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象

清华大学梅汝璈法学讲席教授 教育背景 耶鲁大学法律博士(J.D.) 哈佛大学中古文学博士(Ph.D.) 北京大学英美语言文学硕士 昆明师范学院英美语言文学学士 研究领域 法律与宗教(圣经学)、法律与伦理(职业伦理)、法律与文学(法理、社会批判)、知识产权与竞争资讯(民商法) 研究概况 《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 《中国知识产权》(Sweet & Maxwell, 1997; 增订版2003年) 《木腿正义》(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增订版) 《玻璃岛——亚瑟与我三千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 《政法笔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 《创世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 《摩西五经》(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06年) 《宽宽信箱与出埃及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智慧书》(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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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法学的历史批判--答《北大法律评论》
    冯象 清华大学梅汝璈法学讲席教授

    [摘要]如果没有充分自由的思想争鸣,特别是尖锐的批评意见,革命就极易受腐蚀,胜利会走向失败。千千万万的接班人,不可能是任何权威的"驯服工具",而只能经由对革命的不断反省、触痛、批判而争鸣来培育。这争鸣的制度性保障,便是民主。

    冯象:法学的历史批判--答《北大法律评论》

    冯象《信与忘》三联书店2012

     

    二零零八年您写了《法学三十年:重新出发》,文中提到中国法学"最大的挑战,不在体制内的腐败和控制(如买卖学位、竞贿评估、大小山头争夺资源),而是全球化即全球美国化的形势下,中国法学整体上的边缘化、殖民地化......主流法学在话语层面已广泛接受美国的影响,跨入了'美国时代'"。时隔四年,回顾一下,中国法学的建树还是不少。比如,北大法学院强世功老师试图通过"不成文宪法"的概念来重构实践中的中国宪制;章永乐老师的专著《旧邦新造》,则是取政治学和法学双重视角,探讨晚清至民国的宪政史;山东大学田雷老师最近提交"八二宪法"纪念研讨会的论文,《 "差序格局"、反定型化与未完全理论化合意--中国宪政模式的一种叙述》,也是一种重构的努力。您如何看待学术界这些新的努力 

    开了新风气呢。我们在课上讲过田老师分析的教科书迷思,叫作"中国有宪法而无宪政"。那迷思的根据是,中国的体制缺了违宪审查程序,宪法争议不能诉讼,宪法文本悬在虚空里了--类似《政法笔记》引的那句老百姓大白话:"它没宪法"。但是,"没宪法"不等于"无宪政"。田老师借用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等学说来讨论中国的宪政格局,是大胆的创见。我想强老师也是这个意思,除了几部宪法,我们还应当研究"中国特色"的宪制的方方面面,包括"不成文"的或法律本本之后、之上的宪政惯例。

    当代中国语境下宪法文本的一个特点,也是传统宪法学上的难处,是脱离现实政治。"八二宪法"虽有几次修订,如添加了社会主义法治、私有产权保护和尊重人权的语言,但都是宣示性质,小心翼翼地跟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实践保持着安全距离。道理很简单,那些制度实践多数经不起违宪审查,哪怕是程序性的审查。而且,"违宪"一旦引入现实政治,即有违反《宪法》的哪一部分、哪一句话的争论:到底是背离了序言所规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具体的、争议各方可作彼此牴牾的解释的条款文字 前些年,学界跟媒体关于《物权法》草案的激烈辩论,就是一次预演。差点把"不争论"的告诫撇一边去了。

    历史地看,"八二宪法"可说是清末以降所有宪法文本中,最具宪政张力即潜能的一部宪法。由于建设中的法治(我称之为"形式法治")必须以宪法为基础而获得并展示其合法性,"八二宪法"便成了中国体制"落后"(拿形式法治的原则来衡量)的一个表征。正是这巨大的张力,使得不时修宪有了政治动力,从而避免了现行《宪法》像之前的文本那样,完全为政治抛离。

    更重要的是,在"它没宪法"的"全民共识"之下,宪政实践对形式法治的突破,或法治的多元化,就成了流行的政治,所谓"去政治化"的政治的常态。学界近年来的一些新说,如张五常先生讲的"县际竞争",还有上述"差序格局"的新运用,其理论前提,都是多元法治对西方式的"旧邦"普世主义信条的克服。

    您认为中国当前宪政制度研究的核心问题,或者说最为"中国"的问题是什么 

    毫无疑问,中国革命:它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特别是接班人问题。我每天早晨上班要走过清华附小,老听见喇叭里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那是红领巾少先队的队歌,曲调昂扬而明快,但在这年头听来,多少有点反讽。因为孩子们接受的教育,早已不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那种。从前培养"接班人",是要同敌人作斗争的,现在上哪儿去发现敌人,揪住他,跟他斗呢 私有产权和雇佣劳动之下,形式平等的法治,是没有敌人--其实有而且整得厉害,但不这么说--的法治。

    接班人问题,因此不仅仅是核心领导班子或执政党内部的人事安排。那自然是一项迫切的任务,改革开放以来也已形成一些惯例,扩大了党内民主;更多的则是繁复的"韦伯式"科层制设计,如各级干部晋升的年龄坎儿、学历要求、异地交换任职等,都是可以提取宪制学说,加以总结的。但是,革命既然是民族大业,是"千千万万接班人"的共同事业,那接班体制的安顿,最终须体现在宪政制度,亦即每一个普通公民的宪法权利上。具体说,便是落实言论自由和民主权利。这方面,历史的教训太深刻了。

     

    您是指文革的"十年动乱"吗 

    不仅文革。之前就已经无法解决接班人问题,文革是最后一搏。

    五十年代,反右当中,毛主席以为找到了管用的对策,就是群众运动"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参阅《毛泽东选集》卷五,页467,480)。既可以监督干部、遏制腐败,又能发动群众,锻炼并选拔接班人。然而文革将这一策略推演到极致,仍旧失败了。为什么 因为第一,参加群众运动的风险太低。许多人(包括干部)经过两三次运动,已经熟悉了那架名为"革命"的机器的操作程序:只须跟上最新的文件口号,随时调整立场,瞄准运动的对象贴标签,揭发批判,即可保护自己和家人免受冲击。通过这种方式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群体,难免参杂着投机分子,更谈不上对革命事业的忠诚。而单位里平时业务水平不行的,碰上运动,揭批"业务挂帅""白专道路"最积极;文革一来,大伙儿干脆不干活,当"逍遥派",好不潇洒。换言之,所谓群众运动的"考验",还不如一般生产劳动,例如干部知识分子下乡下厂对人的思想品格的锻炼。

    其次,正因为群众运动式的"参加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机会主义的,就极大地助长了宗派情绪。原先的领导倒了,积极分子便拉帮结派,争权夺利,各单位内耗大增。说是文革后遗症,现在反而到处弘扬(不信你看看北大),因为它的思想基础不是别的,就是"告别革命"以后,复辟了的资本的利己主义、弱肉强食的价值观。

    接班人问题,是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革命独有的难题。各国都解决不好,乃至失败了。理论探索在这一点上跟艺术倒是吻合的,不得不直面人类理想破灭的悲剧。

     

    这就是历史意识吧 您认为,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宪政继替首先需要解决哪些关键问题 

    首先是两个看似"资本主义"的问题:言论自由、民主。传统上,社会主义社会对言论自由多有限制,尤其警惕批评性言论。理论上的解说,是强调言论--不仅政治言论,也包括文艺作品--的阶级性。阶级斗争固然是客观现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如果没有充分自由的思想争鸣,特别是尖锐的批评意见,革命就极易受腐蚀,胜利会走向失败。这阵子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七十周年,央视播了几个回顾历史的节目,做得不错。故此重读了《讲话》,有些新的体会。我以为《讲话》的基本方针是正确的,革命文艺首先是战斗的批判的文艺。但批判对象不能仅限于战争年代的反动势力,或者人民内部的"落后分子";革命本身,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每一步,都应该接受批判。唯有如此,社会主义才能具有马克思说的"否定之否定"的性格活力。

    千千万万的接班人,不可能是任何权威的"驯服工具",而只能经由对革命的不断反省、触痛、批判而争鸣来培育。这争鸣的制度性保障,便是民主。可以说,社会主义比起发达资本主义,更需要普遍参与的民主,即不打折扣的真正的人民民主;以使人民民主成为人民主权的象征,使宪制服务于革命,使革命事业充满理想而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能够随时剔除投机分子而吸引不畏险阻的信仰者。

     

    可是,现在普遍认为言论自由、民主程序是资本主义宪政的专利和话语表达,比如,言论自由成了名誉权官司宪法化的手段,或者诉讼程序上举证责任分配的一种学说。

    这也没什么不好啊。列宁说,社会主义包含了国家资本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的一切进步成果上的。今天,当资本"成圣"之际,宪法基本权利的落实正可以用来对抗资本的教义。因此言论自由一如劳动权利的宪法化,在接受批判的同时,就能承载进步运动,为之"给力"。此外,对于当前思想路线上的斗争,这也是进步法学可做的一个贡献。

     

    对于历史,对于传统,您认为中国法学的贡献会在哪里 

    法学对历史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它不属于人类在精神领域的最高成就之列(自然科学的基本原理、哲学宗教与伦理思辨、各民族文学艺术的精华)。应当反过来说:历史与传统文化、思想、伦理价值等,怎样影响了法学的成长。或者换一角度,如我在《法学三十年》里强调的,法学如何上升为史学,开展对社会以及对自身的批判(《信与忘》,页200)。

     

    对,这句话我的印象挺深。但具体说,着眼点在哪儿呢 

    进路因人而异。题目嘛宪政是一个,比如前面提及的田老师那论文,"差序格局"里面有一种历史叙述,把各种理论资源同三十多年新法治建设的经验素材结合起来了。再如私有制的复辟,也是一大课题,跨学科的,但只有上升到史学的层面才能揭示它的来龙去脉。还有职业伦理与政治伦理的缺失,我们课上讨论的那些问题。法权的历史,就其依附的各项制度跟话语实践而言,不外乎这些内容。症结所在,都是可供历史批判的大题目;那绝不是自相矛盾的法律规范和循环论证的法教义学所能回答的。

     

    最后,您对中国法学的未来有何展望吗 

    说实话,不敢展望。中国的变化太剧烈了。我自己的经历,从少年时代文革涉世开始,就从来没法预料五年甚而三年后的局势和生活,今天依然如此。

    我想,随着中国法学日渐成熟,有一点可以提请注意:"皇帝的新衣"遇上了小孩的眼睛,谎言业已戳破--形式法治未能好好侍奉它的资本主子,正在被新世纪互联网时代全球化竞争中的资本所抛弃。结果便是方兴未艾的法治多元化,连同旧普世主义价值的衰落。这是时代的潮流,是学界无分左右都必须"认真对待"的。相关的问题,我在去年那篇英文发言里指出了(见《知识产权的终结》),下周还有一次同一主题的访谈(参阅《知识产权或孔雀尾巴》),这儿就不多讲了。

    二零一二年六月于拾年咖啡,原载《北大法律评论》卷13:2, 2012

    冯象:《知识产权的终结》(英文),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 Vol. 2, No. 1, March      2012;汉译载《文化纵横》6/2012。

    冯象:《知识产权或孔雀尾巴》,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2.7.22。

    冯象:《信与忘》,北京三联书店,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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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极了,珍珠--译经散记
    冯象 清华大学梅汝璈法学讲席教授

    [摘要]所以归根结蒂,知识积累学术训练之外,译经靠的是生活经验、想象力、技艺和灵感(《信与忘/马尿、理性与译经》)。而所谓生活经验、想象力,首先是对社会苦难的关注。

     

    海风中一个低沉的声音,开始,我没有留意。

    我在享受脚心里阴凉的细沙摩挲,看浪花推来的一粒粒贝壳,在夕照下变得金黄。远处,两个嬉戏的小女孩蹲下,惊喜地尖叫着......直至天色渐晦,金贝不见,礁岩化作嶙峋的黑影,如一座倾圮的寺院,那声音才伴着波涛的节拍,慢慢响了起来:En una noche oscura, con ansias, en amores inflamada...

    这是谁的诗呢 我问,好像在哪儿读过。风,在礁岩下应答:

     

    是一个昏黑的夜

    心里焦灼,燃烧着爱情

    啊,幸福又幸运的一刻!

    出来了,没人看见。

    我的小屋,终于安宁......

     

    走开去的时候,我认出了圣者的名字;晚潮送来,他遗骨的芬芳。

    天才的博尔赫斯说过,这诗节的末行,estando ya mi casa sosegada,如果脱离上下文,本是极平淡的一句:我的[小]屋终于安宁。但尾韵-ada之前"s"一连重复三次(casa sosegada),营造了一种宁谧而寂寥的气氛,是译文不易传达的。所以,他赞许苏格兰诗人Roy Campbell的英译的灵活处理:When all my house was hushed。认为"all"用得好,有空旷感;"hushed"收尾,形容"house",两重读音节押头韵,则仿佛奏出了"沉寂的音乐"(《诗艺六讲》,页61)。

    然而我听见的是,十字架底下,那永恒的死寂--他的名字。

     

        于是我想,译文不必不如原文,尤其是文学经典。因译本的真生命不在模仿、再现,而是创造;是与原著对话、相持,以汲取其力能,传布新的思想,探求新的意境,自立于母语文学之林。

    少年T.S.艾略特为费慈杰罗的《鲁拜集》所迷倒,这和归于哲人莪默(Omar Khayyam, 1048~1131)名下的波斯文"绝句",有何相干(《信与忘/黎明的左手》) 站在中世纪拉丁语修辞学的角度,恐怕无人会把《马可福音》与保罗书信当作文学佳构。但是,英文钦定本(1611)"成全"了《新约》,"一点一画"树起一座文学的丰碑。代价是,磨平了福音书文字的粗犷紧张,让"肉里扎进了一棵刺"却还在搏击"撒旦使者"的传道者(《哥林多后书》12:7)坐下说话,和缓语气,跟晚了一两辈的作者("马太""路加"和"约翰"们)协调风格。结果,整部圣书就像一人所写,随便挑一段,布道抑或祈祷,都是同样的庄严浑厚典雅的散文(哈蒙德,页651)。

    是的,天才一旦蒙福,受惠于母语社会的思想激荡与时代精神,间或译本的文学地位可胜过原著。据说,罗曼.罗兰在法国属于"过气"作家,读者寥寥;然而在华夏,因为是傅雷先生的译笔,就"人气"兴旺"粉丝"众多。同样,《牛虻》影响了几代中国读者,迄今未衰,而原著在英语世界早已湮没无闻。新版的《牛津英国文学指南》重视女性成就,倒是收了作者伏尼契(E.L. Voynich, 1864~1960),条目短短数行,称译本在苏联曾风行一时。大概编者不知,《牛虻》的汉译跻身"红色经典",不全靠宣传部门推荐。

    经典的移译,由母语学者或诗人作家来做较好,此是通例。中翻外,国人虽有丰硕的成果,如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英文《鲁迅小说选》,李治华、雅歌夫妇的法文《红楼梦》,但终不及傅雷先生和费慈杰罗的伟绩。鲁迅先生的《死魂灵》号称"硬译",巴金老人却十分推崇,以为后人更"忠实"原文的译本无可比肩。

    译经人对此亦有独到的体会。铁锚版《创世记》(1964)的译注者、宾夕法尼亚大学史贝塞(E.A. Speiser)教授有句名言:好译本着实比原著精彩,因为译文保留了原文遗漏的东西。他所谓"遗漏",是针对原文的字面意思;旨在揭示词典定义同语法规则之上,文本的知识背景、思想境界、受众心理之类,亦即译家为读者/听众"再造之原意"的总和。

     

     

        译事须"信达雅"兼顾,诚如严几道所言。翻译经典,首先求"信"(但不止于"信"),这一点在理论上是无疑义的。常人的看法,"信"等于一名一词,贯彻始终。但实践中,有经验的译家往往自订一套标准,"各显神通",比如芝加哥大学的萧雷(Paul Shorey)教授。

    萧氏是学界公认的柏拉图权威,哈佛/罗伯丛书《理想国》(1930)的译者。他说,根据多年的教学经验,一名一词转译古希腊哲学,看似严谨,实则误导读者,简化甚而扭曲了原著的义理。"为完整传达柏拉图思想的真确含义,视具体语境跟行文风格,有时一短语需要两种译法,变化哲人重复的语句;或者相反,把他变化的说法用同义词重复"(《理想国》下卷,页lxxii)。故语词的机械对应必须放弃,哪怕核心术语也值得重新考虑:eidos(理念、型),萧氏译作"idea or form",两词并指一名。这变通的"自由"意译,他认为,凡用心钻研了柏拉图思想并谙熟希腊文精妙的人,都会首肯的。

    两词一名,西人译经亦不鲜见。拙译偶尔一试,如《约翰福音》三章,法利赛人尼哥蒂摩夜访耶稣求道,耶稣说(3:5以下):若非诞生于水和灵,人进不得上帝的国......你莫惊讶,要是我说"你们必须重生"--

     

    灵[是]风,

    只是随意吹,

    你听见沙沙地响

    却不知它何来何往。

     

    "灵[是]风",原文:to pneuma,本义风,转指化育万物的生命之气,或圣灵。可是,中文没有一个兼指"风/灵/生命之气"的词,成了译经人的一道难题。和合本(1919)模仿钦定本:"风随着意思吹",就断了文气,接不上人子谈论的"诞生于[圣]灵",仿佛突然换了话题。加之把"你莫惊讶"误作"你不要以为希奇",将原话的意思全拧了。

    相传萧氏记忆力惊人,能从头至尾一字不漏背诵荷马史诗《伊利昂记》。他对柏拉图一些文句的"大胆"诠释,读来常令我惊喜。

     

    说到《圣经》,一般都褒举直译,似乎一字字对译便是贴近原意。我总怀疑,那是没干过这份"苦活"的人的想头(《传道书》1:13)。比如钦定本,每每有论者奉为直译的标杆;可是史密斯主教执笔的译序特意声明了,译者班子并不认同死板的对译。主教说:倘若为了语汇划一,一词不允许两译,如前面译作purpose,往后就不可说intent;用了journeying,就不说travelling;用了think,就不说suppose;用了pain,就不说ache;用了joy,就不说gladness--那不是运用智慧,而是矫揉造作。"难道上帝的国只是若干词儿,一堆音节 "

    实际上,不仅圣书要避免偷懒的死译,即使有短语、比喻或箴言适于直译,也得注意社会语言心理和文体风格的细微差别。特别是习惯用语,直译可能反倒是曲解,例如英文问候语:how do you do,您好。谁会去"忠实"到"译死它"的地步:您怎样做 

    有时候,一句习语包含几层意思,译者须斟酌取舍,视对话者的关系、语境或语气而定。经书里例子不少,如《约翰福音》二章,耶稣与门徒到附近一个山村迦拿参加婚宴。正欢庆着,酒喝光了,母亲对耶稣说:他们没酒了。耶稣道:ti emoi kai soi, gynai,你告诉我干什么,女人 

