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周期：2024年12月30日-2025年2月27日
寒假期间我阅读了莱因哈特.本迪克斯的《马克斯.韦伯思想肖像》一书。下面我以韦伯的“地位团体”概念为例阐述韦伯思想的重要特征。
地位团体（Stand）一词在德语中原指某个人或其团体的社会地位，通常被用来指较高的社会等级。韦伯在早期研究中用它来指称容克贵族、工业家、德国官僚等群体，其本质是由共享的生活方式、文化声望与社会荣誉形塑的共同体。在之后的宗教社会学研究中，韦伯将这一概念发展成更加具有普适性的分析工具。理解这个概念的关键，在于将其与马克思的“阶级”概念进行方法论比较。马克思认为阶级的划分由以个体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中的位置决定的，阶级的不同本质在于经济权力和机会的不平等分配。韦伯认为马克思对社会群体的分层的标准是单一的，经济决定论的，并没有充分考虑观念对群体的影响，对群体行动的解释力是不足的。相比之下，地位团体概念更突出文化、身份等多元维度，团体的边界不仅通过经济资源的垄断，更借助生活方式的排他性实践（如消费模式、社交礼仪）得以维持。可以看出反对单一经济决定论，强调观念、文化因素与物质利益的交互作用的分析视角是韦伯思想的重要特征，把握这一特征有助于理解韦伯宗教社会学研究。
韦伯对资本主义精神起源的研究可以体现出他独特的分析视角。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分析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亲和性：将勤勉工作视为荣耀上帝的义务的天职观与新教禁欲主义的伦理观有利于培育一种理性的商人群体生活方式，这客观上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观念和文化的基础，而这些地位团体在从事各种彰显身份、地位、声望的交往活动中维持了其群体的边界的同时也借此持续垄断其经济、政治资源。
阅读周期：2025年2月27日-2025年3月30日
本月阅读书目如下：《支配社会学》，马克斯.韦伯著，康乐、简惠美译；《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王亚南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著。三本书都关注了中国官僚制的话题，以下就此话题，以对《支配社会学》的理解为主，关联到另外两本书，谈一谈我的认识。
支配，一般来说，是一对一、一对多或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影响、控制、操纵，对韦伯来说，“支配乃是共同体行动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而“韦伯所理解的社会学是研究社会行动的，但仅限于对所涉及的人们具有某些主观意义的社会行动（《马克斯.韦伯思想肖像》）。”支配的形成有赖于被支配者的服从，基于产生服从的正当性基础不同，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的支配结构：法理型支配、传统型支配、克里斯玛型支配。支配者对被支配者的权力服从的正当性基础建立在对合理的规则的遵守、服从基础上的支配类型就是法理型支配，（现代）官僚制支配是法理型支配最纯粹的实现形式。家产制支配属于传统型支配类型，家产制支配有赖于被支配者对支配者个人的恭顺和服从，被支配者笃信这种恭顺和服从关系是天经地义的，来自神圣传统，不可违抗。家产制支配结构和官僚制的行政组织相结合就构成了家产官僚制的支配结构，典型例子就是皇帝为了延伸统治范围，将个人权力触达遥远的地域或者处理专业、复杂、繁多的事务而建立的官吏组织，以便高效行政。
《支配社会学》第三章涉及到对中国家产官僚制的研究。家产制的君主与其支配下的官僚行政组织的互动过程中存在着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一方面，皇帝为了实现对广大土地进行统治，必须建立大规模的行政组织。大规模水利工程、军事防御工程、常备军的管理等都涉及到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调动，需要具备一定的知识的官吏系统。因此家产制国家的支配者需要放权给官僚们、并且施以物质报酬、给予身份荣誉。另一方面，家产官僚制下的官僚具有独立和离心的倾向。由于获得独立的经济来源、或者由于选任资格的封闭性、或者由于官职世袭化等等原因导致官僚组织被地方望族掌控，作为家产制国家官僚支配者的权力就会被削弱、分化，官僚行政效率会下降，甚至逐渐脱离中央的掌控，为此家产制支配者通过设定任期、监察官吏空降、实行任期回避等制度来防止官职被占有、垄断。
中国家产官僚制相较其它传统型支配而言理性化程度较高，这尤其归功于科举取士的制度。科举制虽有类似工业化早期的教育选拔机制，但由于缺乏针对性的技术知识（如专业化会计制度）、缺乏足够体现纯粹官僚制“切事化”特点（按规则办事、执行事务遵从工具理性原则）的训练规则，且其内含强调“恩护关系”“恭顺义务”等儒家伦理的知识，导致人伦关系凌驾于事务规则，因而缺乏官僚化、理性化的内在条件。而在王亚南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中，秦汉以降的官僚体制本质上是以地主经济为基础的政治上层建筑，皇帝与士大夫官僚共同构成地主阶级的政治代理人。二者间围绕相权与皇权的博弈、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消长，实为同一统治阶级内部的利益再分配，其冲突并未动摇地主经济这一根本制度根基。科举制作为服务于官僚阶层再生产的工具，一方面为寒门上升提供了通道，缓和了阶级矛盾；另一方面，门第垄断和恩荫制度以及实际运作中的舞弊现象造成了科举取士的公平性被严重稀释，而且作为巩固既存上层建筑的驯化手段，也使得剥削与被剥削的经济基础更加难以突破。钱穆则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展现出民族主义倾向以及抱有对传统士大夫明君贤臣治世理想的美好憧憬，反对一昧将以往的官僚政治制度视为黑暗与专制的，认为优秀先进的制度古自有之，在赞扬君臣共治和科举取士的盛世善治同时，也表达了对八股取士扼杀创造性和君权膨胀的批评，主张发掘本土良策运用于当时的政治变革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