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这位近代史大师以95岁的高龄病逝于英国。我国多年前就翻译出版了他的“年代四部曲”（《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极端的年代》），这四本通俗的近代史读物，写作风格具有宏观的视野和通畅文笔，以叙述史学的魅力赢得了读者。霍布斯鲍姆出生于一个埃及中产家庭，后来移民维也纳、德国，为了躲避纳粹德国的迫害，转赴英国学习，他14岁即加入共产党，并一直未曾脱离，是英国著名的左派史家，也许由于他的政治立场，他的教职生涯进展艰辛，直到61岁才取得了教授头衔，4年后就退休了。

霍布斯鲍姆在劳工运动、农民叛变和世界史范畴的研究成果居当代史家顶尖之流，《原始的叛乱——十九至二十世纪社会运动的古朴形式》是一部研究现代社会运动“原始”或“古朴”形式的专著，该书中文版首次引进大陆。霍布斯鲍姆在此书中重点研究了五种前现代的社会运动形式：绿林好汉（盗匪）、黑手党、千禧年运动、都市暴民以及劳工教派。过去的史家热衷探讨劳工与社会主义运动，对于马克思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之前的社会运动形式则常被忽略，所以霍布斯鲍姆将该书范围自限于现代劳工与农民运动的前史。尽管霍布斯鲍姆具有左派的政治立场，但此书的论述则采用中立的态度，将这些原始的社会运动形态作为客观存在的社会、历史现象加以研究，不带个人价值判断和好恶倾向去叙述历史。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盗匪是一种较为原始的组织化社会抗议形式，也许是我们所知的最原始形式。在西方以侠盗罗宾汉为代表，中国则有《史记》的游侠列传、《水浒传》到金庸的武侠小说为代表，当农业社会中传统的均衡被扰乱，饥荒、战争，社会转型造成动荡不安时，盗匪就会大规模爆发，霍布斯鲍姆说：“侍卫、警察、佣兵其实多半与绿林好汉出自同一类人。更有甚者，一种盗匪可以轻易地转变成另一种”，中国也有类似“官匪一家”的观点，从某种程度上说，官家就是合法的“盗匪”，盗匪就是不合法的“官家”。

霍布斯鲍姆认为大部分盗匪会效法罗宾汉，去做一个“劫富济贫、除非自卫或反击绝不杀人”的侠盗，并非因为他们道德高尚，而是抢劫富人斩获比穷人要多，如果成为洗劫穷人的无法无天刽子手，那么他们也将失去群众的庇护和同情。侠盗所加害的对象，也是穷人们最纯粹的敌人，因而这类盗匪最终的下场往往是被“招安”，“说到极致处，侠盗与执政者的目标——正义——是相同的。”那么绿林好汉有没有可能转化或吸收为现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力量呢 作者认为可能性不大，当然不乏盗匪加入革命队伍的例子，但总体来说绿林好汉的行径是一种温和且不具有革命性的抗议，若要成为其支持民众的有效守护者，盗匪必须停止做盗匪，这就是罗宾汉，也是宋江的两难处境。盗匪并没有去建立一个新社会的想法，而只是希望出现“明君贤相”。

对比流动性的绿林好汉，黑手党像是一种“坐匪”，加入组织者要进行类似结义兄弟的入会式，而且黑手党有某种准国家式的合作关系，具有一套与当局平行的执法机器与组织化的权力，与当局有着怪异的共生关系。“凡在一个像西西里那样官府没办法或没意愿施展有效支配的社会中，一定会出现这种体系。”“对封建领主而言，它是保卫财产与权威的手段；对乡村中产阶级而言，则是掠夺财富与权威的工具，以及一个民族或地方自决的方法。”

黑手党让我联想到民国时代上海滩的“青洪帮”，黄金荣、杜月笙的崛起背景是民国时代上海租界华洋杂处的局面，外来殖民者对租界管理不力，给了这类黑帮组织生存空间，而当抗战结束，上海租界收归国民政府管辖的时候，青洪帮组织就立即失去了昔日的影响力。正是在政府管制不力或缺位的地方，黑社会组织起到了类似政府的管制作用，在某些市井群众看来，这类黑社会组织甚至比政府作风更加公正不阿。黑手党没有人能说它是任何外力强加于西西里人民头上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它是从乡间所有阶级的需求中成长起来的，并不同程度地满足了所有人的目的。”然而黑帮也很难转化为现代的民族或社会运动，因为他们没有表达任何阶级利益、民族利益，而是表现了罪犯中的精英阶级的行业利益。

2012年10月，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这位近代史大师以95岁的高龄病逝于英国

“千禧年运动”与前两类运动最大的不同在于其革命性，而前两类运动是改良主义性质的，他们希望建立一个警察不滥权、法官不受地主、商人摆布的社会，虽然革命者也同情这类目标，但更期盼建立一个崭新的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完美社会。

 

