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周期：2024年10月26日-11月26日

本月共阅读四本书，分别为《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大国宪制—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苏力著；《法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指南》，侯猛著；《法律的经验研究方法》，陈柏峰著。本次主要围绕《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中的审判委员会制度汇报读书感想。

苏力针对当时学界认为“审判委员会这一制度侵犯了法官的审判权，不利于司法独立”的一些观点，以简单枚举到细致深入的论证证明了审判委员会制度在当代中国得到长期坚持的相对合理性。根据“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脚指头知道”这个定理，苏力以法官自己对审判委员会的评价作为切入点，通过访谈调查了解到虽然有法官对审判委员会的运作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但是并没有对制度的功用和必要性提出质疑，法官们支持这一制度的主要理由如下两点：一是如果一律实行法官独任审判或合议庭多数法官决定容易造成司法腐败或不公正；二是审判委员会可能已经起到了在辖区内统一执法标准，提高法官职业素质的作用。但是对于法官的理由是否可信还需要排除两个因素，一是院长是否能决定或影响审判委员会的决策，二是审判委员会是否会受到某个业务较强的委员太大影响而使案情讨论变成走过场。作者通过制度层面的规定以及法官对自己职责和权力的理解认为虽然这两种因素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和普遍，并且如果更加细致地考察会发现审判委员会制度对于普通法官有更深层次的功能：帮助法官抵制或排除那些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由于基层法院处于一个熟人社会中，法官在这种环境下更容易受到各种社会关系的影响，法官们也更希望有一个制度在中国基层特定的环境中分担自己的责任和风险。苏力通过以上分析得出结论：司法独立并不仅仅是法官个人的独立问题，还是一套制度上的问题，审判委员会得以存在并获得事实上的正当性，有着更深刻的社会结构性、功能性的原因，历史上也没有什么只有优点没有缺点的制度。

个人的思考与感悟：在分析一个现象或一个制度时，不能仅仅停留于表面或者盲目跟随西方学者的观点，而是要基于制度背后的社会予以分析，以多个观察角度，挖掘其存在的深层作用与意义，并且能够站在对立面思考问题，使自己的论证更具有说服力。正如苏力在书中不仅以法官个人的视角切入，而且也强调了法官之外视角观察的重要性，在列举出法官的支持观点时也会从对立面分析可能存在的怀疑之处。

阅读周期：2024年11月27日-12月29日

  本月共阅读四本书，分别为《支配社会学》《非正当性的支配·城市的类型学》，马克斯·韦伯著；《规训与惩罚》《疯癫与文明》，米歇尔·福柯著。本次主要围绕《支配社会学》中的支配类型汇报读书感想。

  韦伯认为支配的正当性有三种原则：一是具有合理的规则制度；二是基于长期的传统与习惯；三是对神圣性的依托，把一些具有天赋的人当作救世主。基于上述三种原则，韦伯把支配类型划分为官僚制支配、传统型支配和卡里斯玛型支配。官僚制支配是一种基于规则和法律的政治组织形式，各部门有明确的分工和层级结构，官员成为一种职业，他们可以得到固定的俸禄，官僚化为贯彻行政职务专业化提供了可能，韦伯认为官僚制一旦确立就会成为社会组织中最难摧毁的一种，它是将“共同体行动”转化为理性并且有秩序的“结合体行动”的特殊手段。传统型支配是基于长期的社会习惯，其中最纯粹的是以家庭亲属关系为核心的家父长制支配，权力主要集中在家长手中。韦伯还论述了在家父长制支配基础上逐渐发展出家产制支配与封建制支配两种特殊的变形，家产制支配是通过分配土地给家里的年轻男子或其他依附者，将家权力分散化，封建制支配的特征是在领主、诸侯、小诸侯之间通过封地建立起层层分配的权力关系。卡里斯玛支配是基于对超自然的崇拜，支配者是具有非凡能力的先知或英雄，这种支配类型与前两种最大的差别在于其满足的是超日常的需求。韦伯认为这种支配类型具有明显的不稳定性，往往与非理性经济形式相关，它在历史上只能是短暂的过渡现象，若要向持久性方向发展，必然会转向传统型或官僚制支配。

  韦伯认为不同的支配结构塑造出不同的政治与社会的意识形态并且产生极为不同的生活态度。他不仅在三大类支配类型之间对比，即使是在同一支配类型中他也会对不同的发展形式进行对比分析，从而让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每一种支配类型的特征，例如在传统型支配中，他论述了家产制与封建制在支配形式、权力的稳定性、集中程度以及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等方面的差异。韦伯对支配类型的划分展现了权力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为我们理解社会权力结构和政治支配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同时也反映了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过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分析不同社会和历史时期的权力运作方式。

