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6日，“后殖民理论经典译丛”出版座谈会在北京举行，本文汪晖教授在会议上的发言。】

稀方（观察者网注：中国社会研究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赵稀方）谈到“后殖民理论经典”出版的情况，而且还有那么大套的书，从这一点上来讲，我当然很愿意很高兴参加这个会，主要是学习，我自己没有什么能力来说多少话。我只是随感吧，抛砖引玉，完全的随感。

第一，稀方对于后殖民理论有系统的理解和整理，对书目也做了比较好的整理，这个工作对于后殖民主义这个在中国大陆传播了有二十年时间的思潮很有意义。后殖民主义过去有了几本文选，但是系统的著作比较少。

从张宽介绍东方理论开始，到刘禾讨论马丁·贝尔纳的《黑色典雅娜》，到何伟亚发表他的《怀柔远人》，后殖民理论被引入到中国文学史研究当中，逐渐地在中国大陆产生很大影响。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出，从张宽到刘和早期的这些文章，到后来何伟亚他们的论述，后来《读书》杂志还发表过查特吉的论文，在文学批评和其它领域就更多了。尽管后殖民作为一个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已经有了20年的时间，不过这次我看这套书的时候，还是觉得有点不同。稀方他是把后殖民自己的脉络和对后殖民批评的脉络同时呈现出来，因为比较晚嘛。

汪晖

走到今天，后殖民理论影响巨大、渗透在历史研究、文学批评、政治理论，甚至法律，它跟其它的各种的理论，跟结构理论、跟心理学，跟女性主义、跟民族主义研究，跟所有这些当代理论融合在一起，事实上相当大程度地改变西方、尤其是美国人文学术的面貌。

在九十年代，在它的高潮时期，它对于西方高等教育，尤其是通识教育里面，经典的文本的重新选择和确认方面，起到很大的作用。刚才稀方也谈到，相当多的后殖民理论是从第三世界或者说是非西方族裔的作者出发的，所以在当时的文化研究和高等院校里面，尤其是通识教育课围绕经典和经典化这个问题的讨论，使得产生出更广泛的影响，超出了一般人文学术的范围，到了一个人文教育这个层面。因为需要把很多原来在西方并不列为是经典的创作插入到里面去，同时必然导致原来的西方经典的正点的秩序的一个怀疑和质询。

要说它的影响呢，是很大的。尽管作为一个学术的潮流，我们都知道美国他这个特点就是一潮一潮的，作为一个潮流呢，后殖民处在一个式微的过程中，但客观地说，它实际上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我觉得这两个方面要区分开来，就是说，一方面它作为一个学术的潮流，已经不处在高潮期了；但另一方面，事实上，它影响非常大。如果你去看，很多并不认为自己是后殖民的人，他的论述里面实际上很多是后殖民主义的这些论述。所以这些问题仍然在今天是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

我们中国的习惯，是对于西方理论拿来就用，缺少对理论本身和内部脉络的梳理。这个理论到底怎么生成的 内部的脉络及互相之间的斗争，好像都不大管。现在我觉得从各个方面，都提出这个需求，使得我们对于一个理论，重新恢复到一个思想史、历史的、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脉络里，去理解这些理论的诞生。我觉得稀方这套书编得很好，而且他的序也写得很好。他的序言里面平衡几个方面不同的观点，把这个脉络勾勒出来。我们过去都是这样：翻译什么介绍什么，我们自己就变成了什么。稀方现在的序言的这个写法不是这样，他理出它的脉络，同时指出内部的矛盾和困境。那这样也给我们一个机会。

我记得85、86年吧，詹明信的有关第三世界文学的文章在《电影艺术》上发表的，他的后现代理论，都是在80年代中期传来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詹明信的这篇文章遭到两方面的批评。