霍布斯鲍姆详细分析了三种“千禧年运动”的形式和案例，第一种“拉扎雷蒂派”，该派的特点在于宣扬基督教末世论和弥赛亚救赎理论，相信世界末日来临前基督将再次降临人间统治千年，这类纯粹的“宗教性-政治性的千禧年运动”，颇与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相似，借助宗教力量进行动员的社会运动，是前现代的常见形式，拉扎雷蒂派的领袖后来也有不少转化成为现代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共产党鹰派分子。

第二种“千禧年运动”是安达卢西亚的无政府主义者，跟前者一样，这个运动模式也发生在现代资本主义侵入落后封闭的农村社会地区，这个无政府主义运动的鼓吹者和领导者是“觉悟的志工”，他们排斥任何硬性纪律的组织，同时拒绝参与政治，几乎没有任何拥有全国性地位的领袖。“虽然典型的无政府主义是现代条件下的产物，但它却是一种全然不能有效顺应现代条件的农民运动形式。”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第三种“千禧年运动”是西西里的“法西斯”与农民共产主义，这个运动发生的时期无政府主义已经退潮，而带有强烈马克思主义基调的革命性国家社会主义却正好是当时流行的“新”意识形态，因此他们乃尽归国家社会主义麾下。这类运动的领导者其实并不理解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解为一种基督教的共产思想，在宣传发动群众的时候，用一种类似原教旨主义的观点把基督教义转化为共产主义，其组织能力和转化为现代社会主义运动的程度都较前两种高。

都市暴民产生于欧洲中世纪，是一种“前政治”运动，其主力一般被描述为“市井小民”，特别是那些出生于都市中某个有相当凝聚力且古老的角落，它混合了工薪阶层、小资产所有者以及无法分类的都市贫民。“暴民”虽然以搞暴动为多，但有时候也会搞革命，其潜在的革命理想是原始的，也有类似绿林好汉劫富济贫的一面，是穷人集体向富人的报复性行为。“暴民”在意识形态上是民粹式的正统王权主义，从未受启蒙的民意来看，统治者代表了正义，暴民往往追求在某个国王或独裁者的旗号之下的正义而发动暴乱，但归根结底那个统治者不过是一个标签，本质上还是一种对富人仇恨的行动。两年前全国各地爆发的抗日保钓运动中的“暴民”也是类似的特征，他们借用民族主义和“伟大领袖”的画像来发泄自身境遇的不满，他们一方面痛恨富人、贪官，另一方面却带有保皇主义和拥护独裁者的情结。工业化使产业劳工阶级取代了市井小民，古典式的暴民暴动日益难以出现，残余的暴民也基本与劳工运动合流。

霍布斯鲍姆分析的最后一类原始的社会运动是劳工教派，这也是最接近现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形式。劳工教派是劳工阶级运动从前现代时期走入现代的最后一步，尽管劳工教派以宗教为号召，并利用宗教的组织方式，但却具有极纯粹的世俗性格，之所以还残留某些宗教仪式和神祗崇拜，只是为了吸引适应了宗教背景、无法领会新兴意识形态的群众。劳工教派的宗教教义与组织，是为了反映其集体的野心，因而具备有现代工运的“宣言”特征，而且该派与工会主义密切联系，甚至说他们是由工会主要干部组成的教派，也不算过分。某些劳工教会自称，该教会“不是一种阶级信仰，其宗旨在于联合所有为了废弃商业奴隶制度而努力的各个阶级成员。”要过渡到现代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劳工教派在政治上并没有多少必须克服的障碍，因为其政治取向与世俗的劳工阶级和激进派运动并无不同”。

在书中“社会运动的仪式”一章中，霍布斯鲍姆探讨了各类组织的仪式从“原始的”社会运动形式过度到现代社会运动的过程。古典的秘密兄弟会是一种位阶性的精英团体，带有一大堆入会式与其他诸如仪典、象征、仪式性的命名法则、手势、切口和盟誓等不一而足的行头。对这类东西没有一丝好感的马克思，将之描写成“迷信的权威主义。”仪式性组织真的迈向衰颓之最清晰的一例，刚好也是最重要的一例，因为它牵涉马克思主义的起源。1834年崛起的亡命之徒联盟，其前身是日耳曼大众社，是一个广泛的、群众性的日耳曼移民组织，该会采用常见的金字塔结构，以及一套受烧炭党人影响的位阶命名法，有某些越来越不重要的仪式性入会式和盟誓。“亡命之徒联盟终究孕育出了正义者联盟，然后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影响下，正义者联盟又转变为共产主义者联盟，就是为了它，马克思写下了著名的《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者不再是一群老式的结义兄弟。”这个团体是民主的，但也是中央集权的，所有干部都经由选举产生并可以罢免。总之，基于实用性的考虑，它已经被建立成一个完全现代化的革命组织。

马克思不只是因为他对于用外行笨拙的行为来搞政治有一种天生的而且可理解的反感，所以才反对秘密的结义兄弟会，同时也是因为：他所创造的运动形式能在比准共济会式的阴谋叛乱团体人数远为庞大的群众中间，博得更强的情感效忠。于此，再借助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言论、集会和结社等自由权利，现代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诞生了，搞政治已不再是一种阴谋活动。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原始的叛乱——十九至二十世纪社会运动的古朴形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