——实际上，帝国之所以允许这些族群保持自己的信仰，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财政目的。但与中世纪与近代早期天主教专制的欧洲相比，奥斯曼帝国的宗教宽容仍堪足称道；在许多从奥斯曼帝国脱离出去的民族国家内，国内少数民族所能享受的宗教自由甚至还远不如奥斯曼帝国时期。

然而，由伊斯兰教士、西帕希（sipahi）武士、苏丹禁卫军与米勒特制度所构成的旧制度， 在17－18世纪的国际竞争中日益缺乏竞争力。土耳其军事力量衰退，财政汲取能力也远远跟不上国际竞争的需要。苏丹塞林三世(Selim III, 1789-1807)在位时期开始以法国为师，建立新式军队，但遭遇到了包括禁卫军人在内的既得利益利益的强大反对，塞林三世也被谋杀。苏丹马赫默德二世（Mahmud II, 1808-1839）汲取塞林三世教训，继续推进改革。1826年，马赫默德二世强力镇压并解散了长久以来桀骜不驯的苏丹禁卫军，并逐步废除西帕希采邑骑兵制度，建立以征兵制为基础的现代军队。马赫默德二世还模仿西方重组行政制度。继任苏丹阿卜杜尔迈吉德一世 (Abdülmecid，1839－1861) 更是进行了一系列被称为“坦泽马特”（Tanzimat, 即“改革”之意）的改革，其内容包括创建一个庞大的政府官僚结构，引进职业化官僚，对行省事务进行更严密的监督，进行土地登记以增长财政汲取能力，推行世俗化的法律改革，将外交家或行政官员送往欧洲留学，或者在伊斯坦布尔新建的学校里进行培训，等等。这一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与俄罗斯帝国在克里米亚战争（1853－56，即第九次俄土战争）的失败后的改革，以及中国清末的“洋务运动”与“新政”相提并论。它们都是旧帝国的自我改革运动，其目的都在于重振帝国实力，赢得国际竞争。

然而，这一系列主动的改革提高了人们对于改革的期望，以至于超出帝国所能承受的限度。1876年，苏丹在“东方危机”的压力下颁布一个宪法，给予所有臣民以平等地位，并建立了一个选举产生的议会。但1877年，他随即取消了该宪法，回归专制统治。在接下来几十年里，恢复1876年宪法成为许多政治异议者的共同诉求，他们中很多人是前几十年改革所产生的新精英。帝国的半殖民地经济发展使得有西方文化背景或关系的部分基督徒和犹太人获益，但引发了他们周围的穆斯林的不满。改革过程中的土地所有权登记也加大了穆斯林人口的贫富分化，许多贫困农民沦为佃农或者无产者。

苏丹政府对米勒特的改革也产生了意外后果，帝国试图削弱米勒特中的教士阶层的权力，将之改造成为更趋世俗化的具有代表性的自治团体，最终将其更紧密地整合到主权国家的结构中来。但对于某些少数教派来说，这种改革削弱了教士的权力，并将整个教派更直接地暴露在帝国政府的统治之下，造成了更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来自欧洲的民族主义就成为米勒特既得利益阶层抗拒帝国中央集权改革的武器。[25] 西方列强先是将民族主义传给塞尔维亚人（1804年第一次起义，1815年获得自治）、希腊人（1822年宣布独立），然后传染到和罗马尼亚人（1848年爆发革命）。俄国则将自身打扮成东正教与泛斯拉夫主义的代表，对奥斯曼帝国治下的东正教徒与斯拉夫人施加影响。列强要求增长米勒特的自治性，将之发展成为地域自治组织。19世纪，这一做法导致奥斯曼帝国对塞尔维亚与保加利亚等巴尔干半岛领土逐渐失控，两地人口大多数是奥斯曼帝国东正教米勒特的成员。1878年欧洲列强与奥斯曼帝国代表共同参与的柏林会议提出对安纳托利亚东北部的六个亚美尼亚人省份进行行政改革。虽然这一条款从未正式实施，它成为亚美尼亚民族主义组织寻求欧洲政府与公共舆论支持的法律根据。[26]

