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当牛马，回乡婆罗门”：县域青年个体发展策略的新变化
江浩文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不知从何时起，笔者回到家乡过年，与儿时的发小同伴，初高中的旧友彼此之间的闲谈主题，早已不再是吃喝玩乐，而总是围绕着工作与生活。谈话之间往往半句不离薪资待遇、婚姻恋爱以及家庭生活。在同代话题的转变中，朋友们纷纷表示“大城市待不住了”并时常调侃道：“进城就是当牛马，回乡才能享清福”。
近年来，所谓“经济发展放缓”和“社会大环境的变化”常常成为交流中的认知共识，其在客观上引发了青年就业的“回流”。而今年回到家乡，笔者在和多位同代好友的交谈之中发现，“回流”不仅局限于单一的就业层面，更是一种个体生活选择的转变，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个体发展策略的变化。在这种个体发展策略的背后，折射的是新一代县域青年在当下个体发展的退缩，以及家庭作为支持系统的回应和扩张。
“个体-家庭”之间互动是社会内的普遍现象。当个体力量难以单独支撑个人发展时，家庭作为后背力量的托举和回应就会进一步“补位”。但在当下，“个体-家庭”互动出现了什么新变化？青年为何“心甘情愿”地回归县域？家庭又如何进行支持扩张？这其中不仅有着客观因素的作用，也绝非单纯的经济决定论，更包含个体与家庭主观理念的深层变革，是一种能动选择。在个体与家庭理念的变革下，个体与家庭共同构筑防御性共生系统，抵御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和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放缓导致的生存发展压力。在这种共生模式的背后，反映的是当下社会的整体保守态，或者说一种社会乏力。
一、现象：从“都市丽人”回归“县域青年”
（一）就业的“回流”
从“都市丽人”转化为“县域青年”的一个关键在于个体是否回到了所在的县城工作。在过去，大城市凭借丰富的就业机会、较高的薪资待遇以及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成为县域青年就业的首选之地。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县域青年却选择回到家乡或在县域内寻找就业机会，就业选择呈现出明显的回流趋势。笔者故乡在A市（县级市），A市大概在七、八年前新建了一所某外国语学校，其包含了小学部、初中部和高中部。该校待遇根据教师所教授的年级以及是否担任班主任等因素划分梯度式薪资水平。至少在公开的信息中，该校最高薪资在10000元左右，也就是“高中教师+班主任”搭配。截止今年寒假，笔者了解到至少有4名曾经的初高中同学入职该校，并且已经工作一学年以上，男女皆有。
此外，在与朋友的闲谈中，笔者得知，还有不少同学已经在A市各行各业就职。整体而言，这些在A市就业的人员呈现出一个特点，即其学历大部分为本科，且就读院校大都位于一线城市（广义）、省会城市或者经济发达的地级市，但是他们却未能在当地就业。即便是在A市所处的B省内上学，都最终“回流”至A市工作，而未在B省其他地区工作。
（二）生活的“回归”
所谓生活的回归是指，这些青年的主要居住地在A市，生活重心也就随之转移回故乡县域，并均与父母居住。B省的省会城市C市，曾是大多数笔者同学的大学就读地，但是几乎很少存在C市购房A市工作的情况，C市已然成为了那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熟悉的陌生人”。
