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现已从小学毕业了十余年之久，但我仍隐隐记得小学入学前所经历的人生中第一个“面试”——等待面试的学生一个个按顺序被叫到办公室里，面试老师会询问你一些关于家庭基本信息、学习情况的问题。面试结束后，学校过一段时间便会公布录取和分班情况。在我后续的学习生涯中，初中、高中去哪上学是一件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事情——我家一直贯彻“考上哪里读哪里”的原则。在上大学前，我便在家庭所在的县城里完成了小学、初中、高中的学业。据我了解，我身边的同龄人基本也与我有着相同的教育经历。

在今年过年回家与亲戚交谈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如今这一代的家长却并不愿意遵循既有的升学安排，而热衷于另外付出巨大的精力与代价来规划子女的升学安排。这些孩子从选择上哪所小学起，直至去哪个班级、去哪个初中、去哪个高中，都是由家里“想办法”来“调整”的，甚至可以说，这部分小孩在正式进入大学前的教育生活都是被“包办”的。然而，在我所生活的小城里，付出巨大的代价的教育“包办”必要性何在？现在的家长为什么要费劲地想办法去“包办”？他们又为什么能够顺利地完成“包办”？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

一、教育包办如何实现？——家庭资源辅助下的教育活动

我家所在的J县交通较为便利，至本省省会城市只需40分钟左右的车程，当县城里的人们有就医、休闲娱乐以及购物等需求时，经常会前往省会城市。县教育局的文件显示，县内共有小学31所（其中7所位于城区内，其余位于乡镇）、初中17所（其中4所位于城区内，其余位于乡镇）、高中14所（其中2所位于城区内，其余位于乡镇）。

（一）政策缺口与资源置换的择校逻辑——以小升初的堂弟为例

堂弟正在读五年级，他跟我就读的是一个小学。婶婶告诉我，要想在县城里上学，根据政策文件，可以走户口在县城的一般渠道、以及“进城务工人员子弟”（小孩户籍地不在本市）、“外来租住人员”（小孩户籍地不在本县）两种特殊渠道。由于堂弟的户口不在本市，其通过“进城务工人员子弟”渠道得以上学。在县里，孩子上哪所小学以“就近分配”为原则，且一般情况下，通过以上两种特殊渠道上学的孩子只能等户口在县城的孩子确定学校后，看哪所小学仍有空缺，再去填补空位。然而城区里，家长在择校时心中已经有了明确的默认性排序——虽然在城区内有7所小学，但实际上，在城区内，师资较好、办学效果较好的学校只有3所。本处于“候补位”的堂弟不仅就读了其中一所小学，其班主任还是县城内出名的语文老师。就择班问题，婶婶说她特意询问了住在同一小区里的一位该校的体育老师，其告诉婶婶现堂弟所在班级的师资力量很强。至于后续的落实，婶婶说“花了很大的力气”——大家都知道可以给教育局交“择校费”，但“你得有台阶才能给出去”。现在五年级的堂弟即将面临小升初，婶婶说，至于堂弟读哪所中学，一是得看他的成绩，这是硬门槛，再一个也得看家里能有什么办法。

堂弟的教育经历是教育包办模式在孩子择校、择班过程中具体表现的缩影。这一部分孩子是否在今后的学习中都将处于被动的“候补位”？孩子们能否进入心仪的学校学习？在正式的教育体系下中，这些问题将在小升初、初升高的的转换阶段升学过程中不断出现浮现。而要应对此，在以学校教育为场域的正式体系下，教育包办模式的一方面集中体现在以家庭资源应对政策带来的弱势，并充分利用信息和人际关系进入理想的学校和班级。

这句话很不通顺，“为了以学校教育为场域的正式体系下解决这些问题，教育包办应运而生，这种包办的一大模式体现为集中家庭资源改善政策结果，利用信息和人际关系帮助子女进入理想的学校和班级。”

