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吴重庆在其新著《无主体熟人社会及社会建设》（以下简称“吴著”）中，提出了“无主体熟人社会”的概念，对“空心化”背景下农村社会结构及其性质做出了新判断，对当前农民行为逻辑和农村基本社会秩序给予了新概括。“无主体熟人社会”既是作者农村调研中的顿悟，也是学术传承与对话的结果，它与“熟人社会”、“半熟人社会”有很密切的渊源。

熟人社会是对传统中国农村的经典表述。费孝通将熟人社会定义为：“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从“信息”层面来讲，熟人社会表明农民之间相互知根知底，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甚至听到咳嗽声、脚步声和敲门声就能判断对方是谁。人们的信息是透明和对称的，谁都无法保留多少秘密、无法蒙混过关。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清楚对方怎么行为，会出什么样的牌、说什么样的话。熟人社会压根儿就没有私事，没有隐私，其权力和利益结构也是明确且固定的。

熟人社会的基本结构是“差序格局”，即以己为中心建构的具有差等序列的关系网络。它是以血缘为基本连接纽带建立起来的等级结构，讲究长幼尊卑、男女秩序。它既有内外之别，也有亲疏远近。前者是指血缘内部与外部的分别，同一血缘内部所有人都是“自己人”，而血缘之外则是外人或是“熟悉的陌生人”。后者意味着即便在一个“自己人”认同单位内部，相互之间的关系也是有差别的，血缘关系越近，关系越紧密。反之则关系疏离。

在交往规则上，熟人社会也有其独特性，最突出的是“伦理本位”，其次是讲究血亲情谊和人情面子，最后是追求“做人”与“相处”的关系法则。这些规则皆与陌生人社会交往的“法治”相差甚远，它们使熟人社会被凝结成紧密的生活与伦理共同体。

随着革命和市场对农村的改造，传统农村社会结构逐渐解体，农民的行为逻辑逐步改变，学界出现了对熟人社会及其行为逻辑的不同描述和阐释。其中包括贺雪峰提出的“半熟人社会”。“半熟人社会”概念表达的是在非传统熟人社会的行政村一级，农民由于交往的非密集性、非高频度性而导致相识却不熟悉的状态。它是对农民间熟悉程度的差异的描述，是对信息不对称的刻画。农民除了空间的扩大导致信息的不熟悉以外，由于社会流动、职业分化、阶层变动、血缘地缘淡化等缘故，农民间的交往频度减少，交往时空缩小，交往深度降低，以及农民隐私权逐渐兴起，即便在自然村、小组内部，农民之间的熟悉程度也大大降低，相互之间的信息越来越不对称。从这一角度来讲，农村的“半熟人社会化”是熟人社会的量变。吴重庆看到了熟人社会的变迁，也意识到量变意义上的“半熟人社会”无法囊括熟人社会的所有变化，尤其是社会结构、行为逻辑等质变层面。他开始寻找再概念化的着力点。

 

二

吴重庆身处广州人口流入之地，却看到了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带来的广大农村的“空心化”，这源于他对华南农村和广大中西部农村的长期调研。“无主体熟人社会”正是从农村的“空心化”里生长出来的。在村庄“空心化”与“无主体熟人社会”之间，吴重庆找了个中间变量将二者勾连起来，它是社会结构中的“行动者”角色。社会学家帕森斯认为，具备足够数量的行动主体作为系统的组成部分，是系统内部整合及社会系统和文化模式之间整合的必要条件之一。依据该理论，一个正常社会源于一定数量的行动主体在其中交互作用，维持社会系统的均衡。如果缺少了足够的行动主体，社会系统就无法运转，就会出现病态现象。

中国广大中西部农村在二零零零年以后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而流动出去的是青壮年劳动力，他们是农村活跃的主体。这些人流出后，村庄就出现了“主体”不在场的状况，导致村庄的“病态”。吴重庆总结了这种变态的几种表现：“舆论失灵”、“面子贬值”和“社会资本流失”。舆论、面子和社会资本是传统熟人社会的特征，它们的流失意味着熟人社会的转向和变迁。这里的逻辑是，无论是舆论发挥作用，还是面子机制运转，抑或是社会关系起作用，都有赖于村庄中青壮年的高频度、长时段的交往活动，有赖于由于人多形成“人多势众”、“唾沫星子淹死人”的集群效应，以及形成“面对面”的生活不得不在乎对方的存在、不得不相互提供和利用资源的“给人情”、“买面子”的机制。而大部分青壮年农民长时间不在村庄里生活，他们可以轻易逃脱村庄的惩罚，那么就无法形成相互之间的压力，无法相互利用对方的资源，无法生发深厚的交往和友谊。一言以蔽之，人都不在村了，舆论自然就失灵了，人们就不在乎人情面子了，相互之间的支持网络也就越来越松散了。叙述到此，熟人社会似乎已然解体。若是这样，那就不是“无主体熟人社会”，连熟人社会都没了。

