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官方对毛泽东思想的无害化处理

读了这两篇文章之后，有很多同感。今天官方纪念毛泽东的时候，刻意地淡化毛泽东的阶级属性和人民性，试图进行“中性化”和“无害化”处理，这是在毛后中国业已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统治阶级（包括政治上的、经济上的以及文化上的）之后，官方接纳毛泽东符号的最上限。

官方讲话之间反复提到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三点不能说跟毛泽东没有关系，但显然，突出这三点是为了掩盖毛思想的根本性内容。从这三个所谓的“活的灵魂”去阐释毛泽东思想，是对毛泽东思想进行“无害化”处理的第一步，主要跟“两邓三胡”（邓小平、邓力群、胡耀邦、胡乔木、胡绳）关系密切，我把这种无害化处理之后的成果称为“邓胡记毛泽东思想”。这个邓胡记毛泽东思想所要否定的是与文革相关的思想和实践，例如阶级斗争、走资派、特权阶层等概念体系，以及由这些概念所支撑的“对劳动者也必须政治化”的要求。邓小平提出所谓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字面上构不成“阶级斗争为纲”的“负命题”，只有把这个中心思想与“恢复劳动者的纯粹劳动地位”为此需要实现“对劳动者进行非政治化”的改造之后，才构成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思想完全等价的负命题。毛泽东晚年的阶级斗争思想，实际上是切割“当权派”与“共产党的合法性”之间的联系，把整个当权派放置在“受审视”的地位加以考察，这是非常厉害也特别有威胁性的处置方式。废除了阶级分析法之后，就把整个当权派从长期“受审视”的被告地位上拯救出来了，同时也就相应地结束了“劳动者也需要政治化”的政策主张。因为马克思其实很少涉及组织和权力领域，毛泽东倒是在这个领域讲了很多话，所以，这一批人就采取一种宣传策略，说毛泽东思想违反了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选集》第一篇文章就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临终之前的谈话中间还念念不忘“当了大官比资本家还厉害”“上了大学不想跟工农划等号”，这才是毛思想的本质特点和内容：要从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中间去寻找其内在的追求，评估此人在未来的革命或者政治活动中间将会站在左边还是在右边去推动社会前进，换句话说，毛思想的本质内容是寻求与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相关的制度追求和政治倾向，以此为依据去确立各项政策和策略，组成统一战线或者识别敌我。换句话说，阶级分析法才是毛思想的根本方法，那种与阶级分析法紧密相关的个人政治倾向才是毛思想关注的焦点，寻求和识别变革社会和政治的推动力量或者反对力量，才是毛思想的关键问题意识。

不过，对于毛思想的表达方式，我提一点个人意见。毛本人使用全套的马列概念来表述他自己的思想，我到是觉得这是需要超越的地方。马列特别是马克思致力于从经济过程分析中间得出政治结论的方法，保留了相当程度的“经济主义色彩”，这一部分在中国革命的社会背景和毛时代都是缺乏对应性的。毛本人从领导革命开始，就一直面临着管理学的标准课题：如何动员农民参加红军 如何激励红军战士英勇作战 如何能够源源不断地动员农民群众的人力物力支持革命战争 统治阶级的经验和管理方法，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而毛泽东想要推广的方法，却又遭遇到多数干部的反对，因此，中国革命在思想上首先要完成一场管理学的革命，这个革命的成果或许可以称之为毛氏管理法，毛本人最接近的表述是群众路线，相应地历代统治阶级的经验就是一种精英路线。在建国之后，问题就变成怎么动员民众的人力物力进行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经济建设。

所以，毛思想一开始就具有政治性色彩和管理的问题意识。毛本人极端重视路线斗争，生前以十次路线斗争的说法来总结共产党历史，这个总结背后的问题意识，我个人倾向于认为是：推广毛氏管理法在党内长期遇到多数干部的阻力。文革的时候，无非是引入群众的有组织力量作为路线斗争的奥援。重建毛思想的解释，一个可能的路径是在管理问题意识基础上通过政治分析进行。考虑到今天听众群的知识背景，可能需要把这样的分析建立在西方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知识的综合基础上，这样，才能与听众接轨。美国学者斯威齐提到马克思主义时指出：马克思所综合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都不是激进思想资源，但是综合之后就发生了质变。今天，如果左翼能够在西方已有的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知识积累基础上进行综合，有可能产生很激进很革命的思想资源，而且这种资源能够顺利地与听众接轨；我个人也倾向于认为毛思想的再造需要从这样的综合出发。