就政策而言，为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所设置的入学通道本为解决流动人口的教育公平问题，但却在地方执行中异化为弹性操作空间。由于户籍不在县城，堂弟依规处于候补位，甚至面临着流入乡镇学校的风险。但其家庭利用人际关系等非正式资源突破了这一劣势，将资源转化为择校筹码。在此过程中，社会网络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一般情况下，个人及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所包含的节点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其提供有关经验和信息以作参考，如婶婶利用家族成员就读经验锁定城区内的3所优质小学，再通过同一小区体育教师获取“名师班级”的信息。更为关键的环节则在于如何实现信息所传递的目标，这对家庭所拥有的社会资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正式制度之外的“口子”，“择校费”的缴纳需依托强关系网络方能找到跟教育局活动的“台阶”，最终完成以资源换人情、以人情换机会的链条。

（二）社会网络与跨域突围的补课逻辑——以正在读高三的表妹为例

表妹今年正在读高三，她的学校位于距离县城约80公里的M市，她告诉我说，学校的管理很严格，只放月假，回家的时间基本上都被安排了补课。表妹的小学和初中都是在县城里就读的，在我的印象里，表妹从小学开始便补课不断，她不仅在培训机构补课，还在父母为其联系的县城里的“名师”处补课。姑姑告诉我，只要有钱就能在培训机构报名，但只有钱还不足以让名师给你上课。在他们看来，培训机构里的老师只能在知识点上给孩子查漏补缺，但名师时刻参与着学校里教学与出考试题等任务，能够更敏锐、可靠地捕捉到关于教学与考试的动向。之所以表妹能够有名师为其上课，是因为体制内的姑父能够人托人地找到体制内的名师。表妹小学成绩很不错，在考入市区某名校在城区的分校后也如父母所愿进入了年级的好班（城区内的初高中会以录取分数的高低将班级划分为诸如火箭班、创新班、普通班等等级），后由于其中考成绩并未达到考入市区高中的标准，姑父又“把她弄到M市去读高中”。

与堂弟相比，表妹所经历的教育包办则呈现了另一种模式：通过体制内的关系网获取更为核心的课外资源，并以跨区域升学避免本地有限的教育选择，其核心逻辑强调在正式的校园学习之外，家庭社会关系网络对课外教育资源获取的帮助。表妹的路径依赖对体制内关系的利用——从补课到升学，强关系网络始终作为资源攫取的前置条件。就课外补习而言，普通家庭购买教育服务的渠道多限于培训机构、普通教师，而在教育包办模式下，群体更强调通过家庭人脉联络明晰教学考试动向的名师，实现在正式教育外的信息特权。如表妹凭借姑父的体制内身份，通过一层层的强关系，接触到参与校内实际教学活动的名师，并因此可以直接获取与考试动向密切关联的“内部资源”。故与普通补习相比，这种方式更是信息资源获取的特权。而在一般的升学选择外，该部分家庭利用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突破了一般家庭所面对的升学限制，得以实现跨区域升学突围。这一过程暴露了县域教育的双重困境：本地优质高中资源稀缺，倒逼家庭向外寻求机会；跨市择校需要花费的成本又将普通家庭排除在外。

（三）模式共性：资源垄断与制度共谋

以上两种教育包办模式的具体表现虽然路径不同，但均遵循以家庭社会资源中人际关系、经济条件等因素突破制度限制的底层逻辑。堂弟面对择校、择班的选择时，依赖家庭资本突破政策限制；表妹在课堂之外的名师补习更是凸显了社会关系网络对稀缺资源的攫取。两者在本质上都是将公共教育机会转化为私域竞争。