事实上，关于詹明信的文章第一拨是后殖民对他的批评，第二拨是反后殖民对他的批评，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所谓后殖民对他的批评，觉得他的那个马克思主义大理论，对民族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民族寓言的基本论述，在后殖民看来都是过时的，都是有问题的，不理解第三世界内部的复杂性，不理解第一世界与第二第三世界之间有机互动的历史，而结构性得区分出类型，等等，那是后殖民主义者对詹明信的批评。可是呢，阿罕默德对詹姆斯的批评是倒过来的，因为在他的阅读当中，似乎詹明信就变成一个后殖民主义者似的。这个挺有意思的一个现象，这也意味着，八十到九十年代，在西方学术当中，这个后殖民思潮，尤其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解构，和其他的政治思潮相互综合，后殖民主义也只是在这个潮流中产生出来的。所以不一定说，詹明信真的受了后殖民主义的影响，而是在这个潮流内部，（他觉得）需要对这个问题做一个梳理。

以我个人的感觉，在海外中国研究里面，对西方中心论的批评是非常广泛的，除了刚才提到的何伟亚，比如说最近写《大分流》的所谓加州学派，在经济史上的一些论述，他们都说不上是后殖民主义者，但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都分享了后殖民主义论述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二三十年以来，确实在整个人文主义研究领域，确实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向，也就是说非西方世界的历史传统、历史条件和文化、文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位置和重视和再解释的空间，而这个空间是跟解构西方正典的权威性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第二，是产生出很多的分叉，而且相互之间的对立也变得比较清晰起来。当然，我觉得清晰化也有问题，清晰化难免会简单化。我也可以举个例子，比如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他的《后殖民气息》一书出来的时候，也是挺有影响的。当时对于很多年轻一代来说，都是受后殖民主义影响。在美国人文学术界，对他这本书抵触也还是很多的。Arif Dirlik提出的最有意义的一个挑战，就是到了90年代后殖民理论内部差别非常大，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不同。但是到了90年代，当它在西方理论里面占据了一定的地位之后，理论的普遍化就非常严重，他们逐渐的有一批人试图从后殖民的角度来勾画一个全球性的状况的蓝图，并且用这个来进行文化批评、社会批评和社会构想，如阿吉兹·阿罕默德或者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这些人。阿里夫·德里克以中国当背景，提出的一个主要的范畴，就是用后革命和后殖民相对立。

那么描述中国呢及有相似经历的国家呢 中国经历了一场革命的历史，并没有完全的经过殖民化，用毛主席的话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个当中产生出革命，在革命当中产生出自己的政治主体性，那这个政治主体性，和后殖民性条件下产生的主体性论述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性关系 今天我们重新认识在冷战结束后中国自己的道路的时候，我们确实发现，中国跟拉丁美洲、非洲、印度这些国家之间道路上的差异，作为一个基本的历史条件，我们怎么把它理论化 阿吉兹·阿罕默德在对于詹明信的批评里面，其中有一个提到关于第二世界的问题，因为他把第二世界跟社会主义之间的联盟重新结合起来。

我们都知道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是从40年代到60年代到70年代，也就是40年代的第一个中间地带，到六十年代的第二个中间地带，到70年代的三个世界。他的第一个中间地带大概在45-46年前后提出的，他强调从日本到英国，存在着一个（除了苏联跟美国之间）有这样一个中间地带，不完全跟美国完全一样的地带；以后到60年代提出了第二个中间地带，就是我们后来称之为非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三个世界，这些被看做是另外一个地带；到70年代出现的三个世界这个理论。当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理论的时候，实际上苏联跟美国的第一世界性，包括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全部纳入到第二世界范畴里面了。但是当詹明信提出第三世界的时候，主要对立面仍然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范畴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关于后殖民的论述，事实上，可以作为一个美国人文学界，我们可以说是比较时髦的一个理论，另外它所真正触动的重大历史和分析问题，仍然是值得我们思考的，而这些问题在过去流行的介绍当中，反而是忽略的，我们经常用他们的话语，我们讲历史的叙述，我们讲解构，我们讲西方中心论，我们讲二十世纪的历史变迁当中，产生这些理论最基础的动力反而是缺少分析的。那今天有一个机会让我们重新来看待这方面的问题。这是我想说的第二点。