    人子这么回复母亲,仿佛不甚礼貌。因而历来有种种解释,试图帮母子打圆场。其实这句希腊文是翻译希伯来习语,表示责怪、惊诧、拒绝提议等。直译:何事于我于你 希伯来语:mah-lli walak(英语:what to me and to you,见《士师记》11:12,《列王记上》17:18)。圣杰罗姆通行本直译,绕开难题:quid mihi et tibi, mulier 后世译家失了拉丁语或文言的便利,读者开始要求译文通俗易懂,故德语路德本作:Weib, was habe ich mit dir zu schaffen 钦定本从之:Woman, what have I to do with thee 和合本: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虽然用"母亲"替代"女人",听来仍未免粗鲁,像是斥责圣母,意思也不够明白。钦定本的"四代孙"新修订标准本(1990)改为:Woman, what concern is that to you and to me 委婉多了,可太累赘、文雅,不似口语。只有法语圣城本简洁有力:Que me veux-tu, femme 你要我做甚,女人 呼应后来的故事情节,也对得上别处经文。例如不洁恶灵见耶稣来施神迹,一片惶恐,嚷嚷道:你要我们干啥,上帝的儿子 (《马太福音》8:29,参观《马可福音》1:24)

     

     

     

    有一种关于译经的俗见,拖了中文旧译的后腿:宁肯牺牲阅读的顺畅,也不要"以辞害义"。

    此话乍一听似乎有理。经书乃先知圣人传世的启示,套用中世纪犹太密宗(Kabbalah)学说,便是一笔一画,每一个字母,都蕴涵着上帝创世的无穷奥秘,怎好意译、变通或有所取舍呢 然而以西文经典译本的实践观之,稍加比较,这密宗式的教条就行不通了。严格的直译,须是"遣词用字""准确划一"(吕振中牧师语),词序与句式尽量照搬。但那是机器的活计,"准确"得让人哭笑不得--尽管翻译软件日新月异,目前还没法拿来译经。

    "划一"的前提,是原文已有(且仅有一样)普遍接受的理解或"正解",并在母语(目的语)中可以找到完全对应的表达,在相关语境下不会误读、不生歧义。那自然是不可能的。经典之为经典,能够支撑宗教、哲学或文学传统,激励百家争鸣,其要件之一,就是文本的术语、比喻、意象、叙事、对话等等,富于复义、歧义,乃至包容彼此抵牾的解读。《圣经》译本之层出不穷,拒绝"划一",正是这经典性生命力的展现。

    由此想到《马太福音》六章"主祷文"的这一句:我们每日的面饼,求你今天赐予(6:11)。"每日"(译自希腊文epiousios)是通行本之前,古拉丁本的一种译法(panis quotidianus),钦定本从之:daily bread(但和合本走了样:日用的饮食);通行本作:生存所需(supersubstantialis),皆视词根为"是"字(epi-einai)。但这生僻形容词亦可解作源于"来"字(epi-ienai),故而古人又有"明天"(crastinus)、"将来"(venientis)、"永恒"(perpetuus)等的说法,不一而足。现代学界的解释就更繁复了。译经人只能诸说择一,而把旁的含义和译法放注释里,或者另外著文辨析。

     

     

     

    信仰的启示如同神迹,对于信徒,是无须一次次验证于今世祸福的。但他的失误或歧途,与神恩无缘,却不难证实。和合本便是极好的一例:那通篇的舛错跟语病,决不可能来自译者礼拜的至高者的启示--除非把失败说成是神迹,或耶和华对偏离正道者的惩罚。

    若无相反的史料证据,我们不妨推定,参与译经的传教士皆能秉持教义,且熟悉各自负责翻译的经文,至少就和合本的底本(钦定本的修订本,1885)而言。因此译本的诸多毛病,包括理解和表达的疏漏,只可归咎于人的作为,而不得推诿,指称神明负责。这"归责"原理的背后,乃是耶稣一则讽喻的教导:信不等于知,更不及义(《马太福音》十三章,详见《宽宽信箱/天国的讽喻》)。

    如此,传教士或教徒译经的困难,是一点也不比"异教徒"、"非教徒"少的。而从跨教派的、学术的立场出发,一些容易引起争议的宗派信条,毋宁说是教徒译经必须"悬置"并设法跨越的伦理障碍。

    那障碍,四百年前曾经克服,成就了一个崇高的范例,叫钦定本。

     

     

    神恩,按以色列子民的唯一神传统,应是普世关怀而接受任何人的祈愿与传扬。同理,人搭建的任何教义信条的藩篱,都不可能圈起那创世之言的恩典,据为己用。正如福音书所载,"那是真光,照临每一个人/来这世界"(《约翰福音》1:9)。可见这赐生命的圣言,早已将帐幕立于世人中间,其入居义灵而显荣耀、降洪恩,是不以形式上的受洗入教为条件的(苇叶,页70)。

    这是普世救恩的一大奥秘,也是芸芸人子与圣言的基本关系。

    所以归根结蒂,知识积累学术训练之外,译经靠的是生活经验、想象力、技艺和灵感(《信与忘/马尿、理性与译经》)。而所谓生活经验、想象力,首先是对社会苦难的关注。

    查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发布的"全国基督教入户调查数据",改革开放以来基督教增长迅速,在北方农村尤为显著,一九九三年后入教者占信徒总数的73.4%。信徒总数已逾二千三百万,即全国人口的1.8%,其中七成(69.9%)为女性。入教原因,多半是"自己或家人生病"(68.8%),"受家庭传统影响"而信的仅一成五。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占54.6%,初中32.7%,中专和高中10.1%,大专及以上2.6%。调查者的结论:基本上属于"穷人的宗教"(《中国宗教报告》,页191以下)--恰是一幅信仰复兴之社会动力的写照。

    "福哉,苦灵的人,因为天国属于他们"(《马太福音》5:3,参较《路加福音》6:20);耶稣登山宣告的"九福",苦灵或"灵中贫苦者"(ptochoi to pneumati)居第一。贫苦/穷人(ptochos)、受苦/磨难(thlipsis),是《新约》作者们反复强调的一组词。译经人若是缺乏对苦难的认识,必定出问题(《信与忘/误译耶稣》)。如《罗马书》五章,和合本的译者便误解了保罗,没有领会使徒以磨难而自豪的不屈精神,弄出一段文理不通的关于"患难中"照旧"欢欢喜喜",人要"老练"的说教:

     

    我们既因信称义,就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和。我们又藉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对照拙译(《罗马书》5:1-5):

     

    所以我们因信称义,便是通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蒙上帝赐平安。亦即通过他,(以忠信)进入这恩典而立于其中,自豪地(kauchometha)企望上帝的荣耀。不仅如此;让我们更以磨难而骄傲(kauchometha),因我们懂得:磨难生忍耐,忍耐生品格(dokime),品格生希望。而希望决不会令人蒙羞,因为上帝的爱,藉那降赐我们的圣灵,已倾注在我们心间。

     

    的确,读经解经需要宽容和爱心,"爱邻人如爱自己"(《利未记》19:18, 34)。一如使徒所言,爱,是希望的品性,是立信的灵(psyche)。可是在这个希望已成了广告语的世界,她只是由"苦难"抚养的一颗孤灵(alma)。她日夜企盼着与所爱者相会,得来的却是一次次挫败,"人人辱骂,个个鄙夷"(《诗篇》22:6);直至遇上一位背负十字架的圣者,她才迎来了"昏黑的夜",被救恩所充盈:

    她是从圣人指给她的一道隐秘的楼梯走下来的,主的苦灵。

    她披一条长长的面纱,躲开众人与撒旦的眼睛。

    她赶得好急,来同所爱者幽会。

    是的,她不顾一切,出空了理智、记忆和情欲,以一颗苦灵所有的信与望之爱,把面纱覆盖着的通体的纯洁,交他引导:o dichosa ventura,那幸福又幸运的一刻--

     

    在我为他一人看守的

    花儿绽放的胸脯

    他进入了梦乡,

    让我抚摸。

    雪松摇曳,微风习习

     

    微风,吹上塔楼

    我弄乱了他一头秀发,

    任他温柔的手

    打我颈项。

    我的神志,随他拿走......

     

    就这样,天主带走了他的苦灵,十字架底下,留下一个圣洁的名字:San Juan de la Cruz,圣胡安(1542~1591)。

    今天,圣胡安是西班牙语世界最受尊崇的灵性奥秘的诗人。但在生前,圣徒的修行却是无休止的不公的磨难。他在修士会被那些自称"兄弟"的疯狂迫害,孱弱的病体长久得不到治疗。然而,诗人已应允天父。所以即便躺倒在仅可容身的冰冷的石室里,仍挣扎着对监视者表示,希望多多忍耐、施爱、受苦--默默地,毫无怨言地,穿上本会兄弟的仇恨的目光,继续他的苦、爱、忍耐。

    最后一夜,钟楼上十字架一片死寂。他突然说话了,主的苦灵,要人给他念一段《雅歌》。Que preciosas margaritas,啊,美极了,珍珠(化自《马太福音》13:45-46)!他轻声道。之后,就咽了气(艾垒拉,页47)。目击者说,他的面容变得雪白而透明,放出光辉,一股玫瑰的芳香笼罩了那残损的遗骸。

     

     

    二零一二年五月于清华园,原载《书城》8/2012

     

     

     

    艾磊拉(R.A. Herrera):《沉寂的音乐》(Silent Music: The Life, Work and Thought of St.    John of the Cros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2004。

    柏拉图:《理想国》,Paul Shorey英译,二卷,哈佛/罗伯丛书,2003。

    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诗艺六讲》(This Craft of Verse),哈佛大学出版社,

    2000。

    冯象:《宽宽信箱与出埃及记》,北京三联书店,2007。

    冯象:《信与忘:约伯福音及其他》,北京三联书店,2012。

    哈蒙德(Gerald Hammond):《圣经英译》,载《圣经文学指引》(The Literary Guide to    the Bible, Robert Alter & Frank Kermode ed.),哈佛大学出版社,1990。

    苇叶(Simone Weil):《致教士》(Letter to a Priest),企鹅丛书,2003。

    《中国宗教报告(2010)》,金泽/邱永辉编,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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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与S君谈--知识产权或孔雀尾巴
    冯象 清华大学梅汝璈法学讲席教授

    [摘要]知识产权的功用之一,便是把文艺做成商品和赚钱工具。这对文艺创作的损害,跟从前那些僵硬的政治标准并无二致。两者都是消解文艺的现实批判性即思想性,否定创作者、表演者的主体性或自由人格。因而,须加以积极的限制,以免言论自由与民主政治的成长受阻,思想听命于金钱与

    冯老师,读了您的文章《知识产权的终结》,我有几点困惑,能否聊聊 您扯开去谈也行。现在好像不仅仅中国,世界各地甚至欧美发达国家,盗版和"山寨"产品都大行其道。这方面的报道和评论很多,一般认为是知识产权及相关法律不健全造成的,您同意吗 

     

    恐怕不能这么说。如果知识产权法还叫"不健全",世上恐怕没有健全的法律了。因为各国的知识产权立法都是美国推动,拿国际条约和双边/多边协定做框架,背后则是主导全球贸易的美国法标准;至少在"主要贸易伙伴"之间,法律规范、学理解释甚而条款用语的同质化程度,已经相当高了。

    所以出了问题,业内人士都怪执法,还怪一个叫"体制"的东西。

    中国就是这毛病,老批自己,跟着美国的调门批,坐实了人家的指控。说实话,知识产权乃至业已宣布建成的整个法律制度,是不是建国以来最健全的时候 谁不承认,即有肯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无法无天"之嫌,那可是严重的偏离"政治正确",呵呵。法律如此紧密地接轨国际(读作照搬美国),却仍然担了"不健全"的恶名,而且是官方宣传口径,这里头一定有什么不便明言的难处。

     

    这话怎么讲 

     

    "不健全"是委婉语。说白了,就是知识产权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不力,照顾不了它的首要服务对象即资本的利益,走到头了。乍一听,此话有点反常识。可是谁有那个能力,且受益于,抛弃知识产权--以及支撑它的形式化的"普世价值"法权意识形态,我称之为"形式法治"--除了资本,新世纪全球化的资本市场和资本竞争 

     

    这么严重啊,是不是因为互联网的兴起 如果像您说的,美国构筑的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已经失效,那么知识产品和服务还能享有法律保护吗 前景如何 

     

    现行知识产权体系的衰落,或其中一些门类如著作权(版权)、专利的消亡,西方学界讨论不断,有年头了。原因颇复杂,但有两项"搅局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s)我以为是颠覆性的:互联网和产业外包(outsourcing)。不过这问题我那文章有分析,这儿不谈了。外包,是欧美资本推动全球化的基本策略,在商界最著名的鼓吹者是德鲁克教授,就是《政法笔记》里提到的那位每五年必通读一遍莎士比亚的老寿星。

    衰落既已开始,进程不可逆转,前景便是知识产权的多元化,或侵权与保护兼容并包。我的观察,高科技大公司之间操控市场和垄断,还得靠知识产权。目前打得不可开交的一系列官司,如"苹果"对"三星"、"谷歌"等的外观设计(电子产品用户界面)专利诉讼,便是这一策略的最新演绎(BBC新闻网,2012.6.27)。那是高端法律业务,商家运用知识产权争夺市场,好律师不会失业。但在互联网的普通用户那儿,在音像资料,例如网友之间分享歌曲电影,或者日用商品包括"奢侈品"的消费层面,"山寨"或仿冒却是主流。法不责众,知识产权的保护大体属于"虚拟的现实"(virtual reality),当心别当真了。

    而且,侵权有侵权的生意经;商家走在法律的头里,早就在赚"多元化"的大钱了。我有个学生调查发现,中国视频企业的"多元化"经营十分成功,大可编写一部经典案例,叫哈佛商学院高价收购。从法律的角度看,也极有意思:一方面,各视频网站的影视剧目高度重合,网站之间彼此"盗播"已达到"默契的均衡",形成行业惯例("潜规则");另一方面,著作权并未完全失效,毕竟这些企业是斥巨资买下一批热门电视剧的独家网络播映权的,从而拥有并行使着各自的诉权。这样,天价的独家网播权,加上高调宣传的诉讼威吓,就"筑起一道狙杀中小企业的高墙",让大鳄们垄断了视频市场(余盛峰,未刊稿)。

    此类"纵容"侵权的市场策略,今天在越来越多的行业流行,而中国绝非孤例。所以我说知识产权的消亡,标志着形式法治的普世性被资本遗弃了。

     

    这么说,知识产权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了。它既不是"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也够不上"普世价值",而是人类历史上的阶段性产物,对吗 

     

    对,知识产权的历史不长,发轫于十八十九世纪西欧的工业革命,是资本主义崛起、殖民主义扩张的产物。这是常识。有趣的是,当年美国建设法治,口碑也不好,当过蛮长一个时期的盗版天堂,仿佛中国搬去了新世界。狄更斯(1812~1870)访美,开头很恼火,觉得自己被盗版书商坑害了;更可气的是,波士顿和纽约的媒体还批他,说他小说畅销暴得大名还斤斤计较什么版权,太抠门了。

    但现在的困境有所不同:全球化/网络时代,知识产权落伍了,居然伺候不了自己的资本主子。这在理论与实践上,对主仆双方皆是严峻的挑战。

     

    说到资本主义,我想起一个相关的问题:有一篇《网络共产党宣言》流传甚广,您怎样看待 

     

    哦,作者叫莫格伦(Eben Moglen),哥大法学院的教授。他是耶鲁的双博士(法律/历史),美国自由软件运动的"大牛",主张"凡是值得复制的都值得分享",所以写了这篇宣言。

    互联网给用户的感觉,像是人人有份的一块"公地"(commons);由于是"虚拟世界",又滋养了一种在传统公共生活不大可能主张并贯彻的政治理念:言论自由绝对不容削减。这两者合在一起,便是一股方兴未艾的反对内容审查、信息垄断或知识产权化的潮流。不过公地共享、开放存取(open access)与自由软件,跟"共产"还不是一回事。博客短信微博,还有"脸书网"之类社交媒介,固然革新了信息传递和社群面貌,但网络社群的流动性大,注意力短,缺乏马克思说的那种大工业对劳动者的阶级意识与纪律的规训。换言之,"网络共产主义"尚且培育不了行动的主体;倘若没有行动,组织起来团结一致的行动,而只是发议论"做文章"或者"请客吃饭","主义"是行不远的。

    相反,互联网催生了全新的资本市场和竞争方式,所谓"数码经济"。这新经济又名"侵权经济",如方才讲的视频企业案例所示,它不违法简直就不能运作,更无从发展。侵权,因此"远甚于立法",广泛地"规范并体现着人们的社会关系和伦理选择"(《从卡拉OK与人体写真想到的》)。

    要说"阶段性产物",远不止知识产权,整个形式法治的范式都是。法治在西方主流观察家看来,跟中国的社会制度是不可调和的。所以未加思索,就把法治的信条当作"特洛伊木马"搬运,期待着哪一天木马突然发难,倾覆"中国特色"。可是三十多年过去,也不知培训了多少期法官,颁发了多少张文凭,那木马依然毫无动静。形式法治反而被"中国特色"消化了:不仅法条多属具文,法律人也抽空了职业伦理,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木马投降特洛伊人,甘当后者的驯服工具,双方成了"共谋"关系。

    更有甚者,这共谋已"感染"了资本的全球竞争,迫使所有的竞争者为了降低成本,避免出局,都趋向于"低法治"的交易和财产制度--首先是新兴经济体,然后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而知识产权或抽象物上的财产特权的牺牲,乃是资本为救赎而奉献的羔羊;它化作青烟的祝祷,我们才迎来了"低法治"的天国。

     

    嗯,这像是《圣经》的语言了,"低法治"的救赎。但是通常我们说,知识产权的保护能促进创新、竞争乃至经济发展,为什么反被抛弃了呢 

     

    知识产权促进创造发明 那是教科书上的说法,法学院学生毕业以后马上还给老师的东西。

    文学艺术的繁荣,科学前沿的突破,历来是同知识产权不相干的。知识产权的主要社会功能,是 "以财产形式使重要的抽象客体为私人所攫取"(德雷贺斯,页1)。具体说,便是取消文艺创作和科学探索的自由追求、分享与合作,代之以私有财产同劳动契约即雇佣关系。试想,一个人的思想文字或创造发明,动辄归老板占有,那得消灭多少"与生俱来"的权利 

