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与社会科学论丛

《法律的经验研究方法》

陈柏峰/著

ISBN：978-7-5228-2675-2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1月

作者简介：

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国家治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第九届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第二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负责人、首届卓越青年研究生导师，入选多项国家和部省级重要人才工程。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社会学研究》《政治学研究》等杂志发表100多篇论文，出版《传媒监督的法治》《乡村江湖》《乡村司法》《半熟人社会——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深描》等专著，参编《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思想道德与法治》等中央“马工程”教材，主编《法理学》教材及《什么是法学》《法学的11种可能》等普及读物。

前 言

写作一本法律经验研究方法论的著作，是我最近数年的愿望。这里面有教学、研究、学派等多方面的需求和动力。

在教学方面，动力主要来自指导学生写作的需要。从硕士毕业留校任教开始，每年都有不少本科生前来找我寻求论文写作指导，其中不乏很有想法、很有热情的同学。他们关心法治和社会，往往选择法治实践问题作为论题，同时有着雄心勃勃的社会调研计划。然而，拿出来的调研报告或论文，鲜有让人满意的，其中的绝大部分，不需要细看，就能知道“没上道”。这些调研成果存在一些通病：缺乏问题意识，没有中心论点，论证过程不清，堆砌调研材料，材料不能服务于论证。同学们关心法治实践问题，但在写作中缺乏中心论题意识，往往是围绕一个论域展开，写作成为堆砌相关论域的各种调查材料。面对同学们的求教，我告诉他们，需要有一个中心论点，然后运用调查材料进行论证，让材料围绕中心论点展开。然而，他们可能既找不到中心论点，也不知道如何展开论证。因此，指导起来十分费劲。不仅本科生如此，研究生同样存在这些问题。指导学生针对法治实践问题进行论文写作，促使我深入思考法律的经验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面，动力主要来自方法论总结的需要。从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开始，笔者每年都会到基层调研，最初是农村，后来延伸到城市社区，又扩展到县乡基层执法部门和司法机关，几乎涉及所有的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最初是跟随老师，后来是带领学生。我们的基层调研并不预设论题，而是在调研中发现论题并在深入调研中展开研究。这种研究方式可以称为基于田野调研的经验研究，它具有相当的独特性，并非源自社会学方法的教材，而是华中村治研究学者在田野调研过程中逐渐摸索而来的。只要深入基层调研，迟早会产出不错的学术成果。不过，与民众的“日用而不知”类似，学者能做出研究成果，却不一定能讲清其中的学术研究进路和成果产出机制。在近20年的学术生涯中，笔者开展了针对不少问题的经验研究，形成了相当的经验质感，对田野调研有了深切的体会。经验研究特别适合用于理解中国法治与中国社会，也具有相当的独特性，需要进行方法论的总结。

在学派方面，动力主要来自社科法学的发展需要。21世纪初，苏力概括了改革开放后中国法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和三种流派：政法法学、诠释法学（法教义学）、社科法学。目前，这三种流派同时并存，各有其影响力，各自所起的作用不同，在法治和法学中功能互补。政法法学出现分化并以新的形式出现，其右翼自由主义政法法学，从学界转向社会，主张约束公权力，推动社会维权；其左翼国家主义政法法学，从国家和政治维度重新思考法治，分析党政、政法等问题。而随着中央正式明确提出习近平法治思想，相应的阐释研究呈磅礴发展之势，这为政法法学增添了新的巨大活力。而作为诠释法学升级版本的法教义学，其功用在于建立作为“常规科学”的法学，为法律实务提供法律方法和技术，为法律职业共同体奠定执业基础。社科法学主张用社会科学方法研究法学问题，在法学领域而非法律领域承担重要的功能，其重要功用在于分析作为“常规科学”的法学难以回答的转型期问题和法治改革问题。

自2014年“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的对话”学术研讨会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召开以来，法教义学、社科法学相关主题就一直是学术热点。法教义学有较为统一的方法论内核，学者在方法上有高度共识，相关的研究方法易于讲授、传承。与之形成对照的是，社科法学缺乏统一的方法论，其不同领域法经济学、法社会学、法人类学、法律认知科学等使用的方法各不相同，同一领域（法经济学除外）内部同样缺乏容易操作、便于传承的研究方法。就法律经验研究而言，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有不少法学家做出尝试，90年代苏力基于田野调查的研究还在法学界掀起过“浪潮”，然而，一直没有形成成熟的方法论。苏力曾经总结过“语境论”方法，但“语境论”只能说是一种分析问题的方法，并非法律社会学的系统方法，难以成为容易操作、便于传承的方法论。着眼于这种情形，总结基于田野调查的法律经验研究方法，就更为重要。这虽然无助于在社科法学形成统一的方法论内核，但至少可以在法社会学方面增加方法论工具。

