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周期：2024年10月26日-11月26日
在上个月阅读完涂尔干的《自杀论》之后，本月我继续阅读了涂尔干另外几本书，以此来更加全面的了解涂尔干的社会学理论，主要包括《社会分工论》、《原始分类》、《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在涂尔干的社会学理论中有许多值得和大家分享的，本次比较想着重分享的是涂尔干关于职业伦理的相关观点。
在涂尔干所处的时代，社会进入了工业化高峰时期，在《社会分工论》序言中涂尔干就强调了职业群体的重要性。他认为职业群体及其伦理规范在国家与个人之中发挥重要的中介作用。在工业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社会分工日益细化，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人们的欲望也在不断增加，如果不择手段的追求利益，公民的道德信仰崩塌，会使社会处于一种“失范”状态，应对这种状态涂尔干提出以职业团体为核心的一种社会改良方案。
在《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中，涂尔干详细论述了有关职业伦理的内容。他首先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与其他领域的伦理相比，职业伦理具有哪些一般的性质？第二，确立职业伦理，使职业伦理能够发挥正常作用的一般必要条件是什么？对于第一个问题，涂尔干认为职业伦理与其他伦理与众不同的特征就是无关公意对它的看法。因为不同职业具有不同的职业伦理，而每一种职业所需要发挥的功能不同，并不是每个人都了解这些功能究竟是怎样的，这些功能更多的存在于特定职业的行动领域内，而与公意的联系就没有那么紧密。对于第二个问题，涂尔干认为确立职业伦理并使其发挥正常作用的必要条件是社会中存在着不同的职业群体，这些群体内对各自的职业有不同道德规范要求，并在群体内部要求职业人能够有效的履行。涂尔干强调集体权力可以凌驾于个体之上并对其具有约束力，为了让职业伦理能够对个人产生规范效力就需要职业群体的出现来形成这种“集体力量”。
涂尔干认为职业伦理带有一定社会群体的特性，即一个群体的规模越大、内部结构越完善、规范越多，对个体就具有更强的约束力，所以职业伦理的发达与否和组织的程度有直接的关系。军人、律师、政府人员这些与国家具有紧密联系的群体已经有了较规范的职业伦理，但是当时的经济领域却没有，因为经济活动完全是个人自发行为，没有形成普遍的职业内公意，经济领域的道德规范缺失会使社会陷入一种无序的状态，所以需要在经济领域建立伦理规范来保障社会的稳定秩序。涂尔干关于这部分的论述其实也就回应了其在《社会分工论》中关于解决社会失范问题的解决方案，即发挥社会职业团体的力量。
阅读周期：2024年11月27日-12月29日
12月我主要阅读了韦伯的《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及福柯的《规训与惩罚》和《疯癫与文明》这四本著作。本次我主要想和大家分享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一书中关于疯癫与理性关系的演变，探究理性是如何一步步实现对疯癫的控制。
《疯癫与文明》可以说是福柯所写的一部关于“疯癫”的演变史，主要介绍了疯癫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文艺复兴时期，此时麻风病消失，贫困、犯罪者和精神错乱者被归为“疯癫者”，作为社会新的非理性形象取代了麻风病。“愚人船”成为对待疯癫者的方式，承载着被驱逐的疯人，将他们放逐到大海去往未知的目的地。在这一时期的疯癫与理性并没有完全脱节，疯癫只是被视为一种反常的存在。当时的人们对待疯癫并没有特别厌恶，文艺复兴时期的很多作品都是以疯人形象作为主角，以疯癫的外表来表达理性话语。
第二阶段是中世纪时期，此时理性开始排斥疯癫，疯癫被定义为是罪恶的、非道德的，疯癫者的形象扩大到了游手好闲者、流浪的乞丐和穷人，并对这些疯癫者采用新的强制措施：“大禁闭”。社会以理性为标准来对人的行为进行评价，所有具有非理性特质的人都将被禁锢起来进行监禁管教，在禁闭所中疯癫者需要通过劳作来自救，劳动成为赎罪的方式，拒绝劳动会受到道德审判。此时理性开始建构一种话语权，对疯癫进行指认，使得疯癫站在理性的对立面，疯癫者被强制监禁，逐渐在现实中沉寂。