    前不久"神舟九号"上天,央视记者采访航天人和火箭人,一群挑大梁的"八零后"讲了好些老一辈无私奉献的故事。说有一点特别感人,老同志主动地无保留地传授知识经验,全无知识产权的意识。我觉得很说明问题。那些领域属于尖端科学,涉及军工,有群策群力和"传帮带"的传统;因为保密、特殊用途或西方的技术封锁,不适合也不允许知识产权介入。所以航天人火箭人的科研体制,跟今日大学实行的官僚化、产权化的科研评价标准,是格格不入的。首先,他们骄人的成就,没法用"英文核心期刊"发表、申请或引进专利来衡量;其次,攻坚课题的负责人--相当于大学里被学生唤作"老板"的教授--也绝不可自己注册成立公司,市场运作,将国家投资的科研成果"商品化"了中饱私囊。

    核心期刊因是官方指定的垄断,相当于特许状经营("专利"的本义)加注册商标。我曾展望有"山寨"版涌现,冲击那垄断(见《致辞与山寨》)。果然,上星期学生转来一则报道,"假期刊骗二万人版面费,职称压力催生畸形产业"。原来有人在海口成立公司,印制《中国教育科研杂志》、《中国医学论坛报》等多种"山寨"学刊,收取版面费累计人民币1,060余万元,被"扫黄打非"查处了。其实那公司办得不错,八年了,一直在"中央级大报"登广告,所发论文被国内最大的两家论文数据库收录,并非偷鸡摸狗的营生。编辑部员工朝九夕五按时作息,每周开例会总结表扬,还有休假制度:"老板甚至给我们签合同、买保险,我慢慢觉得在这里工作挺光荣的"(观察者网,2012.6.28)。是呀,私人印几份学术杂志,享受一下出版自由(《宪法》第三十五条);解决广大教师提职称、博士生拿学位无处发表论文的困难,又不是代写论文、高考泄题,如何就犯法了 那些合法(有刊号)的学术杂志也收版面费,价钱十倍不止,简直是暴利行业,怎么不管一管呢 

    诚然,大学体制的荒诞,与中国男足的俱乐部制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了。后者才是彻底的资本化的腐败,队员进球、裁判吹哨、管理者的职务信誉和人格全部"物化"(reification),狂做市场交易。结果是体育精神荡然无存,"没有最差,只有更差"。

     

    哈哈,这个我同意。但"知识就是力量",是宝贵的财富;既然如此,为什么作为财产权利,执法保护就那么难呢 

     

    在资本驱动的体制下,知识信息归于私有财产,做成经营特权,获得官方意识形态的认可与国家机器的保护,是天经地义。似乎推行不该有大的阻力,即便在网络时代。因此"不健全"的肯定不是法律--法律总是可以修订的--寻根究底,或许是我们自己:人的遗传基因跟知识产权过不去。这方面我没有研究,但读了些生物进化论和进化心理学著作,觉得有这个可能。

    人类的天性,是喜欢分享信息、传布知识的。但分享信息是"利他"或"公共服务"行为,这同"经济人""理性人"对力量和财富(包括知识)的争夺,是否矛盾 据说这问题的达尔文主义"性选择"(sexual selection)理论的解释,是从孔雀开屏受的启发。雄孔雀的长尾巴,于觅食与躲避敌害皆是累赘,照理说,早该被遗传基因淘汰了。然而雌孔雀择偶,偏要看雄性开屏。原来绚丽的尾羽是"身心健康"的表征:拖着那么沉重一条尾巴,还能在森林里存活,一定是精力旺盛、聪明能干而适于交配传种的了--雌孔雀的本能没错。人类的性选择遗传,也有孔雀尾巴式的象征性信息展露。我们的祖先为了生存繁衍,应看重男性的狩猎作战技能、情感智力跟语言表达。此类信息多属于今天的文学艺术、游戏和体育范畴;在现代社会,相对于房产商、银行家、会计师的职业知识,的确不很实用。然而正是因为性选择的基因遗传,人们才会本能地把商业社会的理性选择,如金钱崇拜,跟浪漫情愫对立起来,感到"会计师闷,吉他手爽"了(见包耶文)。

    由此可以解释,为何在日常消费、欣赏文艺及科研活动中,人们习惯于分享信息,往往会轻忽或规避知识产权。进入数码时代,复制与仿真的成本大降;而一旦复制仿真变作大众消费和娱乐的手段,知识产权意识乃至法律的权威,就难以维持了。

     

    可不是嘛,现在的电影戏剧流行歌曲,都是在消费大众。您接着说。

     

    知识产权的功用之一,便是把文艺做成商品和赚钱工具。这对文艺创作的损害,跟从前那些僵硬的政治标准并无二致。两者都是消解文艺的现实批判性即思想性,否定创作者、表演者的主体性或自由人格。因而,须加以积极的限制,以免言论自由与民主政治的成长受阻,思想听命于金钱与权势。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随着"知识公地"、自由软件等网络社会运动的勃兴,服务于资本的知识产权与公众的价值理念之间,落差在日益扩大。在此意义上,现时知识产权领域的大规模侵权是结构性的冲突:侵权,或知识产权的减损,是民主建设和言论自由深入人心的必然结果,也是落实这两项宪法基本原则的一个必要条件。

     

    您的意思是,商品化也是一种政治标准 印象中,似乎解放后知识产权空缺的年代,文艺创作也不尽理想,没有留下多少经典,原因何在呢 

     

    没错,怕政治躲政治,不许讲政治;可那也是一种政治,哄人的政治。关于这一点,还有关于文艺的源流、立场方法和为什么人的论述,《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未过时。

    解放后的文艺接续了延安传统,但理想气质或风格不如延安。还是产生了不少好作品,尤其音乐和戏剧;但文学退步了,一直到现在。这是很要命的,因为文学是一切艺术的根基。文学不行,拖累一大片,比如动漫作品,你们年轻人喜欢的,可是投资再多也换不来想象力--艺术想象跟商业头脑的所谓"创意"即知识产权不是一回事。

    原因我想是多方面的,未必符合历史上的兴亡"周期律";但突出的一条,是作品思想性及其体现的作家自由人格的匮乏。言论,尤其是批评性言论,受到种种压制,包括频繁的政治运动。这就使得社会主义文学丧失了自我批判的深度,成了公式化教条的注解。结果反而回避了最大的政治,导致列宁讲的无产阶级文艺为其"齿轮和螺丝钉"的"整个革命机器"出了问题。这是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革命普遍经历的一次挫败。我们今天还没走出它的阴影。

    是不是扯远了 

     

    没有啊。您把知识产权和文艺创作放回历史语境,揭示其经验教训的理论意蕴,正是我读《政法笔记》的感受。语境化地看,非洲一些国家要求实施西方医药公司的艾滋病药品专利,是挽救生命、知识共享的道德诉求,应当支持。然而换一角度,如果没有知识产权保护,发明家或企业的研发成果和专利可以任意仿造,这也不能说是公平吧 

     

    你说对了,公平是个"角度"问题。知识产权的保护期长短不一(版权长、专利短、商标可续展注册),以及版权作品的合理使用、专利的强制许可、商标的"事实第二含义"(de facto secondary meaning,通用或指示功能的标志不予保护),这些法定的限制与排除垄断,都是试图平衡权利人同社会各方的利益。追求公正,才会有疑难案件,法官才需要依从良知的判断,或秉持"衡平"(equity)原则。这就要求我们面对复杂多变的情势,审视各样主张背后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矛盾,以确定具体个案中知识产权的边界。

    我说"我们",是因为知识产权的变革涉及诸多"角度",是全社会的大事,你举出艾滋病的防治,那是极好的一例。在海地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因为疫情国联合起来向西方医药公司施压,强迫其投放非专利药物(generic drugs,即药品更换商标,有效成分不变)并大幅降低批发价,病人的年均治疗费用,现在已经不到350美元。而在美国,同样的治疗,则高达7,000~9,000美元,相差20~25倍(全美公共电台波士顿WBUR新闻网,2012.7.3)。美国的医疗改革之所以步履维艰,一个重要原因,是几家大公司用无数药品专利绑架了医疗体制。

     

    原来如此呀。但利益平衡了,就能解决知识产权保护的难题吗 您的文章说,侵权是当今世界的生活方式,即便是"讲良心的好人",查查他的电脑软件下载内容,也难保没有违法呢。

     

    不,平衡不等于保护。以"好人"或老百姓的良心观之,侵权也未必不义。

    知识产权侵权泛滥的背景,是思想表达、技术方案、标志头衔乃至人格的物化或财产化的泛滥。因物化而攫取,而排斥竞争,而占有市场资源,而张扬特权,而腐败:这是垄断性特权的一般逻辑,例如屡遭诟病的院士制度。如今那院士头衔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商品化了,成了个人与机构的财产。既是财产,价码随市场行情,就不免吸引有财力的买家来竞标-- "哪里有死尸,哪里兀鹰聚集"(《马太福音》24:28)--于是乎,去年搞出一个做"降焦减害"的"烟草院士",公然挑战"吸烟危害健康"的医学常识和中国政府承担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义务。近乎笑话却不是笑话。

    垄断加剧了腐败,荣誉沦为产权;在老百姓的眼里,就是这样。

     

    您还论及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跟"低法治"的体制及知识产权"弱保护"的关系。相对于西方企业所处的"高法治"管制,国内的商业环境对企业创新和仿制,甚至假冒,要"友善"得多。如果这是一种竞争优势,中国是否代表了知识产权变革的方向 或者说,不经意间,中国在知识产权和竞争领域"打响第一枪",创造了一个法治的"中国模式" 

     

    "模式"与否,看怎么说了。新兴经济体无论南北都是"低法治",从印度到俄国到巴西,各有特色。故还是官方的提法"中国特色"稳妥些,"韬光养晦"嘛。

    好些侵权手法,包括"山寨"技术的竞争,实则是成功的商业模式。这方面的创新,中国还算不上"打响第一枪";多数是舶来品,从三氯氰胺(蛋白精)到花样繁多的瘦肉精都是。抽象物上的侵权本身,一般危害不大--"假冒伪劣"的"劣"字,不归知识产权而属于别的部门如《产品质量法》管辖--或者竟是造福于消费者的,如盗版影碟和司法考试复习资料,年轻人大学生欢迎。再如茅台酒,市面上极少真品,买家都晓得。因为酒厂的产量有限,只够定点供应。但众所周知的"山寨"版,依然大量消费,说明假冒产品的性价比不错,符合市场预期。据说公款宴请禁而不止,是高档假酒泛滥的诱因,那么自由竞争的市场果然如经济学家标榜的,不仅不讲道德,连法律也是罔顾的,只消有利可图。

    所以我说中国是迎头赶上,得风气之先,在资本的残酷竞争中,这东方小学生反而成了西方老师们的"坏"榜样。你看,资本真是不择手段的非常丑恶的东西。

    我们的问题便是:就其腐蚀一切美好事物的自然趋势而言,资本主义确是"堕落人性"即人的异化的普世价值,其成功(不迅速败坏)遂取决于有效的伦理约束--在此意义上,韦伯所谓新教伦理催生资本主义精神的命题,实为一颠倒的解说--那么,全球化时代"中国特色"的伦理约束在哪儿呢 我想不是别的,就是新法治话语一直在努力遮蔽的民主诉求,以及传统伦理和中国革命留下的社会主义遗产中,可供我们汲取、光大并超越资本的那些理想价值。

     

    可否插一句:记得您有个说法,新法治是政法体制内的"寄生性话语"。

     

    那是四年前的旧文了(见《法学三十年:重新出发》)。寄生,是后现代社会一种标志性的构造--你别吃惊。真的,有的国家就这么着,"现代"走到一半,一着急,跳进"后现代"了--新法治话语只是其中一例。徐冰先生谈当代艺术,说它是"附着在整个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的大的利益结构之内的,一块像癌细胞一样的东西"(《东方早报/艺术评论》2012.5.7)。确是真知灼见。新法治亦是同样的品性,一边靠寄生繁衍,一边却摆出反抗宿主的姿态,藉以获取仿真的独立地位。但我们仔细观察即可发现,那姿态其实是宿主体制运作的需要:那大体制需要一些癌细胞似的话语,包括行为艺术大腕儿什么的,来营造异见、贬低道德,或改写历史、转嫁责任。宿主和寄生话语看似对立,"实际上是一种互为利用的关系"(同上)。

    不言而喻,知识产权进入新法治而实施,必然也是充满了仿真、妥协与自我否定的后现代特征的寄生。

     

    所以您才提出了"对法治的信仰的深刻修正",那样一种修正主义,是吗 

     

    知识产权消亡的实质,是对私有产权"天经地义",亦即先前你说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否定,因而不免也是新法治衰落的一个征兆。故我以为西方式法治的一些基本前提和"普世价值",到了修正或"重新出发"的时候。就其强大的意识形态功能而言,现代法治常被描述为一门世俗宗教。所以我借用法国哲学家巴丢的讲法,把对法治信仰的修正称作"保罗主义"。

    在西方基督教的传统里,普世主义首先是由圣保罗阐发的。耶稣运动本是巴勒斯坦北部加利利地区的宗教"异端",故而为耶路撒冷的祭司集团所敌视。耶稣遇难后,"主的弟弟"雅各同使徒彼得、约翰领导圣城的会众。他们和老师一样,是说亚兰语的加利利人。保罗却是流散地的子民,来自翅关(Tarsos,今土耳其南部,得名于希腊神话中飞马的翅膀,旧译大数),说希腊语。他原属法利赛宗派,也信复活,曾积极参与迫害基督徒。但是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受了异象感召,皈依了耶稣。之后,保罗加入传道的同工,奔走在叙利亚、小亚细亚、希腊、塞浦路斯等地。这样,就把基督的福音从"福地"引向了地中海沿岸和诸岛的犹太侨民,并接着走向外族,为日后基督教成长为罗马帝国的官方宗教夯实了第一块基石。

    新宗教的核心信念是:耶稣已经复活。虽然这一点属于神异(point fabuleux),如巴丢所言,跟人子的降生、受洗、治病、收徒授道、被捕受难等经书记载,不在同一个经验领域。后者是可以历史化的一时一地的事件,前者却纯是出于确信(pistis)的认知。没有那确信,在保罗看来,就不可能领受、宣告并守持对上帝的国的企盼(elpis):"不论犹太人希腊人,也无分奴隶自由人,是男是女,所有在基督耶稣内的,万人合一"(《迦拉太书》3:28)。也就是说,那即将来临的天国,不但打破了摩西所传的圣法(torah)礼仪、子民与外族之别,还要超越罗马法上的公民权利、自由人和奴隶的鸿沟,乃至对抗希腊的哲学智慧(所谓"博学的无知")与"德性"伦理(巴丢,页13)。如此,这新信仰的普世拯救,乃是新天新地的开辟,或旧人变新人的创造。

    法治从我们想象(或法学家描绘)的西方"福地"来到东方的"大流散地",从印刷术时代迈进网络世纪,也需要一种保罗主义的确信。那就是,超越旧法治的一切"礼仪",包括"新教伦理"的解说,而企望着为充分的言论自由与实质民主而重启"天国",并给予那争取"天国"的斗争以新的普世主义的论述。"因为之前的天地都过去了,大海,也已不存"(《启示录》21:1)。

     

    新天新地,创造新人!我明白了,您为什么研究宗教、翻译《圣经》,讨论职业与政治伦理。不过让我们回到知识产权,您能否就其困境给一个定义 

     

    孔雀尾巴。

     

    那是比喻啊,给个"贴士" 

     

    开个玩笑。不过也可略作发挥,讽喻知识产权:它首先是人类天性的敌手,知识共享的智障,如美丽的孔雀为我们启示的(详见上文)。它的真身,却是全球资本的法治丛林里一只打开彩屏的鸟儿;那彩屏一片炫目的华丽,常逗引资本为之争斗,此外别无有益的用途。然而,这鸟儿又不太安分,它扮成一个热爱文学艺术和科学的尤物,声称自己唯一的工作,是开屏刺激创造发明,还说,否则人类不会进步。

     

     

    二零一二年独立日于铁盆斋,原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2.7.22

    (记者黄晓峰)

     

     

    巴丢(Alain Badiou):《圣保罗》(Saint Paul: The Foundation of Universalism),Ray

    Brassier英译,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3。

    包耶(Andrian Bowyer):《为什么会计师闷,吉他手爽》,载《时间压缩技术网刊》

    (Time Compression Technology Magazine)Vol. 15, Issue 3, 2007。

    德雷贺斯(Peter Drahos):《知识产权哲学》(A Philosoph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Dartmouth, 1996。

    冯象:《知识产权的终结》(英文),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 Vol. 2, No. 1, March       2012;汉译载《文化纵横》6/2012。

    冯象:《信与忘:约伯福音及其他》,北京三联书店,2012。

    余盛峰:《失败的知识产权 》,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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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我们结束知识产权
    冯象 清华大学梅汝璈法学讲席教授

    [摘要]知识产权也一样。那个罪就是"中国与资本主义",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它每一个毛孔都是肮脏的。这十多年来,知识产权的法越来越完善,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复辟最核心的策略。这是我在《政法笔记》中反复说的问题。

    观察者网编者按:3月26日,清华大学梅汝璈法学讲席教授冯象来到同济大学,发表题为"如果我们结束知识产权"的演讲,以下为演讲内容摘录(原址http://www.guancha.cn/html/60297/2012/03/27/68109.shtml):

    我在本月发行的英文季刊《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上发表了一篇论文,题目叫"知识产权的终结"( The End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知识产权状况的检讨。内容的话我在去年9月台湾的一个会上讲过,那个会的主题是"竞争、创新与管制"。

    我讲的"终结",不是说知识产权不见了,而是说它遇到了看起来不可克服的挑战。这种挑战表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家电脑中大多是盗版软件。知识产权时时刻刻都在被违背,被大家忽略。但从立法、贸易、投资的角度来看,知识产权却不可缺少。

    解决这个矛盾非常麻烦。BBC报道过云南有一个假冒的苹果产品店,里面东西都是苹果的,但店面的装饰、摆设却不像正宗的苹果公司。后来政府一查,发现这样的"山寨"店原来不止一家,光昆明就有22家。但问题是,即使查处了这些店,再过几个月,又会有22家出来。云南不能开,安徽、江苏、任何地方都可以再开。

    用《圣经》的话来说,盗版软件、假冒产品已经是"我们每日的面包"(our daily bread)。美国人说,美国公司因为中国盗版现象而损失的金额高达480亿美元。这种控诉在美国司空见惯。如果属实,这比911都要厉害啊,那知识产权不仅是贸易问题,更应该是恐怖主义问题,美国该派飞机来轰炸了。美国现在最多就做做反补贴调查,为什么不来打我们呢 很多时候反补贴、知识产权谈判在美国只是选举政治的筹码。

    为什么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糟糕" 