教学、研究、学派三个方面的需求和动力是综合起作用的。2014年11月，应本校本科生刊物《南湖法学》编辑部的要求，我给学生做了题为“法律经验研究的机制分析”的演讲。2016年，受尤陈俊、车浩的邀请，我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与学生交流过“法律经验研究方法”。后来，在几次演讲录音稿的基础上整理成论文发表。记得车浩读过论文后曾建议：能否考虑将此文扩展为一本小书，在每个部分增加一些具体的研究案例，通过“以身说法”来让行文更加生动，更加便于学生理解和掌握。笔者仔细思考后，觉得他的建议操作起来很困难。因为田野调研方法其实不适合课堂教学或著述表达，需要在调研中体悟，最有创造性的“一跃”通常是难以言说的。经验研究强调体悟，而体悟出学术创新的过程，很难用描述或分析性的语言准确表达出来，可以表述出来的是研究的机制。法律经验研究方法的总结，提炼的是研究机制，目的在于帮助调查者更加有方法论自觉，而非教调查者如何具体开展调研，它很难替代调查者在田野中的探索，因为“纸上得来终觉浅”。

此后，我又写作了几篇法律经验研究方法方面的论文，它们都不是教人如何做调研的，而是从不同的侧面展开去分析经验研究，将不同流派和学者（包括我自己）的研究方法作为分析对象，从而透视、总结法律经验研究方法。这些讨论研究方法的论文，虽然评论了一些有重要启发的流派和学者，但主旨还是对我自己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的梳理、总结和反思。就个人研究历程而言，我先是做很多具体研究，研究时对方法并不一定有思考和自觉；逐渐才开始有意识地透视这些研究的过程，并从中总结、提炼自己所践行的研究方法。梳理、总结基于田野调研的法律经验研究方法，可以帮助研究者意识到学术创新如何从田野调研中产生，从而具有方法论的自觉，进而严肃对待田野调研，有效生发问题意识，科学进行机制分析。

法律经验研究特别强调经验，而田野调查是获取经验的最主要渠道。在复杂的现代社会中，学生、老师甚至实务工作者，都不敢轻易说了解实践，因为每个人都只了解涉及自己工作和生活的一部分信息。对不熟悉领域的研究，往往需要通过田野调研来获取相关信息和经验现象。进而言之，田野调查是经验研究的学术训练方法。今天，大部分研究生的生活经历单一，缺乏丰富的人生阅历。他们开展学术研究时需要具备基本的社会感，田野调研正是这样一种涵养社会感的合适方法。无论研究生还是学者，坐在书斋中都难以有贴近现实的问题意识。田野调研可以提升研究者的经验质感，成为学术发现的重要渠道，因此是社科法学的重要场域。当代中国处于一个大转型、大改革的时代，阐释法治实践、建构法治理论、提出改革建议，都需要了解中国社会、理解法治实际，田野调查必不可少、十分有效。因此，基于田野调查的法律经验研究，有着不可或缺的理论和实践作用。

基于以上原因，本书以田野调研为中心讨论法律经验研究方法。全书在前期相关方法研究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不过，在写作这些论文时，我已有大体的方法论著作框架设想。一定程度上，本书也是有计划的产物。

章节提要

第一章 学术传统

改革开放后，最早的法律实证研究受到我们党的调研传统影响，以描述法律实践状况、提供立法和政策参考为依归。后来的研究受法制现代化思潮影响，以农民的法律意识、权利意识为研究内容，有较强的价值预设，因问题意识外在于实践而未形成学术传统。苏力的研究着眼于微观场景反思法制现代化范式，诉诸事理阐释法理，从理论关切回应现实，在学界掀起了一股浪潮，但因实践取向不彻底而未形成可传承的学术传统。目前，法律实证研究在回应法治实践需求中繁荣发展，问题意识更加广泛，研究视野更加开阔，方法运用更加丰富。同时，也出现了分化，在不同学科中分布不平衡，出现了“法律实证研究”与“法律经验研究”的分野。在繁荣与分化的背后，法律实证研究面临总体性挑战，缺乏宏大集中的问题意识和理论关怀。因此，需要开拓多学科的理论视野，强化面向中国的问题意识和理论意识，开展多层次学术共同体的建设。

