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周期：2024年10月26日-11月26日

本月阅读了四本书，包括詹姆斯·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支配与抵抗艺术：潜隐剧本》，吉登斯的《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和《社会学：批判的导论》。以下简要介绍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中有关“隐性反抗”的概念，这个概念也是书名中有关“农民反抗的日常”最核心的部分。

隐性反抗：隐性反抗是相较于传统的公开的、组织化的反抗（例如起义或暴力革命），农民在与权力结构的关系中进行反抗是日常生活中被忽视的隐形反抗。隐性反抗主要有这样几种形式：日常的抵抗、隐蔽的抵抗、象征性反抗，在生活中是通过不合作、偷懒、阳奉阴违、小偷小摸、装痴卖傻等等行为体现出来。关于为什么农民要进行隐性反抗，而不是明确的、暴力的反抗，斯科特在书里的一个章标题是这样表达的“延展事实 意识形态的运作”。其中的意识形态主要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通过一层一层的剥削压迫，使农民为资本主义服务，贡献自己的价值。农民的意识形态通过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延展已经习惯了这种思考方法，倾向于去做不破坏资本主义利益的行动，这是从意识形态的压迫的角度使农民不敢进行明确的暴力的反抗。另外一方面是，农民的本性是追求自己的利益的，他们在压迫中仍然要博求自己的利益，那么只能从这种安全的，隐蔽的道路来对统治者的权利结构进行反抗。

书中有一个例子生动的展示了斯科特提出的隐形反抗：在马来西亚的塞达卡村庄，稻谷收割季的时候，主要道路入口的大门上会写“稻谷卡车、其他卡车以及拖拉机禁止入内”，并不妨碍行人、摩托车甚至汽车的通过，作者认为这个大门最重要的用途就是阻止稻谷经销商的卡车进入村里，以免影响主要付给村民的将装入麻袋的稻谷拖运到主要道路的报酬。书的后面还更为详细的说了关于这个例子的冲突事件，就是关于村民的报酬以及稻谷经销商和磨坊主的利益之间的冲突，最后是以村民获胜为结果。大门是一个集体强迫性的例子，通过只留给村民的工作的保护性垄断通过这样一个“村庄大门事例”，可以从书中得知，大门代表着对完全“理性化”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个微小却有意义的障碍。事情截止到这个时候是一个比较完满的结局，但是在后面，斯科特又提出，这样的报酬和获利大都集中在有摩托车、相对于富裕的农民手中，而那些贫穷的农民的获利更少，并且即使农民极力反抗大门的打开，但是随着农业的科技化、大工业的生产，这种被压缩的获利手段一定会被替代。到这里文章就戛然而止，斯科特并没有对于这些农民后续的生活状态进行阐述。这侧面表现了斯科特的写作目的：对于这样一个潜在的、隐蔽的群体的关注将农民从传统政治分析的盲点中拉出来。

在这本书里，詹姆斯·斯科特通过分析农民日常生活中的隐性反抗，旨在揭示下层阶级如何通过微小、隐蔽且非暴力的反抗行为，在不显露出直接对抗的情况下，挑战和改变权力结构，从而维护自己的生存和利益。

阅读周期：2024年11月27日-12月29日

  本月阅读书目如下：吉登斯的《现代性的后果》、《哲学林-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涂尔干的《社会分工论》和《自杀论》。本文将重点探讨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提出的现代性三大动力机制之一：“脱嵌与再嵌入”这一核心概念。

  “脱嵌”这个概念是现代性三大动力机制（时间与空间的分离、脱嵌机制、制度性反思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描述了社会关系从传统的地方性、面对面互动中抽离出来，通过象征符号和专家系统得以脱离原来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重新构建在更广阔的时空范围中。吉登斯认为，“脱嵌”机制是现代社会得以运作的关键，它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依赖于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情境，而是通过更广泛的象征符号和专家系统来连接。

  一个经典的“脱嵌”例子就是货币的使用。在传统社会，交易被限制在熟人、物物交换或基于个人信用的交换，这种交易依赖于面对面的长期互动和熟悉的社会关系。随着货币的出现，这种交易模式出现了“脱嵌”。货币作为一种“象征符号”，通过政府的货币发行这一“专家系统”提供信任背书，使传统交易体系摆脱了时间与地点的限制，交易不再局限于熟人之间的直接信任，而是基于对货币系统的信任实现了我们常见的现代性交易活动。

