驾校教练隐性权力的形成与规制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王亚龙

一、从学费到红包：驾校教练的权力变现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当今机动车普及率在我国迅速上升，据公安部的统计，截至2024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4亿辆，其中汽车3.45亿辆，新能源汽车2472万辆；机动车驾驶人5.32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4.96亿人。汽车的普及率上升随之而来的就是驾驶人员的增多，相较十几年前驾照还是个稀缺品，但在2025年已经成为大多数家庭的必需品。尽管有着如此广阔的市场，但当今驾培行业的规范化进程却未同步。在现实中教练与学员并非简单的契约关系，在日常训练中经常可以看到教练通常处于优势地位，利用自身隐性权力经常可以正当且方便的对学员进行压榨。笔者今年返乡之际也报名驾校进行学习，结合身边人以及网络中各类学员的学习遭遇，来聊聊二者实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笔者今年返乡之际也到驾校报名学习，在许多学员进行第一次参加训练时，就见识到了网络中盛传的教练对学员的训斥甚至辱骂，学员通常没什么还嘴的能力。驾校还有考试模拟费项目不包含在合同之中，虽说是自愿参加，但最终几乎每个学员都会缴纳，而这在之前谈驾校费用的时候却从未说明。在考科目一时，由于不能带入手机必须寄存，于是当地车管所设置了收费的保险柜，这相当于想要考试必须缴纳的费用，我们报名的驾校服务人员督促我们一定要把手机存到保险柜中，这当然也并非提前告知，而这种收费明显并不合法。当过年回家与亲戚朋友聊起驾照学习时，发现以上乱象只是冰山一角。有亲戚在考科目二之前，教练不认真教学，且多次暗示她不交模拟费就别想过关，后续为了顺利拿下驾照最后还送了几盒烟塞了红包。有朋友也讲述了他当时的学车经历，当时他们车上的几个人基本都遭到教练的辱骂，每次学习时长也不够，有人说这是教练在暗示我们，于时几个人每人出钱一起凑着给教练送了礼，之后教学态度就有明显改善，学习时长也变多了。除此之外教练每次要求学员到特定的餐馆聚餐请他吃饭，这里菜量少且菜价明显高于他处，后来才得知教练和餐馆达成协议，每次带学员到这吃饭可以吃回扣。问到为什么要选择隐忍时，大多数的回答都是不想惹事，想顺利拿下驾照，钱已经花了不能打水漂，怕他后续不认真教学等等。打开各种媒体搜索驾校教练相关内容时，总能看到教练辱骂学员、乱收各种费用什么练车费、加油费、模拟费、加班费、VIP包过费等等，甚至故意降低培训质量让学员挂科再交额外的补考和培训费用。学员从方法上并非没有相应的反制手段，各种投诉举报机制也并非形同虚设，但在实际的培训过程中，却很少看到学员和教练的正面交锋，通常是以学员的妥协为主，在平等的合同关系之下，隐藏着的是教练实质性的权力剥削，在监管貌似愈加完善的今天，教练的隐性权力仍如幽灵般盘踞在学车流程的每个环节。

二、为何总被教练“拿捏”？隐性权力的形成

（一）失效的监管与“默契江湖”

 对于小型驾校而言，其管理依赖熟人社会的运转逻辑，驾校管理者与教练之间关系较为密切，内部自成一体，学员通常难以利用驾校内部的规则维护权益，但在驾校规范化程度普遍上升的今天，内部一起对学员进行如此赤裸裸的压榨已经并不常见。当今驾校的治理逻辑通常是科层制与熟人社会双重逻辑叠加的产物。首先驾校的管理并不能实现官僚机构的高度理性化与专业化，绝大多数驾校的管理仍然无法脱离人际关系。但同时由于驾校监管体系的逐渐完善，以及驾校规模扩大后出许可持续性营利的考量，必然会引入更为完善的科层管理体系。中国当前对驾校的管理体系主要包括三个部分，由上层监管机构、驾校管理层与教练构成三级的传导链条。但在实际管理过程中，每个层次都存在规则折扣，且教学的空间和性质导致其具有一定的隐蔽性，除非专门派人监管或者在车上全程录音录像，否则很难得知教学是如何具体展开的，学员的自行反馈往往也是一堆形式层面夸赞教学质量的虚假评价。在实际层面教练教学过程的监管往往涉及很高的成本，对于驾校管理层而言往往选择将教学仅作形式的监管，而在实质层面下放给教练。