    美国为什么不来打我们呢 有人说,"480亿美元"这种数据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种损失估计以为中国消费者与美国消费者一样,有同样的购买欲望和消费能力。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不是一回事。一种最简单的解释是:知识产权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因为现在中国经济发展还比较初级,所以知识产权保护比较弱;将来经济发展了,知识产权状况自然会改善。但是,今天与80年代相比,知识产权的保护比以前好得多,侵权活动却也越来越多;我们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侵权、假冒不会减少。这种解释实际上是一种循环论证:知识产权能刺激经济发展--这实际上不是普遍真理,中国企业到目前为止发展很好,并未依靠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

    还有一种批评是:中国传统文化不一样。中国人喜欢临摹,书法啊,画画啊,都是靠临摹来逐渐掌握艺术技巧的。我听台湾故宫博物馆的朋友介绍说,张大千的很多画也是临摹的作品。但非西方国家不止是中国,还有许多国家文化与中国不一样,知识产权保护却和中国一样不完善。另外,当代中国经过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传统文化现在还有多少 

    如果我们接受这种文化批判,那我们就完了!我们不可能变成美国文化、欧洲文化。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永远无法实现 大多数这类批评都是道德评判。自由主义者会对中国的现状提出很多问题,中国法治也的确存在很多问题,但毛病不可能一下子全部解决,要慢慢来。

    知识产权的原罪

    圣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说过一段话,我念一下:律法来以前,我活过;律法来了以后,我就死了。"我就死了",是说"罪"(sin)这个东西复苏了。本来没罪的,现在律法一来,反而有了罪。

    知识产权也一样。那个罪就是"中国与资本主义",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它每一个毛孔都是肮脏的。这十多年来,知识产权的法越来越完善,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复辟最核心的策略。这是我在《政法笔记》中反复说的问题。

    在社会主义时期,一类产品就贴上一个同样的商标,比方说,几家厂都按生产自行车,出口的时候就都再贴上凤凰的标志。知识啊,技术啊,本来没有现在这样的所有权概念。现在呢,一个人在科研中的贡献统统要转化为资本!去年在美国获奖的屠呦呦发明了青蒿素复方治疗疟疾,当时是为了解决越战时的中国军队在北越的健康问题,所以政府组织了一个项目小组攻坚。要是换作现在的解释,因为有专利,所以屠呦呦他们能够发明药物--这是经典的反革命理论,颠覆人类的创造能力。

    一般的法治原则是不回溯。但知识产权法正好相反,是回溯的,甚至回溯能力特别强。在著作权法出现前的几乎一切创作都被管辖。

    实际上,这是在不动产的物权还没有确立以前,先在抽象的、虚拟的知识产权上把物权确立下来。这是中国学者、官员直接从国际法典上抄下来的,你根本不需要读中国文献就可以学好中国知识产权法。知识产权法和民法、刑法学不一样,你学民法要读中国学者写的东西,牵扯到中国的具体问题,没法翻成英语。知识产权法呢 你直接读英文的就行了。

    但这不是中国一家的问题,是全球资本主义造成的后果。我想还有一种解释,知识产权是资本主义、全球化贸易和市场竞争的要求。

    互联网时代:重新定义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本身很抽象,你很难去控制。所以知识产权有两个条件:1,需要强大的司法制度来保护它,因为它本身看不见摸不着;2,它是一个垄断体系,它禁止各种各样的生产行为,禁止复制。但现在复制很容易,要禁止太难了。打个比方,以前你要抄同济的大字报,你必须自己来同济,抄好,然后再回到华师大,再誊写一遍贴在墙上。知识产权保护不是靠良心,而是靠成本;一旦成本低下来,就很难保护。举个例子,中国出现的三氯氢氨事件,三氯氢氨的高技术是从外国来的,那些留美博士教出来的,但现在知识传播非常快,所以就流入中国了。一旦世界某个地方出现了低成本的生产方法,很快就会流到世界其他各个地方。美国的会计、客服都被外包(outsourcing)到印度,因为印度人力成本比美国低。

    在这样的情况下,传统的知识产权需要修正。知识产权的前提已经不是印刷术时代,而是互联网时代。

    互联网人口有个特点,日常生活分享一般人的价值规范,但到了网上,某些人就是绝对的自由主义者,要求言论绝对自由,包括复制、仿冒文字/文化的自由。维基解密是最典型的互联网产物--任何内容都要公开、都要解密,都应该自由流通。再比如,大陆、台湾、香港、日本等地的人讲话都比较委婉,一旦到了网上,语言就变得极度直接、极端。这与匿名、实名制关系不大,就算实名上网,网络仍然非常多冲突,比日常生活多得多。文革结束后,谁贴大字报就要被抓起来。但现在网络上那么多人在贴大字报,你去抓谁 还有,现在网络上都是有罪推定,比如,你爸是李刚,你就是有罪。由于腐败的普遍存在,网民的有罪推定压倒了无罪推定的法律原则,逼迫法院严肃对待某些腐败案件。

    知识产权是网上最不好防护的。比方说,我出版了《木腿正义》,结果第二天网上到处都有下载,那我怎么办 我没有办法一个个去告那些侵权的人;但我也因为盗版而受益,盗版随处可见,也增强了我的知名度。

    如果原来那套学说无法解释,那我们就应该修正它。如果你要搞法治,你必然需要遵从一些普世价值,人权、契约精神等。但是在现在这个时代,新的普世价值在哪里 

    如果你要实行新法律,就得放弃原来的旧法律。如果你拒绝互联网、忽略外包,那也可以,你这个知识产权制度还可以建立,但有效性非常有限。作为苹果或微软公司,你不该禁止中国市场的盗版,而是应该推广盗版,直到你的产品淹没了整个中国市场。现在中国知识产权保护那么弱,这恰好证明了中国经济的良好状况,中国企业可以以很低的价格进入世界市场,使得资本主义竞争在各个层面上展开。

    对国际公法的抛弃,实际上已经被西方法学界率先抛弃了。我们都笑话朝鲜,但实际上朝鲜和美国是一样的,两国都不管法律。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该率先破坏国际公法。既然国际公法在衰弱,那国际私法也将衰弱,处于崩溃状态。知识产权法也将最先衰弱,变得无关紧要。中国企业的发展是在法学的框架之外的,我们法学界应该进行保罗式的反思。保罗说:

    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作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向犹太人,我就作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向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作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向没有律法的人,我就作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向软弱的人,我就作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向什么样的人,我就作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的这福音的好处。(《哥林多前书》9:19-23)

    法国哲学家巴丢(Alain Badiou)也引过这段话。实际上,这就是"群众路线"(mass line)。巴丢这批法国思想家都是68年的孩子。法律到了现在这样的困境,不走群众路线不行。这是共产党的珍贵教训。历史上遇到的错误,每一次都是源于教条主义、精英化、官僚化,文革的失败也是同样原因。你可以建立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一套廉洁、能干的法律队伍,但你不和老百姓结合起来,还是会遇到困境。

    在新的经济现实面前,重新建立法律自己的尊严、效率、相关性。我们要思考的是,怎样让法律走出中国法学家梦想的"西方"法治,回到中国现实,向下看齐,获得新的普世价值,新的信仰。

    (本文为观察者网在演讲现场的笔录,未经演讲者审阅,可能与原文有出入,作者发表在ICT上的英文原文可见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 3179/c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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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知识产权的终结
    冯象 清华大学梅汝璈法学讲席教授

    [摘要]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instead of the often misnamed and misunderstood scapegoat, the "China model", it is two global trends, the internet and outsourcing, that have led to the historical clashing and overcoming of the law. As a result, important revisi

    Copyright   2011 by Feng Xiang

    《知识产权的终结》

    "The End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

    Vol. 2, No. 1, March 2012, 99-106

     

    知识产权的终结

    The End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Challenges beyond the "China Model"*

    Feng Xiang**

    Abstract

    A new reef the luxury cruise ship "Rule of Law" has hit, called the unenforceabilit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instead of the often misnamed and misunderstood scapegoat, the "China model", it is two global trends, the internet and outsourcing, that have led to the historical clashing and overcoming of the law.  As a result, important revisions to our conception and use of the law and a new faith in universalism must be contemplated.

    Key word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ule of law; internet; outsourcing; revisionism; universalism.

    I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 demising.  Or at least, that form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PR) as taught at our law schools and propagated by powerful state machines - a complex web of statutorily defined property and moral rights, entitled to official respect and protection in all "civilized nations", according to a long list of treaties and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signed into effect by members of global trade communities such as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 has come to its end.

    The fact is undeniable.  Today, few people in good conscience can conduct normal business or enjoy a day of leisure without breaching a command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by, for example, running a computer program, choosing a branded handbag or sharing a song with friends on the internet.  This is so not only in China and other emergent economies, but increasingl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developed markets in general, as amply documented by academic researchers and industry analysts.  The situation of IPR in China, therefore, is essentially no different from elsewhere on this over-wired blue planet, though for various reasons, there is often more media attention paid to it, in China as well as in the west, than deeper economic and social problems, such as what triggered the "Occupy Wall Street" demonstrations.

    A couple of months ago, I remember, the BBC reported a case in the city of Kunming, Yunnan Province, southwestern China, in which 22 fake Apple stores were shut down in a crackdown by the local industry and commerce administration.  The tips came from a foreign tourist who discovered some alterations in the layout and "signature" features in one of those "Apple stores" (BBC news, 12 Aug 2011).  Given the freewheeling business environment, however, we may reasonably expect that similar bootleg operations will soon mushroom to fill in the void, right there or in nearby towns.  The consumer market demands that.

    So, who would purchase "genuine" software at exorbitant prices under a lawyer-drafted license in mysteriously tiny print, when there are countless free downloading sites of the same on the internet  Greed is no longer a valid justification, for open and free access to "pirate" copies has become "our daily bread" (Matthew 6:11).  Let "genuine" goods and services be a luxury for the law-abiding upper classes, a marking of social status of the well-to-do.  But even there, the attitude is changing.  At Xiushui Street in Beijing, that pageant of piracy, western tourists as well as Chinese white-collar flock in to select their favorite counterfeit international brands, from Swiss watches to Italian shoes to French couture, what not.  There, fashion-conscious consumers are having a good time, a carnival of sacrificing IPR.

    The demis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 testified to by the relevant industries themselves.  According to the U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USITC) statistics, in 2009 alone, the US copyright and software industry suffered losses in revenue of $48 billion due to IPR infringement in China, and as a result or in connection therewith 2.1 million jobs were lost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500 million additional costs on US companies dealing with the said infringement (SSTN news, 19 May 2011).  Similar allegations against China by US trade groups, politicians and mass media have been commonplace for over two decades.

    Academic researchers tend to dismiss such claims as tactics of trade negotiation and market access battles, seeing them as driven by domestic or electoral politics rather than as accurate data that indicate any meaningful trend.  These claims, after all, are based on the absurd assumption that users and consumers in China (and other developing societies) are able and willing to pay the same prices for software, movies, music, video games and other copyright material that apply on the US market.  Even so, I think we should allow the claimants the benefit of doubt, for as a matter of fact IPR violation is indeed widespread in China, as in many markets, east and west.  What I mean to say is: such unverifiable statistics, if true, show precisely that efforts to enhance IPR protection in China and elsewhere amount to beating a dead horse.

    Were it not intellectual property, would Uncle Sam, or for that matter any world power, tolerate such damaging attacks to its leading industries and job market  No, obviously.  Instead of patient negotiations and repeated warnings and threats of "super 301" sanctions, stealth bombers and cruise missiles would have been launched, and criminal infringers and counterfeiters named as international terrorists.  The fact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no effective means to lure or force China and other "notorious markets" into submission, and this has been going on since the 1990s, shows that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IPR regime is basically unenforceable.  The relevant industries, politicians and USITC are all keenly aware of this: over the IPR issues, an all-out trade war with China is not an option, for it will only hurt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and US consumers, as well as important geopolitical interests and cooperation.

    What is more, a large number of infringers and counterfeiters in China are manufacturers and service providers outsourced from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 and Japan, or their suppliers and subsidiaries.  These companies are simply being rational in the age of outsourcing by moving to China,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much lower IPR cost there, or what I call "lower forms of rule of law" (di fazhi).  Through outsourcing, the gap in technology, management and marketing know-how is much narrowed, so that cheap and even quality imitation and generic production become industrially and commercially viable.  And thereupon gathers th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the so-called "venture capital", with first-class legal expertise in its service.  As the saying goes, "Wherever the corpse is, there the vultures will gather" (Matthew 24:28).

     

     

    II

     

    The question is therefore: why IPR protection is such a difficult business, and why do the laws tend to stay on the books and not be followed in real life  There are several explanations, specifically directed at China, as if loose enforcement were a uniquely Chinese phenomenon and hence worth our consideration here.

    Is IPR protection a matter of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accepted wisdom for some commentators is that, when eventually China turns into a sophisticated market economy with more advanced technology, Chinese enterprises and proprietors will demand stricter IPR protection, and law enforcement will be in better shape.  This optimistic expectation, however, has nothing to bear it out.  China today is much more of a market economy than two decades ago, being full of entrepreneurship, technical innovation and private proprietorship (70% of the nation'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is now created by the private sector).  Yet piracy and passing-off are flourishing as never before.  There is no indication that such activities will abate any time soon.  In fact, as discussed below, the market seems quite comfortable with IPR violations.  Business operators and chief executive officers (CEOs), authors and publishers, innovators and proprietors alike, must be ready for even fewer IPR barriers and monopolies to come.

    Moreover, this hypothesis of economic transition is a circular argument.  It is based on an untested assumption of "natural" symbiosis between higher IPR protection and advance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from there it reaches sweeping conclusions on China and other emergent economies.  So the argument is better viewed as ideological propaganda.  As such, it wields tremendous power and is crucial to the sustenance of the dominant "rule of law" (fa zhi) ideology embraced by bo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its critics.  But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reality of market competition or technical progress.

    Another common problematic explanation has to do with certain cultures and values.  In the case of China,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r more specifically the nation's political culture, is said to be hindering full commitment to modern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is verdict can be applied to all non-western societies where IPR protection is held not up the WTO rules (TRIPS Agreement), for instance.  True, since China "bade farewell to revolution" in the 1980s, a good range of traditional values and practices have revived, including, for example, the de facto polygamy among many businessmen and cadres - I use the term "polygamy", because the "female companions" concerned are widely accepted not as sexual partners in an extramarital affair, which is not a crime, but as family members of an illegal but socially recognized status called "er nai" or second wives, namely concubines, just as before the revolution.  Indeed, rarely has the criminal law intervened, testifying to a recovered social sensibility that harks back to traditional family ideals and institutions.

    Can China's weak IPR regime be categorized as an entrenched cultural attitude  The difficulty is two-fold.  For one thing, public or state ownership of certain types of expressions, names, brands and innovations is more of socialist practice than traditional values.  Since China by and large has abandoned socialism to embrace capitalism in the name of modernization, resistance to private ownership of abstract objects should have declined, rather than continuing or growing.  Secondly, it is not clear to what extent traditional values in China are uniquely unadaptive to modern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other words, it is easier to argue that traditional societies in general have difficulties with IPR, because as a matter of historical fact, intellectual property grew out of modern western capitalist societies, before they were transplanted elsewhere, in the wake of colonial conquests, unequal treaties and worldwide "free trade".  It is much harder to consider, without detailed documentation, how in our post-colonialist age, in a fast-changing society such as China, traditional values and practices find ways to come back to resist IPR.

    On the whole, an insistence on cultural values does not aid the caus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ather, it can easily become an excuse of cultural particularism whereby China, or any alleged "traditional" society, may claim immunity from IPR rules.  For one cannot expect a "traditional" culture to evolve quickly enough to catch up with the international IPR regime.  Granted that all cultures are equal in the eyes of the law, and there is no legitimate reason to demand a society change its culture in order to accommodate an IPR rule, it would in practice be impossible for the laws to keep their integrity.

    Therefore, the prevailing criticism in the west of China's IPR protection is a nebulous all-in-one package of moral judgments.  The package is often dubbed a "liberal" view, because it can be safely applied to any "non-liberal" state or economy with an equal measure of political correctness.  I think the following passage from an astute observer of Chinese law, Prof. Randy Peerenboom, is a good summary of this kind of liberal complaint about the Chinese legal reform, including its intellectual property system (Peerenboom, p. 72):

     

    The biggest obstacles to a law-based system in China are institutional and systemic in nature: a legislative system in disarray; a weak judiciary; poorly trained judges and lawyers; a low level of legal consciousness; a weak administrative law regime; the lack of a robust civil society; the enduring influence of paternalistic traditions and a culture of deference to government authority; rampant corruption; large regional variations; and the fallout from the unfinished transition from a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y to a market economy, which has exacerbated central-local tensions and resulted in the fragmentation of authority.

     

    Thus viewed, the sorry state of IPR in China is only a small part of a larger, "systemic" problem, namely the nation's failure, judged by western standards, to attain a higher form of the "rule of law".  Until these standards be met, the argument continues, IPR protection will not succeed.  The various items on the complaints list, however, are contradictory.  While "a culture of deference to government authority" is counted as an obstacle to the "rule of law", "fragmentation of authority" is regarded as equally bad.  The legislature is said to be "in disarray" and the judiciary and administrative law "weak", and yet the "influence of paternalistic traditions" remains strong.  Further, it is not clear why "large regional variations" must be eliminated for the sake of a "law-based system", as if in contrast, the west has achieved regional unity or monotony.  What is more, historically, some "failures" are nothing but inevitable outcome and by-products of the ongoing "rule of law" project - I mean official corruption, labor unrest, financial scandals, pornography and prostitution, and the like, as well as IPR infringement and counterfeiting.  These "obstacles" will not disappear in a "law-based system", as China's many neighbors have demonstrated, but under a western style "rule of law" regime, they are now legalized and protected.

    Therefore, a better moral judgment, I suppose, is that of St. Paul's: "For I was alive without the law once: but when the commandment came, sin revived, and I died" (Romans 7:9-10).  The commandment of IPR came from a system of many a sin revived, aka, capitalism Chinese and global.

     

     

    III

     

    Officially, and sometimes constitutionally,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 meant to help promote the arts and sciences (copyright, patents, etc) and, ostensibly, fair competition on the market (trademarks, trade secrets, etc).  In the real world, howev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 used mainly as "a property form that allows private hands to capture important abstract objects" (Drahos, p. 1).  Thus it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modern capitalism and serves to justify the latter vis-à-vis competing social and economic systems.

    Herein lies the very raison d'être of building a modern IPR system in China, a centerpiece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policies pursued in the country since early 1980s.  In March 1983, a centralized system of registered trademarks was set up to replace the old regionally and departmentally designated brands for goods and services, so that the new market-oriented economy could start to function.  Soon, in April 1985, a tripartite patent system (invention, utility model and design) was put in place to help dismantle the socialist work unit an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namely, to turn these into "simple" labor and employment relationships, in which research and inventions may be reclassified as "work for hire".  And finally in June 1990, copyright or author's right was revived as a means of rewriting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nd saying farewell to the revolution.  For, despite the textbook principle of non-retroactivity, copyright subsists retroactively in all qualified works created before the new copyright regime, and claims and defenses in relation to such works necessarily have to rely on the doctrines and rules of the new law.  Since these pre-copyright works were produced under circumstances reflecting ideals and ethics of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the retroactive application of copyright in many widely reported cases in effect forced people to re-imagine history and accept the revival of private property in ideas, expressions and the work unit relationship (for detailed discussion, see Peter Feng, p. 69 ff).