除了生活的整体回归，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在消费方面，以往县域青年受大城市消费潮流的影响，更倾向于追求时尚、高端的品牌和消费方式。由于经济未独立加之独生子女的身份，父母大多愿意倾注金钱支持，以支撑子女相对大额的消费。但如今，他们的消费观念普遍呈现出理性和务实。他们更加注重商品的性价比，更加的“生活化”，且也会主动进行储蓄。此外，因为和父母同居，其基本会学习和掌握厨艺，并参与到家庭生活与劳动中，帮扶家务，添置家中所需。
（三）婚姻与恋爱的“回首”
“为什么很多人最后跟初高中同学结婚了”在当下已不再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话题，而成为了县域青年婚恋的现状。“初高中同学”暗含一个事实即县域青年基本上会在当地，至多跨县域进行恋爱以及走向婚姻。“他/她居然都结婚了”“我应该随多少份子钱”，这些话题近年来时常会出现在笔者与朋友的闲谈之中。今年回家过年，笔者以及笔者的朋友圈内共有2人进行婚礼，还有少数正在筹备婚礼中。特点在于，结婚对象基本未跨越省域。同时，大量曾经的同学彼此之间存在着恋爱关系。
县域青年的婚恋观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在求学时期，大多数青年往往倾向于考量更多形式条件，比如容貌身材，恋爱体验等等，而回归县域，则更加注重所谓“门当户对”。“门当户对”不仅是经济标准，更是生活标准、相处标准，甚至还包括审美标准、性格标准等丰富的内容。
（四）总结
简单概括，个体的退缩在现象上首先表现为就业的回流，由此引发生活的回归和婚姻恋爱的回首。县域青年作为成长着的个体，在大学毕业后未能留在其求学地的都市或者走向更发达的地区安身立命而普遍“退缩”至县城，“身体空间”在客观上回归至县域，其背后有着客观和主观的双重因素，这些因素导致他们难以留在且不愿留在大城市，“心甘情愿归故乡”反而成为一种相对最优的选择。
二、为何“回归”成为理性选择
当下，“个体发展退缩”，即青年回归县域已然成为普遍现象。“回归”看似是一种“被迫离开”，但其中却暗含着“能动选择”。“回归”并不代表着个体发展被忽略，县域恰恰相对适宜地接纳了归乡的青年。“家庭扩张”意味着家庭作为“全方位支持系统”也在积极回应这种“回归”，个体的发展与家庭的发展开始更加紧密地结合。
（一）留不住的都市与盼归来的县域
在当下，县域青年为何在大城市“留不住”？多位被访谈的好友都提到了“买房难”“薪资低”“物价高”“被优化”“十年挣钱，回家躺平”。对此，他们大多都能提出一些自己的见解，其中“经济转型”“赛道更新”“学历贬值”与“竞争内卷”“技术革命”“算法歧视”往往是认知共识。这些繁多复杂的客观因素导致县域青年难以在大城市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导致其难以在大城市立足，于是家庭成为了县域青年回归后的“避风港”“减速地”。
大城市虽“留不住”，但是县域却“盼归来”。当下，县域经济的发展提升恰恰青年提供了新的机遇。一方面，县域内部传统体制内岗位牢牢地吸引着想要回归“安稳生活”的年轻人。另一方面，近年来，大多数县城普遍积极作为，大力推行人才引进政策，提供各类经济补贴，“经过大城市锻造”的青年在小城也能寻找到适宜的岗位。在这种情况下，回归县域的青年也可以获得相对稳定的收入和体面的工作机会，其生活质量并不比在大城市差。
（二）家庭为青年回归提供了全方位支持
除县域经济提供的发展机会外，青年回归也收获了家庭的全方位支持。实际上，大多数回流青年的家庭代际累积较为丰富，但却是“本地化”的。而县域青年的回归恰好为家庭资源的继受提供了完美的窗口。
1.经济与生活支持
曾经，“啃老”一词广受诟病，而如今却成为了笔者与几乎所有朋友同学聊天间的同代共识。县域青年，甚至青年一代已然在用实际行动为“啃老”正名，“家庭共有制”似乎已经成为当下主流。
