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常生活研究的理论与经验
日常生活研究发轫于西方哲学理论对日常生活的分析与思考。欧洲哲学思想的现代转向开始将生活世界的概念作为非客体性的直观世界的称号引入哲学，胡塞尔首次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验现象学》中使用“生活世界”，[1]从海德格尔的“此在”非本真、[2]许茨的“主体间性的文化世界”、[3]以及哈贝马斯的“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和宰制”，[4]众多哲学家对日常生活进行过理论阐释。20世纪中后期的欧洲文化思潮情境主义国际更是透过个人的主体生活的微观细节实践，来反思既有的资本主义社会体制。[5]总体来看，日常生活的哲学研究并未在现实经验层面讨论现实生活中的理论问题。
社会学领域对日常生活的关注源于20世纪30年代之后现象学、符号互动论和常人方法学的崛起。戈夫曼对人们在别人眼里制造形象的过程的研究，[6]加芬克尔对日常生活惯例的研究，[7-8]吉登斯对日常生活惯例与社会系统结构之间关系的研究，[9]均属于日常生活的社会理论研究范畴。相比于哲学家眼中的日常生活，西方社会理论对日常生活的研究无疑与日常生活经验更为接近，但是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与西方的社会经验存在巨大差异，中国社会日常生活的研究可以从西方哲学与社会理论中获得启发，但却无法对其进行直接的借鉴和利用。
与此不同，当代中国日常生活的实证研究从农民宗教、农民健康、日常生活中的村庄政治等角度来对农村的日常生活进行简易描述。[10]1980年代以来，村庄社会变迁的加速与结构转型使得中国农村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欧美社会人类学私人生活的理论角度出发，阎云翔在《私人的生活变革》中展现出村庄私密生活的巨大变迁，遗憾的是，囿于对“他者”主体性的尊重不足，阎云翔的分析更多的成为一种“装饰性修辞”，[11]并未对村庄的日常生活进行更深层次的结构性分析。
也许是对转型时期中国农村社会深刻变迁的理论焦虑，通过对全国十余个省份农村的深入调查，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数年前推出的《中国村治模式实证研究丛书》（以下简称“丛书”）对全国农村的生活、生产、家庭、文化、村庄政治、村级治理等各个方面的基础结构和内在逻辑进行了总体把握，对农村的日常生活也有较为全方位而深入的了解。然而，《丛书》对农村日常生活更多的是采取经验素描的形式而理论反思不足，因而《丛书》也并未将农村日常生活作为严格的学术对象来对待。
农村日常生活的范围极为广泛，从家长里短、闲言碎语到村庄的公共生活甚至是政治生活都可以被视为日常生活的构成，为了研究的便利，本文暂且将家庭生活和村庄的政治生活排除在外，借助农民阶层理论，[12]对村庄的公共性日常生活中的主要面向进行重点考察。通过对农村日常生活的结构性分析,本研究力图呈现出当代农村日常生活的某些基本面向，追究其实质与缘由，并对农村社会日常生活实践在农民阶层分化再生产中的功能进行初步把握。
为了研究的展开，笔者选取浙北Z村进行了为期20天的驻村调研，Z村位于浙江省绍兴市境内，其所属的桐镇是我国五金加工业的基地。Z村由四个行政村构成，分别是朱一村、朱二村、朱三村与徐村。Z村现有3800口人，800余户，全村水田面积为3400余亩。Z村以五金加工为主要经济收入，全年工业经济产值13.3亿元，人均年收入2.8万元。