这个私域竞争的词儿没啥意义啊？

过年期间，婶婶和姑姑一见面便开始互相询问起孩子的学习近况，婶婶在平时也经常向姑姑取教育经。在婶婶看来，表妹的教育经历有着很强的借鉴意义，相比于其他在乡镇上学的亲戚，表妹走的路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堂弟即将面对的选择，而姑父体制内的身份，也意味着为家庭里还在县城读书的孩子提供帮助的可能。可以预见的是，表妹的教育经历将成为堂弟的续集。在家庭之外，关于择校、择班、补课、升学，县里很多孩子的求学经历也将顺着父母的推动逐渐展开。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包办”本就意味着权力的推动，若无资源，便无权力。堂弟和表妹的家庭条件在家族里算是上等，父母的工作以及家庭的收入成为了能够为其“包办”教育的底气和资源。相比之下，其他经济水平相对有限的亲戚家的小孩，基本都在乡镇学校上学，在升学和补习等方面父母并未插手。由此可见，县城内“包办”教育这一现象所涉及的主体特征明显——以县城这一半熟人社会为背景，他们家庭经济条件较好，在县城内有着较为丰富的社会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充分利用家庭的非正式资源为孩子的教育提供便利及推动力。

二、教育包办的生成逻辑与拓展机理

（一）家庭资源驱动：强关系网络的教育特权

在县域教育包办的过程中，社会网络的嵌入性运作构成了获取优势的核心机

制——诸如亲属、体制内工作的熟人等强关系成为了能否占有教育优势的前提，诸如邻居、家长朋友等弱关系则担起了提供参考、互相讨论以筛除风险的角色。二者相链接，共同构成了教育包办模式得以准确完成的基础。在堂弟的案例中，其户籍不在县城，本应处于入学的候补位，但婶婶通过多重关系网络突破制度限制：以家族成员以往的就读经验作为强关系记忆，将该校设定为优选目标；通过理想学校内的教职工人员获得关于名师班级的信息；最终通过“找台阶”缴纳择校费，将经济资本经由强关系通道兑换为入学资格。与此同时，表妹的案例则体现了弱关系的工具性局限——表妹能获得名师补课资源，完全依赖于姑父处于体制内的强关系网能够通过同事引荐接触核心节点，而对普通家长而言，即使其知晓补课渠道，也将面临因缺乏关系“台阶”被排斥在外的困局。这一链条体现出强关系从传统人情往来升格为制度化的资源兑换系统的转变，其运作逻辑类似格兰诺维特所述“嵌入性市场”——教育机会的分配不再依赖政策文本，而是嵌入在由信任、互惠构成的地方性网络中。

（二）城乡资源断层：结构性失衡下的突围困境

分配不均的城乡教育资源让孩子们被“困”在了小城里，并将其

其指代什么？

（三）政策执行弹性：明暗规则的双轨运作

以城乡资源分配不均为背景，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条块矛盾”进一步扭曲了教育治理的逻辑。从规范上来看，《义务教育法》将县级政府确立为统筹基础教育的法定主体，其能够行使相关权力、分配一定资源；而从行政体制上来看，条块矛盾对于其权力和资源的调动构成了双重限制——它既需要完成上级教育部门“促进均衡发展”的条线任务，又需服从于地方政府以经济发展为主要考量指标的政绩考核。当二者发生冲突时，政绩考核机制往往成为影响教育政策实施的主要推手——虽然县教育局在职责和规划上遵循自上而下的条式管理，但人事方面的职权任命和工作评价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

在这一逻辑的驱使下，县教育局往往采取双重行动——为获得教育政绩、完成条线任务，其须集中资源打造区域内有一定教育成绩的代表性学校；为完成政绩考核，其往往放任能够获得实质性教育政绩、获得经济收益的教育行为，而在正式渠道外设置缺口。就前者而言，小城里大家公认的三所“好小学”即为明显的表现；对于后者，则主要通过三种策略完成：其一，在政策所规定的正式渠道外，设置弹性入学通道，为优质校预留跨片区招生指标，如案例1中，尽管堂弟为异地户籍，但其能通过特殊渠道入读城区“名校”，这正是源于城区学校实际执行着按片区招生及自主招生的双轨制；其二，默许生源外流实现制度套利。案例2中，虽初中阶段就读于城区名校分校，但表妹最终流向了市级高中，这一选择背后透露出县域对优质生源的矛盾心态——地方政府既希望培植本地升学率亮点，又通过默许市级学校跨区招生减轻教育投入压力；其三，纵容校外教育灰色市场，将补习负担转嫁家庭。