二、底层民众对于毛时代的制度感受

毛本人批判走资派，也仅仅是从走资派迷恋那种资本家管制工人的种种权力样式和挟制方法出发的。拾荒人提到“鞍钢宪法”，这个宪法实际上就是否定正规化的科层组织或者官僚制，打破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绝对分工，本质上是试图建立一种在“高度认同”基础上的“强制管理最小化”的干群关系，毛说“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集中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这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种局面如果没有内在的“高度认同”是不可能存在的。

罗马拾荒人提出的这个“人民的制宪权”的概念很有意思，其实，破除了官僚机构作为依仗之后，文革期间普及中小学教育和农村合作医疗事业，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成就。这个成就看起来不那么醒目，但是特别重要，今天回顾，这等同于破坏了市场规则和官僚制规则的创新，这恰好是今天的两大迷信，绝对不容许触犯的天条。这两大天条本身，就构成对人民制宪权的限制。还有，马宁提到，文革没有创设新的制度，其实也有一些微不足道的成就，当时在基层权力组织中间，大量使用“以农代干”“以工代干”——把普通工人和农民提拔干部职位上，但是不改变他原先的工人、农民身份，还有就是靠近基层组织的官员必须下到基层蹲点“同吃同住同劳动”，这些也算是制度化了成就。不过这些制度各地执行的力度不一样，河南兰考县张钦礼那里要求县委常委级别每年下生产队劳动日数不少于120天，公社干部下去的时间就更多了；而大小队干部原本就不脱产，两级干部的误工补贴不容许超过2%。官僚制内在的管理专业化要求，恰好是群众化的反面，这是否意味着人民制宪权的落实，最终就是要超越那种与正式制度条纹的制度化样式。

干部的群众化和劳动化，虽然不是很高雅的制度，但是却有助于打破干群关系的疏远和对立。不过，文革走到这一步，也仅仅是在基层“面对面”的管理层次上带来正面的结果，在权力和组织的上半截还看不到解决问题的曙光，或者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在解决“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上，没有看出来建设性成就，后来的一百八十度转弯就恰好是在组织的上半截决策，强制组织的下半截去实施的：例如农村分田到户，城市工厂里搞承包制、聘用制直到私有化都是如此。

其实，公有制社会确立之后，组织的普遍化成为一个显著现象，每一个人都在组织内部劳动，受到上级的监督和考评。毛时代的基础性制度是什么 自由派很喜欢的答案是专制，前官方正统派的答案是大锅饭养懒汉，自由派的答案突出了中国的宏观政治制度与西方的不一致（至于微观的劳动组织内部的差异比较，自由派没有这个问题意识），正统派的观点突出了毛时代干群关系中间干部对劳动者缺乏强有力的挟制手段这一特点，这两种事后对于历史的归纳，跟普通的工人农民有极大的差别。在老田的口述史访谈中间，特别是国营企业的工人对于毛时代的制度感受，可以借用贺雪峰教授的“熟人社会”概念来表达。当时基层的管理中间，稳定就业制度和工资基本不动的状况，使得绝大多数工人的基本利益恒定，不受干部管理权力的调节，正统派的观点是有根据的；同时，更为关键的是，这些不变的内容逐步变成不受关注的方面，被大家视为理所当然肯定如此。当时留给普通人的是好人好事和坏人坏事，在今天的乡村中间，没有了集体组织和共同劳动，同样的问题意识依然存在，这是一种相对平等的主体在长期生活在一起的情况下会自发地形成一个舆论网络，这个舆论网络中间对社区成员进行高低排序，排序较高的成员会自动拥有较高的影响力或者“权力”。在毛时代的工厂中间，基层干部班组长车间主任级别也一样放置在受到所有成员参与建设和维护的“舆论网络”中间，这其实才是最根本性的制度感受。邓小平上台之后，试图强化干部的权力促使其加大对于工人的挟制力量，想当然地以为这样将能够促使工人多干活、干好活，结果如何呢 我访问武汉国棉一厂的厂长张保新，他说开始车间主任也很高兴，结果，那些奖金拿得多的人受到几乎所有人的白眼，有些工作原本不是在任何人的职责范围之内，从前车间主任看到谁叫谁去干就行了，现在，被叫的人说你叫某某（奖金拿得多的人）去干吧，结果，车间主任反而指挥不灵了。主任定奖金的制度只是执行了一个月就立马终止了，迅速把这个权力交给全体职工讨论决定，最后的后果是确立了差别极小的等级分配制度，这个差别比工资级别差异还要小得多。结果，邓小平设计的奖金制度在经过熟人社会的舆论网络改造之后，客观后果是更进一步拉平了个人收入之间的差别，人与人的所得差别比以前更小。

