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人是甘肃省H县T村人，H县位于位于甘肃省东北部，黄土高原西部，是典型的西北地区。在与朋友的交流中得知，其家乡存在一个组织，由老头老太太发起，以村庄里的庙宇为活动场地，深度影响村庄舆论，参与村庄生活的同时也降低了村委会治理村庄的成本。朋友戏称其为“庙委会”，与村委会相区别。这一现象引起笔者浓厚的兴趣，围绕“庙委会”与朋友多次进行了深入交流。
传统村庄的治理，由村委会主导，自上而下调动村民积极性，协调各方治理资源，村委会是村庄事务的决策者和推进者。在村庄事务的推进中，需要依靠村委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村委会是否具有权威性也成了村庄事务能否顺利推进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友人所在的村庄里，村委会对村民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自上而下的行政事务上，对于未被村庄事务关切到的村民，村委会对其影响力有限。相较而言，在村民中间自下而上产生的“庙委会”，不仅满足了村民们的生活、娱乐需求，丰富了村民们的精神生活，而且能够将影响力扩展到被村庄忽视的群体身上，尤其是在老年人中间，“庙委会”成为了其情感的归属和精神意义的来源，在村庄生活里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庙委会”依靠村庄里的“娘娘庙”产生，以老年人为主要成员，通过参与村庄公共事务，在公共活动的举办中发挥动员作用，不断得将影响力扩展到全村，成为了村民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正是因为这种特殊地位，使得村民们使用“庙委会”这一类似于“村委会”的名称来称呼它。可见，“庙委会”这一在常人看来具有神秘色彩的组织，调动了村庄中“信众”的积极性，深度参与村庄公共事务，在村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不可复制的社会功能。
一、村庄里的“娘娘庙”
朋友家乡所在的T村有座“娘娘庙”，供奉的是观音菩萨，初建时间不详，在清末已有记载，至今已近百年历史。建国后，“娘娘庙”的部分建筑被拆除，所剩空地被村民用来耕种，这一时期村民中的“信众”不多，宗教活动几乎没有，有也是在“地下”进行。改开后，随着宗教信仰政策的放宽，“娘娘庙”的香火渐旺，周围的耕地陆续被村民用来加盖庙宇，尤其是2010年，一位常年在外的乡贤带头出资50万，重修“娘娘庙”，一时间，响应者众多，村民或出钱或出力，以能为修庙做出点贡献为荣。如今，修建好的“娘娘庙”规模宏大，占地近50亩，有大殿、副殿近10间，门前修建有广场，平日里供村民健身娱乐，在重大宗教节日里用作活动场地，围绕着“娘娘庙”形成了一个宗教建筑群。
重修后的“娘娘庙”设施完备，有大量的空间供村民活动。无论春夏秋冬，“娘娘庙”都是T村村民农闲时的“好去处”。盛夏烈日，庙宇里的大槐树下成为了纳凉的好地方，隆冬时节，大殿里有乡贤捐赠的火炉可供烤火取暖。“去庙里？”也成为了T村村民茶余饭后打招呼的常用语。日渐旺盛的香火与日益增加的人流量使得“娘娘庙”急需管理人员和管理机构，与通常的僧侣管理不同，“娘娘庙”里并没有专职的僧人和修行者，村委会也不介入庙内事务，于是乎，在权利真空的背景下，一个具有管理职能的隐形组织便自发形成了。该“组织”是“庙委会”的前身，有“管事人”一名，“办事人”若干名。管事人负责庙内日常事务、设施的维护，在节日期间统筹安排宗教活动，对庙内的重大事项有决策的权利；“办事人”人数并不固定，主要负责庙内各项事务的具体执行，在庙内重大事项的决策上有参与讨论的权利。
二、“庙委会”的产生