  “脱嵌”不是社会关系现代化的终点，当社会关系被重新嵌入到具体场景中后，随着全球化、技术进步和社会复杂性的增强，这些关系又会再次脱离具体情境，进入更高层次的抽象体系中。这种“再嵌入”依赖于现代社会的抽象系统和专家系统，例如货币体系、法律框架和技术网络，这些系统为社会关系提供了新的运行基础。“再嵌入”运行的核心在于信任的建立，尤其体现在对抽象系统的信任。个体在与这些抽象系统交互的过程中，即使不了解其运作方式，也会基于信任而参与合作。再嵌入的社会关系体现了高度的现代性特征，例如虚拟货币和全球金融体系、跨国公司和供应链、全球化法律体系等。

  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脱嵌”还是“再嵌入”，都高度依赖于“信任体系”的建立。信任体系使现代人相信，即使面对无法完全理解的抽象系统或复杂的专家系统，这些系统依然能够通过可以信任的运作来满足个人和社会的需求。正是基于这种信任，货币交易、国际贸易、跨国公司运作以及全球法律框架等现代社会的核心机制得以顺利运行。然而，这种信任并非一成不变，一旦信任体系受到冲击或破坏，现代社会的运行可能面临严重的危机和风险。这就带来了现代性的后果，例如全球金融危机、贸易战、英国脱欧、全球供应链中断的问题。

  总的来说，现代性是一把双刃剑。它通过“脱嵌”与“再嵌入”过程极大的扩展了人类社会的运行范围和复杂程度，使社会关系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现代性为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全球化合作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也塑造了现代化社会高度互联的结构。但是，依靠这种抽象体系和专家系统会与现代社会的脆弱性和风险共存，一旦信任体系崩塌或者抽象系统运作失灵，这会带来全球性的危机。

阅读周期：2024年12月30日-2025年2月27日

本月我读了六本书，分别是福柯的《性经验史》、《精神疾病与心理学》，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布尔迪厄的《男性统治》，波伏瓦的《第二性》，费代里奇的《对女性的恐惧：女巫、猎巫和妇女》。本次主要分享费代里奇的《对女性的恐惧》这本书，在这本书里，费代里奇认为，欧洲中世纪的猎巫运动不仅是宗教和迷信的冲突，更来源于对女性的恐惧，而这种对女性的恐惧来源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父权制的巩固。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秩序，迫切需要规范和控制生产力，而女性的独立性、性别自主性、以及与自然和生育的特殊联系被视为对这种秩序的威胁；父权制强化了女性的从属地位，并通过各种制度持续加剧对女性的压迫，女性的性别和身体受到了严格的控制，以保持父权社会的秩序。 

在这本书中，作者对“八卦”（gossip）这个概念在猎巫背景与父权制控制下进行了分析，展现了一个具有美好意义的词汇是如何在社会控制以及父权主导下成为一个污名化词汇的。

“八卦”（gossip）一词源自古英语的“God”（上帝）和“sibb”（同族），最初的意义是指“教父教母”，到了近代早期英格兰，“gossip”不仅指陪伴生产的助产师，还可以用于指代女性朋友之间的交流，这个词汇一开始没有贬义。在中世纪的英国，女性之间通过社交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尤其是底层社会的女性，常通过集体活动形成一个社群，这种社交是女性力量的来源之一。在早期文学作品中，“八卦”体现了妇女之间情感的纽带，“八卦”甚至是一个重要的知识传播途径，在女性社群中，她们互相分享有关草药、治疗、助产的文化知识，而非单纯的闲谈。这是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女性传播知识的途径，是妇女社交的积极面，这表达了女性社群的团结和共同体意识。随着社会变革，尤其是父权体制的强化，“八卦”的含义逐渐被赋予负面色彩，成为对妇女闲聊、诽谤和挑拨离间的代名词。