因此在正式监管存在缝隙时，驾校江湖的社会规范便自发填补了规则真空，形成了各式各样的潜规则。在监管缺位的同时，是驾校熟人社会治理规则的保留。在并未高度科层化的驾校，教练之间、教练与驾校管理者之间关系较为密切，很难指望其内部相互检举，且在教学中挣点“外快”是行业惯例，如果不是学员撕破脸硬要举报的话，大多人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很难依靠其内部管理自发的实行强监管。因此当前驾校熟人治理模式尚未解体，监管成本较高、科层管理不完善的情况下，教练通常能拥有较大的隐性权力，能掌管学员的生杀大权。教练对学员学车时间、教学方式、教学内容、考试安排等多方面的决定权都转化为教练的支配资本，稳定了驾校江湖的独特秩序。在正式规范与驾校潜规则的交互中，正式规范不仅对社会规范的挤压不足，形式化的正式规范反而掩盖了深层次的权力关系。

（二）封闭空间的“微型权力”

驾校教练的权力的形成不仅来源于宏观的制度性赋权，同时也来自于教练与学员微观的日常规训的互动之中。在训练和学习过程中，学员需要随时听取教练的指令，驾驶技能的传授常常异化为权力渗透的场域。由于教练往往能够拥有较大的决定权，比如安排学车时间、学车时长、对训练时每一个身体动作指令的指导权，教练很容易实现对学员的规训。（1）教学话语的真理化建构。教练在训练过程中常常会发出很多指示和命令，有些看似仅是建议学员却不得拒绝。比如如果不在考试之前在我们的场地训练一下，你肯定会紧张然后挂科，很多细节模考之后才知道从而迫使学员缴纳模拟考试费用高。（2）全景敞视主义的持续性管控。在学车过程中，教练会观察学员的一举一动，学员会感觉到自己的每个动作都正在被监视和评价，教练会有很多要求，比如座椅必须调整到什么高度、目光必须盯向某个地方、手脚必须按特定的方式操作。其中有些自然是训练本身需要，但有些并非是驾驶技术必须的部分，而一旦有违反指令的时刻教练便可以大声呵斥或者谩骂，这种持续性的监控以及违反的惩戒措施通常会让学员下意识的听取教练的指令而不是想着如何反抗。（3）知识垄断。绝大部分学员都是第一次接触车辆，对车上东西一窍不通，而教练已经摸了几十年的车子自然轻车熟路。在教学过程中学员面对未知的内容，大多数情况下会主动听取教练内容且无法分辨，因此大多情况只能听从教练命令，而一旦形成惯性，被骂或者被教育都会乖乖听从之后，学员很难会继续反抗后续的不合理要求。（4）肉体规训。如同上文提到的在教学过程中，学员手脚的每一个动作，前倾或者后仰，作出动作的时机等等都由教练来掌握，并且在违反时存在各种惩戒措施，且部分教练素质低下，言辞较为激烈，学员大多都会为避免而选择听从。在封闭的训练空间之中，教练与学员在内部构建起了一个微型的规训社会，虽然他的前提性条件仍旧是他拥有的对诸多事项的决定权，但要想实现教练权力能进一步稳定行驶，后续在日常训练中的规训也必不可少，这种权力并非来自于自上而下的制度性权力赋予，而是在微观互动过程中生成的知识-权力共生体，培养学员的服从意识，最终实现权力关系的肉体化再生产。

（三）迷雾中的“理性囚徒”

