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兰克看来，他著作中的注释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必要的弊病。（第87页）

所有的注释都是兰克在完成了全部正文之后补充上去的。……兰克作为现代历史学家技艺的奠基人，他在实践中并不比这个专业领域中的后人更守规范。他将正文作为一个整体去书写。然后才在他的藏书、笔记、摘录以及概要中间找寻支持正文的证据：他添加参考资料就像把肉炖好了再往上撒盐。（第88页）

兰克被认为是创造现代历史学部类的炼金士，但实际上他讨厌脚注，他做脚注的时候并没有做原创性研究或写作附录时那样仔细、精心。（第307页）

这就是说，对于作为近代人文学术标志的脚注，兰克只是被动地接受，很有点欲迎还拒的意思。

而兰克之于西方式脚注，可比陈垣——他在中国现代史学的地位，几与兰克相当——之于传统式小注。在1940年代的史学讲授中，陈垣一再强调对小注的使用要节制：“关于作文加注问题，因说明不可不用注，此百官志、艺文志、地理志不可不用注。诗赋因限以字数，或人不易解，则需加注。《北齐书》颜之推作《观我生赋》，即其注亦选入。《史通》因骈文，有时说不清，故须注。除此之外，可以不注则不注。”（《李瑚听讲笔记》，《史源学实习及清代史学考证法》，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8-19页；另参第30、第42、第114页）由此可见，陈垣著史，也是倾向于“将正文作为一个整体去书写”的。

不止一位当代的批评家指出，脚注妨碍了叙述。（第92页）

在其《回忆录》中，吉本遗憾地谈到自己被人说动，用脚注破坏了叙事的外观。关于《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两个巴塞尔版，吉本写道：“在其八开本的十四卷中，全部注释集中于最后两卷。读者硬要我将之从书末移至页下：而我常常为自己的顺从感到懊悔。”（第302页）

对脚注的此类疑虑，其实至今如是。如英国法学家哈特在其名著《法律的概念》中就特别说明：“本书的正文既没有引用多少他人的著述，也很少有脚注。不过，读者在本书的最后将会看到大量的注释，我希望读者在阅读本书的每一章之后再去查阅它们……我如此安排本书的顺序，主要是因为书中的论证是连续性的，如果插进与其他理论的比较，就会打断这种连续性。”（《法律的概念·序言》，张文显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

在《现代学林点将录》集结成书时，我也是出于类似的考虑，对各篇采取了尾注而非脚注的格式。

诺埃尔·科沃德以令人印象至深的方式表达了同一种观点，他曾经将被迫去阅读脚注比喻为中断性爱而下楼去给别人开门。（第92页）

对脚注的香艳比喻，本雅明也有一个，他说：“书籍中的脚注就是妓女袜子中的钞票。”（《意向街·13》，赵国新译，见陈永国、马海良编《本雅明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只是意思显得含混，不知是褒喻，还是贬喻。

意大利以及阿尔卑斯山以北的人文主义者们追踪着古典楷模的提示，通过系统地运用上述的实践手法，揭穿了实乃伪作的权威文献的真面目。例如洛伦佐·瓦拉就粉碎了《君士坦丁的赠礼》的真实性。……瓦拉不但深谙拉丁语的习惯用法、还是一位古代修辞传统的大师，他运用自己的知识展示了，《君士坦丁的赠礼》不可能是由一位生活在公元4世纪的罗马人写的。（第95-96页）

关于此公案，吕大年先生的《瓦拉和“君士坦丁赠礼”》一文有详实而清晰的述评，或系汉语文献中的最佳总结了（见《读书纪闻》，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对于中世纪以降的教会，尤其是教皇权力的合法性方面，《君士坦丁的赠礼》是决定性的文件，瓦拉力辩其出于伪造，自有其反教会的思想背景。在中国学术史上，最可与之相提并论的，我以为当数清初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今存《古文尚书》系宋明理学的核心文本，著名的“十六字心传”，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即出于其书，故阎若璩辨其伪，也是有着反理学的思想背景的。《君士坦丁赠礼》之绝顶重要，实系于基督教的背景，《古文尚书》之绝顶重要，实系于宋明理学的背景；而瓦拉之于《君士坦丁赠礼》，与阎若璩之于《古文尚书》，在学术史立场，同是一种辨伪工作，而在思想史立场，又同有反抗一元思想统治的用意。因此二者的意义和影响都极巨大，构成了学术史和思想史的“事件”。

虽然他（赫尔曼）非常不喜欢他的对手、另一位古希腊专家奥古斯特·博伊克，但还是从后者新编的品达诗作的第一卷中学到了很多东西。……赫尔曼告诉他的学生们，博伊克运用品达著作手抄本时的考证方法堪称范例，即对这些手抄本之间的联系一一做出系统的研究——至此，这已然触及了后来兰克的史学方法中的核心信条。（第111页）