    So it is not a co-incidence that, of all areas of Chinese law,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vides by far the best duplicate of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is closest to mirroring western standards, and is least marked by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on the books.  The statutory imitation in its current form and formality was driven mainly by the Sino-US trade negotiations and by China's effort to join the WTO.  But in substance, as a justification for the revived capitalist market and concomitant social relations, the establishment of IPR in the 1980s and early 1990s spearheaded China's legal and economic reform.  Most significantly, this happened before China was ready to systematically code its laws of contract, torts, property and persons - the Chinese civil code is yet to be drafted.

    Unfortunately, or fortunately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global competition, the process of instituting IPR in China coincided with the rise of internet and with the great industrial movement known as outsourcing.  Combined, I think, these ushered in a series of profound social changes that contribute to the declin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not only in China but worldwide.

    Unlike the "liberal" complaint about the "China model" discussed above, the internet and outsourcing are global forces that have affected many economies, reshaping both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societie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challenges facing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IPR regime, and to approach the reality of global capitalist competition, I think we have to let go of the holy grail of the "China model" and the myth of the "rule of law".

    In the parlance of business researchers, both the internet and outsourcing belong to a kind of paradigmatic breakthrough, called "disruptive innovation".  Disruptive innovation has occurred in many industries, from accounting, computer and communications to music and entertainment.  In a recent issue ofHarvard Magazine, two authors describe it as "the process by which products and services that were once so expensive, complicated, inaccessible, and inconvenient that only a small fraction of people could access them, are transformed into simpler, more accessible and convenient forms that are also, ultimately, lower in cost" (see Christensen & Horn, p. 40 ff).

     

    Disruptive innovations typically begin simply, as they aim to capture markets by offering people whose alternative is literally nothing at all (that is, current non-consumers) a stripped-down product or service that may well appear primitive as judged by the old performance metrics. But disruptive innovations predictably improve year by year and ultimately transform the world as people in the mainstream migrate to the new products or services because they are delighted with a solution that they find simpler, more accessible and convenient, and lower in cost. Over time, continuing waves of disruption progressively reinvent the market.

     

    Now IPR industries are no exception.  They are not immune to disruptive innovation; rather, in this digital age, they are particularly vulnerable.  For i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 a law-constructed intangible property form, a legal fiction of registered or state-sanctioned monopoly, it can only survive competition in societies where means of duplication and imitation are limited and expensive; otherwise IPR goods and services are free for taking or passing-off, in a typical capitalist economy.

    In the "good old days" before the photocopying machine, as I recall, making a copy of a book was a very arduous task.  The best way to make multiple copies was by mimeograph, though that would need a very skillful hand and a lot of patience.  At such high cost and low quality of duplication, IPR in printed materials (books, magazines, newspapers, etc) are effectively a bunch of privileges, and the competition (including unauthorized duplication or piracy) was limited to a small number of business entities.  But digital technology, with computer networks and the internet, changed all that.  Today unauthorized use and duplication of copyright materials, whether downloading a movie or sharing a book, is a matter of touching one's cell-phone or notebook computer or i-something.  IPR violation has become "our daily bread", as said earlier, at minimal cost, a compulsory way of life in the consumer society, and a ritual for all people of good conscience.

    Likewise, counterfeit and passed-off goods have flooded the market; the cost is very low and the quality sometimes even high.  No established brand or well-known trademark is immune to infringement and diluting use, and no profitable patent, utility model or design can be free from imitation.  The reason is simple: not only have technological levels undergone a marked leveling between western IPR exporters and economic upstarts like the BRICS countries (Brazil, Russia, India, China and South Africa), but a large number of tal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 and Japan have been outsourced to emergent economies since late 1990s - talents who are experienced business executives, Wall Street analysts, accountants, computer engineers, automobile designers, pharmaceutical scientists, frontline industry researchers, and so forth.

    As industrial and business outsourcing intensifies, more and more IPR goods and services are moving to China, India, Brazil, etc.  And since these emergent economies are generally of lower forms of the "rule of law", with less than ideal IPR protection, by western standards, the great outsourcing of IPR production and talents must mean that global competition in the new century has little to do with strict IPR enforcement, or higher forms of the "rule of law" in general.  China, I think, best exemplifies this point.

    With weak IPR enforcement and a lower form of the "rule of law", China's economy has quickly expanded since the 1980s.  The competitive edge of Chinese companies and enterprises have to do with a business-friendly environment including a less regulated market, that is, laws are less regularly enforced, in particular, IPR laws.  This allows easier and better imitation and innovation - counterfeiting and passing-off included.  With the BRICS economies taking more markets and achieving larger scale production, one can reasonably expect that countries with higher forms of the "rule of law" will have to loosen their IPR enforcement, if not other parts of their legal systems, so as to compete on the same level of efficiency, cost and quality.

    So the day has come.  "And therefore", to borrow an immortal line of the metaphysical poet John Donne (1572~1631), "never send to know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it tolls for thee" - in this case,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IV

     

    If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 at least the higher forms thereof, is impeding global competition in the new century, and as the regime becomes increasingly outdated due to strong "disruptive innovations" such as the internet and outsourcing, then naturally competitors in economies of looser IPR enforcement are enjoying an advantage over those tied to more rigid IPR protection.  In other words,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IPR regime is in conflict with the very social and economic system, namely global capitalism, which its advocates purport to defend and try to justify.  This conflict is most illuminating when we consider how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criticized the poor condition of IPR in China; how numerous organizations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have devoted their efforts and expertise to helping improve the nation's IPR laws; and also how defenders of the "China model", for their part, have tried hard to deflect and undermine such criticism.  Now that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 no longer a useful handle of New Age capitalism, perhaps it is not blasphemy to say, what happened to IPR in China (along with other emergent economies) points the way not to a particular "China model", but to the future road of global capitalism.

    Speaking of the road to future, may I recall another, in the distant past 

    Once upon a time, on the road to Damascus, a Jew saw a vision.  He was a well-trained Pharisee and a bitter enemy of a Galilean prophet called Jesus of Nazareth, whom the Romans crucified as a criminal in Jerusalem, but whom many believed to be God's anointed.  The vision came all of a sudden, in a flashing light from heaven, and the Pharisee fell to the ground and heard a voice saying to him:  "Saul, Saul", (for his Jewish name was Saul) "why do you persecute me "  "Who are you, Lord " he asked.  "I am Jesus", was the reply, "whom you are persecuting.  But get up and enter the city, and you will be told what you are to do" (Acts 9:3-6).  Thence the conversion of Saul, from Christ's enemy into a staunch follower, ever since known in the world by his Roman name, Paul, or in the ecclesiastical tradition, Saint Paul.

    The great contribution of St. Paul to the emerging Christianity is a highly "disruptive innovation", namely a flexible view on "Torah", the law of Moses, which Jesus intended to fulfill.  The "apostle to the gentiles" was willing to compromise, in order that the good news of the kingdom of God be accepted more conveniently by gentiles as well as Torah-abiding Jews.  Thus the saint brushed aside such "old" covenantal stipulations as circumcision, sacrificial rituals and kosher food.  In his enthusiasm to convert gentiles and win "the weak" (Jews who accepted the good news while keeping the Mosaic law), he even clashed with the disciple Peter (Cephas), accusing him of "hypocrisy" because the pillar of the Jerusalem church showed "fear of the circumcision faction" (Galatians 2:11 ff).  This compromising spirit, however, is for a new faith in the salvation "of all and for all".  It is therefore a new jurisprudence, a law without the law, as Paul described in one of his letters to gentile congregations that he founded (1 Corinthians 9:19-23):

     

    For though I be free from all men, yet have I made myself servant unto all, that I might gain the more.  And unto the Jews I became as a Jew, that I might gain the Jews; to them that are under the law, as under the law, that I might gain them that are under the law; To them that are without law, as without law, (being not without law to God, but under the law to Christ,) that I might gain them that are without law.  To the weak became I as weak, that I might gain the weak: I am made all things to all men, that I might by all means save some.  And this I do for the gospel's sake, that I might be partaker thereof with you.

     

    The French philosopher Alain Badiou cites these verses as a good example of Paul's strategy of "mass line" mobilization, which gave birth to Christian universalism.  I think such "mass line" is equally of value for the international IPR regime to survive global competition -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both "under the law" and "without (ie, outside) the law", "free" or "weak", to attain a new universalism.  Without such a universalist aspiration, our IPR jurisprudence will have to concede to numerous exceptions to the "rule of law" as developed through various national and regional models including, of course, the "China model".

    In conclusion, therefore, two observations may be in order.  First, we have revealed a "liberal" bias on international IPR issues.  Contrary to the cliché criticism and wishful expectation, poor enforcement of IPR laws in China and other emergent economies is not due to some unskilled or unexpected mishap in the "rule of law" enterprise; nor is it an indication of an immature legal system.  Rather, the lower forms of IPR protection represent a strong and lively competitive market economy, and hence a high degree of maturity of the legal system in relation to new trends of global capitalism in the age of internet.  Secondly, the rejection of the current high IPR regime by these successful economies is an unambiguous testimony that intellectual property as we know it is dying.  In its stead, the emerging lower IPR forms are in need of a new jurisprudence.  Just like the doctrinal innovations of St. Paul in the case of the burgeoning Christianity, the new jurisprudence will also represent a profound revision of faith in the "rule of law".  This revisionism has to proceed on the basis of a new universalism, a mission renewed "of all and for all".  Yet the current "liberal" bias in the "rule of law" dogma lacks this true universalism.

    Is our IPR regime on its road to Damascus  I think so, though it has yet to undergo a Pauline conversion and hear the voice of salvation.  But the future will be clearly in view, when glob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 able to spread from Jerusalem to the diaspora when it is able to boast, not of the old law, but of a new faith.

     

     

    September 2011

     

     

    *Delivered as a keynote speech at the ILST Conference on Innovation, Competition and Regulation, 5 November 2011.  The author wishes to thank the conference host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the ILST Director Peng Hsin-yi, Prof. Liu Kung-chung of Institutum Iurisprudentiae, Academia Sinica, and especially the Honorable Justice Su Yeong-chin for invaluable comments.

    **The Mei Ru'ao Chair Professor in Law,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References:

     

    Alain Badiou, Saint Paul: The Foundation of Universalis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BBC news (12 August 2011), http://www.bbc.co.uk/news/technology-14503724

    Clayton Christensen & Michael Horn, "Colleges in Crisis", in Harvard Magazine, July-

    August 2011, pp. 40-47.

    Peter Drahos, A Philosoph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Dartmouth, 1996.

    Feng Xiang, Zhengfa biji (Essays on Zhengfa or Law as Politics, with Leviticus), revised

    edition,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Peter Fe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China, second edition, Sweet & Maxwell Asia, 2003.

    Randall Peerenboom, China's Long March toward Rule of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SSTN news (19 May 2011), http://news.stnn.cc/guoji/201105/t20110519_15813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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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误译耶稣
    冯象 清华大学梅汝璈法学讲席教授

    [摘要]我们将上述和合本的一些表达归于误译,只是就学术或译艺的基本要求而论。但传教士译经绝不是做学问,而是为了布道牧灵,达成诸教派的妥协合作。所以,历史地看,此类舛错未必都是学力不逮或圣职疏忽所致,而可能体现了新教中国化过程中,牧灵者有意无意的选择。

    冯象:误译耶稣

    BART EHRMAN 上帝的难题

    《读书》去年六月号有篇文章挺好,《新约圣经:绝对神授还是历史产物》,介绍艾尔曼先生的《误引耶稣》(Misquoting Jesus, 2007)。艾氏在北卡大学教授《新约》及早期基督教有年,著述极勤,文风活泼,还常上电视,在美国圣经学界可算个公众人物。他的书若能准确地译为中文,对于学界和普通读者,都是一件功德。

    不过文章有两处小疵,经文引述则涉及《圣经》汉译的一个老问题,似可略加检讨。当然瑕不掩瑜,再说一遍,这文章大体是不错的。

    先说小疵。一本讨论经文传抄跟校勘的书,上了《纽约时报》畅销榜,而且连挂九周"售出三十八万册",作者觉得"出人意料",录了一句《华盛顿邮报》,称《误引耶稣》为"最不可能成为畅销书的畅销书"。其实"最不可能"云云,跟中译本把书名改作《制造耶稣》一样,是营销手法,上海人叫"摆噱头"。在美国,走出学界向老百姓和信众讲《新约》"误引耶稣",那个效应,是毫不逊色于我们这边的写手言之凿凿,指毛主席诗词哪几首出自胡乔木之手的--要想不吸引眼球也难。此外,九十年代以来宗教全球复兴,圣经学、宗教研究在西方成了热门学科同传媒话题,也是《误引》得以畅销的市场条件。

    文章末尾,谈到艾氏的思想经历,怎样由虔诚的福音派信徒成长为"不可知论者"(agnostic),给人的印象,仿佛他是因为钻研了版本校勘,发现经书的历史"本源"才"离经叛道"的。事实上,艾氏在别处多次声明,放弃基督教,跟在普林斯顿神学院接受现代圣经学知识与历史批判方法没关系。真正让他困惑、心生疑窦的,是所谓"约伯疑难"或"好人为什么受苦"的拷问。经过长久的思考和痛苦的内心斗争,他认为这道难题在一神教教义的框架内,不可能得到合理解决并升华为生活的慰藉;这才告别教会,转向了不可知论(参阅艾尔曼《上帝的难题》及《耶稣,被遮断》)。至于课堂作业要学生"横向读经",就是找出福音书里的平行故事,比较语汇情节的异同,这办法古人早有记载,还列出一组组的"对观句段"(synoptic pericopes),发展了精微的神学解释。故此,承认部分经文为托名作品,或者由不同渊源(时代、地域、个人或社团)的片断或文本传统编辑而成,跟主张经书神授,奉为圣言或上帝之言,这两种立场虽然对立,却未必动摇得了信仰,是可以妥协而共存的。毕竟,信仰不靠(有时也不容)论理:人性孱弱,奥义无穷;宗派纷争,永无宁日。教义即人意亦即政治。传世抄本犹如历代译文,充满了消弭不了的歧义跟矛盾,原本是不足怪的。

    历史批判的关键,在于跳出传统教义同解经学的循环解释,从语言学、考古学、比较宗教学等等出发,考察产生各个文本传统的社会生活与宗教文化。这现代圣经学的方法,可以追溯到两位大哲,霍布斯(1588~1679)和斯宾诺莎(1632~1677),上世纪下半叶渐次融入西方主流神学院的课程内容,只是一般保守派教会还不肯接受。所以艾氏才说,如今神学院的毕业生若是想当好牧师,得把老师教的通通忘了才行。这实在是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特有的伦理悖论:信仰被做成了即异化为冷冰冰的一门职业技能,灵魂背弃智慧。

    老问题,则是作者从俗,引述经文用了旧译和合本(1919)。和合本舛误极多,传教士译者的理解和表达,带着近百年前新教诸派初具中国特色的烙印;据以了解或研究古以色列的先知、罗马时代的宗教思想抑或西方基督教,就很容易出错。我们看文章论及的两个例子。

    《约翰福音》八章有一插入的片断,脍炙人口,叫"耶稣与淫妇"的故事。"加利利先知"(耶稣)回答圣城的经师与法利赛人(捉奸者):你们当中谁没有罪,谁先拿石头砸她!文章却引了和合本,"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8:7)。

    这里,"可以"二字画蛇添足,把语气变了,成了条件句,仿佛耶稣是酌情允许砸淫妇的(前年香港出版的和合本修订版,参照天主教思高本,已删去二字)。其实,即便捉奸的是挪亚般的"完人"(《创世纪》6:9),先知也不会同意用石头定死罪。捉奸者深知这一点。他们的如意算盘是,逼耶稣否定摩西颁布的刑律(《利未记》20:10),抓个把柄告他。倘若人子同意(包括酌情"可以")定死罪,则他教导的仁爱、怜悯、宽恕就成了伪善。不想耶稣一言不发,弯下腰去,用指头在地上写。然后起身反问,诉诸一条更为"基要"的上帝诫命,即爱人如己(爱邻人如爱自己,同上,19:18, 34),并以此为宽赦的依据:只要罪人肯悔过自新,就不应机械地适用石刑。只不过,耶稣所说的"罪"并非捉奸者要定的那"罪",或律法上的罪名。

    于是,待捉奸者惭愧而退,先知告诫妇人:去吧,今后别再堕罪里了(meketi hamartane,《约翰福音》8:11)。和合本:"从此不要再犯罪了",看似直白,实则偏了。因为耶稣关心的,不是她的婚外性行为或犯通奸罪,而是要她彻底悔改,抛弃"旧人"的一切罪愆而做好进天国(获拯救)的准备。正如耶稣曾在恩屋池(bethhesda',旧译毕士大)给人治病,对痊愈的说:看,你康复了,别再堕罪里了(同上,5:14)。也是敦促悔罪皈依,而非指那人的沉疴起于法定的某项罪过。那意思,近于他传道伊始,对所有人,律法上不论有罪无罪,宣讲的那一句福音:悔改吧,天国已近(《马太福音》4:17)!

