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工商资本进入农业领域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分田到户以后，尤其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以来，工商资本进入到农业产前产后环节，尤其是进入农产品加工储藏运销品牌包装领域，加强了农业与市场对接能力，提高了农业现代化水平。一家一户从事农业生产小农，小生产很难与大市场对接，工商资本进入农业产后加工销售等环节就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 工商资本除进入到种植业的产后环节外，还普遍进入奶业和养殖业。取消农业税前后，国家为了保证城市肉价稳定，而鼓励规模养殖，从而在全国出现了一个工商资本进入养殖业办“万头养猪场”的高潮。目前全国牲猪出栏总数一半以上为年出栏300头以上的规模养殖。养鸡养鸭等等也有此趋势。奶业因其对加工的高要求和品牌建设，几乎所有奶业加工都由工商资本垄断。 最近几年工商资本下乡与之前工商资本进入种植业产后环节的加工销售和养殖业有所不同，而是正以圈地为特征，进入到种植业的产中环节，本文所讨论工商资本下乡也特指工商资本通过流转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进入从种到收的种植业中，这是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的最新动向，又正被各级地方政府大力推进鼓励，这样的工商资本下乡可能带来严重问题。
二 一般来讲，农业生产是自然过程与社会过程的结合，很难进行标准化的劳动考评，因此天然适合家庭经营。中国目前共有大约2亿农户，全国共有20亿亩耕地，这20亿亩耕地的大约2/3多一点用于种植粮食。粮食是大宗农产品，是国家农业安全的基础，国家对粮食实行保护价收购。正因为粮食是大宗农产品，耐储存，国家保护价收购，生产粮食所需农资也大都是标准化的生产资料，种植粮食农户就不存在与市场对接的难题。所谓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在粮农那里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正因为不存在小生产与大市场对接的问题，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一家一户小农在粮食生产上有天然优势，粮食生产为中国2亿多户小农提供了分享农业GDP的机会，而且正是通过粮食生产，农户可以通过庭院经济获得自给自足经济。换句话说，从事种植业的农户不仅可以通过种粮卖钱获得收入，而且他们在农村生活的成本也远低于城市。考虑到当前农民家庭中普遍存在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即家庭年轻子女进城务工获得工资收入，年龄较大的父母留村务农获得农业收入，自给自足经济又极大地降低了生活成本，这就使得农民家庭每年都有节余、经济条件就较好、生活水平就较高。 因为粮食生产基本上不存在与市场对接的困难，就使粮食生产尤其适合小农经营。从我们在全国调研情况来看，小农生产粮食，亩产一定远高于资本经营，道理很简单，小农是自己种自己的田，必精耕细作，而资本是雇人种田，必粗放经营。正是因此，虽然有关部门一直推动农业规模经营，至今全国绝大部分耕地都仍然由小农来经营，农户生产了全国90%以上的粮食，也就是分享了大约90%的粮食GDP。 若工商资本下乡，通过流转农民承包经营权来形成规模种粮，工商资本就一定要分享粮食GDP。在农业GDP占GDP总额越来越低，农业GDP份额相对有限的情况下面，工商资本所占粮食GDP越多，农民可以分享到的粮食GDP就越少。 也就是说，工商资本下乡种田，势必与农民争利。这种情况已经出现在养殖业上。因为国家对规模养殖的支持，目前工商资本进入到养殖业，而以前农民普遍以养猪等副业来获得的收入也就越来越少了。
三 工商资本进入种植业，其中一个前提是可以连片获得农民的承包经营权，而要连片获得承包经营权，工商资本就必须为最不愿退出农业生产的农户支付高额租金，而最高租金就必须同时也是工商资本支付给所有流转土地的租金，这个租金在全国很多地方高达1000元/亩。本来农业利润低，风险大，尤其是自然风险巨大，以高额租金租入耕地的工商资本种粮就很可能连年亏本，以致于最终破产。我们近年在全国农村调研，极少发现工商资本以高额租金租入农户耕地种粮会有不亏本和不破产的。 工商资本为了追求利润，势必在土地上进行非粮化甚至非农化的尝试。其实，全国大部分工商资本进入农业领域圈地，本来就不是为了种粮食，而是要种高价经济作物，甚至是为了发展观光农业，搞房地产业。 工商资本通过圈地发展观光农业，目前已是全国省会城市周边农村的普遍现象，这不是好事。奇怪的是，全国地方政府似乎不仅没有制止，反而都在支持，甚至动用财政资源进行支持。 工商资本的非农化方向肯定是不对的，非粮化问题很大。问题还在于，工商资本将流转进来的土地非粮化，仍然风险很大，因为种植经济作物，不仅投入大，而且市场风险尤其大。全国经济作物价格剧烈波动，碰上波峰赚钱就好，碰上波谷，一次亏本，几年无法赚回。从我们调研来看，工商资本从事经济作物种植，同样风险极大。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工商资本破产的几率远远大于从事加工制造业的资本。 用高租金向农民租入土地的工商资本一旦破产，就不再有能力支付土地租金，可能跑路。一旦工商资本跑路，农民唯有找地方政府。因此，工商资本大规模流入土地可能导致社会风险。