讨厌其人是一事，对其人作出学术评价是另一事，恶而知其美，忠于学术本位，是为学术真诚的体现。莫米利亚诺在讨论十七世纪耶稣会士与本笃会士作学术论争时提到：“在基督教会和王室内的冲突上引入古文物学讨论确实代表了明确的改进，人们认为相对于妥善使用铭文和档案文件，诡辩和谩骂不再有效，因而不再受欢迎。马比荣驳斥丕皮布洛奇时发表了《古文书学》，丕皮布洛奇是第一个祝贺他的对手的人。”（《现代史学的古典基础》第三章，第96页）这种学术风度，与赫尔曼是一致的。

过去我也谈论过，容庚在沦陷时期曾任北大教授，抗战后被代理北大校长傅斯年开除，而且傅后来还被中共列为战犯，但即便如此，容庚在学术上对傅仍做到实事求是，教学生说：“殷商族实出自东夷，傅孟真先生有其精妙之论矣，学之者切不可等闲置焉。”（《现代学林点将录》容庚条，第330页）这当然也是丕皮布洛奇、赫尔曼式的风度了。

作为一名敏锐的历史批评家，伏尔泰对史料缺乏尊重是众所周知的；他对这门“由事实和年代组成的空洞而贫瘠的科学”的轻视更是臭名昭著。（第130页）

这一点，作为格拉夫敦的老师，莫米利亚诺在讨论近代古文物研究时讲述得更充分，并且还提到了脚注：“尽管古文物学者因为妥善使用非文献证据而获得了许多历史学家的尊敬，他们也同时树立了许多危险的新敌人，他们不再能够依赖与哲学家的传统联系。法国百科全书学派对博学研究宣战，而且获得胜利。……伏尔泰完全废除了脚注。”（《现代史学的古典基础》第三章，第98-99页）

吉本对罗马衰亡所做出的解释大体上还是传统式的。但是，他将此前的学术传统中的海量知识与18世纪文人的高雅文风结合到一起的能力，依然博得了人们的赞誉。而且，正是这一能力，使吉本得以开创在他的时代似乎完全不可能的哲思式史学与博学式史学的综合。（第134页）

这一点，莫米利亚诺也已指出。他说《罗马帝国衰亡史》是哲学和博学相结合的产物，“我们知道吉本是多么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既是古文物学者也是哲学家——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像古文物学者那样热爱细节和非文献资料证据的哲学历史学家。”（《现代史学的古典基础》第三章，第99页）不过，他指出哲学和博学的结合是一时风气，吉本并不是一峰独秀的。

如果将格拉夫敦形容艺术史家潘诺夫斯基的话，放到吉本身上，也极贴切，而且显然更为生动——“同时具有跳伞者的全局视野和松露采集者那种对细节的专注”（据陆扬《把正文给我，别管脚注》）。

有一位牛津贝利奥尔学院的戴维斯先生——除了《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的读者之外，现在已经无人能识此君了。他轻率的抨击不但指向了吉本的正文，还有书中的脚注……戴维斯指责吉本破坏了作脚注的所有基本规矩；堆砌引文，却不考虑所引权威作者之观点彼此不合；断章取义，旨在压制不利于自己的史实或观点；依赖二手材料，却不明确引用；还有就是剽窃。（第135页）

格拉夫敦显然站在了吉本一边，而且客观上说，吉本其人其书的经典地位也已无可动摇，可是，对他的批评，难道就没有一些合理之处吗 其脚注是否确有其不足呢 

英国近代作家贝洛克，作为吉本的同胞，对吉本的攻击也异常严厉，甚至比戴维尔犹有过之。他写过一篇随笔《谈脚注》，专门揭脚注之短，首先即举吉本为反面教材：“我发现脚注首先出现种种恶习或堕落的第一本重要著作便是吉本的。其中最主要的一种恶习很可以说是最严重的一种，我必须承认没有人像吉本用得这么好。在这方面他很有天才，一如其他许多方面。这就是利用脚注欺骗普通人，一般的读者。

吉本的著作满是这种脚注。他最喜欢的做法是先在正文中发出虚假的言论，然后在脚注中加以限定，所用的措辞使有识之士不能和他争辩，而无识之士则彻底受骗。”在另一篇《谈历史证据》里又说：“脚注的泛滥有两个源头：一个人用参考资料作为证据以表明自己诚实的欲望；某个观点若在正文中阐明容易使句子变得太复杂、笨拙，因而想要另作说明。两种用法都可以在吉本的著作中看到极致。上一代人的脚注主要是、有时候完全是用作习惯性的装饰和吓唬目的，不是为了更明白或显得更诚实，而是为了欺骗。”（皆见《无所谈，无所不谈——贝洛克随笔》，黄金山译，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