    原来"罪"(hamartia)对于耶稣,乃是一种普遍的生活状态,即皈依者必须摆脱的现世之恶,而非律例规定的这样那样罪名。故他的告诫,并无轻饶通奸,下不为例("不要再犯罪")的意思。同理,先知拒绝定妇人的罪,也不是容忍违法行为。之前那句话,"你们中间谁没有罪",实际是指出众人皆在罪中,哪怕最严格自律、谨小慎微的法利赛人,亦不例外。如此,才好理解人子对圣法(torah)的态度,"我来不是要废除,而是要成全[律法]......即使天地灭了,这律法也不会少掉一点一划,定将全部实现"(同上,5:17)。

    拉比耶稣不像使徒保罗,是尊重圣法的权威与效力的。紧接着"淫妇"故事,耶稣自称"世界的光",要人通过他领受"生命之光"。法利赛人不服,说那是一张嘴的孤证,依法不得采信。先知道:我的判断必真实,因断案的非我一人,那差遣我的父与我同在(《约翰福音》8:16)。人子引天父为另一位见证,否定了孤证的说法(同上,5:31-32)。他还告诉法利赛人:我就要去了。你们会把我寻觅,会死在自己的罪里(同上,8:21)。那罪,一如他要淫妇悔改之罪,也不是具体的罪名,而是所有不愿悔改的人(包括信徒在内)的生活世界,及下地狱的命运。

    这段讽喻除了可疑的文本身份(详见拙文《读注》),还藏着一桩"奥秘",那就是,故事不可能如读者的第一印象,发生在受膏者(基督)的敌人身上。试想捉奸者既然要用律法来难为耶稣,自己就一定是处处守法的"无罪"之人,当然也不会认同先知对罪的创世论阐发或扩张解释,从而感到"受良心谴责"(据部分抄本),而"从年老的开始,一个接一个溜走"(《约翰福音》8:8)。先是不满耶稣向妓女税吏等罪人施爱,复又"受良心谴责",这些人是谁呢 应该是跟从了耶稣,但仍旧"奉割礼"的同胞,即福音书所谓"信他的犹太人"(同上,8:31)。惟有他们才会被拉比的箴言说服,认识到自己对律例的看法错了。而这一片断置于第八章开头,而不在别处(如一些抄本),恰好引出后面耶稣同圣殿里听他讲道的"犹太人"决裂。那些"犹太人"信徒不是别个,正是人子受难后还想着把"老师"寻觅的"法利赛人"(同上,8:4)。但因为不曾悔改彻底,终不免"死在自己的罪里",哪怕他们从未犯法。易言之,这本是同一宗教运动内部的一次"路线斗争"。然而站在经过保罗修正,遗弃了割礼等圣法原则而走向外族的"普世主义"新宗教的立场,此类唯律法主义"异端"或"法利赛人"不啻最可怕的威胁,故而必须妖魔化。结果,便形成了福音书描绘的敌对关系,一伙"撒旦子孙"对基督的"试探"(同上,8:44)。

    第二例,在《马可福音》末尾,如下:

    耶稣被捕前率众徒走出圣城,入油榨园(gath shemane,旧译客西马尼)祈祷。他蓦地哀伤焦躁起来,对门徒说:我的灵悲痛已极,几如死了一般(《马可福音》14:34,化自《诗篇》42:5,参较《马太福音》26:38)。文章引和合本:"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

    《马可福音》刻画的耶稣,可不是遇事发愁的伤感少年;他饱经风雨,会发怒也会骂人(例如训斥彼得:你给我后边去,撒旦!8:33)。说他因想到即将被弟子"交出去",面临残酷的处死而"惊恐",就过了一点,"难过"又有所不及;"心里忧伤"则近于才子佳人戏的唱词了,况且原文不是"心",是"灵"(psyche,本义气息、呼吸)。而此处"灵"不可解作"肉"的对立面,如希腊哲人的学说;应按照希伯来用法,指生命,或灵肉一体整个的人(故新修订标准本干脆略去,以"我"代之:I am deeply grieved,我悲痛已极)。

    同样,人子被钉上十字架,咽气前那一声喊(也是文章引用的):父亲啊,我把我的灵,托付与你的手了(《路加福音》23:46,引《诗篇》31:5)!此句的"灵"(pneuma,本义风、气),亦是喻指生命。"托付"(paratithemai),和合本作"交在"(你手里),不妥。因为人子来世,为拯救世人而受难、复活,并非简单地交出灵魂(咽气),而是奉献生命,完成天父嘱托的使命。这道理古人都明白,所以拉丁语通行本译作:Pater, in manus tuas commendo spiritum meum;德语路德本:Vater, ich befehle meinen Geist in deine Haende;英语钦定本:Father, into thy hands I commend my spirit,皆是"托付"(commendo, befehle, commend),不作"交在"。

    就译艺而言,取"托付"而不用"交在",还有一层考虑,便是近义词的区分。"交在"或"交出",福音书里一般是译希腊文paradidomi及少数同源词(didomi的派生词)。仍以《路加福音》为例,撒旦诱惑耶稣,说:权柄荣耀......都已交在(paradedotai)我的手里,随便我愿意给谁(4:6)。再如基督的名言:那就凯撒的交与凯撒,上帝的归上帝(20:25),"交与"(apodote)是同源词。原文"交出"还有"背叛/出卖"的意思,如"人子注定了要交在人的手里"(耶稣语,9:44);犹大去见祭司长,"密谈交出耶稣的办法"(22:4);"那个把我交出去的,他的手就在我身边,在桌上"(耶稣语,22:21);都是说门徒叛卖老师。"托付"(paratithemi)则词根不同,本义"置于一旁"。《路加福音》写耶稣受难,迥异于前两部福音,有一种崇高而安详的韵味--除了插入(善本均略去)的形容被捕前人子祈祷的那两节:乃有一位使者从天上向[耶稣]显现,给他力量。极度痛苦之中(agonia,和合本:伤痛,误),他祈祷愈加热切,汗珠如血(直译:汗如血珠),大滴大滴落在地上(22:43-44)--如果解作耶稣将灵魂"交在"上帝手里,"断气"或者"咽气"(apheken to pneuma,《马太福音》27:50;exepneusen,《马可福音》15:37),就不甚准确,混淆了原文词义。这是译家不可不留意的。

    行文至此,忆及之前《读书》还登过一篇(见二零一零年七月号),讨论理雅各译注《道德经》,颇有见地。然而说到《新约》,试图比较两部经典的思想文字,就完全错了。不妨也一块儿谈谈。文章提及《腓立比书》二章的基督赞(2:6-7):

     

    他虽有上帝的形象,

    却并没有把等同于上帝

    当作夺来的资格不放;

    相反,他出空了自己,

    取一个奴隶形象,

    诞作众人的模样。

     

    "出空了自己"(heauton ekenosen),和合本作"虚己"。作者由"虚己"联想到老子"虚而不屈,动而愈出"的"道",便是受了误导。保罗引用此歌,不是要团契(koinonia,和合本:交通,误)成员学习耶稣以退为进,用虚取实。新汉语本(2010,和合本的修订本之一)改为"倒空自己",稍好,但略带贬义。当作"出空",呼应下句"取一个奴隶形象,诞作众人的模样"。通说这首歌原是基督会众的洗礼颂,信徒欲效法耶稣,入死"出空"而获新生。此为传统解释。其现代教义,用以解释三位一体、言成肉身的基督论,则历史不长,始于十九世纪。

    "虚己"还让作者援引了和合本的另一句误译,"虚心的人有福了"(《马太福音》5:3),以为其理类同理雅各对老子的诠释:不想不求,反而实现自己的目标,称之为"韬光"(sheathing the light);"静虚而不竭",是谓"虚用",是一种"否定性思维",古人的智慧。和合本"虚心"的原文,ptochoi to pneumati,意为"灵中贫苦者"或"苦灵"。灵,即整个的人;或作精神,则有甘愿贫苦之意。贫苦(ptochoi),本义蜷曲、畏缩,乞讨状,如荷马史诗的用法:"因一切旅人、乞丐(ptochoi)皆与宙斯同在"(《奥德修记》6:207)。但在耶稣时代,多指穷人,与富人相对,如《路加福音》6:20以下:福哉,贫苦的人(ptochoi),因为上帝的国属于你们......但是祸哉,富有的人,因为你们已得了安慰。

    耶稣运动起于巴勒斯坦北部加利利地区的下层劳动阶级,故而秉承希伯来宗教褒扬贫苦、贬抑富贵的传统。这一点,最初将耶稣的教导同他的讽喻故事,由福地子民口上的亚兰语("希伯来话")陆续移译为"海外侨胞"(diaspora Jewry)笔下的希腊文,再逐步编写成书的"马太""马可"和"路加"们,都是注意强调或暗示的。清末以降,新教诸派漂洋入华,也是在贫苦民众中传播最为迅速,至今犹然(参见《中国宗教报告(2010)》,页190以下)。那么,为何当年传教士译经,会舍弃基督的穷人福音的纲领("福哉,苦灵的人"),而代之以"虚心的人"呢 又是什么样的传教经验、策略跟社会文化语境,使得那断然"出空了"神格或"夺来的资格"(harpagmos)的人子,来到炎黄子孙中间,化作了"虚己"之"道",以便"道成肉身" 

    换言之,我们将上述和合本的一些表达归于误译,只是就学术或译艺的基本要求而论。但传教士译经绝不是做学问,而是为了布道牧灵,达成诸教派的妥协合作。所以,历史地看,此类舛错未必都是学力不逮或圣职疏忽所致,而可能体现了新教中国化过程中,牧灵者有意无意的选择。明乎此,则和合本的造句遣辞,虽然不宜用来研究西方宗教,对于中国特色的新教思想与实践的理解,倒是一座富矿,是值得用力发掘的。

    二零一二年元旦于清华园,原载《读书》3/2012

     

    艾尔曼(Bart Ehrman):《上帝的难题》(God's Problem: How the Bible Fails to Answer      Our Most Important Question - Why We Suffer), HarperOne, 2008。

    艾尔曼:《耶稣,被遮断:揭开圣经里隐藏的矛盾(及我们为何一无所知)》(Jesus, Interrupted: Revealing the Hidden Contradictions in the Bible [and Why We Don't Know About Them]), HarperOne, 2009。

    冯象:《读注》,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08.11.16。

    《新约》,冯象译注,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10。

    杨慧林:《关于"韬光"的误读及其可能的译解》,载《读书》7/2010。

    周颖:《新约圣经:绝对神权还是历史产物》,载《读书》6/2011。

    《宗教蓝皮书:中国宗教报告(2010)》,金泽/邱永辉编,社科文献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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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法学三十年:重新出发
    冯象 清华大学梅汝璈法学讲席教授

    [摘要]三十年于人生、于学术积累与变革,不算短了。今天我们来回顾和展望,我首先想到两点常见的误会,可以敲敲,做个引子。

    冯象:法学三十年:重新出发

    150页的1848年第一版《共产党宣言》封面

    文革落幕,法学重生,不知不觉已逾“而立”。三十年于人生、于学术积累与变革,不算短了。今天我们来回顾和展望,我首先想到两点常见的误会,可以敲敲,做个引子。

    第一,是说法学是“经世致用”的,法学院应当偏重职业技能训练。因此就拿实务部门的一些指标来衡量,结果如何可想而知;课本上的概念定义学理分析,也仿佛仅仅是纸上谈兵、教条主义了。其实职业技能,例如博大精深的“关系学”,哪里是纸上谈得清楚的 所以叫作“实践理性”,要人去实践中摸索、掌握。再如律师接案子办案子的手段、法官“背对背”调解纠纷的分寸,只能让学生跟着实习,见识见识,谁会课堂传授 

    第二,也是出于“经世致用”的迷思,好些人把法学看作替政府出主意、给立法者当幕僚之类的光荣业绩。但是,学问与官僚政治最好隔开一段距离。政治是摆弄人、与人斗的智慧,有人生来就会,不用学。还有的像拿破仑,雄才大略,一尊尊大炮做他立法的资本,《民法典》服从的“硬道理”。法学一旦“经世致用”,就跟法律这件“政治的晚礼服”闹混淆了——闹得神州大地法学院星罗棋布,硕博人口世界第一,作弊抄袭家常便饭,法治话语充斥媒体,终于成全新法治的一翼。这倒提醒了我们,若想总结三十年法学的得失教训,看清前进方向,不妨从新法治的基本策略入手,细加考察;或可推动中国法学反思并抵制受法律保护的学术/教育腐败,摆脱羁绊,重新出发。

    下面我就抛砖引玉,分三题谈谈想法。

     一、王元化先生的思考 王元化先生晚年,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曾与林毓生教授讨论,引一句诗概括:“世界不再令人着迷”,指的是“文明的物质化、庸俗化与异化”,并为之感到“深深的忧虑和悲观”。“文明”大约是委婉的讲法,实指现代资本主义。自从资本主义建成“消费社会”,它所固有的种种病症,如物欲横流、极端个人中心、好莱坞式的愚昧和低级趣味,就开始加速向全球输出。冷战一停,更是变本加厉。西方哲人多有阐述,并成为“西马”与后现代主义思潮进入人文社科各个领域的一大话题。因此就理论而言,似乎纯是西学上的问题。但是,王先生的出发点不同。他关注的,不是将那“文明”的百态或变态以中国为例,再添一段注释,而是异化背后的现实,转型中国同那“文明”接轨的困境:曲曲折折,好不容易一只脚踏进“文明”的边陲,却立即受到它许多伤害,究竟出路何在 

    王先生的忧思,大概从九十年代中就开始了。九六年汪丁丁先生离开港大,在《读书》杂志著文,分析当时香港大学教育的殖民地心态和商业价值取向,如何阻碍了学术进步。文章真知灼见,王先生读了,却想到更大一个问题。他担心,就其“负面部分”而论,“香港教育的今天恐怕将会成为中国教育的明天”(王元化,页281)。不幸言中了。十多年来,中国的大学教育“香港化”“产业化”不算,还陷入了香港早已铲除的大面积腐败,开足了历史倒车。王先生还想到年青的深圳大学。深大号称“按照香港模式建立”,一切以实用为先,故不设历史系,因为“历史专业对深圳毫无用处”。王先生引龚自珍语,叹道,“灭人之国去人之史。如果自己先把自己的历史去掉了,那才是可怕的事”(同上)。可知他的理论探索,绝非钻象牙塔的兴趣,而是针对时弊而起的。

    “去人之史”,在今日中国,实际是“文明”得以输入、建设而异化的一项先决条件。因为那建设/异化不是凭空发生的,它需要友善的“投资”环境,包括逐步开放的市场和各样优惠特权,以及与之匹配的立法。除了进口一个叫人羡慕攀比即摹仿复制的对象(“文明”),它还营造了一个剥离出历史,只存在于意识形态的虚构的主体,即法律程序意义上的“公民”,又名“理性人”,来遮蔽社会生活中分属不同阶级的一个个的人。而我们知道,以“程序正义”掩饰腐败、消弭抗争,用私有产权的回溯实施改写历史,不是别的,正是新法治的基本策略(详见拙著《政法笔记》)。

    所以,王先生晚年对“文明”异化的反思,跟八十年代知识界关于“人性”异化或人道主义的讨论,方向正好相反。他抛弃了后者天真的自信与乐观情绪,把改革的成败、几代人的强国梦,放在了产权复辟于“文明”边陲的历史大视野中,从而间接触及了二十世纪中国革命所未能解决的核心问题。而反抗“去人之史”,归根结蒂,乃是反抗对那核心问题的遮掩、改写和遗忘。又因为这反抗在现时必然是弱势的、孤独的甚而充满了绝望,王先生的“深深的忧虑和悲观”,在文化意义上,便接近了鲁迅先生的精神,尽管他对“五四”先驱的“思想片面性”是持批评态度的。

      二、新法治话语的寄生 法制改革最初的动力,来自对“十年浩劫”纲纪废弛的反拨,故谓“拨乱反正”。具体做法,是粗线条“原则性”的立法,重建司法机关,恢复律师制度和政法院系。在话语层面,则以“人治”象征必须根除的极左路线,代之以一种灵活的工具主义“法治”。为夺取“政治正确”的高地,这新法治的学理化的第一步,便是小心翼翼地重新解释马列经典中的片言只语。通过一系列微言大义的“论战”,从区分“人治/法治”、争辩国家法的“阶级性/社会性”,直至“权利本位”替换“义务本位”写进教科书,“公民”成为法定人格、私有产权和缔约自由的主体,渐渐地,“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宪法》第三十三条)才失去了实质意义,蜕变作形式平等的“程序正义”。同时,随着《民法通则》(1986)颁布实施,开始大量输入(即复活)解放前旧法治的术语和法条解释技术,形成了中国法学与法律教育的法条主义主流。

    新法治之强调权利法定、私有产权和程序正义,好处是明显的。它可以帮助压抑或消解政治意识,放逐道德理想,从而模糊关于改革的方向与步骤的争议,绕开官方理论一时不便触碰的难题。所谓“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说的便是这一件为产权复辟“护航”的历史任务。这忙于护航的新体制,虽然在“学理”上划归了大陆法系(相对于英美普通法),其政法架构和实际操作却完全是“中国特色”或“人治”传统的。只是在立法技术、表层分类和一般法律术语上借鉴了外国:起初是苏联、德、日,现在是美、英。

    “学理”同架构、操作脱节,意味着新法治只能侧重于立法、法条诠释与宣传教育,即建构意识形态,而非解决具体问题。本本上写着的那些个公民权利、诉讼程序、举证规则,也就往往难以落实,取代不了“人治”时代“遗留”的做法,更不消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了。几乎每一场改革措施的出台,试点铺开,乃至大案要案“严打”“双规”,都不属新法治管辖。立法,只是事后追加的一个正当化程序,普法宣传的频道节目。追加既是惯例,“摸着石头过河”打政策“擦边球”,就绝无违法违宪之虞。

    在此意义上,新法治可说是现行政法体制内的一种寄生性话语;是专门用于淡化意识形态色彩、掩饰社会矛盾、输入“文明”的精巧设计。表面看来,中国教育的“香港化”——其实远甚于香港的功利主义,却没有其教职员廉洁敬业的道德自律——是转型社会的局部病症:某些政策制定者的疏忽,改革家经验不足,未能预见或制止“产业化”的危害,等等。故而只消提高认识吸取教训,即可踏上正轨,直奔“世界一流”。但问题远非那么简单。教育,尤其大学教育,是精英话语和人才规训的主要阵地。这阵地若要由新法治来占领,就必须重构意识形态,排挤不同价值。因此“去人之史”的第一步,便是将受教育者改造成“公民”,给他灌输个人中心、权利至上、贪图享乐、锱铢必较的资本“理性”。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则必须屏蔽政治意识、贬低道德立场、取消学术与职业的伦理标准。其结果,便是今日大学腐败丛生,半是商场半是官场的“物质化、庸俗化与异化”。

    我说“寄生”,是借用卡夫卡关于依地语的一个比喻。

    依地语也叫意第绪语,是从前东欧犹太人的社区日常语言,犹太民间文学和大众戏剧的载体。它其实是德语的一门方言,中世纪犹太人的发明;他们往中古高地德语掺进希伯来词汇和表达法,用希伯来字母书写,犹太拉比称之为“德国话”(loshen Ashkenaz)。在卡夫卡时代,布拉格的中产阶级犹太人爱说德语,看不起依地语。卡夫卡讽刺道:依地语最让中产阶级厌恶了,因为它“没有语法”、野蛮;竟然“寄生”于一位高尚的“宿主”即德语,靠着“偷盗、征用、移入[希伯来]语汇”而存活,以至不破坏宿主的语法,就无法译成德语。而要真正懂得依地语,却只能靠犹太人寄居他乡的感觉与心灵(德勒兹/迦塔利,页56以下)。