经济支持首先体现在对于县域青年的“购房”支持上。访谈对象小W，家中已为其在C市（A市所在省省会）购置房产一套，C市的房价大致在2-3万元每平米，一普通的两居室加之装修大致需要200万元以上。购置房产可以说是经济支持占比最大的一部分，C市的房产对于一个县域家庭来说往往需要两代至三代人的努力进行“代际积累”，但小W的情况并不少见，据笔者了解，D市（A市所在地级市）的房产近年也成为不少县域家庭的青睐对象。但是购房支持并不是已经完成购房，仅代表家庭对于县域青年个体的购房支持意向，即根据整个家庭所能承受的经济负担而选择在C市，D市或是A市购房。购房问题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问题，其与县域青年回归后的婚姻问题紧密结合在一起。整体而言，A市并不是购房考虑的首选，除非青年已经在A市本地成家且工作已经稳定。但是几乎没有出现跨越出D市、C市以及A市的考虑范围。
经济支持还体现在“生活费”支持上。这种“生活费”的支持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县域青年“工作收入”的一部分。小W的工作在A市某学校行政岗位，其家庭仍然会延续其大学时期的“生活费”标准为其提供经济支持，后文提及的小X亦是如此。也就是说，即便已经工作，大多数县域青年每月仍然会得到来自家庭的固定数额的日常经济补贴。
2.社会关系与资源支持
社会关系与资源往往是家庭支持的首要表现和核心内容。由于大城市已然“难以留下”，个体退缩至家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家庭大多能够在县域（比如A市，甚至D市）为个体寻得一份稳定的工作。这些工作是多样的。据笔者访谈，有3名青年在家族企业内部工作，有多名通过父母的社会关系在一些体制内单位、学校等事业单位就职，其工资大致在3000元至5000元间。如果以在A市体制内单位工作的青年的最高薪资参照（大致在1万元左右），加上前文提及的家庭经济支持，县域青年一个月也能保持在5000元至8000元的固定收入水平，这已足以“媲美”大多一线城市的毕业生薪资水平。
此外，县域青年还会从事多样化的收入活动。比如，他们晚上会在县域著名小吃街摆摊以增加额外收入，或是在一些补习机构兼职或提供家教。也就是说，即便回归到县域，青年的收入结构也是多元的，而非单一化的。县域的“机会”并不少于大城市，而这归因于县域发展本身的资源供给。
社会关系的支持不单是工作支持，它的本质是复杂化的。在县域内，一个三代家庭所累积的资源其实是相对丰富的。婚姻，或者说“介绍对象”也是社会关系支持的一大部分。据笔者访谈，回归县域后，家庭往往会主动给青年介绍对象，“同事的女儿”“老板的儿子”并不少见，甚至时常会出现前文提及的“相亲对象是初高中同学”的现象。
3.情感与心理支持
情感心理支持是不容忽视的一个关键方面，其与当下家庭本身的需求以及时代重塑的理念变迁有着重要的关系。在大城市遇到挫折、焦虑与迷茫的“都市丽人”之所以甘愿化身为“县域青年”，家庭的“软支持”其实是家庭扩张的一个新动向。据笔者了解，在回归县域的历程中，多位访谈对象其实是在家庭主动“伸出援手”后打破了心理的“最后一道防线”，转而回归县域。家庭“主动呼吁”个体的回归，“留在身边也挺好”代替“留在身边没出息”成为在理念层面家庭扩张的一个关键变量。
在笔者的访谈对象中，小X现在A市下辖某镇医院工作，其本人曾经也在C市就读中医药大学。小X的薪资水平3000元左右，与父母居住，家庭不仅为其提供工作的社会关系支持以及每月的经济支持，而且基本每周末小X的母亲都会与小X前往C市进行消费和娱乐，或是在A市周边游玩。这不仅是为了缓解小X的工作压力和现实焦虑，其母亲本身也乐意与小X进行此类“亲子互动”。也就是说“亲子互动”已经呈现扩张趋势，不单是传统意义上父母与幼童的互动，前文提及的小W亦有类似情况。在访谈的县域男青年中，家庭则往往会进行一些“硬”承诺，比如买房的全力资助、工作的升迁调动等，这些都在某种意义上为县域青年加强了心理建设。
综上，当大城市不再是安乐窝，县域发展“蒸蒸日上”而家庭也能全面提供支持时，“回归”似乎并不显得那么“被迫”“被动”，反而成为了当下县域青年发展的最优解。所以，“回归”实际上是一种能动超越，其体现了青年在客观维度上对于个体发展策略的深思熟虑。
