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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祖彦阅读书目(截至2025年3月30日)
2024-12-04 01:04 451 阅读 由 编辑

阅读周期:2024年10月26日-11月26日


本月阅读了韦伯:《宗教社会学 宗教与世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学术与政治》;刘思达:《法社会学信札》;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

以下简要介绍以下《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新教伦理。韦伯集中探讨了新教伦理的核心特征,尤其是加尔文主义“天职”观:韦伯指出,在新教改革之前,职业往往被视为世俗事务,不具备宗教意义。然而,新教改革将“职业”赋予了神圣的意义。人们不再仅仅为了谋生而工作,而是将职业视为一种实现上帝意志的方式,各人要坚守在神安排下来的职业与身份上,把地上的需求限定在既定生活范围。禁欲主义:禁欲有两种,出世禁欲与入世禁欲,出世禁欲以佛教为例,以冥想思考真理,不参与世俗,但通过化缘获得生活所需,虽也不是完全的出世,但不会对货币的积累存在兴趣;入世禁欲通以世俗的禁欲为重点,提倡严格的禁欲主义,要求信徒过一种节制、简朴的生活,反对奢侈和挥霍。财富的积累被视为合理的,但享受财富却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这种生活方式导致大量资本的积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预定论:“预定论”认为,一个人是否得救早已由上帝决定,无法通过行为改变。然而,信徒们通过努力工作和成功积累财富,可以间接证明自己是上帝选中的人。预定论斩断了人与神之间借助教会的信仰链接,将信徒抛入虚空,这种内在的不安感,反而促使信徒更加努力工作,并将财富积累视为宗教责任的一部分,因为服从神意所以获得内心的救赎

新教伦理如何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和发展。韦伯强调,资本主义精神是一种理性化的态度,核心特征包括对工作纪律的重视、对财富的理性追求以及对时间的高效利用。工作作为目的本身:韦伯指出,新教伦理改变了对劳动的态度。劳动不再是为了满足基本需求,而是成为一种宗教义务。职业成功被视为上帝恩典的标志,这种观念极大地推动了人们对工作的热情。财富的理性积累:新教伦理提倡禁欲主义,这一思想使得信徒在积累财富后不会用于挥霍,而是选择再投资。这种理性积累的行为,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但物极必反,功利理性的积累也会带来对非理性体验的追求和内在主观的潮流;时间的价值:富兰克林的名言“时间就是金钱” 新教伦理赋予了时间以特殊的意义。信徒被告诫要珍惜时间,将时间用于有意义的劳动,把时间消耗在社交、闲聊、享乐甚至超出健康所需——六到八小时——的睡眠上,绝对是该加以道德谴责的。这种对时间的重视,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


阅读周期:2024年11月27日-12月29日


  本月阅读了扎哈维《胡塞尔现象学》;贺欣《街头的研究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二卷。本文分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异化”概念。

  马克思先批判了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变成了商品,而工人也被当作最便宜商品对待。工人的贫困和他们创造的财富成反比:劳动越多,工人却越穷。竞争和资本的积累导致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最终形成垄断。表面上看,资本家和工人、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对立很明显,但本质上是阶级之间的对抗,最终将社会分为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大阶层。通过这些批判,马克思想要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异化”现象,就是工人和他们的劳动、劳动成果以及生产过程的疏离。国民经济学没有深入分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背后的历史机制,而是把私有财产、资本、土地等看作理所当然的“常规事实”。它把劳动和资本的分离、劳动的商品化,以及资本积累视为自然现象,没有从历史角度去探讨这些现象是如何形成的。工人创造的商品反而成为压迫他们的力量,资本主义并没有让工人获得更多自由和福利,反而剥夺了他们的主体性。

  “异化”深入探讨了劳动过程中的这种剥夺现象。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不再控制自己的劳动过程,而是被迫将自己的劳动卖给资本家。劳动成果不再属于工人,而成为资本家的财富,这种异化让工人对自己的劳动产生疏离感。马克思通过“异化劳动”的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如何通过商品化劳动、异化生产过程和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关系,剥夺了工人的自由和创造力。

国民经济学把竞争当作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然结果,但马克思认为,竞争的结果并不是自由市场的理想状态,而是资本的集中和垄断。它没有看到竞争和垄断之间的内在联系,忽略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上的不平等和压迫性。国民经济学把这些表面现象当作经济规律,而没有揭示它们背后的社会动力和历史机制。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不仅是物化劳动的过程,更是一个异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劳动不再是工人自我实现和创造的途径,而成了资本增值的手段。工人通过劳动不断创造财富,但这些财富并不属于他们,而是被资本家占有。这种“非现实化”和“对象化”让工人在劳动中失去了自由,逐渐成为资本的工具,而非自主的个体。 


阅读周期:2024年12月30日-2025年2月27日


寒假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三四卷 马歇尔萨林斯的《文化与实践理性》周飞舟的《以利为利——财政关系与地方政府行为》周雪光的《组织社会学十讲》

今天主要分享《文化与实践理性》萨林斯在第四章资产阶级思维中关于食物禁忌的论述,尤其是如何通过动物的食用禁忌来揭示文化符号、社会阶层和实践理性之间的关系。

萨林斯的核心观点是,食物禁忌并非简单地由营养学或经济学决定,而是根植于深层的社会象征和文化之中。具体来说,不同动物会不会被吃掉,不是因为他们的营养或者饲养成本,而是由它们在社会文化中承载的象征意义决定的。

