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周期：2024年10月26日-11月26日
本月阅读书目为：《疯癫与文明》，《性经验史》福柯著；《人类简史》赫拉利著；《社会分工论》涂尔干著。以下主要是讨论福柯在《性经验史》中，以性经验的发展史为研究对象，来讨论权力借助话语实施控制的运作方式。
福柯在开篇先介绍大众所看见的性经验的发展历史，在17世纪初，性生活不需要多少隐秘，人们举止袒露，裸体示人和随意做爱。而在维多利亚时期，性的谈论被局限于合法夫妻的房间内，其功能被定义为生育和繁衍，性开始变得沉默。人们将“性经验史解读为压抑不断增大的编年史”。福柯认为：人们之所以用压抑的观点来谈论性，根本在于人们受到一种“司法-推理”的观念的支配。即认为权力是依靠法律的形式来划定人们行动的界限，是自上而下对社会发挥支配作用的。所以，当国家禁止我们在公共场合谈论性的时候，我们认为性受到了压抑。
福柯观察发现：17世纪时，同性压抑现象所伴随的是性话语的爆炸。权力机构在施行性压抑的同时，又鼓励民众广泛讨论性话题。基督教忏悔守则要求信徒详尽无遗地叙述性相关的经历，通过忏悔、自我及控制来驯化性。在这一过程中，性逐渐落入了话语的支配之下。及至18世纪，性成为政治与经济问题核心——人口的焦点。由此，性不再单纯是惩罚或宽容的对象，转而成为管理的目标。步入19世纪，随着科学、医学、法律等机构对性进行系统性的分析、分类与管理，大量关于性的知识被生产出来，性成为了讨论、研究及治理的标的。至此，社会上各种控制手段均将性纳入其范畴之内，而围绕性构建的各种话语机制亦均处于权力的掌控之下。
从这一演变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权力是如何利用话语作为工具来实施控制的。权力不仅诱导民众广泛讨论性议题，而且密切追踪并细致分类这些性话语，进而整合有关性话语的知识，并将其标榜为科学。在家庭中，权力借助父母的角色来实施控制；而在社会中，则依赖教师与医生的力量。权力通过设定正常与非正常的界限，为普通大众提供了一个自我评判的标准。即便是那些对性压抑进行反抗的人们，也往往是在权力所主导的话语框架下进行辩论。在运用这些话语的过程中，权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与强化。
权力煽动话语，话语创造了知识，知识帮助权力完成规训，规训出了驯服且实用的社会大众，社会大众巩固知识，最终又强化了权力的运作机制。
阅读周期：2024年11月27日-12月29日
本月阅读书目为：《实践理论大纲》，《男性统治》，布尔迪厄著；《法理学问题》，波斯纳著；《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涂尔干著。以下主要是讨论布尔迪厄在《男性统治》一书中所揭示的男性在社会中的统治地位通过象征暴力得以维持的运作机制。
象征暴力指的是一种通过象征系统而非直接的暴力行为对人进行控制的力量。这种暴力形式深刻且潜在，通过言语、符号、象征和文化体系来支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从而维持社会的不平等。在性别关系中，象征暴力的体现尤为明显，我将以象征系统在两性区分的建立、象征暴力发挥作用和反思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首先，象征系统的建立。布尔迪厄揭示了卡比利亚人基于男性中心原则对两性进行二元区分的现象，在他们的认知中，男性的特征被普遍视为客观且中性的，而女性的特质则遭受排斥与贬低，如他们将高、干、光明、勇敢等特质归为男性所有，而将低、湿、黑暗、软弱等属性与女性相联系。这种区分不仅体现在个体特征上，还扩展到时间、空间等广泛领域。也就是说他们以性别区分为基础，形成了对于世界上诸多二元的等级化区分的认知。自然界的二元化概念的不平等强化了男性优于女性的等级秩序。之后，借助于解剖科学,人们开始承认男女区分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基于男女区分而形成的二元化的区分共同编制成了一个严密的象征网络。然后，在这个网络中象征暴力开始发挥作用。对于女性来说，一旦女性内化了男性统治的观念，她们就会以统治者的眼光来看待和构成自己，在各个方面不断去满足统治者的期待。例如在身体的表现形式上就是女性不断地渴求自己的身体达到男权审美下的那种完美标准，进行严格的身体塑造和训练。对于男性来说，他同样受其统治观念的束缚，他的一切行为被要求符合男性形象的标准。为了与男性观念相符，他们需要付出巨大努力来获得男子气概，否则就会受到社会的贬低和排斥。社会各方面的运转在无意识中遵循了以男性为中心原则所构建的两性区分，最终导致了象征系统的再生产。最后，我们需要反思象征暴力。象征系统和象征暴力得以运作的条件是象征资本的存在，即那些获得社会普遍认可的事物。当我们认可某一事物时，无形中就否定了与之相对的另一事物，这本质上是一种带有价值偏向的二元区分。一旦这种区分被统治者自然化和正当化，象征暴力便得以持续运行。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符号和标签世界里，通过分类来理解和把握世界，但倘若我们无法察觉象征暴力的存在，就会持续受到其无形的统治。
阅读周期：2024年12月30日-2025年2月27日