 除了少部分人能够在驾校的报名、学习、考试、投诉等诸多渠道都知根知底之外，大部分人对各种陷阱是茫然的，普通人也没有必要因这种微型风险而付出巨大的学习成本，很多时候也就是几盒烟的事，信息不对称也导致了教练权力的实质性扩大。通常学员在学车过程中面临着三重的信息壁垒。第一重：合同条款的专业性壁垒（隐藏附加条款）。笔者在今年驾校报名时也看到了绝大多数人在报名时都是按照工作人员指示进行，大多数人都是让在哪签字就在哪签，不会过问合同内容，很多驾校会在合同里附加各种不合理的款项，比如场地训练费、模拟费等等，要求后续训练过程中再给。当事人以为交完钱已经结束了，但在后续训练中又被人拿出合同来索要。第二重：教学过程的经验壁垒。教学过程中大多数学员可能只知道考试有几个项目，对于具体的得分细节并不了解，即使在网上可以学到部分，但是一些具体考试的细节只能通过训练实操得知。在这个过程中，对学员操作和训练的评价往往均由教练来评价，信息差异会导致教练权力的实质性强化。许多教练会借此来谋取私利。比如教练可以说别人教两边都能学会，你是我教的最笨的一个，你这放心，上考场肯定过不了，你交点钱我这给你加班带你多练两圈。此时加邮费、加班费、模拟费各种手段都可以巧立名目来赚取外快。第三重：投诉渠道的认知壁垒（监管体系的复杂结构）。在遇到问题时究竟向谁举报？向12345？向交管所？或者向驾校的管理层？大多数学员不知道向谁投诉是有效的，同时又怕投诉不仅没效果反而让他以后的学车过程步履维艰。在多重信息壁垒之下，学员往往在有限理性的情况下，选择当下的最优解，不会支出巨大的反抗成本而选择微量收益，成本和效益的差距之下，大多数学员选择忍气吞声，拿下驾照再说。而且驾校通常不会一上来就收钱，都会选择中途收费，此时可能已经过了科目一或者科目二，换驾校沉没成本太高，又惧怕投诉举报之后后续的不公正对待，且该现象在驾校成为潜规则已经如此多年，形成了群体沉默螺旋，大多数人都选择了性价比最高的选项，不为小收益承担风险，自己也找到能和自己达成共识形成小规模群体来反抗的对象，因此在信息不对称的有限理性之下，对个体而言，忍气吞声拿到驾照才是最优解。

三、隐性权力的生态图谱：不同类型驾校中的权力生成

 当前的驾校较之以往无疑是更为规范的，在过年与亲戚交流时，据他所言在几十年前，他们的驾照甚至都不用考，只需要交几千块钱等过三个月左右驾校就会被送过来，方便省事，到了如今，各种考试的流程已经相当标准，而且基本都是采用现代信息技术统一监管，以往在考试时塞钱就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猖獗的时代已经结束了，驾校服务合同的规范化、车管所对考场的监管、现代技术对以往监考人员的替代、考试流程的标准化等等，已经让以往的许多“黑产”无处遁形，但是夹处在隐秘地带的“灰产”却并未因此消亡，在可以见缝插针的角落里都存在各种利益交换。

（一）驾校类型区分：隐性权力的差异化呈现

对驾校的分析不能一概而论，例如在发达城市与欠发达地区，在规模化的大驾校与仅有少数教练的小驾校，教练的谋利空间和方式均有区别。发达城市通常具有较为完善的投诉举报机制，不论是直接向车管所举报或是在驾校内部进行投诉举报，而在欠发达地区通常投诉举报渠道并不畅通，即使畅通，人们也很少会诉诸于这些正式渠道而选择自行协商或者塞钱解决。而驾校的规模化程度的区别也同样会产生影响，例如在规模较小的驾校，可能采用的是熟人或者“搭伙“的方式，靠彼此的关系来营利和管理驾校，这种模式下内部人员通常串通一气，学员如果已经签了合同，那很难逃脱魔爪，只能忍气吞声到考完，一般很少会选择撕破脸向交管所或者其他部门举报。而在规模化程度较高的驾校教练以及内部工作人员人数较多，传统熟人方式难以管理，通常会用”科层“的方式进行层级管理，为了整体利益最大化，驾校通常也会建立较为畅通的投诉机制，根据合同对教练进行相应惩处，学员不需要撕破脸，只需要利用驾校内部机制即可维权。因此学员如果想要捍卫自己的正当权益，首先需要判断自己所报名驾校的实际情况，选择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动策略。

（二）隐性权力的变现路径

 发达地区的大型驾校的隐性权力变现通常隐藏在形式合规性之下，教练可以利用附加条款或者模糊性表述为后续隐形收费埋下伏笔。例如合同中注明“培训费全包”，却在科目二训练时要求学员额外支付“模拟场地费”，并暗示“不交钱通过率低”。后续则可以用非必要性支出而是学员自愿的的理由来为自己行为正当化。即使在规模较大、合规性程度较高的驾校，教练的教学资源大部分仍是由教练分配，而非由驾校全权决定，教练可以通过控制练车时长、练车时段、教学质量等等来迫使学员自愿妥协来缴纳各种费用，比较听话的学员可以在自己方便的时段练车，教学更加用心以及有更长的练车时间等等。因此其权力的变现更为隐蔽，由于有各种制衡机制，因此教练通常不会直白的索要礼品、红包，而是通过各种有着合法化外衣的合同条款以及用自愿等话语来为自己行为提供正当性。