三、观念变革：当“回归”不再可耻
如前文阐述，个体的退缩与家庭的扩张已然成为当下县域的普遍现象，其表现形式多样。但是，前述客观因素的变化并不足以单独引发县域青年“心甘情愿”的回归，其需要与个体和家庭主观理念的变革深度融合。当“回归县域”不再是主观认知那般“可耻”，反而成为一种普遍能动的策略选择，县域青年个体发展的新变化，即“个体-家庭”防御性共生模式才得以形成。
（一）传媒重塑青年个体发展理念
第一，传媒“破”了现实，“精英主义”叙事已然破产，青年面临理念变革。比如，"寒门贵子"的传统叙事在抖音炫富内容冲击下破产，“精英主义叙事”也被短视频等新媒体解构，当新媒体展示的平行世界参照系已然崩塌时，青年一代不仅会产生相对剥夺感，更会思考个体出路究竟在何处？“既然无法达到抖音人均水平，不如回归现实” 的理念变革使得他们在主观上开始破除各类传统的伦理认知。而在大城市求学的县域青年，或许早已面临了许多新的社会风险，见识了众多的个体发展不确定性，这种个体的生命体验与传媒所揭露的社会现实结合，引发了对于传统叙事和话语的不再信任。比如，在求职过程中深刻体验到的学历贬值往往会引发教育承诺的失信体验，而这会加剧青年理念的变革。
第二，传媒“立”了话语，“活着就是胜利”引发青年认知重构。“优绩主义”“精英的傲慢”在新媒体中广为流传，一味地努力似乎并不一定能得到匹配的成效，于是青年开始思考新的“个体生命如何安放”的问题。“躺平文化”的盛行，当然受到前文所述的客观因素以及传媒对于旧叙事的打破的影响，至此，“回归县域”不再是可耻和没出息的路径，“小镇青年”重新获得了话语空间，“返乡疗愈”成为新的话语共识，“活着就是胜利”演变为新的生命政治伦理。
（二）家庭理念的革新与需求衍生
传媒塑造了青年一代的理念的同时也重塑了家庭的观念。不论是在笔者近年回家过年的个体感受中，还是在与同代青年的对话之中，都能够切身感受到个体与家庭的“双向奔赴”，家庭开始盼望起了青年个体的回归。究其原因，在于传媒揭露的青年压力引发了家庭的共鸣。没有任何一个家庭不心疼自己的子女。在过去，家庭常常盼望个体能够在外“有出息”，而如今，父母已然希望子女“留在身边也挺好”。
同时，社会变迁使得家庭衍生出了新的现实需求，这些需求需要子女回归才能更好地满足。在信息时代，数字的力量与社会深度融合，已经冲击了县域社会，更冲击了县域家庭。家庭的决策往往需要加入更多的细致考量，小到日常购物，大到家庭投资，无不要求获取信息与数据的能力，而县域青年则往往更能获得新的信息，更会操作新技术和互联网，这些能力恰好弥补了家庭的需求。
此外，在代际互动中，家庭和个体产生了新的情感联结，彼此开始互构。当过年祭祖变为某种家庭凝聚力的展演时，当代际更替延长，时间维度延展，家庭整体随着年岁而“衰老”时，个体作为鲜活的血液和动力为家族的整体生存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提供了新的运行力量，而长辈们也开始以“我们还能干几年”来绑定青年个体的责任，缓解个体的焦虑和压力。情感与现实需求的双重逻辑促成了家庭理念的革新。
四、策略变化：“个体-家庭”防御性共生模式的生成
当个体发展的退缩和家庭支持的扩张已然成为当下县域青年个体发展策略的普遍现实时，根据前文的分析可知，是主客观双重逻辑导致这一策略的转变。但是这种策略的转变不单是个体发展的转变，其与家庭的发展紧密结合，从而共同构成“个体-家庭”防御性共生模式。这种模式的核心在于，从"发展型个人主义"转向"防御型家庭主义"，个体的发展不是被忽略了，而是更加紧密的融入了家庭的发展之中。家庭已然成为抵御市场波动、降低社会风险等的最小避险单元。此时，“家庭”也产生了新的伦理认知，比如，对于“成功”或“发展”的认知从“改变”转化为“守住”。“个体-家庭”防御性共生模式至少包括以下三重逻辑。
（一） 家庭资源优化与风险防御
