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声张的白事
——农村土葬问题
何少敏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法硕教育中心法律硕士（法学）研究生
我的家乡位于华北平原的一个普通乡村，由于天气的骤然变冷和疫情管控的全面放开，家乡的老年人们在这个冬天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家里一位上了年纪的亲戚在大年初二离开了人世，得到消息后，我们一家人匆忙赶回了老家，帮忙筹备亲戚的后事。
- 是火化还是土葬
殡葬改革以来，家乡的村民们渐渐接受了火葬制度，转而选择在亲人火化之后再将其骨灰下葬到祖坟，存在直接土葬的现象但并不多。我的老家紧邻县城，村里的土地在前几年就被县里征用，县政府每年支付给村民们相应的租金，并要求村民们不得再往自家的地头土葬。随后，县里在火葬场的旁边修建了一个公共的祠堂，村民可以在公共祠堂免费安置亲人的骨灰。在遗体火化之后，家属就可以直接将骨灰安放在旁边的公共祠堂，祠堂也配备了一些祭拜的场所。每逢节日，周围的村民都会驱车到这里烧纸祭拜，众多的祭拜队伍往往会导致火葬场、公共祠堂周围长时间的拥堵，有的人甚至就在路口进行祭拜。疫情期间，公共祠堂不再对外开放，村民们只能再回到自己家的祖坟祭拜。
近几年县里在土地使用和管理制度上不是很完善，对于土葬的管理也不似一开始那么严格，便有村民们试着偷偷土葬。村民们看到有偷埋成功的案例，便又开始将原本放置在祠堂的亲人骨灰移回到自己家的祖坟，之后再有亲人去世也会偷偷将其土葬到自家的祖坟或者土地。为了防止在下葬的过程中出现村里的干部阻拦的情况，想要土葬的村民都一般会事先跟村里的干部说明情况，村民们想要土葬还要支付从几百到几千不等的费用。也就是说，县里没有正式的文件，只要村干部不阻拦，土葬的问题最终还是变成了村民自己的事情。在这次白事中，丧家找到了村干部，村干部并没有阻拦并且嘱咐丧家在土葬时不要声张。村干部这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就意味着这次的土葬可以顺利进行了。
- “偷偷”土葬
在村里操办正式的葬礼往往要花上一周的时间，按照农村人的说法，葬礼有着一整套完整而且繁琐的礼节习俗，喜丧花费的时间还会更久。但是，这种不能声张的“偷埋”往往会尽快完成，通常是在一到两天就会办完葬礼的所有事宜。村民为了达到顺利偷埋的目的，甚至会在亲人去世的当天晚上就安排下葬，避免夜长梦多。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能有任何比较大的响动，亲人哭喊都会被家里的长辈们制止，更不用说鞭炮、丧乐声。唯一的响声就是会放三声响炮，这三声响炮也被淹没在大家的春节鞭炮声里。如果遇上来家里拜年的客人，我们这些亲眷还会被长辈们叮嘱躲在里屋，以防客人看出异常。在农村土葬管理严格的时期，下葬的时候甚至连三声响炮都没有。
“不能声张”并不代表着偷埋就是草草了事，丧家依旧要在第一时间通知同宗的亲属们，还要找来村里懂丧事操办规矩的人安排具体的事项。按照家乡的规矩，去世老人的子女是“重孝”，直系的孙辈、重孙辈也有孝在身，他们不参与丧事的操办，其他的亲属则需要负责下葬的具体事宜。具体而言，上了年纪的男性长辈们正聚在一起商讨下葬的地点、人员的安排以及请人看风水、采办物品的事宜；女性亲戚们则在另一个屋制作孝帽、孝衫、腰带，以及筹备葬礼需要的琐碎的物件，比如五谷、黄纸等等。因为是偷偷下葬，所以只筹备了下葬的必需物品，其他亲属如果到场吊唁也只是给一块白布“净手”。相较于我之前参与的正式葬礼的大操大办，“偷埋”则走向了另一个方向，变得简而又简，但是这个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些习俗还是要遵守。
“不能声张”并不代表着其他村民们对丧家的土葬事件完全不知情，虽然整个过程都没有什么响动，也没有通知过多的亲属，在通知时都是千叮万嘱不要外传，但是消息也并不会因此而被封锁。村子本身并不大，村民们彼此都认识，家里的保密工作做的再好，邻居们看到这个家频繁的进出人，心里基本上也会知道这家里应该是出了事情。甚至在老人还在治疗的时候，村里就已经传出了一些风声。村民们和办白事的人家达到了一种“不会声张”的默契，基本不会去举报，毕竟自己家之后也可能面临同样的情况。