二、农村日常生活的内涵及其区隔化形态
农村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社会单位是家庭而非个体，浙北农村的核心家庭是村庄日常生活的基本参与单位。家庭的社区参与是村庄社会中公共性日常生活的基本面向，相比于家庭内部的私人生活，家庭进行社区参与的日常生活与村庄社会结构具有更为紧密的关联。在农村日常生活中，机制化的人际交往无疑是家庭进行社会交往的主要形式，村庄社会中的仪式性人情是实现村庄社会整合最重要的机制化人际交往手段。在家庭再生产和血脉绵延中，村庄的爱情故事和婚姻的缔结与此直接相关。进一步，家庭参与的日常生活还包含日常消费、社会闲暇等方面，而从社会地理学的角度来看，村庄日常生活还包含了社会生活的居住空间。此外，常被既有研究忽视的社会心理也构成了日常生活的重要方面。
浙北Z村日常生活无法在村庄社会的整体性中得到表达，在村庄社会分化的背景下，村庄的日常生活呈现出一种区隔化的结构性状态，不过，这里的区隔化并非布迪厄意义上的文化、消费中的区隔实践，而是一种更为广义的社会区隔状态。[13]本文将村庄社会的日常生活分解为机制化人际交往、恋爱婚姻、生活消费、村庄闲暇、居住空间及社会心理六个组成部分，日常生活区隔化在其中均有所展现。在区隔化的日常生活实践中，人际交往和恋爱婚姻是日常生活中最基础的两个组成部分，而生活消费、村庄闲暇和居住空间则构成了日常生活的主要构成，社会心理则是日常生活的整体结构在社会个体中的深层主观反映。
1.仪式性人情中的人际交往区隔
在浙北农村，操办人情开始成为巨大的负担。仪式性人情的异化使得人际交往不断成为村庄有钱人的游戏，而不少村民只能不断压缩自己的人情圈以至于最终退出人情圈，于是村庄社会逐渐形成一种人情圈的区隔化状态。一般而言，仪式性人情发挥着村庄社会整合的功能，但是浙北农村仪式性人情的社会功能出现了严重异化。在Z村，日常性人情已经几乎彻底式微，领居之间可以多年不相往来；而仪式性人情的规模和消费水平逐年高涨，村庄富人花几十万来为子女办一场婚礼已经非常常见，村中酒席水准不断提高，礼金也水涨船高。村民参与同一村民小组内左邻右舍庄的仪式性人性主要是为了进行社会关系的建构，浙北农村的仪式性人情反倒通过社会排斥机制将统一的人情圈区隔开来，使得原本构成一个整体的人情圈被区隔为大小不一、规模各异而无法互动的纵向圈层，使得以血缘与地缘为基础的人情社会被撕裂为冷冰冰的金钱帝国。
2.婚姻缔结中的男女情感区隔
如今，浙北农村的年青男女之间很难有自由恋爱之说，当下绝大多数婚姻的缔结都主要依靠父母的人为计划来完成。浙北农村的“父母之命”实质上是对男女情感互动的人为限制，其结果是婚姻缔结中的男女情感区隔。不少村庄的男女自由恋爱被父母之命阻扰，如果违背“父母之命”，恋爱男女很难“有情人终成眷属”。当地通婚圈的范围在地域上十分狭窄，大多数婚姻均在镇域范围内完成缔结，Z村的婚姻恪守“门当户对”，这几乎成为不可逾越的缔结原则和社会规范。
二十多年前，浙北农村在婚姻缔结上出现普遍的自由交往和自由择偶，父母之命不过是“参考意见”，媒妁之言仅为“表面形式”。[14](P325-326)相比于以前，浙北农村的婚姻发生了显著的既不同于传统时期也不同于当下广大中西部农村的现代婚姻。即使是在子代婚姻缔结中亲代权力具有较大作用的宗族性村落，子女之间的自由恋爱也不可能遭遇强烈反对，当下的“父母之命”与“媒妁之言”构成了打工经济背景下降低婚姻缔结成本的社会机制。
3.生活闲暇中的消费区隔
