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周期：2024年10月26日-11月26日

本月阅读书目如下：涂尔干《社会分工论》、苏成捷《中华帝国晚期的性、法律与社会》、王启梁《法律的经验研究》、侯猛《法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指南》。本次主要介绍《中华帝国晚期的性、法律与社会》，作者苏成捷认为清代的性规制发生了从身份地位展演转向社会性别展演的变化，并分析了这种规制所体现的秩序，以及变化原因。

1.性规制的变化

这种变化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统一性道德标准和刑责标准。雍正“开豁贱籍”前，不同身份的人根据地位高低分别适用不同的性道德标准。“贱民”发生被禁止的婚外性行为（如通奸、卖娼等）可以被容忍，但官僚和良民则要被处刑。主人与其奴仆发生性关系可以免于处刑，但若男奴强奸、或与女主人通奸，则要加重处罚。清代改革后，将这种与身份相关的性道德标准与刑责标准统一扩张适用于所有人身上。其二，将同性鸡奸纳入性侵犯。清初将同性强奸比照异性强奸加以处置，雍正朝对鸡奸行为具体分类，将各种鸡奸纳入惩罚之中。其三，强化贞节崇拜。雍正朝大力推动贞节宣教，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授予节妇烈女荣誉。

2.性规制体现的秩序

清代法律深受阳具中心主义影响，认为性行为暗含了一种被社会性别化了的支配性关系，即认为人们在固有印象的性行为中各自所扮演的角色，将个人的社会性别区分为男性和女性。这种角色区分的重要性，远大于作为性欲对象的生理性别之差异。规制男性之间的性行为的原因是被鸡奸者的社会性别因为受到玷污而发生了转换，而非性倾向的不同。也就是说，清代对鸡奸的规制，并非迫害性少数群体，而是意在将性行为导入公认的社会性别角色之中。

清代重新组织对性行为的规制，以维持一种通过使众人皆恪守各自的家庭角色来加以界定的社会性别秩序。这种秩序要求无论男女皆须按照各自在婚姻中理想化的固定角色行事。简言之，人们各自扮演夫与妻的角色，游离于传统家庭之外的角色将受到压制。

3.性规制变化的原因

苏成捷认为清代性规制变化的原因是潜在的性犯罪人群扩张。他在书中对强奸者和鸡奸者进行了画像：无家无产且不安分守己的男子。这群游离在传统家庭制度之外的底层男性数量不断增多，对小农家庭的守贞妻女以及少男形成了威胁。正是基于这种威胁，清代法律才发生上述转变。换言之，苏成捷将这种性规制转变视为18世纪清朝应对因人口压力带来社会失序危机的一种法律与社会互动。

阅读周期：2024年11月27日-12月29日

  本月阅读书目如下：涂尔干《社会学方法的准则》、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福柯《性经验史》、白凯《中国的妇女与财产：960-1949》、费孝通《生育制度》。本次主要介绍《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认为新教伦理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

  在韦伯看来，世界其他地区也曾出现资本主义经济行为的身影，但资本主义只在西方脱颖而出，这是因为西方独有的一种理性主义。宗教改革将这种理性主义注入新教伦理之中，宗教不再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桎梏，资本主义因而得以在西方生根发芽。

  天职观与得救预定论是新教伦理的两个核心因素。天职观打破了以往宗教对追逐俗世利益的鄙夷，将职业赋予上帝的荣耀，认为任何劳动都是上帝安排的结果，在俗世事务中也需荣耀上帝。天职观对世俗劳动的承认，为资本主义的专业化劳动分工提供了伦理依据。得救预定论认为上帝早已决定谁可以得救，任何人无法改变，唯有通过努力工作才能知晓自己是否得救。得救预定论对努力工作的要求，又为资本主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天职观和得救预定论编织出了一种新的禁欲主义，这种禁欲主义不再是过去传统的避世禁欲，而是在世俗生活中过一种节制的生活，也即入世的禁欲。这种禁欲竭力反对挥霍财富和享受，它束缚消费，但赞同理性、功利地利用财富。禁欲主义将对消费的抑制和对逐利的努力结合在一起释放出了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力量，即“通过禁欲的强制性节俭来实现资本的积累”。

  概括而言，韦伯所谓的新教伦理就是这种抑制消费、要求逐利的禁欲主义；其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就是把工作奉为天职，理性地追求合法利益的心态。基于此，韦伯认为贪得无厌不是资本主义，相反这有违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是通过理性手段谋求利益，即“以形式上的和平交易来获取利益”的行为。在这一意义上，资本主义反倒是对贪欲的扼制。这种理性的资本主义经济行为，与新教入世禁欲的生活方式是一致的，甚至就是新教禁欲主义影响的结果。用韦伯自己的话说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现代文化的基本要素之一，就是植根于天职观的理性生活方式，其源头为基督教的禁欲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