在文革期间也一样，大批判之所以常常以道德批判的方式进行，是与基层组织内部熟人社会经营的舆论网络的内在规则保持一致。群众力量的兴起及其在政治场域中间进行表达，就出现了以熟人社会内部舆论网络中间的“道德标准”代替一切其他政治社会标准，把这个突出成为压倒一切的内容，有人说文革期间“四人帮”鼓噪“禁欲主义”，这是彻头彻尾的瞎说，四人帮这些人因为身处高位，早就脱离了熟人社会的制约，但是，他们当时选择支持群众对于当权派的大批判活动，既然是群众参加，当然就是群众按照自己的经验和阅历去参加的，所以，熟人社会的标准就成为最高标准，用这个标准衡量，绝大多数当权派都是通不过的。问题在于：道德审查对于有优势的群体来说是一个“过高”的标准，绝大多数干部通不过，对于需要组织和指挥等基本社会职能而言，有很大的负面作用，到了1967年夏秋之交的时候，毛甚至说“哪怕是黎元洪式的人物站出来也好。”管理事务的专业化，要求管理中要有一种“专业的人力资本”，而建设一个运作良好的组织就需要一个数量最低限度的管理专业人力资本，黎元洪没有别的重要性，就是拥有一些专业人力资本。

其实，专业人力资本这种个人化的资本，与政治活动的公共性要求是有冲突的。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人民公社六十条》中间规定：公社社长要由社员大会选举产生和任免；但是在实践中间：社长主要是由组织部门考核任命的；而且由于公社范围远远大于熟人社会的最大边界，社员大会根本就很难召开，更不要说就社长候选人进行投票选择了。社员大会选举，这是自由派人士很高估的代表性方案，但是，这个方案与组织部门考评相比，更难实现对管理专业人力资本的识别和考查。

而且，在基础性制度是一个熟人社会的情况下，群众造反活动在工厂里头刺激当权派行动起来，组织保守派力量与造反派对立，客观后果一样是促成了基层干部更注意基层群众的意见和感受，以倾听、交朋友的态度去重新厘定干群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就已经实现毛老人家那个“联系群众”的短期目标。在熟人社会的网络中间，文革运动不管造反派胜负如何，就已经强化了底层群众对于干部的影响力和制约管道。

不管是文革还是改革，都需要经过最重要的“熟人社会网络”这个关键制度的过滤。到了1990年代后期，国企私有化和工人雇佣化彻底实现之后，熟人社会网络才从城市里消失，没有了熟人社会网络起作用，各种坑蒙拐骗等道德败坏的行为才普遍化起来。因为重建道德自律需要熟人社会网络的支撑，既然回不去了，很多人就往前看，说要把法律制度这样的“外部干预制度”扩张到调节一切人际关系交往环节中间去，其强度要达到足以威慑一切败德行为，这个想法如果实现了的话，肯定会建设出一个标准的警察国家。没有了熟人社会网络之后，政府和法律的扩张是一个恒久的趋势，目的是对熟人社会网络进行功能性替代。相比较而言，熟人社会网络解决问题是“社区成员进行内部调节”的低成本方案，而法律从外部介入则是“专业机构介入的外部解决”的高成本方案。正是因为依靠熟人社会网络的社会调节功能，毛时代的政权机构看起来很简约很廉价。没有了熟人社会网络的调节作用之后，毛后时代的政府和公检法镇压机构的扩张速度大大加快了，而且还总给人满足不了社会需要的感觉，这个趋势使得中国政权看起来越来越像是一个西方国家的样子。

三、解决组织权力异化的方案为什么难产

在文革早期，巴黎公社的选举制度曾经给很多人设想改造官僚组织的想象力，其实，这个方面也不乐观。毛泽东曾经讲过“巴黎公社如果今天还在，肯定已经变成资产阶级的公社了；列宁创造了苏维埃，但是今天变成了修正主义的了。”