在T村，能进入到“娘娘庙”管理组织的多是一些65岁以上、常驻庙内、关心集体的老年人。通常来讲，这些老年人有时间、有精力，常年在庙里活动，乐于参与庙内事务，有着鲜明的群体特征。首先，在年龄上多是些70岁左右的老年人。这个年龄段的村民不用像年轻人那样为生计奔波，有大量的时间去找人聊天、打牌娱乐，有参与庙内事务的积极性；其次，在村庄里“说得上话”。能进入到组织的老年人，在品行上多与邻为善、人品贵重，有良好的口碑，在村庄里有话语权，一些人在年轻时就是雷厉风行、风风火火、敢想敢做，在村民中间有号召力，即便年老，其权威性仍未减退；最后，在做事上公正无私、以集体为重。这类老年人之所以能“说得上话”、有号召力，能够让村民信服，最重要的是其做事没有私心，不在乎个人利益的得失，能够从寺庙、村庄以及村民的集体利益出发去处理事务。“办事敞亮，没有私心”也就成为T村村民对“娘娘庙”组织成员的最高评价。
“娘娘庙”组织成员的产生具有自发性和非正式性。该组织并未得到官方授权，也不是一蹴而就在特定时间、地点由一些村民宣布成立，而是在村民之间、自下而上逐渐产生的，其成立，是村民们共同意愿的结果，也是一个内生权威生成的过程。早年，庙宇还未重修，规模较小，管事人只有一位，通常是村内辈分高的老年人，日常所做工作也只是开关庙门以及设施维护。后来随着重修扩建，庙内事务增多，原来的管事人应付不了，就向庙内常驻的老年人们“诉苦”。这些常驻庙里的村民就会七嘴八舌的议论，所涉话题主要就是村内谁谁有本事、有能力，让他管事肯定能行。一些辈分高的老年人们会根据村民讨论的倾向，选择两三个合适的对象进行重点观察，在观察期里，有时会分配给“候选人”一定的任务，检验其做事的能力，有时也会故意设置一些“陷阱”，如香火钱的“诱惑”，考验“候选人”的品行。对于经受住考验的“候选人”，这些辈分高的老年人会在私下里进行讨论，选择特定时间与“候选人”单独交流，主要了解其个人意愿，是否愿意花费时间精力出来管事。对于积极回应、愿意做事的“候选人”，老年人们会向庙内常驻村民进行“宣传”，会讲“咱们村的谁谁，办事可以，我看很不错，能管好庙里的事”，村民们一听也就心领神会，知道这就是庙里新的“管事人”，在日常生活中会自觉配合工作。有了村内辈分高老年人的背书，“管事人”的身份就容易得到村民们的认可，由身份带来的权威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得到巩固。至此，就形成了以“管事人”为核心，以辈分高老年人为“办事人”的“娘娘庙”管理组织。
从管理“娘娘庙”事务的内部组织到影响力遍布全村辐射四方的“庙委会”，中间还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重修后“娘娘庙”香火日益旺盛，甚至有临县村民慕名而来，“名气”的增长也带来自身权威性的提高，使得“娘娘庙”的管理组织能够深度介入村庄事务，影响村庄治理的方向。这种权威性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神的“解释权”。“娘娘庙”香火旺盛的重要原因就是庙内有可供村民算卦的“业务”。据朋友介绍，“娘娘庙”有一种独特的算卦方式，遵循一套特有的神秘程序。在前来算卦的村民说出所求之后，会有两人执笔，站立不动，任由笔尖在地上自由滑动，所留“字迹”就是神的“回复”。这些“字迹”状如天书，难以理解，需要懂行的人进行解释。而对于“字迹”的解释权，则由“娘娘庙”管理组织独享。管理组织里有一位大爷，研究易经八卦，据传有解读神意的能力，在T村，他是惟一能读懂“字迹”的人，村民们对此深信不疑。因掌握神意的解释权，“娘娘庙”管理组织的意愿和行为就被赋予了某种“神秘化”色彩，村民们口耳相传，这种神秘色彩也成为了其行为合法性、权威性的来源；另一方面是对庙里香火钱的使用。任何时候，对钱的分配和使用都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往往面临各类群体的关注，也极易引发矛盾和不满。面对“娘娘庙”数额不菲的香火钱，管理组织并没有丧失理智，被金钱冲昏头脑，而是严格的划分使用权限，分配好支出额度，并接受全体村民的监督。除去庙内设施日常维护、活动举办费用，剩余资金以“娘娘庙”的名义设立账户专项保存。一些资金还被用到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和扶危济困上，村庄道路的维修以及对孤寡老人的救济，使用的都是庙里的香火钱。村民们看在眼里，对管理组织的行为普遍认同，管理组织的权威性也因此不断得到强化。
三、“庙委会”的产生基础