由于村庄不同村民消费水平在消费场所上的显著差异，村级商店便只可能供应大多数普通村民，于是在村庄社会的日常性消费中便形成了显著的城乡区隔。具体而言，Z村村民的日常生活消费在各方面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就消费地域而言，村里商店是普通村民的好去处。就消费内容而言，村民都是以廉价消费品为主，甚至是尽量减少消费以便增加储蓄。村里具备较好经济实力的村民则大多去镇里或市里消费。比如，Z村徐斌是村里的老板，自己家里有六台豪华轿车，自己平时穿的衣服都是国际名牌，一天需要消费两包中华烟。日常生活中的闲暇消费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村里的大多数村民都忙于赚钱，白天在工厂上班，晚上回家便处理家务和休息，不可能有所谓的闲暇时间；而村里的老板则时常去镇里唱歌、喝茶、吃饭。
4.公共文化参与中的舞台区隔
舞台区隔并不是指舞台表演中具有不同社会位置的村民之间的区隔，而是指村庄公共文化舞台中主体性演绎和参与式、屈从性演绎之间的区隔状态。舞蹈表演中的阔太表演者与村民观众、排球队训练中的普通村民与富人身份群体之间的隔离趋势便是这种舞台区隔的典型表达。
在Z村，参加舞蹈队的几乎都是有钱有闲的“富婆”，每到进行公开的舞蹈表演时，这些阔太们纷纷戴上自己的珠宝首饰，有的“富婆”喜爱表演，她们自己还会开着豪车到处参加汇演；而普通村民都在工厂打工，不可能来参加舞蹈练习，只能在劳累之余在晚会上凑个热闹。村里的排球队也是如此，参加排球队的大多是村里的工人，富人不会晚上来参加排球队的训练，每天晚上来村委会大院训练的人中，在集镇上做工的村民往往来的最早过来，他们来的早就可以自己架起排球网，不用顾忌输赢和比赛的规则，在正式训练前无拘无束地胡乱拍打一番；而之后来的人身穿正规的体育休闲服，默默地站在一旁，只是等到训练比赛开始后，才会加入进去。在比赛中，这些正规军们只是机械地参与着，远不如普通村民们投入；在对抗中，尽管普通村民和富人同属一队，但却丝毫无法被视为一只统一的队伍，一个球场上似乎是“双贫双富”四只队伍在进行着比赛或对抗。
5.居住生活区位中的空间区隔
在居住生活区位上，浙北农村展现出来的是在宅基地指标分配与区位划分中形成的居住“空间隔离问题”。[15]Z村的老宅大多临山而建，呈现出延山脚横向展开、前后排铺的居住格局，老宅大多是回字型结构，中间天井四周为住宅。1990年代以来，村民开始搬出老宅，在湖边择地而居，形成错落有致、高低不平、大小各异的临湖别墅。Z村居住生活区位在宅基地指标分配和住宅区位规划中发生了明显的分离性变化，村庄社会的生活空间被划分为不同的块状区域，这无疑构成了村庄社会空间地理学意义上的空间区隔。
近十年来，宅基地指标不断缩减，在宅基地指标的分配中，只有具有足够经济能力的村民才可能在宅基地指标的竞标中获胜。从现在村庄居住的分布来看，老宅大多是老人和外地农民工在居住，老宅附近的临湖区则是较早搬出老宅的一批村民，之后不断沿湖展开或是向公路两边进行扩展。现如今，村庄中地理位置优越甚至风景如画的地方都被有钱人占据，家里经济水平最低下的则依然居住在老村的四合院中。村中最有钱的村民大多在远离村庄之处的空地上建立起大型的别墅区，其居住空间开始与村庄隔离开来。
6.社会心理中的社会意识区隔
在中西部农村，普通村民对村庄社会分化的总体状态并没有清晰的社会认知。笔者在访谈中有意识地对不同村民的区隔意识进行追问，发现村民对自己的生活水平在全村有比较准确的定位，他们大体将村庄的生活水平形象地分为“站着的”、“坐着的”、“坐不下去也不会蹲着的”、“蹲在地上的”和“起不来的”几种类型。也就是说，村民在村庄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对自己的社会位置不仅具有清晰的总体性认知，而且具有明确的自我认知，这种自我认知作为一种社会自我意识会促使村民在日常生活中进行更加符合自己社会位置的生活行为。实际上，这种社会自我认同是村庄日常生活全方位区隔化在村民主体意识中的某种映射。