在公有制实现之后，组织的权力及其运用，确实是一个首要问题，但这个问题没有短期解决方案。毛泽东本人倾向于认为要建设一个组织渠道之外的第二组织和第二领导权，在四清时期曾经设计要在农村重建“贫下中农协会”在工厂通过选举建立工会，毛在内部讲话中间，说这两个机构的负责人最好不要党委副书记兼任。这个设想后来证明不可能成功，参与这两个新成立组织的成员和负责人，在好的情况下也是由原先的“亲体制力量”例如党团员、积极分子等组成的，经过文革运动的检验就知道，党团员大多数当然地成为了保守派，也就是说，这些亲体制力量是所有成员中间问题意识最淡薄、批判和监督意识最少的部分，因此，无法履行哪怕是修修补补式的组织改进功能。后来，造反派出现了，毛主席、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就一路支持这一批有政治眼光、问题意识敏锐和批判精神很强的群体，这个支持力度很大，到了1966年冬天的时候，当党政当权派已经有走向全面罢工的趋势，毛泽东拒绝后退，支持建立第二指挥系统，造反派被设想为新的指挥系统的一个成分，同时，军队支左（要求军队成为第二指挥系统的支柱）和结合“亮相干部”（就是要求前党政系统官员以承认错误、公开检讨和得到造反派承认为条件），这就是“军、干、群”三结合革委会产生的内在逻辑。

文革到了1967年秋天之后，当权派对于造反派力量的不兼容程度已经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实际上也不兼容毛、周和文革小组等顶层文革派），多由亲体制力量组成的保守派则往往冲到第一线充当镇压底层文革派的打手。这样的态势，使得文革“演习”已经无法继续下去了，在“一月夺权”毛作出的决策实际上是已经把党政系统的当权派边缘化了、同时等同于省以下政权全部“作废”了，此时，继续推进文革演习的话，那恐怕只有一种手段：就像自由派说斯大林搞过的“大清洗”。我个人倾向于认为毛选择了撤退，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造反派的力量，维护政治博弈态势的继续，借以实现规划中的“左中右都得到各自的教训”。

我给文革期间表现特别突出的派性下一个功能性的定义：派性就是不兼容对方的政治利益和要求。以此而论，当权派的派性是最大的，其次是保守派的派性，再其次是造反派的派性。一月夺权之后，造反派内部也发展出不兼容对方政治利益的派性，老造反有“唯我独左”的势头，新造反派原本就有联合当权派和保守派跟老造反“扳手腕”的势头，在老造反的打压和批判之下，新造反派与当权派和保守派组成政治同盟的步伐加快了，清华的四一四派就是这样壮大起来的，由于同盟内部加入了强大的“反文革派”，因此，四一四派也就不停地调整自己的立场和主张，最后，重新发展出一种完全不兼容“团派”的新立场，两派的不兼容程度逐步提升，终于走向1968年的“百日武斗”。毛泽东最后派了由“工宣队”这样的利维坦去清华终结事实上的“霍布斯丛林”，清华的事态演变是一个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矛盾冲突和派性提升到了最后必须强制终结的地步，这其实就是文革命运的一个隐喻。

不过，文革的认识价值却因此提升：如果你要解决组织内部的权力对人的压抑，会遭遇到什么问题 有什么解决问题的空间 没有文革，这些基础性的重要问题，一个也回答不了。因此，我又倾向于推测：毛本人预先知道文革会失败（或者称之为“强制终止”），但是，他争取一切机会，把造反派支持到足够强大，让反对派全部出场表演并暴露出一切底牌。这样，通过总结文革的经验教训，有可能作为一个分析问题的起点，设想新组织、新权力的可靠的场域。

这样一来，文革对于追求人类解放事业，或者更低调一点“实现组织和权力服务大多数人的革命”，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到什么新东西 首先：文革说明，当权派不能实现自身的革命，而且，亲体制力量也缺乏起码的问题意识和批判性，因此，寻找并组织第二领导权是必须的，在文革演习中间出场的是造反派。扶持造反派的后果是：遭遇到第一领导权（当权派和亲体制力量组成的同盟）的强烈反弹，从把造反派打成反革命、抓进监狱乃至于在大街上机枪镇压，1976年之后较为制度化的公检法出场，都全面上演。说反文革派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优势地位不惜一切，当然有依据，但仅仅如此是不够的，这里面还有“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作用，保守派中间有很多普通民众毫无特权，他们为什么会认为“第二领导权”是洪水猛兽必须去之而后快 为什么许多普通人认识不到“第二领导权”对于新权力的重要性 鲁迅小说《药》中间，影射革命者如秋瑾被杀之后其鲜血被华老栓当做“药”去救治自己的儿子有无共同之处 如武汉当年的保守派“百万雄师”很多头头今天也坠入社会底层，但仍然只是达到了部分的政治意识觉醒。正是过于强大的反对派力量的存在，使得文革演习无法继续深入下去。