但是，吴重庆又杀了个回马枪，他笔锋一转，认为熟人社会还是存在的，因为常年流出的那些青壮年总会间歇性地回到村庄，尤其是在重要节庆的时候，此时，熟人社会原有的特征又会周期性地呈现。这确实没有脱离他的理论逻辑—主体回来了，他们又开始了密集的交互作用，村庄原有的结构又开始运转，村庄舆论又可起作用了，人情面子还是要讲的嘛，宗亲关系又重了起来，熟人社会不就又有了吗 吴重庆重点讲述了熟人社会特征周期性呈现的几个方面，诸如农村纠纷年终算总账、通过“夸富”寻求认同，及参与重要节庆的宗族活动寻求宗族认同。

分析到此，“无主体熟人社会”也就呼之欲出了，它对当前农村社会性质做出了新判断。与“半熟人社会”强调信息不对称不同，它强调的是作为行动主体的农民的在场与不在场，强调行动主体的角色与交互作用。当行动主体的行动是完整的时候，就会形成健全的社会系统，熟人社会就是个运转良好的结构;当行动主体缺席时，系统就会出现问题，原有的结构就会崩溃，或者不起作用。“无主体熟人社会”既是行动主体长时间缺失的社会，问题不断，也是个行动主体短时期内聚集的社会，熟人社会特征周期性凸显，也是问题。

“无主体熟人社会”首先是个描述性概念，它清晰地勾勒了农村社会流动带来的与传统熟人社会不同的症候。根据笔者的农村调研经验，“无主体熟人社会”能够囊括农村的“空心化”、民工潮、“三留守”、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农民工返乡、村庄凋敝、村庄治理瘫痪、恶人治村、“城乡二元结构”、新生代农民工、抛荒等现象。这些现象与问题都与农村青壮年流出或返乡有密切关系，“无主体熟人社会”完全可以将之纳入自己的描述范畴。即，当人们看到“无主体熟人社会”这个概念时，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农村社会的这些现象和问题。反之，当人们遇到这些现象时，就会联想到“无主体熟人社会”这个概念。

更重要的是，“无主体熟人社会”还是个解释性的概念，它在中观层面建构了对农村诸多问题的解释体系。作为中层概念，“无主体熟人社会”至少包含了“革命运动”、“革命后的市场经济”、“农民流动”、“村庄空心化”、“舆论缺失”、“面子贬值”、“社会资本流失”、“农民返乡”等理论构件，以及由这些要素可以直接推导出的“血缘地缘关系淡化”、“社会关系原子化”、“阶层分化与竞争”、“个体化”、“无根基化”、“交往规则变化”等概念要素。通过选取这些要素，对它们进行有机组合排列，形成具有逻辑关系的推理链条，最终推导出被解释的政治社会现象。因此，“无主体熟人社会”是包含诸多现象和解释链条的理论框架。作为例举，运用该理论对以下三则农村社会现象进行解释：

（一）混混进村。混混进村在中部农村较为凸显，首先与该地区青壮年流出村庄有关，它使得村庄没有抵抗外来混混的力量。青壮年流出后，村庄出现了舆论失灵，引混混进村的人感受不到村庄舆论的压力，因而他敢于这么做。同时人情面子等传统行为规则失效，人们不在乎村庄的人际关系网络，就会很自然地援引混混等力量进村博弈。

（二）传统复兴。在沿海地区，出现了这样的悖论现象，一方面村民的个体意识高涨，另一方面宗族复兴迹象明显。为什么 首先，个体意识高涨与农民主体外出闯荡有关，务工经商和资本主义市场形塑了农民个体，所谓成功者皆在于个人，而非宗族。其次，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虽然身体在路上，但他们却得给灵魂找到一个归属，既成的归属是村庄和宗族。最后，外出农民不可能在外出时经营自己的归属，而必须在返乡后，因此重要的节庆回家也就成了他们经营归属、参与村庄竞争和获得认可的重要途径。因此他们对参与宗族活动，参与传统信仰活动有着极大的热情，于是传统复兴势在必然。