第三点呢，也是完全不成熟的看法，这也是跟我个人的交往和阅读有关，也是这三本书没有涉及的。阿罕默德涉及到一点。实际上后殖民的运用中，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不同的理论在来自不同区域背景的学者产生出的差别，比如爱德华·萨义德，他基本上是讨论伊斯兰的，所以他政治的中心在中东，文化的中心在伊斯兰跟西方的关系。那么在美国，后来在后殖民论述当中起了中心作用的，基本上是以印度为中心的学者，和后来一部分是非洲的学者。因为非洲的学者非常特别，这里我顺便说一些，非洲的学者跟后殖民论述的交集事实上是跟印度这些殖民地国家的学者有很大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去非洲殖民的国家，无论是英国法国，他们在其他地区也有殖民地，这一部分的理论借助于殖民地之间相互关系，也传达到了。

其实他们是印度裔的非洲人，当时随着英国殖民后来从印度去的，这些后殖民主义的思考和历史研究，逐渐的也转化到了这些地区去。我们注意这一类的学者，确实在非洲，在前殖民地的这些国家，这些来自于殖民地和后殖民地国家的这些理论或者文化，对他们有重要的影响。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也可以说当年德里克对后殖民的批评有不公平的的地方，德里克说：“什么时候后殖民理论诞生了，就是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进入到第一世界的时候，后殖民理论就诞生了。”这是非常挖苦的一句话，意思是说“你们打着第三世界的招牌，其实你们跟第三世界没关系，你们不过是进入到第三世界内部争夺文化领导权的、学院里面文化领导权的，才会有这样的一套理论。”这是他的观点，不过我们看印度、非洲跟拉美相互之间的互动的这种影响关系呢，恐怕阿芙瑞这个论述不是完全公平的。在美国学院里面，美国学者确实也容易把自己的世界当成全世界的状况，他们有时候以为，只要在美国发生的事情，他们的第一世界第三世界实际上就是美国学院区域研究当中第一第二世界，跟那个世界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是模糊不清的。也就是说，这也意味着，我们讨论后殖民主义的传播论述，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我们也需要去理解在这个地区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那些社会变迁和社会斗争，才能理解这些传播的脉络和意义到底是怎样的。

那么，就印度的这个后殖民论述而言，稀方在序言里面也讲过，爱德华·萨义德的这本书影响非常大，但是他自己从来没讲过自己是后殖民主义者，他也没有说自己是后殖民主义理论，只是说一个东方主义的理论。那么，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确是后续的，你好像提到了霍米巴巴，这些是典型的美国学院的后殖民主义，比较有影响的，当然是独立发展的一开始并不是后殖民主义论述的所谓的庶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自己是从印度社会里面产生出的一个历史研究，逐渐影响到整个世界，这是一个脉络吧。新左派里面也有一部分，像斯图亚特·霍尔这种人，他也不是后殖民主义者，但是他的文化研究的一些命题，被后殖民主义者所使用，所以这是不太一样的，那他是来自于牙买加的黑人，基本上是这个脉络下的讨论。（陆建德：实际上他是英国人，汪晖：那是从文化研究逐渐转变过来的。）我在这里讲一点，就是Subaltern Study里面的两个阶段问题。过去我在编《读书》的时候，曾经发表过，邀请查特吉给《读书》杂志写一篇关于后殖民总结性的文章，他后来给我们写了，也发表在（我忘了）哪一年的《读书》上。这篇文章对他们的研究做了一个很基本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清楚的东西，在Subaltern Study到后殖民的转变当中，我觉得从Subaltern Studies到后殖民有两个主要的转变。