 而欠发达地区小型驾校，由于行业监管欠缺、驾校管理本身质量参差不齐以及投诉举报机制并不完善等等原因，权力的变现的途径可能更为直接，教练可能更为直接的暗示学员，例如以保证你通过为名，收取礼品和红包。或者通过语言羞辱或者经常在训练中由于驾驶细微瑕疵而紧急停车，来逼迫学员花钱来接受“更为用心”的教学。此种小型驾校由于规模较小，大多依赖熟人规则治理，教练与驾校的管理人员通常联系密切，难以通过内部的监管投诉机制来维护自身权益，学员也害怕后续的练车报复影响自己拿证的速度，往往选择花点小钱解决，这也助长了这些教练的气焰。

四、破局之道：行业重构、技术监管、个体觉醒的三重路径

 驾校教练隐性权力的规制，需从行业结构、个体与监管三个层面协同发力，打破“结构固化-监管失效-个体妥协”的恶性循环。

（一）重塑考核机制、推动行业标准化发展

 考核机制的重塑包括两个部分，包括了监管部门对驾校的考核，也包括了对教练考核。对教练而言，当今教练的收入一部分为“人头费”，即拉人来驾校报名就可以获得更多绩效。而对后续教学部分的指标却不够完善。因此应当细化后续的教学指标，不仅仅是对通过率等较为粗放的指标进行收集，还应当综合考虑教练的投诉率、平均练车时长与通过率之比，当然由于学员个体差异较大，因此可以综合考虑学员的年龄、文化程度等因素来作细微调整来规定平均的练车水平。如果学员训练时长远超平均时长但是却数次未通过，则应当考虑教练的教学质量。通过对教练考核指标的细化，可以更容易的对教学质量与过程进行量化分析，强化对教练的管理。

 在对驾校的考核中，监管除了应当将上述训练数据进行收集分析外，应当着重关注对该驾校及其教练的投诉率，建立全国教练信用档案，有违规记录的可以进行公布、严重或者频繁违规的禁止从业。制订标准化的练车学时分配、教学流程。可以依靠上述指标对驾校进行评级，设立黑白名单，评分较高的可以在驾培服务市场进行官方的优先推广，而低评分则可以限制驾校开设考试场地等等。利用相应奖惩机制推动驾培行业规范化发展。

（二）技术赋能、监管革新

推进练车监管智能化，实现训练过程的全过程录像与云端存储，通过技术赋能、利用AI进行敏感话语检测（例如滴滴打车的监测模式），有辱骂或者暗示收费等自动申报数据异常进行进一步检测。除了驾校内部检测之外，还可以建立驾培行业统一监管平台，将收集数据进行统一上报，将学员的通过率、训练时长等等重要数据都纳入相应指标。同时建立举报激励机制，设立驾校黑幕举报基金，对于违规暗示收费等行为可以进行举报，可以按照比例或者严重程度为提供举报者给予一定奖金，并且设立匿名举报，只看证据而对举报人信息进行保密，确保其不会因为举报而在后续训练中遭受歧视。

（三）从“沉默羔羊”到“理性博弈者”

 学员的妥协很多时候来源于其博弈能力较弱，不知道何种方式可以进行反制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根据现有的驾考模式，可以在科目一试题中加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方式途径、使学员提前了解相应的投诉举报机制、保留证据。完善行业监管投诉渠道的同时推动各驾校管理模式的规范化，使得学员可以自行选择更加合适、便捷的维权方式。妥协的原因大多是学员综合考虑成本收益之比的选择结果。如果可以降低举报成本（畅通投诉举报监督渠道）同时提高收益（如上文为举报者提供奖金并且匿名化不遭报复），忍气吞声现象会进一步减少，也会愿意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正而付出自己的时间、精力而选择博弈。监管部门可以逐级推动各驾校发放相应的避坑手册，培养学员的权利意识，推动驾培行业规范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