（三）伦理失序。据调查，农村伦理失序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老年人的不赡养及对老年人自杀的正面化;二是一些农村地区对失足女性持正面态度。这也可以从“无主体熟人社会”中得到解释。首先是农民外出务工经商是为了在村庄竞争中胜出。其次，农民外出后，村庄的伦理道德减弱，舆论压力减少，这就为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获得财富参与竞争提供了可能。最后，农民只要能够在村庄竞争中胜出，直至最后搬出村庄，就更不在乎村庄的舆论压力了，于是竞争的手段就会无所不用其极。村庄伦理也就逐渐淡出村庄竞争和村庄生活。

除了对“无主体熟人社会”的理论建构以外，吴著还强调了实践的一面。这是其理论基础的自然推演。“无主体熟人社会”的概念隐含着行动主体与结构的交互关系性，行动主体在结构中行动，又重塑和强化结构。结构规范行动主体的行动，又依赖行动主体的行动而存在。当行动主体缺失的时候，结构也就散架了，由结构支撑的系列社会功能也不再存在。所以，吴重庆主张通过社会建设，以重建行动主体与结构的关系，达到重建熟人社会的目的。

 

三

调查发现，行动主体的在场与不在场固然重要，但农村的变化绝不止于行动主体的是否在场，农村行动主体本身的特征和性质也在发生巨变。在某些区域农村，即便大部分青壮年在场，由于农民行为逻辑的改变，村庄也与传统熟人社会有了质的区别。譬如，吴著中提到的无主体导致舆论失灵，但在许多中西部村庄，即使主体在村，舆论也失效，面子也不值钱，子代对父代仍不孝顺，老年人自杀还在加剧，笑贫不笑娼大行其道，等等。这便是说行动主体不在场对某些现象能够做出解释，却不能解释农村社会的一些基础变迁。所以，吴著意义上的“无主体”依然属于熟人社会的量变范畴，构不成质变。

然而，“无主体熟人社会”却是能够表达熟人社会的某些重要质变的。根据笔者对中国农村的观察，农村社会的巨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村庄主体性缺失、公共性缺失和归属感缺失。村庄的“无主体性”会带来村庄公共性的缺失，二者共同作用会导致村庄缺乏归属感。三者缺失的农村就构成了质变的“无主体熟人社会”。

（一）主体性缺失。主体性是指在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能力、作用、地位，即人的自主、主动、能动、自由、有目地活动的地位与特征。村庄的主体性，是农民对自己在村庄里的角色、地位、作用、能力的自觉地体认与感受，把村庄当作自己的村庄、把自己当作村庄的主体来体验的一种精神状态。在实践中，农民会清晰地区分“我们村”与“他们村”，会对“我们村”、“我是村里人”有种自豪感和荣耀感，会时时刻刻注意自己的言行，维护“我们村”的名誉，会为建设村庄及在与其他村的竞争中主动贡献力量，而不是逃避责任，搭他人便车。对有损“我们村”形象和声誉的人或行为予以谴责或惩罚。在有主体性的村庄调查时，农民在说到村里那些不雅的人或事情时，会很气愤地说“我都觉得脸上无光”、“连我都感到耻辱”等。这种村庄主体性使得每个人都主动参与村庄建设、维护村庄声誉、践行村庄规则、恪守村庄信仰等。破坏村庄基本道德、情感和规则的人，则会被边缘化，甚至遭致“社区性死亡”。

所谓村庄主体性缺失，就是农民丧失了“村庄是我的村庄”、“我是村庄里的人”的主体体验和感受。如此，农民只为自己、为私利着想，行事不讲感情、不讲人情面子，只讲利益、只讲公事公办;不再遵守村庄规则和道德，不再为村庄贡献力量，而是普遍持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一句话，没有了农民对村庄的主体性，熟人社会就解体了。所以，村庄主体性缺失，即便没有人流出村庄，也会出现吴重庆所列的几大问题。这是很多村庄的普遍遭遇。

（二）公共性缺失。村庄的公共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农民行为具有公共性。不管是个体农民的行为，还是农民群体的行为，都是受村庄公共规则规训和约束的，只有在公共规则范围内的行为才会受到认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考究，不是依据个人的喜好、情感、友情、知识、偏好等，而是援引公共的规则。譬如，在南方宗族型村庄，在上人情礼金时，会依据亲疏远近有一定的标准，关系相近的一般会上相同数目的礼金，不会因为私人交情而上更多的礼金。酒席上菜的数量、分量、内容也是有规定的，不会因为贫富差距而有区分。