    新法治在政法体制中的运作“存活”,很像是依地语的寄生。它通过输入“文明”的术语口号,如物权、名誉权、知识产权,还有法治、人权、宪政,让宿主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逐步接纳“普世价值”,产生一种混合话语,以应付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局势。而且,同依地语一样,这寄生话语每一次“译成”宿主话语,宣传实施,都免不了破坏后者的“语法”规则。但新法治既是“文明”的输入与寄生,它同宿主话语所依托的价值理想就随时可能发生冲突。故而政法体制的有效运作,须取决于两者维持动态的平衡。若以法国社会语言学家高拔尔(Henri Gobard)的功能分类理论观之,就是各守各的“领地”:宿主话语负责维持官僚体系运转、招商引资、处理纠纷等具体问题,领地极广,称为“媒介型”(vehiculaire)语言,即全社会通行的官话。寄生其中的新法治话语,则是统编教材和主流媒体的宠儿,主要用来掩饰社会矛盾,安抚居住在大中城市的“白领”人口,传播他们的信念趣味,描绘他们的利益立场,称为“所指对象型”(referentiaire)或专事意识形态生产的话语(同上,页51)。

    明白了这一层关系,一些困扰法学和法律教育的老大难问题,就不难揭露病根了。比如为什么主流法学几乎是清一色的教科书编写法,面目雷同,概论加法条诠释和比较,基本不发掘回应学术问题。再如博导教授抄袭论文,单位极少惩处;歪风猖獗之下,只能由受害人出面,追究肇事者的法律责任,将后者的腐败行为(即对学术共同体与公共利益的侵犯)变成公民之间的民事纠纷,著作权名誉权官司:不仅让大学和主事者脱卸责任,还给司法腐败以可乘之机。这些灾害,原因很多,归咎于行政部门“养鸡场”式的管理,也没错。但如果从“所指对象型”话语生产的角度考察,则以编写教科书充当学术、鼓励抄袭、容忍腐败、回避问题,诸如此类,实为灌输与巩固新法治意识形态的成功策略,现阶段产权复辟输入“普世价值”的不二法门。

    这意味着什么呢 我想可以作这么几点观察。

    首先,因为新法治的寄生仰赖“普世价值”的宣传,而非具体问题的解决,为了遮掩这一窘境,它只有不断把具体问题转化为意识形态说教,才能保持并扩张自己的领地。所以,主流法学作为新法治的话语产物,就特别强调言说者的意识形态立场,而不愿关心事实的真相和细节;其法条主义论述便有“很强的教义倾向”(苏力,页125),总是把问题说成是立法的不足或体制的滞后,却懒得下功夫调查研究。

    其次,这教义与实践的分裂,又不免削弱了“普世价值”的感召力和工具价值。而且随着腐败愈演愈烈(学术与教育领域亦不例外),新法治就很难继续把责任推给宿主,而不独立承担责任。毕竟,腐败者大多享有完备的法律保护,包括利用法律“漏洞”和繁复的程序障碍;法治“跛足”,只会促使更多的老百姓喊冤上访,转向传统“人治”的渠道。结果,每逢宝马霸道名车撞人,专家意见开脱罪犯,《物权法》草案争议不休,《劳动合同法》变成具文,都引发了政治意识、阶级觉悟的复苏,法律丧尽尊严。

    最后,由于寄生“文明”的先天不足并陷于腐败,政法体制的实际运作或话语实践,便形成了一个多元的、多方利益驱动、各个阶级不断谈判的局面。并且,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谈判者(包括新法治的受益人和从业者们)无须也从来没有依循那“文明”的“普世价值”的规则。换言之,“皇帝的新衣”之所以还好好披着,天天赞赏,正因为它从根本上说是不碍事、无大用、“漂亮”而已,而未必是它骗得过大人。这多元话语的建立和实践,便是三十年改革的一大成就。如果妥善运用,应对“文明”的挑战,则转型中国就得了机遇:她不必注定了沦为新法治的独占领地,如王先生担心的,一条道走到黑,异化、庸俗、物质主义;她有可能拒绝“香港化”而重新出发——“多难兴邦”,跨越那“文明”的边陲。

     三、如何反抗“去人之史” 以上我们讨论了新法治的寄生策略,它同高度“产业化”、意识形态化的法律教育,及彻底官僚化而滋生腐败的学术体制的关系。我这么观察,仿佛法学的前景很悲观了,其实不然。学术体制跟随政法体制,也在形成多元话语的互动。新法治在大学的行政规划、基金收买和山头权威时时陷入腐败丑闻,正好给中国法学的重新出发,开拓社会批判,留下了空间并刺激理论想象与创新。所以展望未来,并非一团乌云而不透阳光。学术前沿和进步,首先是少数人的事业。

    近年来一个显著的进步,就是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加盟法学,受到年轻一代精英学者的欢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进路,相对于教科书“概念法学”有个明显的优势:便于国际交流,提出有学术意义的问题,立足学术前沿。更重要的是,从现实问题和社会矛盾(而非法条术语或立法者的意愿)出发,选题研究,可以展开对法治话语各个侧面的批判,既推动改革,又提升学术。

    然而最大的挑战,不在体制内的腐败和控制(如买卖学位、竞贿评估、大小山头争夺资源),而是全球化即全球美国化的形势下,中国法学整体上的边缘化、殖民地化,或王先生预见的“香港化”。由于新法治处于寄生状态,意识形态领地有限,依靠“普世价值”维生,无鉴别无批判地输入美国的法律学说和视角立场,就极易蔚成潮流。于是,跟商贸投资金融等领域的立法一样,主流法学在话语层面已广泛接受美国的影响,跨入了“美国时代”。需要指出的是,这并非中国独有的困境。欧洲和日本早已经历了美国法律学说和问题视角的全面“入侵”。何美欢教授曾有详尽的介绍,并引述欧洲法学家的评论:“二战后,欧洲法律以及对法律的理解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几乎全部是从美国开始的”;“几乎所有新问题都是先在美国被发现和讨论后”才传到欧洲(何美欢,页23,25)。只不过,欧洲和日本的地缘位置,不在那“文明”的边陲;美国化的学术与“国际规范”,其利弊取舍,对于它们,和中国是大不一样的。

    有鉴于此,中国法学,至少其前沿精英,就应当在拒绝学术腐败的同时,培育强烈的政治意识,关注民族利益,敢于担当历史责任。像王先生一样,把理论探讨的出发点放在中国的现实,而非任何“国际规范”或“普世价值”。如此,法学才能够触及历史真理,即上升为史学而承载民族精神,加入一个伟大的学术传统。

    这后一点,或许会引起一些迷惘跟抗议:法学怎么成了史学 是这样的。法学的根基,不在法条学理、办案审判等“经世致用”技术性知识。这些知识当然有用,应该研究;事实上,也是法学家日常的工作,政府和基金会支助的项目。但是不出十年二十年,今天我们阅读参考的那些立法原理、司法学说、案例分析,甚至大部头多卷本的权威著作,无一例外,都会过时,被后人重写或遗忘。道理很简单,法律永远在变动之中,是一个新陈代谢的系统,时时在修订、增删、废止。这在转型社会,新法治寄生的中国,就更明显了。所以无论中外,称得上法学的传世之作,历来只有两类:一类有点勉强,就是选入课本逼着学生啃的那些哲人的片段论述(商鞅、韩非、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阿奎纳、霍布斯、洛克、康德、黑格尔等等);另一类研究法律制度和思想的演变,则属于广义的史学,即优秀的法制史和法律思想史著作。而改革开放这三十年,恰是新法治的开端,其寄生之曲折、影响之复杂、掩饰的策略、面临的困境,连同职业道德伦理责任的崩溃和腐败化为权利之崛起,正是一流法史的素材与课题。

    我希望,将来能有幸读到一部或两部这样的历史——给人以睿智、洞见和悲剧意识的历史。这任务原本是属于我这一代的,然而亲历者未必眼明,且“伤亡”如此惨重,委实不敢乐观。现在,当法学重新出发之际,或许可以寄希望于来者中的俊杰,愿他们“有一双治史的眼睛”,“不为历史的现象所迷惑,不为议论家捉弄”(陈旭麓先生语)。因为,中国法学和法律教育须具备起码的史识,才能走出新法治话语的寄生领地,抗拒“灭人之史”;才能使受教育者如自由的雅典人那样,获得为有效履行公民义务、投身公共政治而必需的美德和智慧。否则,当“文明”建成异化之日,凡自称其公民者,必再一次受到立法者梭伦的谴责(《残篇》之十一):

    将来你们感到悲伤,做错了事,

    不要把责任推给众神;

    是你们自己把力量交给了[僭主]……

    人人跟随这狐狸的脚印,

    大家脑子空空,

    只晓得听他摇舌,花言巧语,

    从来不看他实际的行动。

     附识 王元化先生我只见过一面,十三年前,在先父的追悼会上。记得他深情地回忆了“一二九”运动和三十年代清华园的生活。还谈到解放前夕,他在上海地下党文委编《展望》周刊,先父在同济的文法学院执教,是撰稿人,但因为“地下环境”,并无往来;其后岁月颠扑,直至文革结束方才相见,等等。之后,又寄来他同先父的合影。从此,王先生的《文心雕龙》,他的思想文字和道德风范,于我便有一种特殊的亲切。前年,友人彭伦君策划,为王先生出一文集《人物.书话.纪事》,因书中收有他怀念先父的短文(即当年的悼词),特意寄赠一册。展读之后,对于他的坎坷身世、高洁的人品和治学的渊源,多了一分了解和体会,更觉得敬佩了。

    王先生生前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教授,曾做过几年市委宣传部长。这后一个头衔,在异化了的世界,是庸人们仰视而趋奉不迭的;那惺惺作态常使他难堪,令他悲哀,激他思辨。作为学者和思想家,他期许后人的,一定是继续他的索求,加入他的究问、怀疑与批判,并且“根底无易其故,而裁断必出于己”。

    谨以这篇短文遥寄哀思,纪念王先生。

    二零零八年五月于铁盆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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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福哉,苦灵的人--《新约》前言
    冯象 清华大学梅汝璈法学讲席教授

    [摘要]为什么传教士译者要引入"道",这样一个传统中国哲学与宗教术语,不惜曲解经文改造教义,一定是有着现实的考虑或传教经验支持的。传教"牧灵"的译经,若能扬弃学术之道,由"误译"生发新枝,将是基督教中国化的必由之路的一个标识。

    书城2010.8

    译经与古人为伴,迄今快九年了。先攻圣法,复求智慧,如今这一本《新约》,是第三卷。本想如前两卷那样,作一篇序,附上释名、年表的。可是一稿下来,掂一掂,已经相当厚重,便略去了,将来另刊;只留一份简要的书目,供读者参考。这儿就谈谈译经的原理、大势和拙译的体例,或对阅览研习、查经解惑有所裨益。

    大凡经典,都有层出不穷的译本,《新约》尤甚。究其原因,大致有三。一是学术在进步,二十世纪中叶以降巴勒斯坦和近东地区一系列重要的考古发现,犹太教同早期基督教伪经及各派"异端"文献的解读,极大地丰富了学界对耶稣时代的宗教思想、政治、法律、经济、社会体制和物质文明的了解。《新约》各篇的许多译名、词语源流、人物史实乃至教义,都有了新的考释。前人的译本,从学术角度看,就需要修订甚而重起炉灶,推陈出新了。

    其次是语言即读者母语的变迁。旧译之让人感觉"旧",一半是由于译文的语汇表达,跟读者的社会语言习惯和文学标准----广义的文学,包括形象化的宗教思想与道德感情表述----有了距离,变得不好懂了,容易误会,对不上经文的原意。因此,旧译的订正、翻新,往往又是不得已的事。而且,译文既是原著的一时一地的解释,时间便是译本的死亡天使,再怎么忠实顺畅也逃脱不了----除非译作有幸加入母语文学之林,脱离原著而自成一间文字殿堂,门楣上涂了天才的血,深夜大地哀哭之际,那专取头生子性命的毁灭者才会逾越不入(《出埃及记》12:23)。当然,这是在讲译家的理想了(详见拙著《宽宽信箱与出埃及记》,页79以下)。

    第三,西方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建立,全球化经济体制和文化输出,催生了文化多元、价值开放、包容异见异端的大潮。从前传统社会,宗教或宗法信条是道德的基础;可是从启蒙开始,进入现代资本主义,如康德所言,两者颠倒了关系,道德反而成了宗教的基础。当今道德立场的多元趋势,就不免颠覆一部分传统价值,影响到人们对经文的诠解和运用。不仅学术译本,连较为保守的传教或"牧灵"译本也受了压力。例如,英文"新国际本"(NIV,1978)是美国新教保守派阵营的传教译本。原是针对钦定本的"修订标准本"(RSV,1952)的自由派倾向,组织教会的专家班子翻译的,为的是捍卫经文"无错"(inerrant)的信条,坚守新教传统教义。可是,不久前新闻报道,新国际本也在修订,且专家班子已开会决定,采纳"两性包容"原则,学一些跨教派学术译本如"新修订标准本"(NRSV,1990)的榜样,把没有必要,但可能理解为,仅指男性而排斥女性的经文一律改掉。例如阳性单数第三人称代词"他"(he, his, him),改成不分性别的复数"他们"(they, their, them),或代之以无性别色彩的名词。试想,这得改动多少句子,从摩西的诫命到保罗的规劝;又是多大的传教"牧灵"压力,才会让主事者向美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正确"妥协,变相放弃经文"无错"的信条 

    顺便说一句,相较之下,中文的"他"远没有英文那么硬性,用法也活得多,常能兼容男女两性,或者泛指、虚指(如睡他一觉),还可以用作指示代词(他人、他乡)。中文表达,在好些方面,确实跟古典希伯来语和《新约》的希腊语普通话(koine)有相通之处;就文字的简洁含蓄与灵动而言,甚而十分相似。这是现代英译,尤其学院派的造句修辞(因译者多数是大学教授)所无法比拟的。

    中文《新约》不时需要修订和重译,也不外乎这几条道理。不过具体到旧译的诸多困难,似可拈出以下几点略作剖析。

    旧译的成就,以新教和合本(1919)为最高,堪称几代英美传教士在华译经的"天鹅之歌"(见拙译《摩西五经》前言)。然而和合本的舛误极多,且被之后的白话译本大量继承,如思高本(1968)、吕振中本(1970)等,给读者造成不少困惑,亟需纠正。比如,近东名物每每误译:海枣(椰枣)作棕榈,毒麦作稗子,提灯作灯笼。犹大领来抓耶稣的一营士兵和差役,居然"拿着灯笼"(和合本《约翰福音》18:3),纯如国产古装大片里的场面。动词更是错得离谱:迫害作逼迫,记住/挂念作记念,惊愕/惊讶作希奇。有个百夫长爱仆病重,恳请耶稣救治;他虽是外族,却非常虔敬,耶稣听了他的信仰表白"就希奇"(和合本《路加福音》7:9),仿佛太阳下真有什么新事,让降神迹的人子少见多怪了。

    有鉴于此,本卷夹注在简短的释义、重要的异文异读之外,择要举出旧译一些典型的舛讹及语病,以和合本为主,兼及思高本。例如《马太福音》五章,耶稣登山训众,第一句"福哉,苦灵的人",夹注:"苦灵,喻(甘愿)贫贱。旧译虚心、神贫,误"。分别指和合本、思高本的误译。希伯来传统,"灵"(ruah,希腊语:pneuma)指人的生命之气、整个的人、精神、灵魂;"苦灵"(ptochoi to pneumati),实际是一句希伯来/亚兰语习语----耶稣与门徒百姓讲亚兰语,故福音书所载非耶稣原话,而是经后人整理编辑,译成希腊文的数个版本----指人在精神上或整个的人甘愿贫贱;绝不是要人"虚心"行事(谦虚),或安于"神贫"(精神贫乏)的状态。耶稣以举扬贫苦人为"九福"之首,否定传统偏见,指明了他的天国福音的一个核心理念。

    再如,耶稣被捕前同门徒一起吃逾越节晚餐,席间他告诉众人:你们当中有一个要把我交出去。门徒们又悲又恼,一个接一个问他:不是我,对吧 出卖老师的犹大也说:不是我,对吧,拉比 耶稣的回答,若依照和合本的译法,"你说的是"(《马太福音》26:25),即是同意犹大,自相矛盾了。其实这句话(sy eipas)也是亚兰语习语,直译如钦定本:Thou hast said,你说了,"你"(sy)字重读;通常用来表示事实不容否定,委婉拒绝对方的想法,暗示其错误,相当于汉语"那是你说的"。正如后来罗马总督彼拉多审讯耶稣时,问他:你是犹太人的王,是吗 耶稣又这么回答:"那是你说的"(sy legeis,同上,27:11)。暗示自己并非要称王作乱,反抗罗马;基督的国不属今世,乃是在天上。旧译"你说的是",却成了人子招供,承认耶路撒冷祭司当局的指控和捏造的罪名;而彼拉多把他当作罗马的敌人钉十字架处死,就是合法的了。

    有趣的是,旧译有个别关键术语的误译,按学术标准不足取,却可能不是疏忽,而是传教士的刻意选择。例如,和合本将"言"(logos,钦定本:word)译作"道":"太初有道"(《约翰福音》1:1)。无论讲本义、转喻,还是阐发传统教义,这"道"都是误译。希腊语"言"的动词(lego)本义,有收集、安排、挑选的意思(荷马史诗的用法),言说在希腊传统,便蕴含着思辨、理智、启示、精神追求,故而可以用来指称人格化的不朽不灭的神性。这一用法恰好跟希伯来语《圣经》里"言"(dabar)的一些义项吻合。后者不仅指言说的内容,也指言说行为及其后果。所谓"创世之言"或"圣言",并非只是《创世记》一章记载的那几句话("上帝说"),它着重的是至高者的大能、一言创世,及延续至今而达于万代的救世宏图:圣言乃是人类作为受造之物的道德与信仰依据,拯救的预定同保证。故在希伯来智慧文学中,又把它描写为参与创世的大智慧(hokmah,七十士本:sophia),赋予人格化的诗意的形象(《箴言》8:12-31,次经《德训篇》24章)。耶稣时代的犹太哲人,如亚历山大城的菲罗(Philo of Alexandria),对此多有阐述。这些,都不是植根于中国哲学的传统术语"道"所能涵盖的。所以,为准确理解计,还是直译作"言"较好;能够提醒读者注意外来的宗教思想和表达。

    然而,和合本不仅把"言"改作"道",还进一步,有选择地把另外三个重要术语"道/路"(hodos)、"真理"(aletheia)与"信仰"(pistis),也译作了"道"或"真道"(《雅各书》3:14,《迦拉太书》1:23,《提摩太前书》1:19)。跟希伯来语经文的用法一样,《新约》中的"道",除了本义道路,还可转指人的精神生活方向、道德准则、上帝之道等。基督的会众便美称为"道"(《使徒行传》19:23,22:4),信徒则叫"入道之人"(同上,9:2)。而和合本将圣言、耶稣之言(即福音)跟信仰、真理合并,归在"道"之下,就从根本上修正了教义。这恐怕不是一时的草率。