三、阶层视角透视下的农村日常生活区隔化
农村日常生活区隔化能够为常人所感知，其实质却并非如现象那般可见。在早先的研究中，浙北农村社会在总体上被区分为强富阶层、富裕阶层、中产阶层、普通阶层和贫弱阶层五大社会阶层群体，其中强富阶层和富裕阶层是村庄中的富人阶层，普通阶层和贫弱阶层则构成了村庄社会的底层。[16]从社会阶层的视角来分析日常生活中的区隔化现象则可以较好地把握其社会实质。本节将力图展示，阶层视角中的日常生活区隔化，实质上是农民阶层分化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表现。
1.作为阶层剥削的人际交往区隔
人际交往区隔并非人与人之间的区隔，而实际上是村庄中上中阶层对中下、下等阶层进行阶层剥削之后的结果。对于强富阶层和富裕阶层而言，村庄中的仪式性人情成为展示阶层地位、建构社会关系的重要工具。强富阶层和富裕阶层在人情中不断抬高人情的消费水平，不论是自己花费还是在随礼上越来越重。村庄的强富阶层和富裕阶层利用自己的经济优势和社会资本优势，不断抬高村庄仪式性人情的消费规范，并塑造出村庄内部的仪式性人情标准。村庄中的中产阶层在仪式性人情中面临最大的阶层压力，其原因在于村庄中产阶层与强富阶层之间阶层关系具有更强的一致性，他们在经济生产和村庄政治上都具有不可分割性，村庄中产阶层对村庄强富阶层具有依附性，中产阶层在仪式性人情中必须向富人阶层看齐。
尽管与村庄的普通阶层、贫弱阶层没有发生过多的人情往来，但是通过庞大的中产阶层，强富阶层和富裕阶层对村庄的人情消费标准和人情操办门槛进行了重新设定。普通阶层和贫弱阶层的人情圈主要是自己的血缘亲属和日常社会交往中的朋友，这两个阶层不可能花几十万来办酒席，但是他们举办仪式性人情的成本也与日俱增，在不堪重负的压力下，取消人情操办成为他们具有阶层共识的理性选择。如此，人情成本的提高通过村庄的中产阶层向中下阶层群体进行传递，而使得普通村民被迫卷入其中，并最终使得普通阶层和贫弱阶层被甩出主流人情圈。
2.作为阶层位置维系的恋爱区隔
没有恋爱的婚姻在现代社会几乎难以理解，但是浙北农村的婚姻却通过这种恋爱区隔的方式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村庄社会阶层位置的维系。婚姻缔结固然需要通过仪式性人情表达出来，但婚姻并不是通过仪式性人情来缔结，反倒是，仪式性人情是婚姻缔结的过程形态。在Z村，父母之命是婚姻缔结的主要方式，这种父母之命决非传统社会的婚姻缔结形态，婚姻缔结与恋爱无关，恋爱关系成为了村庄阶层关系维系的阻碍。Z村的年青男女对父母之命并不反对，甚至言听计从，因为他们也同属于社会阶层之内，他们知道，只有恪守“门当户对”才能维系自己的阶层位置。一旦这种自觉的意识形态内化到社会阶层个体后，“父母之命”对自由恋爱就显得不那么残酷，反而充满温情脉脉。
当然，强富阶层在为自己选择婚姻时的自由度更大，他们具有婚姻市场要价选择上的竞争力和要价优势。如果在本阶层无法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则可能会在下级阶层中进行选择，对于经济实力超强的强富阶层和富裕阶层，即使在中等阶层中寻觅婚姻对象也不会威胁到自己的阶层位置。反倒是，原本就面临婚姻缔结困难的普通阶层将难以顺利成婚，以至于不得不通过与外地打工群体结婚，来缓解本阶层的婚姻压力。
3.作为阶层表征的消费区隔