阅读周期：2024年12月30日-2025年2月27日

本月共阅读四本书，分别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经济与社会》，马克斯·韦伯著；《生命政治的诞生》《性经验史》，米歇尔·福柯著。本次主要围绕《生命政治的诞生》中生命政治理论分享读书感悟。

福柯认为18世纪是西方权力技术的分水岭，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有稳定的劳动力，国家要保障劳动者的健康以维持生产效率，统计学、医学、经济学的发展使测量、干预人口成为可能，并且现代国家不再满足于领土的控制，而是追求通过优化生命质量来增强国力。福柯认为，生命政治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它是一种新型的权力技术，其核心在于通过治理“生命”来实现对社会的控制，即权力不再仅仅关注个人的身体，而是将“人口”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管理，关注社会的出生率、死亡率、疾病、生育等生命过程，这个概念的提出标志着福柯的权力理论从规训社会向治理社会的转变。生命政治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对于他之前提出的规训权力而言的，规训权力主要通过监狱、学校、医院等机构来规范个体的行为，而生命政治则转向人口层面的管理，将人口视为自然现象，强调以更加科学的管理促进生命，通过改善卫生条件、优化城市规划等方式提高人口的安全及效率。 

福柯把生命政治与治理术紧密联系起来，治理术是引导人类行为的技术，福柯分析了治理术在不同阶段的发展。在国家理性阶段，治理术与国家权力结合，强调通过法律、治安和公共管理来增强国家力量；在生命政治阶段，治理术以“生命权力”为核心，转向对人口的治理，在允许一定自由的同时也要控制风险，例如通过统计学计算风险发生的概率，通过改造社会环境来间接引导人们的行为。福柯还分析了生命政治与自由主义治理术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自由主义治理术本质上是一种生命政治的实践，它通过治理人口的生命过程来实现对社会的控制，其核心在于“节制的治理”，通过最小化的干预手段来管理人口，确保治理手段的合理性，试图在经济自由、公民权利和生命政治之间取得平衡，同时他也强调了自由主义治理术的悖论，它既需要创造自由、又必须限制自由以实现治理目标。福柯用他的生命政治理论描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权力如何通过治理生命来实现其治理逻辑，不仅揭示了权力的新形式，还对传统政治哲学的框架提出了挑战。

阅读周期：2025年2月27日-2025年3月30日

本月共阅读四本书，分别为《知识考古学》，米歇尔·福柯著；《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性的后果》《民族国家与暴力》，安东尼·吉登斯著。本次主要围绕《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做读书汇报。

吉登斯所理解的现代性是一种起源于17世纪欧洲、后逐步全球化的社会生活与组织模式，其核心是制度化的“断裂”，他认为现代性有四个特征：一是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资本流动趋于全球化。二是工业主义的发展促进技术变革，机械化生产普遍化。三是监控系统的发展促使国家通过信息控制、行政管理和技术手段对人口进行精细化治理。四是军事力量发展，现代战争技术工业化，大规模杀伤武器出现。吉登揭示了现代性的内在矛盾：一方面个体从传统的宗教、等级束缚中解放；另一方面，现代性也伴随着“高后果的风险”，即具有全球性影响、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的风险。

吉登斯所定义的自我认同是指个体在反思性活动中，通过整合过去经验与未来期待，建构出的关于“我是谁”的连贯叙事。自我认同涉及到几个具体的概念：主我、宾我及非形体化的自我，“主我”是个体的原初意志，是积极的、主动的自我意识部分，它代表着个体的主观能动性，能够从语言、概念和符号系统中获取意义，并形成主体性的话语体系。“宾我”是自我意识形成过程中获得的社会认同部分，是个体与他人互动过程中被社会化的自我。“非形体化的自我”是指个体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身体经验和社会角色的束缚，表现为一种“旁观者”的角色，个体从外部观察自己的行为和经验，甚至对自身的行为进行批评或控制。一方面，现代性重塑自我认同的机制。在传统社会中，个体的自我认同往往由出生、性别、家庭背景等既定因素决定，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但在现代性条件下，自我认同不再是一种既定的身份，而是成为一种需要个体主动构建和不断反思的“项目”，个体需要通过反思自己的生活经历、选择和行为来塑造和调整自我认同。另一方面，自我认同又反作用于现代性，个体在构建自我认同的过程中，可能会参与社会行动，从而对社会制度产生反作用。

这本书是吉登斯从微观角度考察现代性如何重构个人，在书的最后一章吉登斯讲到了从“解放政治”到“生活政治”，解放政治的目标是从压迫性结构中解放个体，而生活政治转向“解放之后如何生活”，自我认同问题也是生活政治的一个表现。