当个体退出大城市的竞争性领域转而回归县域利用家庭资源进行个体发展时，其实质是一种家庭资源的节约和重新分配，这些被节约的资源可以注入家族风险池，提升家庭在存量博弈中的容错率。比如前文提及的，在发达的一线城市购房的压力毫无疑问远大于在县域或者县域所在市购房，这就为家庭节约了经济资源。这种被节约下来的资源可以重新用于抵御不确定的社会风险，比如进行投资或者储蓄起来以应对未来可能的情况，这就形成了经济与风险上的共生逻辑。此外，在这种共生模式中，青年个体的“心理账户”也面临重置，他们现在不仅要考虑风险，更要考虑成本问题；他们开始认识到，人生发展的成本核算单位从个体已经转为家庭；他们开始思考父母的社保和医疗问题，这些都符合“守住”的逻辑，进而稳固“个体-家庭”防御性共生模式。
（二）家庭话语供给增进个体身份认同
个体的回归不仅需要家族资源的“硬支持”，更需要家族话语的“软支撑”。前文提及，当下家庭的整体理念和需求都产生了新变化，这种新的变化使得家庭会主动为个体发展的退缩提供“合法性话语”，比如“回家安安稳稳的也挺好”。又比如，回归县域后的青年由于更多地参与家庭运作，更加能够切身实感所谓“尽孝”“传宗接代”等大词，个体主动承担起家庭责任，家庭在情感与利益的复合结构中给予个体更多的资源支持以及话语支撑，这不仅有利于个体的成长，更有助于塑造县域青年的身份认同，找回在当下社会缺失的个体价值。
（三）个体回归与家庭功能复归
在传统理论中，中国家庭往往呈现“功能强化”与“情感疏离”的悖论性共生，比如，家族微信群里虽然高频互动，但是与家人的深度沟通却往往缺失。而防御性共生模式却能够在不断修复家庭功能的同时增进代际关系亲密。
在都市中，青年生命的悬浮感往往不断加剧，"沪漂十年仍是局外人"。都市的原子化生存时常引发个体的存在危机和情感漠视，而当青年个体更加融入家庭，更多的代际互动便随之产生，加之个体与家庭主观理念的变革，这实际上会催生许多情感联结，引发亲密与情感复归。此外，都市中的社会关系往往是一种弱关系，而回归县域，宗族关系作为“强关系”往往会被加强。在当下，家庭宗族关系反而补强了都市社会关系，这实际上更有利于个体与家庭的发展，其构成一种可利用的社会资本，能够稳固家庭社会地位。
总之，在笔者看来，可以展望的是，“个体-家庭”防御性共生模式会重新塑造出多种新的社会伦理。比如，当县域青年回归县域体制内工作时，“体制内摸鱼”或许会作为新型劳动伦理；又比如已然可以见到的“活着就是胜利”正在成为当下县域青年新的生命政治伦理。但是，不应当认为“防御性”是一种消极，其反而是一种对抗现代性异化，抵御新的社会风险的适宜的策略变化。
五、结语：作为镜像的社会及其相对保守趋向
如果尝试从更深的层面理解本文探讨的问题，或许可以认为，“个体-家庭”防御性共生模式的形成，背后折射的实际上是社会整体的相对保守态。众所周知，不论是个体，还是家庭都深嵌于社会结构之中，当社会发展整体“趋热化”，当社会整体呈现一种“向上的状态”时，社会的力量会影响到个体和家庭，二者都会呈现出“积极进取”的状态。俗语有言“站在时代的风口，猪也能飞上天”；而当社会整体处于保守状态时，或者说社会相对乏力时，经济发展开始放缓，旧经济结构面临转型，而新的经济增长模式正在形成过程中时，个体也无法脱离这种保守和乏力状态的影响。当个体由于各种因素难以激进并选择保守甚至退缩时，家庭便成为了退缩之后的避风港和减速带。
同样的，家庭整体的发展也受到社会力量的影响。当家庭也呈现保守状态时，其需要通过吸纳个体的力量来维持家庭发展并抵御社会风险。由此，防御性共生模式诞生。这是主客观因素的复杂交织，尤其受到传媒将结构性压力转化为个体认知革命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也使得家庭理念产生变革。
在现代社会，个体的发展往往要求“个体-家庭-社会”三重力量结合。而阶层的固化，结构的断裂，流动性的下降都是社会保守与乏力的表现。当社会呈现保守甚至开始乏力之后，“个体-家庭”的联系就会更为紧密，而由于社会难以在客观上为个体发展提供更为有力的支撑，家庭就需要更多地对个体进行支持，家庭的主动扩张也就成为了普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