本月阅读书目为：《我们的孩子》罗伯特·帕特南著；《街角社会》威廉·富特·怀特著，《词与物》米歇尔·福柯著；《乌合之众》勒庞著。以下主要是讨论福柯在《词与物》中所探究的西方历史阶段所特有的知识型。
福柯说《词与物》这本书诞生于，他看到一则古代中国百科全书的动物分类方式：动物被划分为“属于皇帝的”“防腐处理的”“流浪狗”等类别，由这种分类方式所引发的笑声。笑声所引发的思考就是：“我们思想的界限，我们所不能思考的东西是什么？”提到动物分类，现在我们惯常的思维方式就是将它分为：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脊椎动物又分爬行动物、两栖动物和哺乳动物。这种分类方式和百科全书的分类法都是特定历史时期“知识型”的产物。“知识型”就是某时代所特有的思维范式，它决定了人们组织知识、构建词与物的关系的方式。《词与物》这本书就是探究每个历史阶段所特有的知识型的建构规则, 并且引发人们的思考：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是对本质的把握，还是受某种机制的操纵而形成的特定观念。研究是从传达信息的媒介——语言开始的。词与物的对应方式影响人们思维认知方式，也改变了知识产生的路径。
福柯将西方知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对应不同的词物关系与认知逻辑：
第一个阶段是文艺复兴时期，这个时候是相似性知识型，词与物通过相似性关系直接关联，通过四种模式（适合、仿效、类推、交感）将万物联结为象征网络。例如：植物是站着的动物，人的眼睛被类比为“天空的月亮和太阳”；第二个阶段是古典时期，也就是17，18世纪是表象知识型，词与物分离，语言成为人们分类的工具。通过“表格”和“分类学”再现世界知识。词作为表象发挥作用反映到学科中，自然史通过特性进行生物分类，特性成为生物的表象。货币成为财富的表象。第三个阶段是现代时期，19世纪是现代知识型。知识转向对本质的思考，经济学将劳动抽象为价值单位，生物学将生命还原为生理机制，语言学将思想归因于语法结构。同时它们将人定义为“劳动的存在”“生命的存在”和“说话的存在”，人作为人本身越来越不被谈起。
在《词与物》的开篇是福柯对委拉斯贵支的画作《宫娥》的描述，画中人的目光都聚焦于画面外的国王夫妇，但他们的实体却“缺席”，被反映在镜中。在文章最后，福柯指出：对人的认识是否正如画中镜面反射的虚像，人的主体性在知识网络中逐渐模糊，最终成为大海边沙滩上的一张脸，被历史的浪潮抹去。
阅读周期：2025年2月27日-2025年3月30日
本月阅读书目为：《第二性》西蒙娜·德·波伏娃著；《资本论》第一卷卡尔·马克思著；《现代性的后果》和《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安东尼·吉登斯著。以下主要是讨论吉登斯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这本书中所讲述的现代性如何给自我认同带来危机。
现代性作为当前社会组织形式的核心特征，通过制度性动力机制（时空分离、脱域机制、反身性）深刻重塑了传统社会框架，其外在表征集中体现为全球化进程与反身性活动的强化。吉登斯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中指出，这一变迁既赋予个体前所未有的自由，又通过制度性压力将风险与责任个体化，由此催生了自我认同的深层危机。
这种危机的形成机制可从三个核心概念切入解析：
经验之封存：现代性将死亡、疾病、暴力等高风险经验从日常场域抽离，交由医院、监狱等专业系统管控。当生命意义的终极叩问被制度化消音，个体丧失通过共享仪式构建意义的可能。例如殡葬业的标准化流程，使亲属间的情感联结被商业逻辑肢解，经验交流的断裂直接动摇了身份认同的根基。
内部指涉性：社会关系或自然世界的相关部分按照内部标准以反身性方式被整合的具体场景。传统社会依赖宗教、阶级等外部框架构建身份，而现代性迫使个体转向内在逻辑自洽。自我认同成为持续内省的流动产物，高度依赖对经历的合理化解释。当职业转型失败、亲密关系破裂等断裂事件发生时，缺乏稳定参照系的个体极易陷入解释性困境，产生存在性焦虑。
反身性监控：在知识持续更新的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社会理论皆处于动态修正中。个体被迫进行“反身性监控”，即通过吸收新知识不断调整自我规划以适应社会变迁。这种机制表面上赋予个体成长的可能性，实则将经济波动、社会结构性矛盾等宏观风险转嫁为个人能力不足的微观责任。个体在永无止境的自我审视中，既承受“反思性负担”，又难以形成连贯的身份叙事，最终陷入认同的恶性循环。
这种三重机制作用下，个体在反身性监控中不断调整自我规划，却难以形成连贯的身份叙事。身份碎片化的后果在当代社会具象化为躺平心态的蔓延、玄学算命的回潮，本质上都是对意义真空的防御性反应。
吉登斯开出的药方是“生活政治”，主张通过“再道德化”重构公共伦理。其核心在于将性别议题、生态责任、身体自主权等私人领域议题纳入公共讨论，推动反思性实践。这种方案期待个体在制度框架内重建道德锚点，通过参与式民主重塑社会道德与政治秩序。例如环保运动的兴起，正是将生态责任从私人选择转化为集体行动，为个体提供新的意义联结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