- 现实与情理的考量
在我的家乡，农村的老人们基本上是不存在遗嘱、提前准备身后事这样的情况，所以老人的身后事其实是由子女们决定，再由亲戚们按照丧葬的惯例进行的。农村的丧葬仪式，尤其是上了岁数的老年人的喜丧，是一项十分繁琐浩大的工程。这种丧葬仪式在一定程度上更像是是一种“阅孝仪式”，是家人孝心的展现。几年前，我的爷爷去世的时候，在路边设置灵堂、安置棺椁、放映戏剧、设置礼账、戴孝游街等等都是按照农村一套已定的程序进行。但是现在为了实现能够安葬在自己地里，就要免除掉这些不必要的形式，本来应当进行大操大办的喜丧也要变成偷偷摸摸进行的偷埋。
农民们想要土葬的背后其实是对更长远的自己的身后事的考量。虽然我老家的土地都被县城征用，但是征用是有一定期限的，承包权还是在农民自己的手中。村民们暂时的不种地，外出打工并不意味着在外扎根，尤其是对于处于中年阶段的农民们来说，等他们年纪再大一些，他们还是要回到这片土地上继续讨生活，以后落叶归根也是在这片土地上。甚至在外地不慎去世的农民，家里也会千里将其接回安置在祖坟。在未知的往世，同一宗族的人依然是在一起的，实现永久的团聚。在长辈们的观念中，坟地还意味着对后辈的保护和祝福。在这次的丧事中，同宗的亲戚们在坟地的选址问题上就产生了争议。亲戚家这几年过得并不舒心，所以想要移走自己这一支的坟地，风水先生说要移走的话，我家的坟地也需要一并移走，否则会对这一支的后辈有不好的影响。以年轻一代的心态来看，这些所谓的影响都是虚无缥缈的，但是长辈们却十分在意。“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土地跟整个家族的命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家里出几个大学生最终都会被归功到家里的祖坟位置好、祖宗保佑。
公共祠堂对于村民们来说并不方便也并不令人安心。从距离上讲，公共祠堂远离村庄和县城，这直接就影响了亲人的祭拜。祭拜是整个家族都要参与的大事，每次前往公共祠堂祭拜都会造成一次大的家族资源调度。除了车马费用的额外支出以外，公共祠堂的开放安排、不确定的祭拜人流情况等等都会导致家族的祭拜活动并不像预期那样顺利开展，往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在公共祠堂的门口等待，甚至有时候没能踏进公共祠堂的大门就被要求原路打道回府。而自家的土地紧邻着生活区域，在田间地头就能远望到家族的祖坟，在世的人与离世的亲人因为同一片土地而紧紧联系在一起，家族的情感始终是联系在一起的。从公共祠堂到村庄的物理空间距离进而也转变成了家人情感上的不安，尤其是家里的长辈对于放在公共祠堂的亲人更为挂怀。每次家庭聚会的时候，前往公共祠堂祭拜祖父母一直是大伯母挂在嘴边的重要事情。
公共祠堂的费用制度并不明确，村民们对于亲人骨灰能否在祠堂获得长久安置始终心存怀疑。公共祠堂之所以免费开放给村民使用，主要是因为土地被征用之后不允许村民再下葬亲人骨灰。如果县里停止征用土地，公共祠堂是否就要开始收费，村民们对于这个问题并不清楚。公共祠堂并不像土地那样稳固，这种含糊的情况始终让村民们有一种石头没落地的不安。如果开始收费，村民们把骨灰取回，也是要安葬到祖坟当中。鉴于以上的种种考虑，逝者最终能够下葬到自己家土地里，一般就不会再有其他的人为因素进行干扰，对村民来说这才是真正的入土为安。
从更为现实的眼前情况来看，由于疫情和天气的影响，大量的老年人死亡导致火葬场爆满，甚至还出现了高价买号的情况，从村里运往火葬场也并不是那么简单的，按照农村的习俗，将遗体运走火化需要同宗的亲人们陪同扶棺，浩浩荡荡的一大队人前往火葬场。在这个情况下，前往火葬场火化再将骨灰带回，在这个寒冬无疑是最不合算的。
- 土葬的管理问题
村里的坟地从一开始就没有相关的部门管理，所以长期都是处于野蛮生长的状态。没有被征用土地的时候，村民们一般都会根据国家的政策先进行火化，但是火化之后还是会被放到棺椁中进行土葬，火化的要求反而增加村民负担。尽管县里征用土地导致了村民不能土葬，但是在政策松动的情况下，村里的殡葬又回到了原来的模式，偷埋的事件也变得更加频繁。