第三个阶段是近现代时期，随着医学的发展疯癫被视为精神疾病，精神病院也称为安置疯癫者的新场所。疯癫者需要接受道德和宗教秩序的教育，认识到自己行为是错误的并进行忏悔。在精神病院里理性以自然科学的形象出现，医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并不一定具有专业的医疗知识，但通过借用科学的面具，成为科学的代言人，对疯癫者具有家长和法官一般的绝对权威，代表理性对非理性的疯癫进行征服。至此，疯癫并被整合进社会结构里，理性作为最高标准实现了对疯癫的完全控制。
《疯癫与文明》通过描写疯人这种边缘化群体，反映了理性与非理性的对抗，既是一部疯癫的历史，也是理性如何建构话语权将疯癫变成失声哑巴的历史。但是在这一历史演变过程中，依靠的并不是理性知识自身的深化，而是社会组织、制度等这些知识以外的因素，理性知识只是构建权利话语的工具，为社会排除异己。所以在福柯笔下的“疯癫”其实并不是疯人，真正疯狂的是理性对疯癫的专制。
阅读周期：2024年12月30日-2025年2月27日
本月我主要阅读了韦伯的《支配社会学》、《经济与历史 支配的类型》以及《学术与政治》，主要想和大家分享韦伯在《支配社会学》中所提到的家产制支配这个概念。
韦伯将支配类型分为法理型支配、传统型支配以及卡里斯马型支配。家产制支配是传统型支配理论的核心概念，家产制源于父权家长制，父权家长制以家族为单位，家长的权威基于血缘纽带和传统习俗，支配者与被支配者之间是直接的、人格化的恭顺关系，强调对家长个人的忠诚，家长的权力是绝对的，但是受传统约束，范围局限在家族内部。当家长对家族成员的权威扩展为对领土和臣民的支配时，也就是将家长权力延伸到政治领域时，便形成以“家产-官僚制”为载体的政治形态。在家产制国家中，支配者处于核心地位，如同家族中的家长，依据传统习俗确立的继承规则获得权力，而臣民则基于“历来如此”的惯性服从。
家产制的核心特征表现为行政体系的私人化。官员作为统治者的“家臣”依附于君主个人权威，其任免不依据专业能力而取决于君主的个人意志，政治权力被私有化为统治者的家产，税收征收与资源分配也成为统治者的私人经济行为，司法裁判依赖统治者的个人决断而不是普遍规则。因此，在家产制国家中既把对家内的支配原则扩展至国家，以管理家庭的方式管理一个政治共同体，又把国家的财政、子民、军队等化为君主家产。这种权力私有化在形式上维持传统权威的象征秩序，但实际上却存在官职买卖、包税制和俸禄分封等方式让官职成为可以交易、继承的私有财产，从而使官员可以从中谋取私利。家产制进一步扩张之后，统治者通过亲信家臣直接控制核心权力，形成一种集权模式。在边疆地带则衍生出封臣制，通过军事采邑的方式让地方效忠，形成“等级制家产制”，而当统治者彻底摆脱传统约束时，就会产生极端的个人专制，此时权力完全依赖于君主个人意志。
在家产制支配中，统治者为强化个人权力，实现有效支配，需要行政理性化，但官僚系统的专业化、理性化会破坏权力的私有化，最终瓦解传统的人身依附关系。例如普鲁士官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设置专业化的文官考试制度与中央财政机构来强化国家能力，但是也破坏了传统家产制的基础。在《支配社会学》中韦伯通过比较中国秦汉官僚制、欧洲封建制以及伊斯兰哈里发制度指出家产制并不是静止的制度类型，也不是的过渡阶段，是一个动态的领域，伴随着传统与理性的交织。
阅读周期：2025年2月27日-2025年3月30日
三月我主要阅读了福柯的《性经验史》、《词与物》以及吉登斯的《现代性的后果》、《亲密关系的变革》四本书，本次主要想和大家分享一下福柯在《词与物》中提出的“人之死”这个概念。
福柯在《词与物》中通过分析西方知识体系中“词”与“物”关系的演变，揭示“人”作为现代知识核心的建构性与局限性，并宣告“人之死”这一颠覆性命题。福柯提出，西方知识史并非线性进步的历史，而是由不同“认识型”的断裂与重构构成。他划分了三个主要认识型阶段：在文艺复兴时期，知识以“相似性”为基础，通过象征、类比和神秘联系来体现，语言与物尚未分离，词与物通过直接的象征关系表现。在古典时期，知识转向对表象的清晰分类与系统化，语言成为“透明的工具”，用于精确描述和排列事物，人作为认识主体将世界纳入理性框架，但此时“人”尚未成为知识的独立对象。到了现代，知识关注事物的功能、过程与关系，而非表象，人成为科学研究的客体，语言与物的关系变得复杂化，词不再直接指涉物，而是参与构建现实。