在欧洲列强的压力下，奥斯曼帝国政府试图仿照西方基于土地和政治的民族主义创造出某种奥斯曼爱国主义。奥斯曼主义是“坦泽马特”时期的遗产，主张奥斯曼帝国所有臣民不论宗教或语言都一律平等，效忠于同一个政府。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人发动政变建立君主立宪政体时，信奉的就是这一主义。1908年通过的一项法律甚至禁止按民族或种族组织政治团体。[27] 但营造奥斯曼爱国主义被证明是相当困难的。奥斯曼臣民的地方认同或者是地方性的，或者是超国家的宗教认同，很难集中到国家和民族上来。土耳其语中的“祖国”和“民族”对应的是Vatan与millet，后者指的是出生地或者居住地，并不比英语中的home多出多少政治意义；至于millet对应的是各个宗教自治组织。并不存在一个奥斯曼民族。硬要赋予这些词以民族主义意义，谈何容易！而且，民族主义进入奥斯曼帝国之后，首先引发的是非主体民族的独立意识。正如伯纳德·刘易斯指出：“旧有的对于朝代的忠诚，确实由于来自欧洲的各种有关民族的新思想而在发生动摇，并且首先使帝国的各基督教民族吸收了这类新思想。但是，而一旦这些基督教民族信服了这类民族思想，他们开始想到的，并不是自己是奥斯曼人，而是想到自己是希腊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和亚美尼亚人。”[28] 建构“官方民族主义”（official nationalism）的速度，始终赶不上各种地方民族主义滋生发展的速度。

面对着此起彼伏的内部民族运动，苏丹政府所能依赖的，仍然是伊斯兰宗教认同与王朝认同的一种混合。阿卜杜尔哈米德(Abdülhamid II)时期（1876－1909）的泛伊斯兰主义者们认同他们共同的任务是驱逐外国侵略者，废除各种外国租借权和豁免权，恢复真正的伊斯兰信仰。有些人还另外主张在自称“哈里发”的苏丹君主的领导下，把所有穆斯林结合成为一个单一的国家。苏丹政府借助“泛伊斯兰主义”曾取得一定的成功，但对于受过西方教育、具有西方倾向的新一代知识分子来说，其说服力是逐渐递减的。这一学说也无法面对阿拉伯民族主义和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正在滋长的事实——两地的分离主义者都是穆斯林，从而大大折损了泛伊斯兰主义的影响。

主体民族土耳其人也受到民族主义的影响。正如伯纳德·刘易斯指出的那样：“在奥斯曼帝国各族人民中，最后受到民族意识影响的，是帝国主子们自己。”[29] 由于留学西方的学生以及来自俄罗斯高加索地区的土耳其移民等因素的影响，土耳其人中也逐渐产生了一种土耳其民族主义。土耳其民族主义最初在政坛上影响不大，1908年通过政变上台执政的青年土耳其党人信奉的仍然是奥斯曼主义。但是，随着帝国欧洲各省的接连丧失，使得基督教属民的问题随着他们从属地位的结束而不断得到解决，从此只剩下一个不仅是由穆斯林统治，而且也是一个以穆斯林居民为主的帝国。然后，阿尔巴尼亚穆斯林的“变节”，以及阿拉伯穆斯林的骚乱，也使人对于伊斯兰认同的凝聚力深感失望。因此，执政的青年土耳其党人日益倾向于在剩下的帝国部分推行“土耳其化”政策，类似于沙皇俄国对帝国进行“俄罗斯化”。1916年，青年土耳其党政府颁布了语言法，规定商号帐册和来往信件必须使用土耳其文，甚至强迫阿拉伯人、阿尔巴尼亚人以及其它非土耳其的穆斯林使用土耳其语。[30] 但这在帝国政府孱弱的情况下，其效果是进一步加强了上述民族的离心力。

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泛土耳其主义三大主义均致力于营造帝国臣民的共同身份认同。[31] 在历史上，是帝国主义列强对奥斯曼帝国的彻底瓜分最终消解了构造官方民族主义的困境。 一战后，奥斯曼帝国基本上只剩下其安纳托利亚领土。基马尔将土耳其主义的忠诚锁定在这个以安纳托利亚领土为基础建立的国家，而不再寻求帝国事业。在彻底甩掉帝国的包袱之后，土耳其获得了新生，从此可以按照欧洲民族国家的模式来建国。

与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相比，欧洲列强的直接介入在奥斯曼帝国的解体中起到了更为明显的作用，许多地方民族的民族主义并非源生，而是列强从外部有意输入的结果。但“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帝国的解体与其组织结构及意识形态上的固有弱点有着密切的关联。在此意义上，奥斯曼帝国仍然是一个有意义的比较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