    我对清末民初的传教史没有研究。这儿仅指出旧译在若干核心术语上的混淆。但为什么传教士译者要引入"道",这样一个传统中国哲学与宗教术语,不惜曲解经文改造教义,一定是有着现实的考虑或传教经验支持的。不管动机如何,这一选择的历史意义是深远的。因为,加上其他一些重要术语有意无意的误译,如"信仰"也译作"信心"----强调立信皈依基于心愿,而淡化预定论和选民观念----新教的传布,就有了鲜明的"中国特色";殊可视为基督教中国化的一项成果。因此,虽然以学术要求衡量,我们把此类曲解混淆列为误译,就传教策略跟教派发展而言,却显示了传教士的注重实际、善于妥协。我以为,在这宗教复兴的时代,和合本等中文旧译对基督教核心术语同教义的改造,是特别值得研究的。而且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社会开始伦理重建,民族自信心日渐提高,包括基督教在内的本土宗教思想,会有更为多元的发展,甚至产生新的宗派,一如历史上佛教在中土的流布。到那时,一些关键术语的改造创新,便很可能再次成为传道者的选择。换言之,传教"牧灵"的译经,若能扬弃学术之道,由"误译"生发新枝,将是基督教中国化的必由之路的一个标识。

    拙译依据的底本,《新约》用德国斯图加特版Nestle-Aland汇校本第二十七版(NTG,1993),夹注以"原文"称之;希伯来语《圣经》(旧约)则取斯图加特版Kittel-Kahle-Elliger-Rudolph传统本第五版(BHS,1997)。详见参考书目。

    本卷的体例与前两卷相同。希腊文、希伯来文语词,皆用拉丁字母转写,略长短音和部分软音符号;词源语音的演化方向,则以">"表示。但正文里添了三个提示符号,说明如下:

    圆括弧内,是汇校本正文采用的读法或诸抄本所载异文。例:《马太福音》3:16,耶稣受洗完毕,从水里上来,"忽然,诸天(为他)开了"。"为他"(auto)二字,西奈山抄本和梵蒂冈抄本脱,但其他主要抄本都有,故汇校本采用,拙译从之。

    方括弧内,是原文省略,但中文必须写明才好理解的文字,包括所有原文没有而译文补入的圣名(上帝、耶稣、基督等)。例:《使徒行传》17:26,"他从一[人]造出万族"。原文无"人"字,圣杰罗姆拉丁语通行本直译:ex uno,从一。不好懂。故后世西方抄本多写作"一血",路德本、钦定本从之。古人认为,血孕育生命,属上帝。人,指人祖亚当,据《申命记》32:8;或作族、祖先(如新修订标准本),亦通。参较和合本:"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费解。

    星号"*"表示存疑,即所标记的经文不见于早期抄本、善本与译本,往往也未有早期教父引用,加之语言特征思想观点同上下文迥异,学界通说属于后人增补。如《马可福音》16:9-20,所谓"长结尾";《约翰福音》7:53-8:11,"淫妇"的故事。《马可福音》原来的结尾突兀:塔城的玛丽娅等三人买了膏遗体的香料,赶来墓窟,却遇上一个穿白袍的年轻人(天使)。后者说耶稣复活了,要她们转告彼得和众门徒。她们"吓晕了","谁也没敢告诉,因为害怕"(16:8)。完。似乎叙述被打断了,抄本脱落一叶。后人遂参照《马太福音》等的描写,补了一短一长两种结尾。拙译从通例,取长结尾,标以星号。"淫妇"的故事,则是一则脍炙人口的寓言,但早期抄本与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官方宗教之前的教父文献皆不载;或录自口传的福音传统。该传统源远流长,一直延续到中世纪末期,包括阿拉伯语和伊斯兰世界流传的无数充满智慧的耶稣福音(参见哈里迪《穆斯林耶稣》,2001)。

    前两卷面世以来,收到许多读者和信友的电邮,提问、商榷、谈心得或祝祷,于我都是极大的勉励,在此一并致谢。还要谢谢清华大学"法律与宗教"班的同学,跟我一块儿探讨经文律法,研究宗教伦理信仰和现代政法体制的依存与矛盾关系。而能够顺利开展这一领域的教学,则须感谢清华同仁的关爱,并江阴孙志华君的鼎力支持。

    和往常一样,内子担任第一读者,在初稿上画杠杠打钩钩,提出疑问和详细的修改意见,不放过一个字,一个标点。我愿人人读经顶真若此。

    这本书献给书生。我不知道,一个卑贱者走失,他是第几次被凯撒的法定罪,归于忤逆之列(《以赛亚书》53:12,《路加福音》22:37)。但哀牢见证,有人铭记,将近四十年前那一段同为"苦灵"而蒙福的日子。因为,那福藉着这言,已彰示。

     

    二零一零年三月于麻省新伯利港铁盆斋,原载《书城》8/2010

     

    冯象:《宽宽信箱与出埃及记》,北京三联书店,2007。

    哈里迪(Tarif Khalidi)(译注):《穆斯林耶稣》(The Muslim Jesus: Sayings and Stories in Islamic

    Literature),哈佛大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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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诉前服务好 ——房山区人民法院的经验
    冯象 清华大学梅汝璈法学讲席教授

    [摘要]诉前服务好:来到房山区法院调研,座谈“立案诉讼服务改革试点”,这是我第一个感受。好在哪儿呢?好在诉前,而非上法庭之后;好在服务——人民法院的宗旨,说到底,就是为人民服务。

    诉前服务好:来到房山区法院调研,座谈“立案诉讼服务改革试点”,这是我第一个感受。好在哪儿呢 好在诉前,而非上法庭之后;好在服务——人民法院的宗旨,说到底,就是为人民服务。
    具体的做法,是建一个“民事立案审查、诉前调解、快速裁判一体化的复合立案程序”。法官们说,过去立案庭像是收发室,案件大量积压,“送达难、执行难、信访化解难”。现在变了,仿佛医院门诊部,挂号的先诊断一下,叫作“深度程序审查”,把可诉的跟不可诉的分开,防止恶意或虚假诉讼,平等保护被告的诉权;不适于法院解决的社会问题、敏感案件等,则疏导分流;合乎条件的便积极调解,为当事人节省时间精力和费用。同时,针对案件性质,在区政法委的领导下,整合各部门资源,推动“大调解”。这样,既能保证诉讼的质量,又可促进调解审判的效率与司法公正;对外维护人民法院的威信,对内则理顺案件流程,提升了法官业务和法院统筹管理的水平。
    奇怪的是,这么个双赢的局面,却有学者颇不满意。当然他们也是好心,时时呼吁,表达忧思,怕法院丢了正事陷于杂务。什么是“正事”呢 在那些专家看来,就是坐堂听审,电视剧里洋人法官那个模样,一身黑袍,假发卷卷。他只管高深的法理、细致的剖析,叫两造律师一来一去,轮流考问证人,辩驳事实。除此以外,都算“杂务”,尤其是各种形式的调解。一句话,调解不可取,不是对抗式诉讼,也没有判决书,起不到“通过公开审判来宣传法律知识”的作用(郭小冬,页37)。
    其实,近年来人民法院回归调解或群众路线的传统,绝非停止法治建设,或者“开历史倒车”,如一些法学家指摘的。毋宁说,“大调解”复活“马青天那一套”,是“形势比人强”;是“诉讼爆炸”人少案多,法院不堪重负,给逼出来的。现行的民事诉讼法体系,还是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的产物和思路,回应的是二三十年前的案件审理需要、人力资源与知识条件。那会儿还没有“小产权”,恶性的强拆、自焚、警民冲突事件很少,谁能想象“人肉搜索”侵犯公民包括少数贪官的隐私权 时代变了,变得太快;任务却越加繁重复杂,从文书送达、诉前调解、委托鉴定,到执行判决。司法程序上做些调整,不违背人民法院的宗旨,重拾社会主义的政法传统,来一点“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的“枫桥经验”,或者法官会同“五员一警”(人民陪审员、社区法庭协审员、人民调解员、特邀监督员、公安片警)巡回办案,让“人民调解进立案庭”“人民法庭进社区”,逐步消除“草率结案、诉讼不公、涉诉信访”的现象,有什么不好的呢 立法方面,继去年颁布《人民调解法》,今年又加快了《民事诉讼法》的修订,赶得可及时了。
    法学家都爱美国。都说美国人健讼,维权意识强。但美国法院的案件受理量,远低于中国。法官的人均办案数,更是没法比。统编教材不也说,审判周期在那里可以一拖再拖,拖个三五年不稀奇。司法制度太不一样了,普通法是对抗制诉讼,出了名的费钱耗时,穷人享受不起(伯恩斯《美国庭审之死》)。但那只是次要的因素。最主要的,还是美国人纠纷相对少些,社会矛盾容易化解。诸如商业诈骗、食品安全、小贩砍城管、官员跟房产大鳄勾结的案子,不如中国普遍。正是受制于此类外部条件的“硬约束”,人民法院才没法简单照搬外国的制度学说和理念,不论多么“先进”“科学”。它只能从实际出发,改进司法,争取让群众满意。
    所以还是那句老话,改革家只有多做实地的调查研究,才能了解情况,掌握政策。否则,就谈不上“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这两样共产党的大事或“基本任务”(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这一点,司法改革跟其他党政部门的工作,并无本质的不同。
    我们的专家学者的种种诘难背后,其实还有一个误会,就是把人民法院想象成美国或者德、法、日本等“法治国”的法院了。表现在方法论上,便是意识形态化的教条主义。比如,假设中国是在往“法治国”走,奔的是“三权分立”的金光大道。然后拿美国的做法同标准来衡量,挑毛病,摆学说,召开学术会议。这么着,才叫法制改革。结果,诉讼跟调解成了对立的制度,中间划一条不可逾越的疆界,这一边褒作“法治”,那一边贬为“人治”。不幸的是,人民法院没有搬去华盛顿或纽约,受理的也不是美国的家庭与财产纠纷、社会矛盾,依据的更不是美国法律。不是说不能讨论司法改革的方向;学者完全可以质疑其合法性,开展批判性的研究。但是,具体到人民法院的日常工作,我们不能脱离实际,仅从自己的理念或信仰出发,要求法院脱离公检法在一元化领导之下的分工协作制度,放弃它的政法职责。那样说话,服不了人。诉前服务,特别是诉前调解,以政法体制观之,实际是一次富于创新的改革,利用的正是一元化领导分工协作的优势,同时也没有违反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和立法精神。
    难道司法改革可以不理会民主与法治的一般原理么,批评家也许会问,那可是“普世价值”呀!说到普世价值,如今也有教条主义的误解,不肯承认同样的价值选择,例如“能动司法”,可有不同的实现途径。美国的联邦法院自有一套搞法,中国的人民法院为何不能另辟新路 落实在司法程序,调解便是一例。还有什么比诉前调解更为能动而积极的化解纠纷方式呢 诚然这是“中国特色”,但也应当让人尝试,总结经验教训;有了成效,则加以推广,形成并光大自家的传统。此是其一。
    其二,既然试一试“中国特色”不算犯规,更非罪恶,便可以进一步探索,构建中国特色的普世主义价值话语。这东西老祖宗一直就有,求的是天下大同的理想。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先贤向西方学习,奉行“拿来主义”,拿来的马克思主义,也是一门普世主义理想和价值观。这些前资本主义、反资本主义的价值理想,能否跟今日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相结合,孕育新的普世主义呢 我以为,这个可能性是应该保留,允许试错,容忍失败,并寄予希望的。
    我这么说,并无取消正当程序的意思,而是指出老百姓即人民司法的服务对象的一般感受。道理很简单,必须先给群众运送社会正义,他们才会对司法程序抱有信心,才会尊重诉讼结果或法院的判决。实质正义乃正当程序之母;只有法学家才会颠倒了讲,主张程序本身便是正义。
    就实质正义而言,司法改革最大的障碍,在职业伦理和政治伦理的失落。因为,一切改革措施,无论立案审查、诉前调解,还是法院内部岗位、职责和工作流程的重新设置,或者如房山区法院那样,各诉前调解组长兼任对口民商事审判庭副职,打破诉调对立的教条和僵硬的部门界限——这些初见成效的改革,若是想上升为制度的保障,抵御形形色色的腐败而获得人民的信赖,归根结蒂,还是取决于人的素质和工作伦理,亦即职业与政治伦理。
    于是,强调人民司法或司法改革的人民性,便包含了伦理重建的大目标。法条至上,唯程序主义,眼里不见当事人的切身利益,不关心社会福祉,不明辨案情是非,不善于做化解矛盾的思想工作:那样的法官是极易丢失职业伦理而堕入腐败的。调解比之于诉讼,有一点根本的不同。诉讼较为技术化,一般不靠说服教育,而是用辩论攻守各样策略,对抗性强(包括律师代表当事人同国家法律周旋)。调解则主要靠说服教育,耐心劝解,用的是另一套“非讼”技术。法官就需要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为当事人着想,尽到伦理责任。
    换言之,一元化领导的人民司法,跟西方式司法和法官独立审判,所倚靠的职业与政治伦理是迥异的。其培育机理和制度约束,也大不一样。抛开人民司法的中国特色,去追逐另一政法制度下的价值立场,未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既遏制不住腐败,也增进不了司法的效率和公正。
    这么看,房山区法院的诉前服务改革,更有深一层的伦理建设上的意义。当然,仅只法院一家为人民服务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整个国家机器,党政机关各部门都落实这一宗旨,并在全民的伦理重建中起先锋队的带头作用。惟有如此,人民法院才能做到“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到那时,司法改革包括人民法院的反腐倡廉,也就成功有期了。
                       二零一一年六月于清华园,原载《人民法院报》2011.6.16
    伯恩斯(Robert Burns):《美国庭审之死》(The Death of American Trial),芝加哥大学出版
    社,2009。
    郭小冬:《民事诉调结合新模式的探索》,载《清华法学》3/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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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黎明的左手
    冯象 清华大学梅汝璈法学讲席教授

    [摘要]

    前贤译诗,所定的译名,往往比通行的新华社标准要好看中听。《鲁拜集》的“鲁拜”(ruba’i)又叫“柔巴依”,平声,飘逸着西域风情。作者Omar Khayyam (1048~1131)是波斯哲人兼大数学家、天文学家,郭沫若译作莪默,如今恐怕只可唤作个奥马尔了。《鲁拜集》在英文世界的美名,得归功于诗人费慈杰罗(Edward Fitzgerald, 1809~1883)的“自由翻译”。费氏出身富裕人家,母亲是社交圈的美人,他却从小嗜读书而性格孤僻。在剑桥三一学院,他同丁尼生、萨克雷等三五个文学才子订交,毕业即隐退乡间,平日只喜欢跟本地渔民泛舟弄潮,终生未事任何职业。四十七岁才下决心结婚,新娘长他一岁。结果没过几天,就躲到朋友家,捧起一本书,不肯见新娘了。那本书便是《鲁拜集》,“莪默,给我送来了慰藉”,他说。

    费氏译诗可谓苦心孤诣。稿成,只印了二百五十册,未署名,面世(1859)却受了冷遇。两年后——其时书店已作削价处理,从一先令降至一便士一册(一先令等于十二便士)——一个偶然的机会,被罗赛蒂、史文朋、勃朗宁、罗斯金等诗坛名流与批评家看到,大加褒扬,逃婚的书蠹才成了明星。不过,费氏的《鲁拜集》并非学者式严谨的翻译,也不按原文抄本的编排顺序,而是重新组织,大胆联想,甚而借题发挥,将自己对人生挫折的感怀,溶入原作的略带忧伤的享乐主义和对正统信条的怀疑精神。他认为,一首诗直译与否并不重要,但须是“活的”。“倘若不能留存原作的生命,就得注入译家自己次等的生命;宁要一只活麻雀,也强如老鹰标本”(引自A.S. Byatt序)。兹以开头的两阕为例,试译如下——“鲁拜体”格律为四短行押尾韵,aaba,似中国绝句,但作法上是末行发力,破题“如指甲抠心”(波斯诗人Sa’ib语):

     

    Awake! for Morning in the Bowl of Night

    Has flung the Stone that puts the Stars to Flight:

    And Lo! the Hunter of the East has caught

    The Sultan’s Turret in a Noose of Light.

    醒来!晨曦已往黑夜之碗

    扔进石子,星星逃散:

    看,那东方的猎手抛出光索,

    套中了苏丹的塔尖!

    Dreaming when Dawn’s Left Hand was in the Sky

    I heard a Voice within the Tavern cry,

    “Awake, my Little ones, and fill the Cup

    Before Life’s Liquor in its Cup be dry.”

    梦里,黎明的左手刚伸上天空,

    忽听客栈内一声喊:醒醒

    我的孩子,快斟酒来,

    莫叫今生的佳酿短了一盅。

     

    据说,从前阿拉伯的骆驼商队凌晨上路时,以石子落碗为号。

    百年新文学,浸淫于欧风美雨;几代诗人学者皆对费氏《鲁拜集》情有独钟,汉译遂层出不穷。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朱湘,及李霁野、黄克孙、虞尔昌先生等,都试过身手,丰姿各异。影响最大的,似乎还是郭老的译本,只是其底本为第四版修订本(1879),颇可惜。因费氏的修订大约受了评家的压力,束缚了他的“活麻雀”的灵动,虽然稍贴近原文,读来却像是“老鹰标本”。郭老的译文热情奔放,笔触精准(“高瓴”凑韵,除外),大致可见与初版的迥别:

    醒呀!太阳驱散了群星,

    暗夜从空中逃遁,

    灿烂的金箭,

    射中了苏丹的高瓴。

    朝昧的幻影破犹未曾,

    茅店内似有人的呼声,

    “寺院都已扫净了内堂,

    托钵人何犹门外打盹 ”

    当年博尔赫斯在哈佛作“诗艺六讲”,论及《鲁拜集》,激赏费氏初版的大胆比喻,特意举出“黎明的左手”为例。左,或左手,在《圣经》与近东文学的传统,常有邪曲、不祥、罪恶的意味,乃至充当异族或“他者”的象征。而莪默的原作,压根儿就没有这一短语;完全是译者的戛戛独造。第二版起,改作“朝昧的幻影”(phantom of false morning),则精巧隐晦有余,少了点神秘的猝不及防的冲击力。假使这“东方情调”的一束诗章,不称翻译而是当作费氏的原创发表,罗赛蒂、史文朋他们还会赞不绝口吗 博翁问道(页69)。只怕要说他滥情、媚俗,没翻几页,就把诗集丢回那堆一便士削价书里去了。

    二〇一〇年八月于铁盆斋,原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1.1.9

    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诗艺六讲》(This Craft of Verse),哈佛大学出版社,2000。

    费慈杰罗:《鲁拜集》(Rubaiyat of Omar Khayyam),A.S. Byatt序,Edmunt Dulac图,Quality Paperback Book Club, 2000。

    《鲁拜集》,Peter Avery & John Heath-Stubbs英译,企鹅丛书,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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