牛、猪、马、狗”在美国社会中并不是平等的食物来源,它们被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前者仿佛奴役,而后者更接近亲人。牛肉和猪肉常常被认为是“可食”的肉类,尤其是牛肉,还因为它代表了西方社会的力量、财富和地位,成为社会地位的象征猪,虽然也是常见的食用动物,但它的文化象征较为“低级”,往往与乡村、贫穷等阶层关联,反映了一种较低的社会地位。而马和狗则被排除在食物禁忌的范围内,它们通常被看作是人类的伴侣动物,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情感价值。

肉的选择也可以反映社会阶层的差异。“穷人买的肉食价格便宜,社会意义相对低下,并与族群问题形成联系”低级不仅仅是指物理上的价格或营养价值,而是指这些食物背后所代表的社会地位和阶层身份。社会上层可能更加倾向于食用牛肉,这不仅是因为它的营养价值或价格高,而是它的消费象征着一种“身份”和“地位”。而相反,较为“便宜”的肉类,如猪肉、鸡肉,往往与较低的社会阶层和族群相关联。这种通过食物表达阶层身份的现象,进一步加强了“现代图腾制”的形成——即通过食物的选择和消费,维持并巩固社会中的等级秩序。

肉的部位也有象征意义。牛肋肉常常被视为具有社会“庄重”意义的肉类,而猪肉虽然是常见的食材,但它的“等级”较低。牛肉以习惯的名称出现,内脏就是以具体的名字,腰子、心。肉的部位不仅仅与动物的生理结构有关,更是与人类身体的象征性结构相联系。这些差异在文化上反映了人类社会中对“身体”—社会地位的隐喻化表达。地位差异和他们的食物差异这两种相平行的差异序列当中,这两者实现了统一。

萨林斯通过对食物禁忌和象征系统的阐释,回到了对西方理性观念的批判,西方主流的经济学、营养学等“唯一理性”视角无法解释这种深层的文化逻辑,尤其是无法解释不同社会对相同食物的不同文化认同。食物禁忌和肉类消费的社会意义,远超出了“物质需求”的范畴,它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结构、文化象征和人类实践理性的相互作用。

 

阅读周期:2025年2月27日-2025年3月30日


最近阅读《无需法律的秩序》、《重返马赛渔场》、《福柯:关键概念》、《古典时代疯狂史》

非正式规范如何取代法律。埃里克森认为,在特定条件下,社会群体可以自发形成非正式规范来进行资产配置,而无需依赖法律介入。他通过对美国加州夏斯塔县的田野调查,总结了三类典型纠纷:牲畜越栏纠纷,指封闭牧场的牲畜越过围栏,啃食农场主种植的牧草,牧场主是否需要承担责任产;边界栅栏成本分配纠纷,相邻土地业主之间关于边界栅栏修建与维护成本的分摊问题;公路上车畜相撞纠纷,当机动车撞上在夏斯塔县公路上闲逛的牲畜,导致司机或乘客受伤,如何确定责任归属及赔偿对象的问题。

在处理这些纠纷时,夏斯塔县的居民实际遵循两套规则:一套是官方法律条文,另一套是由社区长期形成的民间规范。

1. 牲畜越栏纠纷:根据加州法律,如果牲畜来自封闭牧场,牧场主应承担全部责任;但在开放牧场,除非邻居按照政府标准修建了合规围栏,否则无法向牧场主索赔。然而,夏斯塔县的大多数居民对这些法律规定并不了解,也不愿遵守。他们奉行的民间规范更加直接:无论牧场是封闭还是开放,只要牲畜越界导致损害,牧场主就要负责。

2. 边界栅栏成本分配:根据正式法律,相邻业主负有共同修建和维护边界栅栏的义务,后入住者若享受了既有栅栏的好处,则需对先前的建设者提供经济补偿。此外,法律要求双方签订正式的书面协议,口头协议通常无效。然而,夏斯塔县的居民普遍不清楚这些法律规定,他们遵循的是“相称性规范”,即费用分配依据牲畜数量及实际使用情况调整。例如,有时双方平摊费用,有时按牲畜数量比例分摊,展现出更大的灵活性。

3. 公路车畜相撞纠纷:在涉及公路上车畜相撞的案件中,受害人与业主对正式法律的认知程度明显提高。调查的12起事故中,有6起受害人直接提出了保险赔偿等正式法律诉求,且三分之二的受害者最终选择提起民事诉讼。这与前两类纠纷形成了鲜明对比,表明当事人更倾向于依赖司法程序来解决问题。

埃里克森用囚徒困境中的长期博弈来解释夏斯塔县非正式规范的有效性。在长期交往的背景下,合作比背叛更划算。在夏斯塔县,邻里纠纷的解决遵循一定的非正式优先级:只有当民间赔偿机制不足时,才会诉诸更强的制裁手段。例如,在牲畜越栏纠纷中,受害方的救济手段依次为:通知与协商——受害人向侵害人通报损害事实,要求其领回牲畜,并在心里记下一笔账;社会压力——如果侵害人迟迟不履行责任,受害人可在社区内散播有关其行为不端的真实流言,以促使其赔偿;强制手段——如果前两步仍未奏效,非正式规范允许受害人采取更强硬的方式,例如扣押侵害者的牲畜等。当地居民有一句流传甚广的口号——“不打官司的才是好邻居”,表明他们更倾向于通过非正式手段解决问题,只有那些准备离开自治群体的人才会诉诸法律。相比之下,公路车畜相撞纠纷的当事人并无长期交往的预期,因此他们更倾向于选择一次性博弈策略,即诉诸司法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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