Z村的不同阶层具有不同层次的消费方式，强富阶层大多有自己的娱乐圈，一般去镇里消费，这种娱乐方式有利于扩大交际面，巩固自己的社会关系。强富阶层在消费上主要是豪车、名牌衣物和阔气的豪宅；而村庄中一般百姓的消费则与强富阶层存在天壤之别。村庄里进行高档消费的富人阶层和中产阶层大多是有闲有钱阶层，他们在村庄中不仅“明显有闲”而且“明显有钱”。他们可以从耗费精力的体力劳动中彻底解脱出来，进行一种“非生产性地消耗时间”。[17]P36村庄中的富人阶层和中产阶层不仅在村庄中追求“金钱的生活水准”，而且将日常生活中的消费指标提升为村庄社会的“礼仪标准”，[17](p76)以使得普通阶层难以望其项背。浙北农村中不同社会阶层的日常消费最终构成了一个阶层符号体系，吃喝、穿着、手机、抽烟等均成为表征阶层位置的生活符号和“金钱文化的表现”。[17]P122
4.作为阶层位置展示的舞台区隔
浙北经济发达，农村中的文化活动丰富多彩，镇里时常会下乡进行文艺演出，但是真正能够进行文化参与的几乎都是村庄中的富人阶层。阔太们不仅生活休闲，具有大量的时间进行文艺排练，而且在文化参与中时常是自掏腰包，购买精美的演出服装。在本村的文艺演出而中，阔太们的表演中所透露出来的珠光宝气不断地展示着阶层位置。不过，从展示力度上看，排球场上的区隔化效应更加明显，通过共同参与，不同社会阶层的位置界线在同一“舞台”上更加清晰可见。
5.作为阶层固化的空间区隔
居住空间主要指的就是村庄的宅基地资源的分配，在宅基地资源的市场化分配中，富人阶层利用自己雄厚的经济优势往往能获得大量的宅基地指标，而普通村民却无处可居。通过将违建房屋作为五金生产的工业用地，富人阶层不仅获得巨量的生活空间，而且获得了大量的生产空间，最终使其经济资本的累积以更加低成本的方式进行。富人阶层利用生活空间进行工业生产，进一步使得村庄生活空间分配呈现出阶层性非均衡的总体格局，如此一来，村庄居住空间中的空间区隔实际上是富人阶层对宅基地生活福利资源进行俘获之后的结果，其实质是生活空间分配中的阶层固化。
6.作为阶层认知的社会意识区隔
村庄中的不同阶层对自己的社会位置具有清晰的自我认知，这种阶层自觉意识的形成与村庄经济社会分化的历史进程有关。从社会生活的微观层面来看，这种社会意识中的阶层认知来源于社会阶层在长期的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相互比较，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随着五金加工业的不断发展，村庄社会的经济分化开始出现并不断加速，而日常生活实践中所透露出来的阶层差别在村民的社会意识中不断强化。在这种阶层自觉意识的指引下，村民个体会继续在日常生活实践中通过具体社会行为得到强化。从社会阶层视角来看，在社会变迁时期，村庄社会中的“相对剥夺地位”逐步形成，而这种自觉的社会自我认同意识最终确定为一种强烈的“阶层认知”。[18]
四、农村日常生活区隔化的缘由与农民阶层分化再生产
农村日常生活实践中的区隔化形态既是农民阶层分化的表现，也是阶层分化再生产的辅助社会机制。在资本区隔与权力区隔的双重作用下，村庄社会开始出现显著的社会分化。日常生活区隔化不仅是社会结构变动或是社会变迁的社会现象表达，而且是参与社会变迁的内在实践组成部分。区隔化的日常生活实践，意味着村庄社会行动者在日常生活的结构性构成中进行的各种具体实践，这种展演实践必然会“在再生产结构性特征的同时，也再生产出促成这种行动的条件。”[9](P89-93)
1.农村日常生活区隔化的缘由