阅读周期：2025年3月31日-2025年4月29日

本月共阅读四本书，分别为《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纲要》，吉登斯著；《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戈夫曼著；《男性统治》《实践感》，布迪厄著。本次主要围绕《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纲要》分享读书体会。

本书体现了吉登斯的核心思想，即结构二重性理论，他首先批判了传统的主客二元对立观，他认为，传统的结构社会学与方法论个体主义都过于极端，存在明显的缺陷，这两种理论要么过于强调社会结构的客观存在，要么夸大了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吉登斯认为社会结构与个体行动并不是截然分离的两极，而是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的。社会结构由规则和资源构成，这些规则和资源作为社会行动的条件既制约着个体行动，个体行动者在实践中又会有意识地运用这些规则和资源，不断地测试和确认这些规则，从而再生产出社会结构。

吉登斯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他认为不论是主体的构建还是社会客体的构建，根基都在于紧密渗入时空中的社会实践，其中他讲到了实践意识，实践意识指的是行动者在社会生活的具体情境中，无须言明就知道如何进行的那些意识，是行动者对社会规则的自觉意识。他强调要将实践意识与无意识、以及话语意识进行区分。话语意识是个体能够通过语言明确表达、反思和理性化的知识或行为动机，它涉及对自身行动的清晰认知，能够用语言向他人或自己解释“为什么这样做”，这种意识通常体现在行动者对行为的反思性监控中，即行动者能够用语言表达自己对行为的思考和理由。无意识是个体完全无法觉察的心理过程或行为动机，它们深藏于意识之下，无法通过语言直接表达。这三种意识是一种动态互动的关系，某些行为可能从童年习得的无意识经过不断地重复发展为实践意识，再通过反思升华为话语意识。吉登斯还将时空观念纳入了他的结构化理论，一方面，社会系统通过时间和空间的延展实现跨时空协调，使社会关系超越面对面互动的局限，另一方面，时空也是权力运作和资源配置的核心媒介，社会活动在时空中的分区域组织，能够体现权力与规则的分布。 

吉登斯通过结构化理论消解了传统结构理论的二元对立，将社会视为“结构”与“行动”在时空中的持续互动过程。他揭示了结构是内在于实践的规则与资源，个体既受结构约束，也能通过反思与行动改变结构。

阅读周期：2025年4月30日-2025年5月29日

本月共阅读四本书，分别为《实践与反思》《学术人》《再生产》《世界的苦难》，布迪厄著。本次主要围绕《学术人》分享读书体会。

布迪厄把学术界看作一个相对自主的场域，他批判了“学术中立”的观点，认为学术活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虽然知识分子经常以“价值中立”自居，但其实他们的学术选择，包括选题方向、方法论等都会受到场域规则与外部权力的制约。以大学场域为例，人们在其中会为了确定各种条件与标准而斗争，像资本一样运作，可以生产出特定的利益，学者们会通过争夺学术声誉、研究成果、职位头衔等文化资本来确立自己的地位。他认为大学场域是根据两个相互对立的等级划分原则而建构起来的：一个是根据继承的以及当前有的经济政治资本形成的社会等级，另一个是根据科学权威或智识声望的资本而形成的，也就是经济政治权力场域和文化权力场域之间的对立。由此，他进一步根据院系把大学场域划分为两类：文学院和理学院属于一类，法学院和医学院属于一类，文学院与理学院是追求“纯粹知识”的自主性场域，法学院与医学院是依附于社会权力的“实用场域”，法学院和医学院的核心资本是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其知识生产与社会权力结构高度绑定。两类学院之间的对立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科学能力和社会能力之间的对立。因此，从被统治阶级成员到统治阶级成员，从理学教授到法学、医学教授，人们会越来越倾向于把大学的社会职能凌驾于科学职能之上。

具体到微观层面，学术场域内部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各类学术团体通过制定标准、控制资源来维护自身地位，形成排他性垄断，这些团体将自身的评价标准塑造为“普遍价值”，使边缘群体，特别是新兴学科及非精英机构学者被动接受其规则。但是这种稳定性并不是绝对的，也会面临不同程度的危机与变革，例如 1968年法国学术界发生的变动。布迪厄把这种学术场域因为内部矛盾或外部冲击引发的剧烈动荡期称为关键时刻，这个时候既有的学术秩序会受到挑战，这种“关键时刻”也揭示了学术场域并不是纯粹中立的状态，而是充满利益计算与权力关系的。学术场域的稳定性依赖于团体对特权的捍卫，但这种稳定性本质上也是脆弱的，外部冲击或内部矛盾可能打破平衡，引发权力关系的重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