在男性主导的社会结构中，女性的社交活动和彼此间的友谊被视为无意义的“八卦”，这削弱了女性团结和知识的传承。“八卦”成为贬低女性的工具，这被构建为女性间无理性、无价值的对话。这样的污名化词汇进一步强调了她们的无知和无所事事，从而在社会上为女性的性别压迫和排斥提供了基础，在这种构建中，女性被视为容易产生恶意、嫉妒他人的人物。特别是在欧洲中世纪的猎巫运动背景下，“八卦”在父权社会的框架下，女性的社交行为，特别是她们之间的社交与谈话，逐渐被视为危险和可疑的行为。猎巫活动往往借助这种“八卦”来传播女性之间的恐惧。女性社群的互动和谈话，尤其是关于邻里生活、社会行为、甚至宗教信仰的讨论，成为指控“巫术”或“邪恶行为”的依据。“八卦”成为一种集体行动的表现，促进了社会中对女性以及女性之间的恐惧和猜疑，这放大了社会矛盾和恐惧，帮助制造集体恐慌和指控的风潮。女性在父权制的压迫和资本主义结构控制下，社交网络被拆解，进一步导致了她们之间互相怀疑以及孤立无援的状态，就此完成了资本主义以及父权制压迫的目的。

阅读周期：2025年2月27日-2025年3月30日

本月一共读了四本书，分别是福柯的《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本次主要分享的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本书中的观点。这本书是恩格斯基于马克思对摩尔根《古代社会》的笔记完成的，共分为九章，我将这九章分为三个板块来理解：家庭与婚姻制度的演变、氏族社会结构与解体、国家与文明时代的诞生。本次将讨论第一个板块“家庭与婚姻制度的演变”中有关父权制与私有制的关系的部分。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本书中，恩格斯首先讨论了氏族社会中家庭形式的发展，从血缘家庭（兄弟姊妹互为夫妻）、普那路亚家庭（排除同母子女通婚）到对偶制家庭（不稳定的成对配偶）。在这种氏族社会中，经济通常表现为共产制家户经济，妇女因同属一个氏族而主导家庭经济，共同劳动和分配模式支撑了母系世系的稳定性。妇女的家务劳动在共产制中具有公共属性，成为其权威的根源。所以在原始的氏族社会中，社会是母权制主导的，父权被列为社会的边缘权力。相应的，母权制主导下的继承制也是以母系家族为主导，在母权制下，财产由氏族集体继承（母系血缘）。家庭尚未成为独立经济单位，而是氏族共产经济的一部分。家庭与氏族形成“半包含”关系：妻子属于原氏族，丈夫通过婚姻加入另一氏族。此阶段的经济基础表现为，在共产制家户经济中，大多数或全体妇女都属于同一氏族，男子则来自不同氏族。

女性从事的家务劳动（如纺织、烹饪）在共产制下被视为公共事务，难以形成私有财产，而男性负责获取食物（如狩猎、畜牧）和生产工具（如武器、渔具），进而掌握了这些劳动工具和剩余产品的所有权。随着财富增加，男性面临母权制继承规则的阻碍：财产由氏族集体继承（母系亲属），子女无法继承父亲的私有财产。为确保财富传给亲生子女，男性必须打破母系继承制，推动父系继承权的确立。在这种父权制的主导下，私有财富的积累使家庭逐渐脱离氏族共产经济，成为独立经济单位，男性也通过经济地位强化家庭内权威，这样就形成了恩格斯所说的第四种婚姻制度：专偶制家庭。在专偶制家庭中，男性掌握经济权，确保女性从属地位，从而强制子女归属父系氏族。妻子被丈夫绝对控制，“贞洁”成为确保父亲身份的条件。财产继承需求与私有制结合，使家庭成为“阶级压迫的基础单位”。男性对女性的控制成为阶级社会的缩影。专偶制将妇女禁锢于家庭，成为“一次性出卖的奴隶”，甚至丈夫对妻子拥有生杀大权。马克思评价：“母权制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

根据对恩格斯这本书有关家庭部分内容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母权制与公有制紧密相连，父权制与私有制密不可分。随着父权制与私有制的发展，氏族社会逐渐解体，国家的产生是私有制发展的必然结果。当父权制与私有财产积累导致氏族社会裂变为对立的阶级时，原有的氏族公共制度无法调和矛盾，少数贵族为巩固统治，建立以暴力（军队、监狱）和税收为核心的公共权力机关，将阶级压迫合法化，从而形成国家。这一过程既标志着氏族社会的终结，也开启了以经济剥削与法律强制为特征的文明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