一个转变，是的确从Subaltern Study到后殖民转变，Subaltern Study里的重要学者进入到美国学院以后就变成后殖民了。我有一个印度的学生，他是做摩尔帝国和早期历史的，他说了一个很形象的话，他说在加尔各答和纽约之间有一个直通车，你要了解这个话，就要了解这个直通车是怎么回事。那从这一点来说，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的批评是有一定道理。

第二个，我认为是反映了整个一个潮流的重大变迁，不一定是由于这个。也就是说随着整个80年代，社会主义的解体，三个世界整个基础性的结构，发生重大转型。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到冷战的结束，这一系列的重要的转变，对这个思潮影响特别大。帕斯·查特吉说的很清楚，象斯皮瓦克这样、霍米巴巴这样的，今天在中国流行的几乎全都是第二代后殖民，而不是第一代的庶民研究者。那么第一代跟第二代的区别是什么 我们只要看一看就知道，就知道某一种区别。第一代象古哈等人，古哈本人是共产党员，用文化斗争的形式参与过当时从非洲农民运动、民族解殖运动，这个意义上他直接的参与。那么为什么斯皮瓦克的《庶民能否说话 》这篇文章变成一个分水岭，或者说变成从庶民研究到第二代后殖民主义的转折点 原因很简单，这就是从庶民研究到后殖民，对早期运动（农民运动）的解构。因为这段历史不再存在了，才会提出，说这些知识分子对于农民的需求和对第三世界的再解释，到底他的合理性和代表性能否成立这样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到底有没有道理 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尤其放在后89以后的语境当中，它就显示了出来。因为在这个时候，并没有把各种不同社会力量整合在一个革命运动当中的浪潮了。这样我曾经在一篇文章当中，我说你问毛泽东会不会提出庶民能不能说话 毛泽东不会问这样的问题。毛泽东问得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那个我们是把所有的社会力量整合成一个运动，从里面生成出一个社会诉求和政治主体性的一个过程。这个浪潮，到了80年代，甚至以前，随着整个社会主义的衰落，导致整个浪潮过来去了，知识分子再也不能诉诸于那个有机性，来叙述这个问题了，只好来自我追寻，说我们能不能代表他们说话呢 这个时候对于政治运动的转化成为对于知识的质询。这场争论，其实基本不会争论的，都发生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后殖民主义者之间，为什么会发生这个转向，为什么会马克思主义者和后殖民主义者之间的这个转向 基本上来源于20世纪历史遗产的不同的评价。因为我们怎么去看待20世纪的政治遗产，还存不存在民族解放运动 至少像詹明信，德里克这些人，都是68年一代，一定是非常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代，所以他们很大程度上到了这个地方是不能退让的，而后殖民论述在这一点上完全解构了。

另外，后殖民论述在历史研究上也提出了一系列动摇19世纪到20世纪的基本范畴，这些范畴到今天是有争论的。

举个例子：帝国与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帝国和帝国主义在20世纪的理论里面，是很清楚的要区分两者之间的差异的。但是，我们读一读，由于后殖民主义者把帝国主义问题逐渐演化成文化霸权问题，文化的帝国主义成为它的中心，使得帝国主义范畴普遍化了。所以他们可以去研究希腊的帝国主义，这就使得象何为亚这样的学者，会去讨论鸦片战争时期，两个帝国之间的，英国和清朝之间。这个很难，如果还存在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的抵抗，存在民族解放运动的模式，是不能这样叙述的。这个叙事已经变成帝国之间的冲突了，这个冲突很明显对19世纪到20世纪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基本分析，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在早期理论里面有没有 其实列宁的书里早就谈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不能把帝国普遍化 早就在马克思主义内部（讨论过），可是它没展开，所以它产生的这些问题，到今天留下了许多值得我们重新思考的问题。我觉得这套书给我们一个可能的思考空间，不仅是熟悉和了解后殖民主义，而是通过它去理解20世纪到今天理论变迁脉络背后的更广阔的社会政治图景。我已经说了很多了，抛砖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