农村日常生活区隔化是生活于村庄社会中的个体在具体而细微的日常生活实践中所能切身体验到的社会区隔感，然而，这种生活现象中的区隔化实际上需要从更为深层次的社会机制中寻求解释。浙北农村社会日常生活中的区隔化是乡村工业化不断发展之后的社会结果，乡村工业化对村庄社会最大的改造之处，在于形塑出经济体量差异明显的农民群体和改变了村庄体制性权力结构的生成机制。总体而言，日常生活区隔化的缘由可归结为农村工业化历程中逐步发展而出的资本区隔与权力区隔。资本区隔是村庄经济分化之后的资本占有分布的总体状态，在资本区隔的基础上，村庄社会衍生出权力区隔，两者在相互循环中完成各自的再生产，并最终形塑出广大社会阶层不可逾越的经济门槛和政治参与门槛。
（1）资本区隔 资本区隔是村庄社会群体所占有的资本总量的高度不均衡性及这种非均衡性的不可改变性。[19](P281-284)从浙北Z村的乡村工业化历史进程来看，1990年代的五金商品销售贩子逐渐成长为经济体量占有规模不等的五金加工商。在村庄的五金加工商中，取得最大成功的那批人并非最早从事五金商品的直接加工，而是从集体企业出来后开始跑销售，只有充分掌握了市场信息，才能在20多年的五金加工行业中不断积累财富，并最终形成村庄中的富人。与此相对的是，大部分普通村民成为五金工厂中的劳工或是村中的兼业农户，在村庄五金加工业不断实现集群化、研创化的发展过程中，逐步沦为村庄社会的普通阶层和贫弱阶层。
更为重要的是，现在村庄中的富人阶层和中产阶层都占有一定的资本、机器和劳动力，依靠这些资源，村庄社会的上层可以源源不断地进行资本的累积与再生产；而普通村民只能依靠出卖劳动力或是耕种土地来获取微薄的经济收入，如此一来，村庄上下阶层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阶层之间的流动机制基本上被阻断。在浙北Z村，富人阶层的资本占有总量以亿万计量，而普通阶层几乎不占有任何生产性资本，这种资本占有格局基本上决定了社会阶层关系的总体性非均衡，及其不可改变性。资本区隔构成了农民阶层分化的基础，资本区隔所包含的资本自我创造的逻辑同时也是阶层分化进行不断再生产的重要机制。因此，在资本区隔的作用下，村庄社会阶层分化不断加剧，并通过日常生活实践表达出来。
（2）权力区隔 资本区隔直接形塑出村庄日常生活的区隔化实践，权力区隔则构成了新形势下资本追逐政治化的工具。2000年以来，随着村庄利益的加速密集化，村庄社会中富人阶层的参政热情不断高涨，在乡村工业化向科技化、产业集群化发展的大趋势下，村庄内部的五金企业主只有通过俘获政治权力才能确保自己五金工业的顺利发展和资本经济体量的不断壮大。
浙北Z村的富人阶层能够以其强大的经济实力来参加村庄的政治选举，其背后最大的选举动力是为了实现经济实力的进一步扩展，他们是村庄中真正的“政治人”。[20]村庄中的普通阶层和贫弱阶层则成为被金钱收买的对象，他们不关心村庄政治也无力关心，对于他们而言，村庄政治是绝对意义上的富人的权力游戏，底层社会群体在资本的生产线上依靠出卖劳动力得到收入，村庄政治不可能进入他们的生活视野，他们是村庄政治实践中出卖选票的“政治冷漠阶层”（the apolitical stratum)。[21](P136-141)
一旦强富阶层掌控村庄体制性权力，那么无形中就形成了强富阶层对村庄政治权力的垄断，强富阶层依靠巨额资本成为村干部，村庄的整个政治参与的经济门槛和道德门槛便被建构出来，更为重要的是，村庄政治开始形成新的政治伦理，使得普通阶层被彻底排斥在政治门槛之外。[22]这样，村庄的政治权力必然成为少数富人的权力游戏，即使其内部存在激烈的政治争斗，也只是富人阶层之间的势力角逐，而与普通百姓毫无关系。
2.日常生活实践与农村阶层分化再生产
日常生活区隔化自有一套不断循环的社会实践机制，由资本区隔和权力区隔形塑出的阶层分化也形塑出了区隔化的日常生活，而日常生活的不断实践，也生产出阶层分化再生产的社会条件。从日常生活的结构性构成来看，仪式性人情中的人际交往实践具有进行经济分层的社会确认功能，[23]村中的婚姻缔结的“门当户对”则更能说明问题，村庄社会中的“父母之命”和年轻男女的阶层自觉使得没有爱情基础的婚姻缔结显得那么心甘情愿，这种传统婚姻缔结模式包装下的高度经济理性化的现代婚姻，构成了社会阶层分化再生产的重要社会机制。
