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两个世纪，中国发生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19世纪初期，中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高达33％。而后中国迅速衰落为弱国，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迅速下降，至20世纪中叶，仅为全球总量的5％。直到1950年，中国才抑制了经济总量占世界总量比重继续下降的趋势，从极低的经济水平正式发动了工业化和现代化。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起飞阶段，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奇迹，中国不仅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历史纪录，也创造了减少贫困人口的历史纪录。今天，中国已经上升为全球综合国力第二大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已经上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根据麦迪森的估计，203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会超过美国，再度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对于中国人而言，民族复兴不再是梦想，中国崛起正在成为活生生的现实。

中国迅速崛起已经引起全球各国的极大关注。国际上大多数人认为中国的发展可以对世界有所贡献，但也有些人声称中国的发展壮大会构成某种威胁。笔者认为，中国崛起为世界提供了机会而不是威胁，其他国家可以从中国的发展中受益。事实上，改革开放的过去20多年来，中国已经对全球经济增长、全球贸易增长、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未来中国的发展还将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但其前提是中国必须立足于国情，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选择适当的崛起之路。笔者认为，中国不仅要“和平崛起”，还必须要“绿色崛起”。只有坚定不移地实施绿色发展战略，大力推进增长模式的转变，走绿色发展之路，中国才能够顺利实现历史性的崛起。

一、绿色转型的国内外背景

1.全球减排背景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成为第一份防止气候变化方面的国际法文件，并于1994年3月12日生效。1997年12月，联合国通过《京都议定书》，成为第一个以条约形式要求承担保护地球气候系统义务的执行性文件，并创新了清洁发展机制（CDM）和排放权交易制度。1998年5月，中国签署《京都议定书》。2007年，国际能源署（IEA）提出“450稳定情景”，即将大气中CO2当量浓度长期稳定在450ppm左右，使全球温度平均升高值比工业革命前上升2.4℃（IEA，2007）。2007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通过“巴厘路线图”。2009年12月，联合国将召开哥本哈根高峰会议，决定2012年全球减排协议。哥本哈根高峰会议是全人类拯救地球的最后机会，但却存在失败的可能性，即不能就减排目标和义务达成全球协议，陷入“全球灾难”，导致全人类都将成为气候变化的受害者。

为此，国际社会需要中国自主自愿作出公开2050年的减排温室气体承诺及制定路线图。中国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这不仅来自发达国家的压力，还来自非洲等最不发达国家的压力，同时也面临不同的政策选择，中国处在十字路口上：与世界减排同行，与世界减排脱钩；与世界积极合作，与世界消极对抗。

2.国内背景

从工农业产品产量为主的实物经济角度来看，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工厂”。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经历了一个非常高速的工业增长过程，1978～2004年，以可比价格计算的工业增加值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1.5%，高出GDP增长率2个百分点以上。以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中国工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由1980年的4%上升到2003年的22.0%，也超过美国占世界的比重（为16.5%），成为世界第一。与此同时，中国不少重要的工业产品产量占世界总产量比重迅速上升，跃居世界前列，其中钢铁、煤炭、水泥、化肥、电视机等已列世界第一。

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对水、土地、能源和原材料等自然资源的供给带来巨大压力，人口与资源的矛盾更加突出。中国各类人均资源占有量不同程度低于世界人均水平，但却是世界上自然资产损失最大的国家之一，是世界耗水量第一大国（占世界用水总量的15.4％），污水排放量居世界第一（相当于美国的3倍），能源消耗和CO2排放居世界第一位。随着工业化的加速，中国自然资源和原材料的需求大幅度上升，资源供需矛盾趋向将会更加突出。

中国人口与资源的尖锐矛盾，在产生巨大的资源供给压力的同时，也对生态环境系统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总体来看，当前中国生态环境整体功能仍在下降，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能力在减弱。同时，生态恶化的范围在扩大，程度在加剧，危害在加重。生态环境建设中，边治理边破坏、点上治理面上破坏、治理赶不上破坏的问题仍很突出。生态环境整体功能下降表现为：森林质量不高，草地退化，土地沙化速度加快，水土流失严重，水生态环境仍在恶化；农业和农村面临污染严重，食品安全问题日益突出；有害外来物种入侵，生物多样性锐减，遗传资源丧失，生物资源破坏形势不容乐观；生态安全受到威胁。同时，急速的工业化伴随的大规模自然资源消耗过程，也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最为严重的是农村工业污染、城市水污染和大气污染。总之，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压力，生态环境形势十分严峻。