其次是，农民的交往内容和效果具有公共性。在私人性的交往中，交往的内容一般是与私人事务相关，其结果是加深私人间的理解，拓展私人间的关系，增进私人间的情感。村庄的交往除了有私人性的一面外，还有公共性的一面，其交往所涉事务一般是涉及村庄层面的事情。这一点可以从村民在一起闲聊的话题中窥探一斑。在公共性较强的村庄，农民闲聊谈论的话题一般包括婆媳关系、家庭矛盾、老人赡养、村庄道德、村庄间竞争、村庄道路、宗祠修建、礼仪礼节、感情送礼等，这些话题有私事，也有公事，但都通过援引公共规则进行价值判断，而使它们带有公共性。在这些交往中，其效果是彰显和强化了公共规则，否定了私人性的行为和想法，使村庄的是非、对错、黑白的观念更加明确。公共性的交往不在于人多人少，也不在于时间与场合，即便是两个人在卧室里聊天，也能达到公共溢出的效果。

最后是，村庄生活具有安全感和可预期性。每个人都按规则行事，按规矩出牌，按惯例思考问题，极少有不在常识之内的事情发生，因此村庄生活就有预期和有安全感。

村庄公共性产生的前提是农民对村庄有主体性。只有当农民具备村庄主体性时，才会在意村庄，才希望村庄变得更好，因而才会遵循公共规则和主动经营村庄。当村庄主体性缺失时，村庄的公共性就会减弱，人们就不会为了村庄而牺牲自己的利益，不会为了维护村庄规则而得罪他人，相互之间就变成了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的局面;大家在一起不说村里的事情，只谈国家大事、国际战事，或者专心致志打牌，从头至尾不说一句话。这样，村庄的公共规则就不再起作用，私人的偏好、打算和阴谋就会堂而皇之地介入村庄生活与交往之中，重塑村庄评价体系，农村的交往就纯然变成了消磨时间、加深私人感情、建构私人关系的方式了。

（三）归属感缺失。归属感是一个人精神和灵魂栖息于某地的体验。在传统熟人社会，宗族与村庄既是农民的生活单元，也是农民的归属，它是世俗化与神圣性的统一体。农民既在其中获得生活所必需的互助与合作，使生活得以展开，也在其中参与社会性竞争，获得面子、荣耀、尊严、承认和成功的体验，同时还在其中获得宗教般的关怀，使生命有意义和价值。对于流动的农民来说，虽然身体在漂泊，但只要有宗族和村庄在，灵魂就不会在路上，就会得到很好的安放。无论漂泊的身体多么孤寂、多么劳累，无论归途多么艰辛、多么漫长，只要有宗族和村庄可以想念、可以回望，心灵总是平静的，苦难总是可以承受的，生活总是有动力的。在这个意义上，家乡是中国农民的宗教。吴著中归乡的农民热衷于在重要节庆中参与大型宗族活动、大办“夸富宴”，也只有在人生归属的意义上才能得到解释。

农村对宗族和村庄有归属感的条件是熟人社会具有主体性和公共性。也就是说，只有当农民还把村庄当作自己的村庄、把宗族成员当作自己人、把自己视作村庄和宗族的当然成员的时候，当村庄的公共规则还起作用，还能规范人们的行为，村庄还是生活和伦理共同体的时候，宗族与村庄就还具有归属的意义，就还能为农民提供归属，农民也还愿意归属其中。当农民不再对村庄有感情，而村庄本身又乱七八糟的时候，农民就恨不得赶紧脱离村庄，何谈归属之有 如果农民在农村的归属都没有了，村庄无法承载农民的灵魂之后，农民的身体和灵魂就都处于漂泊状态，就真的成了“无根基”的人了。

总而言之，“无主体熟人社会”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论述，一个是“无行动主体”层面，一个是“无主体性”层面。前一个是吴重庆展开理论想象的前提和基础，是指农民行动主体的不在场，简称“身体不在村”，后一个是笔者对“无主体熟人社会”的进一步想象，指的是农民主体对村庄熟人社会的情感体验的缺失，简称“人心不在村”。

“无行动主体”与“无主体性”是一个整体，只有将两个层面有机结合起来，对“无主体熟人社会”的理论建构才是完整的，对农村社会现象和问题的解释才会更全面、更深刻、更有力度。这样，“无主体熟人社会”就不仅囊括了“身体不在村”的理论内涵，还包含了“人心不在村”的理论逻辑，从而既能解释广大中西部“空心村”出现的现象和问题，也能解释人心不在村的“非空心村”现象和问题。进而，在农村社会建设和社区重建上，就不仅是要在留下更多的青壮年劳动力上下功夫，还要在农民“人心”的改造上下功夫，这就需要重建农民的横向联系，以重构不仅有行动主体，而且有主体性、公共性和归属感的熟人社会。

（《无主体熟人社会及社会建设》，吴重庆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零一四年版，4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