即使没有“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在浙北农村，年青的男女也不可能真正超越个体身上的阶层印迹而进行所谓的自由恋爱。现在，村庄所有的年青男女都生活在一个阶层社会之中，社会阶层对个体的塑造早已使每个个体都成长为个体化的阶层符号，不同的阶层符号之间往往充满张力，这种情感的阶层性决定了美好的乡村爱情故事注定只能在本阶层内部完成。
村庄的消费、闲暇、文化参与也都是日常生活实践基本面向，这三种日常生活实践形式构成了社会分化的表达渠道和强化机制，使得不同的社会阶层能够在村庄的公共领域中不断地展现自我和熟悉彼此，以此来加强对自身的社会阶层位置的自我认同；而这些最后都化为村民个体社会心理层面的阶层认知。一旦形成了这种阶层认知，村民的日常生活便会受到阶层自觉的无意识指引，从而在不断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参与村庄社会阶层分化的再生产。
由此，村庄社会中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实践构成了整个社会阶层分化再生产中的必要一环，农村日常生活区隔化与农民阶层分化再生产的总体机制与内在逻辑可以用下图进行简要归纳(图略）
五、结论与讨论
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农村日常生活正在发生着巨大的深刻变迁，浙北农村是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农村的代表，尽管其与当下广大中西部农村具有较大不同，但无疑都属于新乡土中国时代村庄社会生活的重要类型。浙北农村的高度工业化使得村庄社会已经发生显著的社会分化，并在村庄的日常生活中淋漓精致地表现出来，日常生活区隔化的实质是村庄社会阶层结构的深层分化。
综合上述分析，本文的结论为：农村日常生活在人际关系、婚恋情感、生活消费、日常闲暇、居住空间及社会心理等方面呈现出区隔化状态。仪式性人情中的阶层剥削、婚姻缔结中的阶层位置维系、村庄闲暇中的阶层表征、公共文化参与中的阶层位置展示、生活空间配置中的阶层固化、社会群体意识中的阶层认知是农村日常生活区隔化的实质。农村工业化历程中逐步发展而出的资本区隔、权力区隔以及两者“结盟”之后生成的阶层流动阻隔之网是日常生活区隔化的缘由。农村日常生活区隔化既是农民阶层分化的表现，又构成农民阶层分化再生产的社会机制。
农村日常生活的区隔化并不仅仅在于使得生活于村庄中的不同社会阶层能够相互感知和共同体验，更重要的是日常生活的区隔化实践本身便构成了社会阶层分化再生产的一环。毫无疑问，社会阶层分化的加剧会导致整个农村社会结构的固化，由于社会阶层流动渠道被阻却，社会结构限制了底层社会阶层实现生活利益与追求的能力，村庄社会秩序将由于“结构紧张”而趋于紊乱。[24]在浙北农村，社会表面秩序良好的村庄并不意味着村庄社会结构的合理，反而可能恰恰是因为村庄社会的高度分化，村庄社会中不同阶层之间的互动存在严重阻隔。目前浙北Z村日常生活看似平静，可针对富人阶层的农民上访却频发不断，普通村民对富人阶层也颇多怨恨，这或许正是村庄社会结构固化的真实写照。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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