1995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是先成功后逆转。“九五”时期（1996～200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8.63%，但能源消费增长率只有1.10%，能源消费需求增长弹性系数为0.127。由于煤炭消费量大幅度下降，二氧化碳排放量也随之下降，2000年比其高峰年份（1996年）约下降了17.1%，仅相当于1993年的排放水平。但是，2001～2008年期间，发展模式出现逆转：经济增长率10.2%，只提高了1.6个百分点，但其能源消费、二氧化碳排放量大幅度增长，生态环境代价极大，能源消费增长率高达9.4%，二氧化碳排放量由负增长变为高增长，高达16%。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逆转直接影响了全球能源消费和污染排放。据IEA（2007年）估计，2000～2006年期间，中国新增消费占世界总量比重的45%，煤炭消费占世界总量比重的75%以上，新增CO2排放量占全球新增总量的58%。这一时期，中国CO2排放量突然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黑猫”，给世界带来最大的负外部性。

针对“十五”期间经济发展模式的逆转，中央明确提出了“节能减排”目标和定量指标。但是，鉴于当时对气候变化的知识和信息了解十分有限，政府未能将限制CO2排放量作为核心指标。国家“十一五”期间也没有实现“经济结构调整”的目标（如提高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和服务业占就业比重）。这表明，中国过度的重工业化，是“高能耗、高污染排放”的根本原因。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对1953～1959年重工业化的回归，甚至高于那一时期的重工业比重。

二、中国模式的战略反转：绿色现代化

在此历史背景下，中国需要制定和平发展与绿色发展政策来应对国际与国内社会的压力。中国要在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不仅需要30多年的国际和平环境，更需要30多年的全球稳定气候环境。与美国合作领导和共同推动全球减排行动，既是中国的机会，也是中国的责任。

2007年6月，中国成立以温家宝总理为首的国家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发改委制定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这标志中国形成比较完整的气候变化政策体系，在发展中国家中做出了表率。方案还首次明确了到2010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目标。不过，确切地讲，针对长期性、全局性的气候变化挑战，这一方案还只是（2007～2010年）短期行动方案，没有给出中国中长期CO2排放总量限制指标及减排路线图。

由于全球气候变化不仅是每天发生的危机，而且也是长期愈演愈烈的最大危机，它的影响远超过全球金融危机的短期影响，也成为制约中国长期发展的最大限制因素。我们需要制定更加富于长远的、战略性的、前瞻性的中国气候变化政策及目标，给出更加清晰的减排温室气体的路线图。

这里，我们要跳出减排的十分狭义的思路，把应对气候变化放在整个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考虑。

1.绿色转型的历史使命

纵观已经或大体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的传统发展战略，无论是欧美还是日本，尽管各自的国情特点、发展条件等方面有所不同，但仍有两个显著的发展特征：一是对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的高消耗来支撑经济的高速增长，二是对生活资料的高消费来刺激经济的高速增长。我们称之为传统的发展模式。对比中国的条件，我们认为，中国不可能按照传统的发展模式实现现代化，从而实现国家的崛起，其主要理由是：第一，欧美、日本等在发动工业化时，就积极参加了国际贸易，与世界市场相互联系起来，以战争和殖民方式积累原始工业资本，开拓国际市场，靠工业化和国际贸易两个轮子促使经济起飞。中国经历了百年磨难开始对外开放时，国际市场早就分割完毕，以初级产品为主的贸易结构使之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第二，中国发动工业化的时间晚，经济发展起点低，与工业化国家相比，生产技术和开发、利用资源能力差距甚大，虽有后发优势，但障碍重重；第三，中国人均资源占有量只及欧美国家的几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没有条件实现高消耗资源生产型、高消费生活型的物质高度现代化；第四，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第五，中国不可能像过去的工业化国家那样通过战争和资源掠夺实现资本原始积累，只能从中国的内部改革和发展之中寻找出路；第六，按照传统发展模式实现经济增长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