四 工商资本当然很清楚进入农业尤其是种植业的风险，但工商资本之所以愿意进入，一是有非粮化甚至非农化的打算，二是希望借此获得国家支农资源的支持。从我们调研情况来看，全国工商资本进入种植业，普遍可以获得各种政府支持的项目甚至财政现金投入。成都市规定，凡是流入耕地超过1000亩的，地方财政每亩补400元，规模越大，补得越多。这在全国都有普遍性。国家的各种支农项目都异乎寻常地密集进入工商资本所经营农业中。 工商资本下乡获得资源的能力，首先来自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的风险与脆弱性。从调研所获情况来看，工商资本种田，几乎年年季季受灾，因此尤其呼吁农业保险，而农民种田，受灾几率要小很多。原因是农户是种自己的田，可以灵活使用劳动力。工商资本雇工经营，很难有效应对自然风险。国家过去几乎没有农业保险，现在工商资本种田，农业保险支出迅速飙升。 工商资本为了降低风险，就既有动力又有能力向地方政府请求支持，从而将远远超过平均水平的农业支持资源流入到工商资本。进而，工商资本借种田而与地方政府官员形成了利益输送与利益结盟，这样一种资本与权力的结盟，会极大地影响自上而下农业资源的使用，并几乎必然会导致权力腐败。全国工商资本下乡，都几乎得到了与其贡献完全不相称的资源投入。这不是偶然的。
五 当地方支农资源主要服务于工商资本下乡，服务于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时，2亿多户小农所急需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可能就得不到有效维护，从而导致严重问题。 当前农户在农业生产领域主要有两种人群，一是缺少进城就业机会的中老年人，一是因为各种原因难以离开农村的中青年人。老年人从事农业种植，采用新技术的能力比较差，但种田认真，可谓精耕细作，因此粮食亩产都很高。无法离开农村的中青年人可以通过流入进城务工邻里亲友的土地，形成适度规模经营，这种流入土地的租金一般都很低，有适度规模经营，他们就可以获得较多农业收入，甚至有不低于外出务工的收入。这种经济收入主要在村庄、社会关系也在村庄的适度规模经营农户，就成为农村社会的“中坚农民”，这部分“中坚农民”对新技术敏感，又精耕细作，其粮食亩产同样很高。正是老人农业+中农，使中国用占世界8%的耕地养活了全世界20%的人口。此外，在大量农村中青年人进城务工经商的情况下面，农村留守老弱病残加上“中坚农民”，就形成了相当稳定的社会结构。正是这一结构，使当前中国农村仍然保持有良好的秩序，包括生产秩序。 相对来讲，资本种田，雇工经营，必是粗放经营，其粮食亩产远低于小农，若全国都由资本来种粮，占世界8%的中国耕地肯定是无法养活占世界20%的中国人口的。而若由资本来种田，在资本种田土地上留守的农村老弱病残是不可能与资本形成稳定结构的。我们调研发现，凡是资本下乡搞规模经营，都容易与留守农村老弱病残发生冲突。外来资本与留守老弱病残不仅仅是缺乏有机联系，而且必然相互不信任，甚至利益直接对立。中国目前仍然留村的7亿农村人口进城必是一个缓慢过程，资本下乡，排斥农民，又与农村留守老弱病残无法共容，就造成农村社会的严重不稳定局面。
六 因为工商资本下乡务农风险很大，国家支农的财政资源势必要服务于工商资本的需要。工商资本进入农业规模越大，对自上而下支农资源的需求越大。在发展现代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口号下面，国家也有扶持资本下乡务农的积极性。这样一来，就可以形成一套以为资本下乡提供服务的资源下乡配置体系。时间既久，这样的资源下乡体系逐渐适应了资本的需求，却又进一步瓦解了之前仍然为小农提供的虽然不够健全完善但至少还有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如此结果就是，之前是有极强粮食生产能力并可以保证农村社会秩序再生产的小农体系难以维持，而在国家费极大力气推动发展的资本下乡农业，却不仅无法保证粮食安全，而且无法保证农村基本秩序的再生产。到那个时候，中国的农业和农村可谓双双失败，农民问题就将成为难以克服的问题。
七 有一种良好愿望，就是资本下乡，农民进城。前面已讲资本下乡的弊病，问题还在于农民进城很难。 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城市不可能为所有进城农民提供体面安居的就业与收入条件，若农民都进城又不再能返乡，中国就必然出现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有的大规模城市贫民窟，就势必会造成城市社会失序甚至政治动荡。 同时，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发生经济、金融、社会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以农村可以有效吸纳失业农民工而波澜不惊。若进城农民不再可以回到农村，中国现代化就失去了农村这个稳定器与蓄水池，一旦城市出现危机，这样的危机就很快成为全局问题，经济危机引发政治动荡也并非不可能。 这个意义上，在当前乃至很长一个时期，让数量庞大的农民仍然可以在农村从事农业，让进城失败农民可以返乡，应是一个基本国策。 也是因此，限制而非鼓励工商资本下乡务农，应是当前乃至未来很长一个时期的基本国策。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导）
（此为原稿，与书刊有出入） 文章来源:《中国乡村发现》（2014年3期）总第2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