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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子怡阅读书目(截至2024年12月29日)
2024-12-04 01:24 154 阅读 由 编辑

阅读周期:2024年10月26日-11月26日


本月阅读书目如下:《学术与政治》,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著;《宗教社会学》,韦伯著;《支配社会学》,韦伯著;《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韦伯著;《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孔飞力著。这期我将主要围绕《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一书中韦伯所讨论的“中国为什么没有生长出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这一问题展开。

韦伯从中国社会的“传统主义”特征出发,揭示了有关这一问题的深层次原因:

一、城市发展。韦伯认为,欧洲城市往往拥有政治特权,形成了自我武装的市民阶层,这为资本主义的萌芽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而尽管作为帝国的行政中心,中国城市缺乏政治和军事自主权,经济自主空间被严重压缩。这种政治权力的过度干涉,导致了市民中产阶级的缺失,社会结构难以多元化,经济发展也因此受限。

二、家产官僚制。中国作为统一的家产官僚制国家,国内所有臣民、人口、财产在某种意义上都是皇帝个人的家产、私产。俸禄制下的官员位于不同层级,构成了金字塔式的官僚结构,并以“同质特权团体”的形式致力于维护既得利益。与欧洲封建诸国间的竞争状态不同,中国长期维持着高度稳定而和平的局面,缺乏海外殖民和扩张的动力。故国家整体专注于稳定和守成,整个社会逐渐迈向封闭和停滞。

三、宗族-血缘组织势力。在中国乡村,宗族-血缘组织势力强大。这种组织形式的牢固性不仅阻碍外部力量介入乡村事务,也排斥西方式理性管理和市场机制的引入。在宗族内部,人们更注重私人关系和情感联系,而非事务关系和客观标准,这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传统性和非理性特征。

四、社会文化。中国非常重视文学教育,并将之作为社会评价的标准,因此大家都想要接受“高贵的俗人教育”。此教育倾向“开放性强”,人们能够通过考试获得一官半职;但“自主性低”,缺乏内生性变革的力量——官员仅满足于成为皇帝的家臣。在此背景下,士人阶层欠缺专业技术能力——其所接受的传统教育围绕诗书、礼乐等展开,未涉及物理、化学等专业知识。而儒教伦理理想有着浓厚的人本主义色彩,强调追求人格圆满、成为有道德的君子,故反对将人工具化。这与西方宗教所追求的成为神之工具的神圣状态相去甚远。且儒教缺少超越性的神祇,未体现现世与彼世间的对立和紧张,自然也就缺乏变革现世的创新动力。

综上所述,韦伯认为中国社会的“传统主义”特征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中国社会无法内生出资本主义的原因。这些特征不仅影响了中国的社会结构、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也深刻塑造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性格和文化传统。


阅读周期:2024年11月27日-12月29日


本月阅读书目如下:《古犹太教》,马克思·韦伯著;《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马克思·韦伯著;《世界经济通史》,马克思·韦伯著;《资本论(第一卷)》,卡尔·马克思著;《法律的经验研究方法》,陈柏峰著;《农村女犯人:生活世界中的纠纷与抗争》,张晓红著。

本期我将主要对《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中讨论的,印度具备资本主义发展条件、但并未孕育出资本主义这一悖论的原因进行梳理。

首先,韦伯揭示了印度教作为血统主义救赎宗教的“排外性”特征,这一特征要求外来族群必须经历文化适应和复杂仪式才能融入印度教共同体,成为种姓秩序中的一部分。印度教不仅具有宗教归化能力,更展现出强大的社会整合与规约力量,这种合二为一的传统力量构成了任何试图取代印度教的宗教所必须面对的巨大挑战,即彻底推翻根深蒂固的种姓秩序。

其次,种姓制度作为印度教的核心构成,与婆罗门的崇高地位紧密相连。它不仅是社会性、职业性团体的标识,更是一种严格的社会阶序体现。婆罗门凭借其影响力和理性主义伦理思维,塑造了印度特有的种姓制度和业报教义。韦伯通过引入氏族卡理斯玛概念,阐释了种姓位阶的形成机制,即氏族中的特殊魅力随时间逐渐转化为传统型支配,稳固了氏族地位和社会秩序。印度社会的种姓集团层次分明,婆罗门和刹帝利作为上层种姓掌控宗教祭祀和政治军事,而吠舍和首陀罗则处于下层,从事农业、商业和手工业。

再次,种姓制度的存在直接塑造了印度社会的传统主义性格。种姓分为部族种姓和职业种姓,后者因其强烈的排他性,通过坚持族内婚和同桌共食等封闭性习俗,成为维护传统的重要力量。尽管职业和技术变革催生了新种姓和次种姓,但这一过程更多是在维护传统,而非推动资本主义发展。因需维护种姓成员间的生计保障和与主顾的稳定交易关系,手工业种姓和农民种姓不愿打破现状、坚守种姓秩序,成为资本主义冲击下的抵抗者。

进一步来看,印度教中的轮回与救赎教义进一步强化了种姓制度的合理性和永恒性。灵魂轮回和业报教义认为个人命运由前世功德和过恶决定,现世行为又影响来世命运。这种教义使印度人难以摆脱种姓秩序的束缚,因为业报的因果循环与种姓秩序紧密相连。印度教的职业道德观念极为传统,业报教义的存在严重阻碍了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及行为者进取创新的意向。

相比之下,佛教虽追求从果报轮回中得到永远救赎,但其正行而非正身理念使其逐渐脱离印度身份制,成为世界性平民宗教。然而,佛教的影响并未改变印度社会整体的传统主义倾向和种姓制度的根深蒂固。印度最终未能形成资本主义,其宗教与经济伦理之间的复杂关系无疑是关键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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