目前，中国是世界上能源“最肮脏”的国家之一，能源消费结构极不合理，形成了以肮脏煤炭为主的基本格局，具有巨大的社会负外部性和社会成本。1996～2001年期间，因国内能源需求下降，政府首次对煤炭这一肮脏产业进行关闭“大扫除”，这一比重持续下降，但是此后这一比重又强有力地再次上升。

有鉴于此，中国的发展战略必然要不同于传统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而应采取符合中国国情的非传统现代化发展模式，其核心思想就是实行低度消耗资源的生产体系，适度消费的生活体系，使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经济效益不断提高的经济体系，保证社会效益与社会公平的社会体系，不断创新，充分吸收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的应用技术体系，促进与世界市场紧密联系的、更加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合理开发利用资源、防止污染、保护生态平衡等。

过去我们讲，“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就是说经济增长，人均收入提高，不管采取哪种手段都可以，因此，“猫的颜色”是不重要的。实际上，过去20多年，我们的发展可以称之为“黑色发展”，形象地讲是“黑猫的发展”。它突出表现为高的资本投入，低的产出效率，高的资源消耗，高的污染排放。这无疑激化了人口与资源、发展与环境之间的矛盾。现在，“猫的颜色”是重要的，就是要从“黑猫”变成“绿猫”，就是要从黑色发展向绿色发展转型。

可以认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一条创新之路，它将不同于从1750年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增长与温室气体排放共同增长的传统发展模式，而是在21世纪上半叶创新的，一种经济增长与温室气体排放下降乃至脱钩的绿色发展模式。

并且，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发展绿色经济，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绿色产业，投资绿色能源，促进绿色消费，不仅不会影响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率，还会大大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社会福利，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生态安全、适应气候变化的“多赢”。与此同时，中国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经济总量最大、发明专利最多的国家，一定会通过和平发展与绿色发展、国际合作与绿色合作，为世界应对气候变化、实现“450ppm稳定”方案、温室气体减少一半作出重大贡献。

2.中国气候政策争论的焦点

中国面临在全球减排问题上的“角色悖论”：一方面，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对减排负有重大责任，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和行动，发达国家的行动也是不能成功的，世界上任何减排方案都会失败；另一方面，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既不想主动带头承担减排义务，又不想得罪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印度拒绝任何限制二氧化碳气体排放的约束性国际公约），从而坚持不公开承诺减排，反过头来，强烈要求发达国家必须减排40%。

有的中国学者认为，全球气候变化是“他们”（指发达国家）的问题，不是“我们”（指发展中国家）的问题。笔者认为，全球气候变化既是“他们”的问题，也是“我们”的问题，更是中国“自己”的问题。中国既是深受自然灾害最大的国家，也是深受空气污染最严重涉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十几亿人口，本身就是“自己”问题的最大受害者。

有的中国学者认为，全球减排是“他们”的行动，不是“我们”的行动。如果“我们”行动，就会影响“我们”的发展（指黑色发展）。笔者认为，全球减排既是“他们”的行动，也是“我们”的行动，更是中国自己的行动。争论的焦点之一，则是如何理解“发展” 。

中国气候政策既包括国内政策，也包括国际政策。在国内政策上，已经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形成高度的政治共识，中国是世界上减排行动做得最好的、执行最有力的国家。但是在国际政策上，却大为不同，在今年12月即将召开的哥本哈根高峰会议上，发达国家将被强制性减排，发展中国家将非强制性自主减排。大多数中国学者不主张自主减排，不承诺减排，而笔者一直主张自主减排，公开承诺中长期CO2排放总量限制指标，例如2020、2030和2050年分阶段目标，并与世界同步。这对中国既是最大的外部压力和挑战，又是最大的机遇和外部条件。这将使中国与世界同行，也使中国成为全球减排行动的倡导者、领导者和创新者。