四、人类早期的政治经验不见得完全过时

在谈到民族主义的问题上，除了极右翼的人士之外，大概还没有左翼的中华帝国主义（王小东算不算都成问题）。假如作为一种左翼的宣传策略争取群众，让那些毫无问题意识的人警醒，显然有一定作用，同时还比较安全，甚至还可以争取资本家中间的同盟军。这种策略也有一定的副作用，戚本禹在评论网络上大量的反帝反汉奸言论时说“反汉奸掩盖主要矛盾”，这种偏向恐怕不能说没有。

另外，我对于先秦诸子的思想，特别是儒家、道家和墨家思想并不那样消极看待，这三家都是以“前国家时代”“前私有制时代”的社会经验作为出发点，批判地看待当时社会中间出现的“私有制”和“国家形成”两大支撑统治阶级优势地位的变化项。诸子中间只有法家是正面看待国家形成这个事态的，而后世被指为法家的那些人如桑弘羊、王安石等，则是把国家政权的职能扩张与民众的生存需要相联系看待的一种政策视野，这远比儒生的思想更为进步。即便是后来的儒家思想被官方正统化之后，儒家也仍然不完全肯定现实，所谓复古取向其实是一种深刻的惕戒：用前国家时代基础性制度的完善性关照国家时代的不完善性。

在前国家时代，干部群众化不用追求，本来就是一种事实，而且是政治和社会生活“不分家”的时代，儒家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其实也是在前国家时代的村社层次上，才可能帮助一个人确立群众中间的“领导权”，在国家时代这“六艺”与领导权基本上没啥子关系了。孟子只是部分地承认跟随国家出现的“合理合法型权威”（韦伯语，指得到官方任命相关职位的权力），他说“天下之达尊三：德一、爵一、齿一。”道德作为领导权的基础，年长者得到尊重，这主要是在熟人社会中间产生和兑现的，正是因为如此，孔孟都很痛恨“乡愿”——这种人到处当老好人，只积累政治资本却不履行规范社会成员行为的职责，乡愿相当于是用投机卖好方式获得影响力却不愿意承担与影响力相匹配的的职责。

我个人倾向于认为：儒家思想特别是孔孟思想中间，除了包含前国家时代的政治经验之外，还内涵有一种“功能性的阶级分析法”，这种分析法的特点是以被统治阶级的生存状态和感受作为出发点去看待统治阶级的合法性，这种阶级分析法的着眼点是教导“怎么做一个合格的统治阶级”，如果不妥协的话，从这条路走到底一定会看到毛泽东的。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观点，我个人认为恰好处在儒家找不到出路的那一点上继续前进的，儒家想要劝导“内圣”而实现“外王”，而毛泽东则要组织被统治阶级的力量，激发他们的觉悟和批判意识，这其实是“内圣”无法实现之后寻找外部压力进行改造的方案，从文革的巨大成本和失败看，内圣方案也不那样消极，就像他所说的“要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没有当权派和保守派的思想转化，仅仅依靠外部力量的推动或者“换一批人做官”，问题还是得不到解决的。所以，以群众造反为主要特点的文革，却被冠名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没有道理的，问题要得到解决必须在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之后。

历史没有假如，但是，可以借助业已揭示出来的趋势做一点展望。在1967年秋天毛已经做出决策，新成立的革委会都接纳保守派代表；在武汉，1967年一月夺权和720事件之后，造反派内部都曾经因为席位竞争导致分裂和派性斗争；在一月夺权之后，绝大多数当权派都失去了权力和地位而怨气冲天（“二月逆流”几位高官在怀仁堂会议上所表达的无非是这种怨气），而毛泽东又感到迫切需要有经验的当权派参与新的革委会，也就是说，事实上存在着一个“管理人力资本稀缺性”命题。综合起来，实际上有可能让深度参与文革的三大群体都更为满意一些，但是，主要是肇因于当权派的“派性”导致文革演习无法深入下去，不得不草草收场。