 

 

（四）经验传承与代际固化：非正式制度的再生产

县域中教育包办现象得以较稳定持续的原因在于，非正式制度因群体对历史经验的信任、对风险的理性规避而不断强化。当家庭通过关系运作、资源置换等非正式手段获得教育优势后，这种“成功经验”会被不断复制、扩散并固化为群体行动原则，而家长对政策变动的担忧进一步强化了既有的行为模式。

具体而言，如案例中所示，表妹的教育轨迹成为家族内部可复制的成功模板，深刻体现了路径依赖的生成逻辑。从名师补课到跨市升学，其成功进入管理严格的外地高中被家族认可为有效经验，并通过春节聚会、日常讨论等亲属互动不断扩散，最终升格为大家所认可的“标准操作程序”。这种由个体性策略在家族内扩散为共识，并在人群交往中形成群体惯例的传导链条生动体现了非正式教育制度形成后通过代际传递实现自我再生产的图景。

而从主观方面来看，家长对教育不确定性的担忧构成了非正式制度持续存续的心理基础。以堂弟为例，被分至乡镇学校的风险迫使婶婶采取双重策略：一方面利用家族既往就读经验选择目标学校，另一方面通过强关系网络扭转政策带来的不利地位。这种“经验复制+关系兜底”组合行动屡次被证明为有效，而每一次对风险成功的规避都会强化家长对非正式制度的依赖，最终形成“担心风险→启动关系→固化经验”的循环。

群体之外，人们对制度记忆的惯性进一步固化了现有的选择路径——在堂弟的案例中，“进城务工人员子女”这一入学渠道的异化，实则是县域教育系统对历史经验的路径依赖。“择校费”是早期县城学校为缓解财政压力招收“赞助生”的变体，这一模式的成功使其在制度系统中被美化记忆为危机解决方案。即使当前政策明令禁止择校收费，然而对县城的家长来说，大家都心知肚明得找到个名目让教育局或学校把钱收下，这在本质上仍是对历史经验的变形与重构。

 

三、总结与反思

十余年前，我的小学入学仅需一场简单的“面试”，教育路径似乎清晰而自然；而今，县城里的孩子从入学起便陷入一场精密设计的资源争夺战。这种从“自然升学”到“教育包办”的转变，映射出县域教育生态的深层裂变。在县域教育的实践中，公共资源分配的公平性目标与地方性实践之间形成了深刻的张力。国家层面推动的教育均衡化政策本意在于打破城乡壁垒、保障机会均等，但在县域场域中，这一理想却被复杂的现实逻辑所解构。城乡教育资源的结构性失衡构成了最基础的矛盾：优质师资、硬件设施向城区少数学校集中，形成“市区名校—县城重点—乡镇薄弱校”的垂直序列。这种资源分布的天然断层，迫使家长将教育竞争从单纯的学业比拼转化为家庭资本的较量。案例中堂弟突破户籍限制进入理想的小学、表妹依赖体制内关系获取名师补课资源，两者在本质上都是家庭利用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对稀缺的教育资源进行非正式攫取。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在政绩考核压力下，既需完成上级“均衡发展”的指标，又受限于财政能力与升学率竞争，最终选择与潜规则共谋：默许优质校设置“自主招生”通道、放任生源外流。这一双重行为模式使得公共政策被异化为可操作的地方性规则——划片入学异化为户籍与空缺替补的游戏，就近分配演变为关系与资本的排序。在此过程中，教育机会的分配不再遵循法定程序，而是嵌入半熟人社会的信任网络中，形成以经济和关系兑换机会的链条。当家庭通过代际经验复制、关系网络共享不断强化这种非正式制度时，教育分层便从个体策略升格为结构性再生产机制。这种异化的本质，折射出公共性与私人性在教育领域的激烈博弈——当正式制度无法提供稳定预期时，地方性知识便以类似于补丁的形式填补了真空，而这在无形中消解了教育作为社会流动阶梯的公共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