T村地处西北，土地贫瘠，农业生产并不发达，因历史习俗等原因，村民多有信仰传统。平日里居住在村庄里的都是些老年人，这些老年人没有子女的陪伴，又没有工作可干，不能像苏南地区老年人那样“老而不休”，只能自找乐趣，在村庄里消磨时间。然而，流失的人口和不发达的经济，使得村委会无法回应老年人的现实需求，没有建设老年活动中心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T村的“娘娘庙”便成了老年人消磨时光的好地方，再加上本地区的信仰传统，在庙里娱乐的老年人自然而然的就将自己的精神世界归属在这里。有了老年人的认同，“娘娘庙”也就集信仰和娱乐为一体，成为了属于老年人的活动组织。“庙委会”的产生，与T村的生产生活条件以及老年人的现实需求密不可分。
（一）无事可做的老年人与“说得上话”的管事人
据朋友介绍，T村人口结构呈现老龄化加剧的态势，常年居住在村庄里的都是一些6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年轻人大多在外工作，很少有时间回家，与老年人的沟通交流也不多。而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是需要家人、朋友的理解与支持的，一些老年人因为长期独居，缺少家人的关心，精神上难免会感到孤独，严重者甚至会产生心理问题，这也是T村老年人愿意去“娘娘庙”的重要原因。在“娘娘庙”，有熟悉的左邻右舍可以聊天，“有说不完的话、谈不完的事”，一些老年人表示，“在家里很无聊，在这里和人们一起聊聊天就很开心”。并且，“娘娘庙”里的管事人在村庄里有权威、“说得上话”，对于需要帮助的老年人，管事人常施以援手。村庄里有个老年人身体患有残疾，需药物维持，他的儿子觉得负担重，就不想管了，后来在管事人的介入下，这位老年人才得到儿子的照料。可以见得，“娘娘庙”的存在，满足了老年人的心理需要，是老年人生活上和精神上的“避风港”。
（二）舆论的场地与信仰的基础
组织在一起的人们往往具有惊人的力量。“娘娘庙”作为T村老年人活动的场地，常年聚集有全村半数以上的老年人。这些老年人聚在一起拉家常，聊天内容涉及村庄里的奇闻趣事、邻里生活，对于村庄里一些有悖伦理的事情，在一个老年人率先表示愤慨后，往往会带动一群老年人集体反对这些不道德的事情，形成话语共识，强有力地影响着村庄舆论的走向。例如，村庄里有人嫌弃自己母亲脏，让母亲住在门旁搭建的棚子里，村里的老年人看不下去，在“娘娘庙”七嘴八舌的议论，骂该村民是“白眼狼”，在强大的舆论攻势下，该村民不得不将母亲接回家里居住。在T村，村民们有信仰的传统。村庄里之所以有一座“娘娘庙”且香火不断，与村民们的信仰习惯不无关系。该地区的村民多数信仰佛教、道教这类本土化宗教，也有信仰回教和基督教的。村民们在保持一种信仰的同时还会排斥其它宗教，对于一些信仰不专一、改信它教的村民，村庄里还会形成舆论“制裁”这种行为。有一改信基督的村民出了车祸，“娘娘庙”里的老年人们就说“看吧，这就是惹娘娘生气的后果”。舆论的作用加上信仰的传统，成为了“娘娘庙”老年人组织转化成影响力遍布全村的“庙委会”的有力基础。
四、“庙委会”与“村晚”
村民们将“娘娘庙”管理组织戏称为“庙委会”，不仅说明了“庙委会”已经融入村民们的日常生活，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而且也表明了“庙委会”对于村庄的影响力得到了广泛认可。一方面是村民对其影响力的认可，村民日常生活离不开聊天娱乐，“娘娘庙”提供了绝佳场地，“庙委会”成员做事公平、待人和善，给村民提供了不少便利，自然而然也就名声在外；另一方面是村委会对其深入参与村庄事务的默许，“庙委会”掌握“神意”的解释权，能够调动舆论影响村民的日常行为，在村民中间的影响力又成为其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资本，对于村庄里一些难以处理的“硬骨头”，仅凭村委会难以应对，有时需要借助“庙委会”的力量。村庄里举办的一些大型活动时常可以看到“庙委会”的身影，“庙委会”凭借自身影响力，能够号召村民出来做事，遇上资金困难等问题时，“庙委会”还能联系乡贤，协调各方资源，T村常年举办的“村晚”就是最好的例证。