福柯提出的“人之死”并非否定人类存在，而是批判启蒙运动以来将人视为理性主体的哲学传统。福柯认为，近代以来以笛卡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哲学将人置于认识世界的中心位置，将“人”塑造为知识的主体和客体的双重角色，通过科学分类、语言体系和社会规范，构建了一个以人为核心的秩序世界。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与自然的联系基于象征和类比，尚未形成主客对立。17世纪后则强调理性对世界的清晰划分，人通过语言和科学将事物纳入分类框架，例如生物学分类学的发展。进入现代，人进一步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比如心理学、社会学，人的本质被解构为功能、关系和过程，而不是先验存在。福柯指出，这种主体性并不是天然存在的，而是知识体系通过话语实践和历史条件逐步构建的“幻象”。19世纪后的人文科学将人本身纳入研究范畴，表面上是探索人的本质，实则通过知识体系将人客体化。例如，生物学将人视为物种进化的产物；经济学将人简化为劳动力或消费者；心理学将人的意识拆解为可分析的机制。这种客体化过程使“人”成为权力技术操控的对象，知识不再是对真理的追求，而是权力运作的工具。福柯由此提出：“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沙滩上的一张脸”，宣告以人为中心的认知模式的终结。所以，“人之死”并非指物理意义上人类的消失，而是指作为知识主体的“人”的消亡。
阅读周期：2025年3月31日-2025年4月29日
本月我主要阅读了四本书，分别是吉登斯的《社会的构成》和《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戈夫曼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以及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本次主要想和大家分享的是《社会的构成》中关于时空与例行化、区域化的内容。
在《社会的构成》中，吉登斯结合时空因素对社会结构和人类行为进行分析，他主张将社会行动置于具体的时空中进行考察，强调时空是社会互动的内在构成要素。时空、例行化与区域化三者共同构成社会再生产的动态循环，例行化实践在特定时空中展开，实践通过不断的重复将其固化为制度规则，规则形成之后反过来约束新的时空互动，脱嵌机制将局部形成的规则扩展到全局，在实践中产生的意外后果引起反思性监控进而来推动结构变革。
从时间维度上看，例行化是社会互动关系在时间进程中的再生产，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行为都具有例行化的特点，例如每天固定的作息以及日常的社交礼仪等等，人们通过日复一日的重复这些行为来建立对生活世界的信任感，缓解存在性焦虑，从而维系了不在场互动过程中的本体性安全。但是例行化实践也可能因一些未被认知的条件产生意外后果，这些后果又通过重复实践被纳入结构之中。
吉登斯将区域化定义为时空分区的形式化模式，强调社会互动在时空中的边界划分如何体现权力关系与角色规范。不同的空间区域，例如家庭、工作场所、商场等，都有特定的行为规范和互动模式，借助戈夫曼的拟剧理论，在社会互动中可以将区域分为前台和后台，前台是公开的、受规则严格约束的互动空间，比如办公场所，行动者需在其中扮演制度性角色，后台则是私密的、规则松弛的隐蔽空间，例如家庭，在这里允许角色放松自我。
吉登斯将时空维度置于结构化理论的核心，指出社会系统的稳定性依赖于例行化实践和区域化对互动模式的系统分割。比如在工业化社会，时间表实行的是八小时工作制，社会空间规划也将工厂与住宅区分离开来，这些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又通过日常实践人们一复一日的常规操作来不断强化这一结构来维持社会的稳定性。时空的可逆性也可能被打破，随着现代性进程的加速，例如交通与通讯技术的发展，使社会关系日益脱离地域限制，但个体仍需通过区域化，比如“家”来作为情感归属的时空支撑点，以此来维持本体性安全。这一分析不仅揭示了社会结构的时空依赖性，也为理解全球化背景下地方性与普遍性的张力提供了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