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成本制度体系不利于地方政府在新一轮竞争格局中胜出，传统压力型发展模式和激励机制已出现明显“负效应”。要让地方在推行法治、提供善治、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和公共服务质量等方面充分发挥作用，必须尊重和有益于地方可持续发展、促进制度正向激励，并大力创新具备实践解释

作为司法改革的“排头兵”，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的设置与实践，既能够通过最高审判权力的“下沉”带来社会矛盾纠纷的就地化解，也能够通过最高司法权的在地化运行来促使巡回区司法行为的规范化，还有助于确立通过司法机制分配地方利益以及这种分配方式的权威性。由此所带来

在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中，超大型国家治理、中央集权单一制和“强国家－弱社会”这三重因素的共同存在，使得国家治理面临着巨大的治理负荷压力。为了有效应对统治风险、治理成本和质量压力等治理负荷难题，行政发包制作为一种可行的制度安排得以产生。相应地，由行政发包制的

项目制作为一种自上而下资源配置形式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分税制以来日渐凸显，并溢出财政领域成为国家治理和贯彻政策任务的一个重要机制。本文有三个目标：一是通过项目制研究文献的梳理和述评，提炼项目制要素特点产生的不同组织形态；二是在这一基础上，从 “控制权”理论视

多元规范的格局是国家治理需要面对的社会事实。多元规范作为国家治理的资源，首先基于法律是国家构建超时空秩序的基础性制度资源，是国家用以结构化社会的基本力量。其次，社会性的规范是复杂社会中微观秩序来源的关键性因素，对日常秩序的形成具有基础性作用。而多元规范对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国家治理主要建立在官僚制的常规机制之上，但官僚制度有着内在困难，而且这些困难在中国官僚制度特定形式下加剧放大，常常导致组织失败和危机。因此，国家治理过程中演变出运动型治理机制以应对之。本文在这一大历史背景下，从与韦伯式科层制的比较和当

本文以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间的矛盾为主线，从国家治理模式视角提出一个分析框架，用以解释当代中国政治运行过程中的一系列稳定重复的重大现象——集权与放权的交替往复，整顿治理的运动型机制，绵延不断但收效甚微的政治教化活动，举步维艰的科层政府理性化和法制建设发

国家治理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中,有着非常复杂的含义。周雪光的《中国国家治理及其模式:一个整体性视角》将中央与地方关系与国家与民众关系这两条主线放在一起加以考虑,从一个整体性视角审视了国家治理的不同模式及其背后的机制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