3.中国在绿色地缘政治中的挑战与机遇

第一，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污染排放“超级大国”或第一大国。世界银行研究表明，1990年以来，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呈加速增长的趋势，已经增长了28%。各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发展趋势以及各国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存在极大不同，美国和中国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最大。中国早就是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硫排放国，从1990年以来，中国是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长最快的国家，约占1990～2004年期间世界新增二氧化碳排放量的41.5%，而美国为19.5%。2006年，中国还成为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到2030年，中国的温室气体将达到128亿吨碳当量，占世界总量比重的30.5%。这是中国崛起对世界造成的最大的负外部性，也是未来全球气候变化的最大危险，成为世界上“中国威胁论”的重要来源和依据，也造成世界“众矢之的”的负面影响，是中国在国际上“软实力”的最大负债。中国不是不需要发展，而是如何发展。无论是中国国情还是世界世情，都决定了21世纪中国的发展必须是“自律”发展、“自我约束”发展、绿色发展，不能“随心所欲”发展，不能“自由放任”发展，不能继续黑色发展。

第二，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深受气候变化影响的第一大国。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和农业生产国家，一直是世界上自然灾害影响最大的国家，无论是受灾面积还是成灾面积规模都是世界最大的，也是成倍增长的；与此同时，中国还是灾害造成粮食损失最大的国家，从20世纪50年代起，平均每年直接损失量占粮食总产量的2.1%，上升至2001～2006年期间的7.38%。

据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提供的信息，近年来，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我国气候异常，强暴雨、台风、高温干旱和冰冻低温等极端天气事件明显增多，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问题更加突出，对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系统的影响增大。

中国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为严重的国家，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频率和强度均呈上升趋势。据国家气候中心提供的资料，2009年7月，我国共有20个地区（省、市、自治区）151个站点日最高气温达到极端高温事件的标准，其中有8个地区的23个站点超过历史极值；共有17个地区61个站点日降水量达到极端强降水事件标准，其中有6个地区15个站点日降水量超过历史极值。

从未来的意义上看，中国是哥本哈根高峰会议全球减排行动的最大受益者；反之，该会议的失败或流产，中国又是最大的受损者。

第三，地球是一个越来越小的地球村，又是一个全球共有的家园。绿色世界需要绿色中国。中国的气候变化政策及态度对世界是否能够达成人类共识是举足轻重的，中国主动作出公开承诺带头自主减排，就会促进哥本哈根会议取得“全球共识”，制定“全球行动的方案”，为挽救地球、呵护家园发挥关键性的领导作用，成为中共十七届中央政治局作出重大决策的成功案例，如同中共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力排众议，作出中国加入WTO的重大决策成功案例。

第四，当中国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和推动者，也成为全球共同利益的最大利益相关者时，中国的任何行为，包括经济快速发展在内，都不能以损害全人类利益为底线，都不能以牺牲人类共同利益为代价，宁可使经济增长慢一点（即使如此也是世界最快的国家），宁可牺牲自己的一些眼前利益（即使如此也是最符合自己的长远利益）。无论从全球利益还是中国利益出发，公开减排既是利他主义，又是利己主义，因为中国十几亿人民是空气污染的最大受害者。在21世纪全球气候变化的大环境下，生态安全是最大的国家安全，甚至已经高于其他国家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核心。

第五，无论对全球还是对中国而言，全球气候变化，可以描述为两个“前所未有”：一是“前所未有”的发展挑战，本质上是对传统的黑色发展模式的最大挑战；二是“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本质上是创新绿色发展模式的最大机遇。

第六，世界减排需要中国（带头领导）减排。这是带头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是成为具有亲和力的高明的世界大国的最好机会和长远投资。当美国已经带头减排时，中国对世界减排行动至关重要，可能是第一重要国。为此，中国应当与五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一起带头削减温室气体，尽管中国人均排放量比发达国家要低得多。事实上，中国已经采取了减排行动，是世界上最严格也是执行力最强的国家之一，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发达国家敢提出并做到每5年节能20％、减少主要污染物10％这两大目标。这就为中国公开承诺、兑现诺言提供了“信誉”和“美誉”。反之，中国也做到了，但又不承诺，反倒成为世界“众矢之的”，处于被动尴尬境地。

最后，中国是否能够实现2050年的减排目标，进而实现绿色现代化目标，诚如邓小平所言，“我们下一代总要比我们（老一代）更聪明”（1978年），也比我们这一代更有创新能力。现在的领导人只需要公开承诺，就如同“良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中国将驶入科学发展、绿色发展的成功之路，中国将成为世界绿色革命的旗帜，为人类作出巨大的绿色贡献。

                                                                                                                                                                                                      胡鞍钢 /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