T村年末举办的“村晚”远近闻名。“村晚”，顾名思义，就是村庄里举办的联欢晚会，虽不具官方春晚的正式和隆重，但也欢喜热闹，是T村村民记忆里过年的味道。朋友性格外向，待人豪爽，气质不俗，又有“名校”光环加身，在本科寒假期间担任过几年“村晚”的组织人。当问到组织“村晚”最需要克服的困难是哪些时，朋友总结到，一是筹集资金，二是调动村民积极性。这两个问题看起来很常见，但在实际操作中，想要在村庄里解决好，需要遵循不同的处理逻辑。朋友当年作为一个“小年轻”，辈分不高，话语微弱，一腔热血准备大干一场时，却因不懂得村庄里办事的逻辑而四处碰壁。后经人指点，明白了想要办成事，得学会借力打力，“庙委会”因其广泛的影响力，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朋友组织“村晚”的强大外援。
“村晚”的举办首先需要启动资金，舞台、灯光、音响等设备的租赁费用就是一笔不小的开资，更别说服装道具等提高节目效果的物资了。除去村委资助的两千元，剩下的钱需要自行筹集。朋友先是准备向村民们筹款，但回应者寥寥，筹到的钱还不够设备的租赁费。一时间，“村晚”似乎要被扼杀在摇篮里。村里一些长辈提醒朋友，不要单打独斗，要多找“有本事”的人。在T村，有钱有“本事”的当属在外办企业的几位乡贤。想要联系上这几位乡贤，并且能“说得上话”，以朋友现在的身份显然不行，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中间人，常年与乡贤打交道的“庙委会”变成了最佳人选。朋友以请教节目安排的名义上门拜访，与“庙委会”的管事人相谈甚欢，管事人当即表示，“娘娘庙”前的广场可用作举办场地，并以“庙委会”的名义出面联系了村庄里的几位乡贤，说“村里要办场‘村晚’，是好事，就是资金上遇到点困难，看能不能给村里做点贡献”。有了“庙委会”的表态，一些乡贤随即表示“村里的事，必须支持”。朋友也借此机会，以乡贤的善举宣传了一波“村晚”，又在村民中间筹集了一些善款。到此，“村晚”的启动资金算是有了着落。
钱的问题解决了，剩下的就是怎么调动人的积极性的问题。“村晚”能否成功举办，关键在于节目的效果。想要令人称赞的节目效果，就必须调动村里“才子佳人”的积极性，发挥好每一位参演村民的作用。然而，常年在田地里劳作的村民们并不适应登台演出，没有舞台经验，一些村民脸皮薄，害怕别人指指点点，即便身怀绝技也不愿意上台表演。有了之前筹集资金的经验，朋友先是与“庙委会”沟通，在“村晚”演出前，增添了一场“敬神祈福”活动，通过这一仪式，给“村晚”赋予了一些神秘属性。“庙委会”也顺势而为，给村民讲参加演出是好事情，菩萨会保佑。有了“庙委会”的助力，村庄里逐渐形成了“参加演出就是积德行善”的舆论氛围，一些村民不仅自己一直在幕后帮忙，还鼓励家中子女登台表演才艺。
五、小结
涂尔干在对澳洲土著的一系列部落图腾和宗教仪式的研究中发现，宗教这种被马克思称作“人民的鸦片”的神秘事物，其神圣性并非来自于某种崇高的、不可琢磨的禁忌和崇拜，宗教根源于社会环境，是人的社会性需求的自然表达。对于“庙委会”，不能从其诞生的场地“娘娘庙”本身去理解，也不能从算卦等神秘仪式中理解，相反，其根源于T村村民的社会关系，应当从整个村庄的社会样态以及村民的现实需求中探寻。T村地处西北，资源条件有限，年轻人大多远走他乡，或工作，或定居，平日里居住在村庄的都是些老年人。时代在转型，年轻人面对着信仰的迷茫和精神的空虚，选择了“反叛”，原有的“传统”成了“封建”的代名词，被无情抛弃，村庄里的旧秩序日渐被打破，却没有能力创立一个新秩序。于是乎，年轻人不理解老年人，老年人看不惯年轻人，代际冲突产生了。儿媳嫌弃婆婆，婆婆无处伸冤，家庭矛盾加剧了。面对着村庄的凋零，秩序的分崩，老年人只感到时代变了，人心变了，但又不清楚为什么变了，怎么就变了。疑问无法排解，日积月累就成了一块“心病”，家人们却又难以沟通，老年人只能走出家庭，走向村庄，寻找自己的“共同体”。然而，集体时代所留下的整合机制早已消逝，村庄层面回应不了老年人的现实需求。没有了共同体，那就创造一个共同体。老年人开始聚在一起，走进庙里，聊天打牌，消遣的是时光，温暖的是人心。“庙委会”这个老年人的共同体也就逐渐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