在学术的淘汰赛中，吉本早已胜出了，但正因如此，我们要考虑到：在知识发展史上，也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一旦时过境迁，成功者总是独占了风骚，其缺点很容易为后世的膜拜者忽略，而失败者往往身名湮没，即使本有正确的地方，也无人喝彩了。戴维斯、贝洛克的批评，必属过当，但最低限度，也可以让我们了解吉本成名时代的真实语境，他的史学地位远不是毫无争议的。

顺便说一句，贝克尔在《谈脚注》中还提到一种恶习，即“抄袭他人脚注的习惯”，“这种恶习很普遍，一点点机灵就可以掩藏一个人的劣迹”。很显然，汪晖式的“伪注”是古已有之的了。

尽管贝尔奈斯本人是一位学术史的专家，还为自己简短而雄辩的著作编写过丰富且博学的附录，他却对这种炫耀博学的文字性附属物并没有多少好感。在他的一部著作中，详细的尾注占据了全书四分之三的篇幅……（第145页）

对脚注不抱太多好感的人，尚且写出了注释超过正文的著作，足见脚注泛滥现象的普遍。

在十九世纪末的德雷福斯事件中，有位右翼法国评论家布伦蒂埃写了一篇《案发之后》，是反德雷福斯派最有分量的文字，其注释远长于正文，且包含了不少重要思想（见《批判知识分子的批判》，王增进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要知道，此文并非学术论著，只是论战文章，打笔仗竟用了如此多的注释，益发可见脚注泛滥现象的蔓延。

他们（英格兰学者）做了希腊人没有做的事，吸收融合了中世纪讲述系谱传承的传奇故事中那些繁复脉络，将北欧诸族和王室的源头追溯到被希腊人流放的特洛伊贵族先祖。这对于英格兰（和法兰西）的民族自豪感来说至关重要——也关系到宫廷节日和公众庆典中展示哪些画像。（第175页）

罗马人早就将自身的起源归于特洛伊王子埃涅阿斯，英格兰人的这种民族溯源，不过是罗马建国神话的盗版。从人类学的立场，无论是罗马的口头传说，抑或英格兰的历史书写，都属于王明珂先生所谓“英雄徙边记”的模式。王先生指出，中国边缘地区的国族，如朝鲜、东吴、滇和西羌，各有其英雄祖先来自中原的传说（见《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第五-七章，中华书局2009年版）；而罗马、英格兰的王室来自特洛伊之说，其实与之如出一辙，其作用都在于为自身——作为后进的边缘族群——提供一种“高大上”的历史出生证明而已。

还有，日本古时也有源义经未死而流亡虾夷岛（今北海道）的传说（参长山靖生《日本科幻小说史话——从幕府末期到战后》，王宝田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0页），实际上也可归入此类“英雄徙边记”的范畴。

他（德图）用拉丁文写过一篇令人赞叹的散文，其文辞是如此醇美，以至于当几个到巴黎访问的德意志人发现这位作者只能写拉丁文，而不能如他们的那样说拉丁语的时候大感震惊。（第177-178页）

由于基督教会的关系，源自罗马时代的拉丁文沿用至中世纪乃至近代早期，客观上成为了欧洲的学术通用语；而汉字之于古典时代的东亚文化圈，亦正如拉丁文之于西欧文化圈，东亚文化圈内的朝鲜、日本、琉球、越南，都以汉字作为高雅的通用语。那些习得汉文化的人，更重视纸面的文字，而非实际的口语，故与汉人交际，经常采取“笔谈”的方式——就像德科于拉丁文能写不能说那样。

德图只有一件事不做，那就是加上脚注。（第187页）

不加脚注的学术著作，其实到了现代也还是有的。律师出身的德国法学家罗门，其《自然法的观念史和哲学》一书的德文原版就完全没有脚注，而英文版的脚注是译者加上去的。译者特别指出：“近些年来，除了那些针对有限的学术圈的著作之外，脚注的使用在减少。当学者为一般公众写作、甚至为受过教育的那部分公众写作时，他们习惯于省略所有的学术性做法。人们认为，他们的名气就是他们提出的那些没有文献依据的说法、及他们所引用的语句的真确性的保证。”

不过，译者话锋一转，又说：“尽管如此，最好的做法，还是改造本书使之完全适合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化气氛，充分地利用脚注这一现成的工具。”（《自然法的观念史和哲学·英译者前言》，姚中秋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这么说，英语学界似比欧洲学界更习惯使用脚注；那么，如今我们对脚注的重视，想来更多是受到新大陆学风的影响吧。■

本文作者胡文辉，文载本文是作者撰写的“《脚注趣史》补注”的第二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