作为精英文化的国家法律与作为大众文化的传统习俗的碰撞自殡葬改革开始便长期存在，农民们通过“火化+土葬”或者“偷埋”来规避国家管理，他们并不是不懂法，而是选择了对他们自身来说更为有利或者以法律人常说的更加“理性”的方式。农民们对于千年相传的殡葬传统有着刻骨的敬畏和信服，正如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指出这种“礼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不依照这种传统，那么就会招致祸端。风水先生说要迁坟，否则就可能会对亲戚家有不利影响，家里人便十分紧张这种尚未证实的不利影响；在我们离开时，亲戚还叮嘱我们把一块跟迁坟有关的红布放到家里的高处，家人便老老实实照亲戚说的做。而国家法规作为一个外在力量在试图去替代掉千年的土葬风俗的过程中，政府人员强调了国家权力、强调了火化理念的先进，但是并没有意识到农民们的真正需求。最基本的火化后的骨灰存放问题、农民的经济情况这种硬性物质条件都没考虑到的情况下，农民们便更不愿意去接受这种所谓“先进”的观念。
在农村丧葬问题上，代表国家与村民进行沟通的就是村里的干部，丧葬的过程中如果出现了不符合国家要求的情况，村干部一般都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比如在烟花爆竹禁燃期间，村干部会在格外留意近期的红白喜事，一旦红白喜事上燃放烟花爆竹，村干部就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制止。国家努力将“现代的、进步的、文明的、更为先进的话语和观念”下达到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农村地区，村干部就是这张巨大思想传输网的最后节点。但是村里的干部们作为执行者，往往是保证不出大事便是任务完成。在国家规定与村民需求之间行走的村干部，面对如今这种大量的不合法“偷埋”，只要不是过于出格的情况，那么便没有必要跟村里熟识多年的村民们闹难堪。
土葬是否会导致不合理占用土地资源呢？在我们回老家和出门探亲的公路上，往往都能看到很多地里的坟包。村里不同于城市，村里每个宗族在自己家的地里都是集中的坟土包，每次上坟的时候都需要添新土和除杂草，通常每家是以一棵大树作为参照，有的人家可能会立碑，也存在有坟包集中在某几块地的情况。在土地资源问题上，国家和村庄有着双重叙事，在国家的视角上来看整体的土地资源是紧张的，但是具体到某一个村庄反而出现了土地无人耕种的情况，尤其农村人口外流的情况下，这种对比就更加明显。对于年轻的一代人来说，他们并没有分到土地，在村里也没有适合的工作，只能到县城里找活儿，到外地打工或者出国打工的也不在少数。尤其是我的老家靠近县城，农村受到县城的辐射影响十分严重，年轻一代挣钱之后也会选择在县城置办房子，把自己和家人带出农村。这种情况下，种地早已不是他们的谋生方式，土地将来可能也不是他们身后居所，土地对于年轻的这一代来说，有或没有都变得不太重要，更不用说多与少。
如果想要统一规范管理村里的丧葬事宜，还是需要村委会和村里的干部出面。村里的家长式的长辈已经不存在了，当提及村里的事的时候，挂在嘴边的还是村里的干部，干部们的态度和意见对于事情能不能干成有着重要的影响。村干部们一直都在村里跟我们的父辈们打交道，他们也深知村里的习惯和家庭情况，在村民和国家之间架起了桥梁。在丧葬事宜上，他们会按照国家的政策和村规对丧葬过程中的规格进行指导，比如是否过于铺张、是否能燃放烟花爆竹的问题。但是，村里的干部们作为国家政策的执行者也并不是时时尽责，不出大乱子是他们的一贯态度，政策紧的时候紧抓，政策松动了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村里人则希望村干部能站在村民的立场上切实解决殡葬的问题，而不希望村干部仅仅是政府的代言人。县里的公共祠堂对于村民来说既不方便又不能让人安心，如果村里能主动修建公共的祠堂来安置村民亲人的骨灰，也就给了村民们一颗定心丸。
虽然土葬问题事关已经离世的人，但是其本质上还是在世的人如何更好地生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