为了最小化派性斗争和冲突，借鉴私营企业的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班子的“职能三分法”，也许可以考虑这样的设计：造反派是全体民众中间对当权派最具批判意识的群体，就由造反派主导监事会并逐步接掌政治教育和训练职能；由造反派和保守派共同组成董事会性质的“革委会”；而业务权力则交由有经验的经理班子掌握，人事制度和组织制度等与管理人力资本相关的考评组织只能附设于经理班子考核体系中间；多数干部可以恢复工作，但要接受董事会和监事会的稽核。文革实践中间对于董事会和经理班子这样的常规权力角色当时很少讨论，监督权的扩大在文革期间被广泛意识到，毛泽东当时已经设想过“夺权主要夺运动领导权和业务监督权”——这意味着从当权派手上剥离出监督权和其他政治性权力，周总理在外交部进行过试点，到1967年10月毛提出“建党五十字方针”（“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在文革的背景下，实际上也是以造反派为模板的想象力；而造反派中间很多人对于当权派和保守派同盟的反感和批判，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监事会的常规视野，实际上已经意味着重建共产党组织的新标准，前造反派李宪源曾经写过文章提出“教育党”概念。

不过，文革实验没有达到过这样的深度，即便是实现了也有可能带来新的问题。德国社会民主党作为第一个有成就的工人阶级政党，其党魁之所以走向“修正主义”，是因为缺乏工人生存感受的知识分子随着政党扩大而逐步掌握组织内部的专职管理权力，结果造成“寡头统治铁律”；这样的党组织在面对强势国家机器的镇压前景时，就会转而背叛组织成立的宗旨和纲领，伯恩斯坦鼓吹“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考茨基论证一种“经济决定论”式的马克思主义，目的都是告诉德国政权：资本主义自己会“自动”地变成社会主义的，不是我们要怎么怎么样，这样就必然地要放弃有组织的斗争，最后出现一种怪异现象：底层的工人要采取激烈的斗争手段例如罢工，党魁反而出面要求工人不要做过于激烈的反抗，说这不利于工人自身的利益。这种种都无非是希求一种“安全”：最后组织的存在本身倒是成了目的，而纲领和宗旨变成是可以牺牲的东西了。（参阅罗伯特 米歇尔斯《寡头统治铁律》）

结合文革的实践，“教育党”概念意味着由社会群体中间最具问题意识和批判意识的造反派群体，接掌监督当权派行使职权的职能，同时，还由这一部分人的监事会机构接管群众的政治训练职能，并且就政治训练成绩对当权派的监督实践中间再造与普通群众的关系，在这样的基础之上设立党员选拔和训练标准——让每一个新党员都善于跟群众打交道同时能够对上保持批判意识。这意味着“党建工作”转交给“监事会”性质的机构来执行，这样，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党团员多数是“驯服工具”的现实。在这样的政党制度中间，可以一党执政，但是，要彻底党政脱钩：甚至可以由党组织机构推荐官员任职，但是，只要任职就自动与党脱钩从而成为党组织批判性的审视对象。在今天中国人力资源充裕的情况下，可以让普通劳动者接受政治训练的时间多于生产时间，这样的训练力度有可能在党组织内部建设各个层级的多套“影子内阁”，影子内阁可以由下台干部和积极分子等成分组成，这样的监督力量就很接近于专业水平。从文革的实践出发，这样的党组织建设可以超越西方选票民主的根本性问题“消极无能的大众”，这是《寡头统治铁律》一书中间最为沮丧的关节点，从而创造出一种“积极的有能力的精英民众”，变无根的民主为有根的民主。仅仅在这一点上，文革的实践超越了传统政党的限制，这个超越能够提供多大的新政治空间，肯定可以给落实“人民制宪权”以更大的空间，但能够达到什么程度，是否足以解决根本性的问题，这还不是书斋中间能够想象或者演算出来的。

文革所暴露出来的问题，要解决那些问题，其实与人类在当权派“管治之下”的最后解放这个命题等价。看起来是要走一小步，其实，与最后一步也相差不远，制度建设所要超越的各种传统之沉重恐怕超出最大胆的想象，为什么造反派受到当权派和保守派如此严酷的镇压 这只是这个沉重传统所表现出来的一部分。正是因为如此，战略和策略、权宜之计和长远之路都很难分开，以此而论，文革走过的路程离想要到达的目的地，还十分遥远。但是，正确地提出问题，看清楚问题在社会现实中间所处的位置及其环境的各种纠葛，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不是吗 有很多人对于文革期间的各种混乱、无序以及恶性政治竞争的无原则性，啧有烦言，其实，正是这些混乱和人的私心，以及由私心推动的各种坏表现，才真正地构成现实世界的结构性矛盾和纠结，只有把这所有的问题和困难都考虑到了，设想推进新制度才算是建立在真正的现实基础之上的，如果遇到困难推进不下去，显然是因为现实中间还存在没有客服的困难和障碍，这比凌空蹈虚地设计新制度要靠谱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