第二章 社科法学

社科法学由诸多不同的研究取向构成，它们因主张用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理论和方法来解释法律现象而与法教义学有所不同。社科法学最早在美国法律现实主义运动后兴起，并取得了与判例法学比肩的地位，目前在中国已有相当的研究积累和学术地位。社科法学有着诸多前提倾向性，其研究对象具有经验性，问题意识来源具有实践性，对法规范和法秩序保持中立性态度，对法规范和法秩序的评判标准具有多元性。其研究工作力图从经验进路辨析因果关系，从实践出发提炼概念和理论，从实际出发探索立法和实施对策。社科法学在转型期中国有着深刻的发展土壤和现实功用，着力于理解中国法治实践，参与中国法治建设，提炼中国法治和法学理论。社科法学应当成为当前法学研究重要进路之一，成为发展中国法学理论的基础性学术进路。

第三章 经验

经验是一个复杂的集合概念，它是人们通过认识、判断、积累、反思其所能感知各类信息来获得的，关于事物现象和外部联系的知识、技能、价值观念、行事准则等的统称。理性主义完全忽视经验的作用，经验主义将经验夸大为无所不能，它们都是错误的。法律经验研究遵循科学的认识论，将经验视为法律实践与法学理论之间的中介，强调正确对待经验，警惕出现经验偏差。在研究过程中，运用理论时，需要厘清理论背后的经验基础；分析局部的直接经验时，需要定位它们在整体经验中的结构性位置；面对从媒体热点案件中获得的间接经验，更是需要拨开各种迷雾达到全面正确的理解。法律经验研究应当充分尊重经验的主体性，祛除各种可能因素的不当干扰。

第四章 事理与法理

法理是法律现象的一般性、根本性、普遍性原理，事理是事物的规律和道理。法理的提炼与推导，需要以法律现象的事理为基础。从事理出发，是检验、提炼法理的重要方法。苏力最早着眼于“从事理讲法理”，而不是抽象地讲法理。那些看起来普适的“法理”，应当在中国法治实践中进行检验。从事理出发，走向从中国社会出发、尊重社会创造的法理，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法理研究。这种研究诉诸常情、常理、常识，讲述的是生活经验，而背后有理论视角，需要理论资源储备，也需要社会科学知识和方法的运用，它最终会走向社科法学。社科法学研究的重要任务是检验、提炼法理，重建中国法理学，在一般性法律现象、法律关系之外讨论中国的法律体制、法律运行等问题，在经验基础上阐释中国法治实践。

第五章 机制分析

法律经验研究的任务，是对法律现象作出质性判断，分析法律现象或要素之间的关联和作用机制。机制分析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它要求先正确解读法律现象，再着力解释法律现象。在宏观理论前提下，从经验进路展开解释，辨析因果关系，探究因果关系链条。在法律经验研究中，田野工作至关重要，它是问题意识的来源，也是机制分析的场域。田野工作要求“经验饱和”，并在此状态下建构、验证因果关系链条。长期田野工作中积累的“经验质感”，有助于产生问题意识、探究因果关系链条、展开机制分析。比较分析与集体调研，是卓有成效的田野工作策略。机制分析必然走向理论提炼。

第六章 理论创造

法律经验研究包括经验材料储备、学术发现、理论构思、物化等不同阶段，其目标是理论创造。经验材料储备是研究的起点，田野调研则是获得经验材料的最优方式。学术发现是从经验现象中看到新特征、新成分、新关联的过程，是既有理论视野的“意外”，是迈向理论创造的必由之路。理论积累和经验质感训练可以强化学术发现的能力。在前述基础上，下一步是通过理论构思得出恰当的理论命题，安排理论命题的表达形式，包括结构方式和表达手法。理论构思的重点是经验呈现和理论概括，经验呈现追求内蕴的真实性，理论概括着眼经验的代表性特征。理论构思沿着“经验现象—因果关系—事理—法理”的路线进行。理论构思最终经过物化过程落实为物质性文本。在物化过程中，语词提炼和文本推敲尤为重要。法律经验研究过程存在普遍性的心理机制，包括直觉与灵感、沉思与讨论、回忆与联想、理智与情感等。经验研究方法论的探讨，旨在追问知识、经验、理论从田野生产出来的过程和机制。

第七章 典型进路

与基于主客二分世界观的法律实证研究不同，法律经验研究强调质性理解，需要整体论视野。法律社会学研究传统、社会人类学研究传统和基层治理研究传统，构成其主要渊源。法律经验研究从中受到方法论滋养，形成了法律生活秩序研究和法律运行过程研究两种典型进路。法律生活秩序的研究进路，以法律生活的描述、阐释和解释为中心，不仅关注社会利益结构，还重视人心、价值和活法，从整体上探究法律现象形成和法律秩序机制。法律运行过程的研究进路，以法律运行流程为切口，关注法律现象背后的诸种因素，探讨各种因素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力图全面理解法律在社会中的实践过程、后果和内在逻辑。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适合且需要法律经验研究，上述两种典型进路是回应时代需求、理解当代法治的重要研究进路。

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