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家的视野内，“信”是人伦“五常”、儒家德目之一，备受中国传统社会的珍视。关于“信”的起源，阎步克先生认为，“直到战国时，‘信’字方见于《中山王壶》。金文《尚书》中有‘亶’、‘谌’、‘訦’等字，后人训为‘信’。《尚书》反映西周的篇章中，“信”字数出，多为一般动词，很少含有德行意味。[1]语言是文化的承载者，文字往往是文化的活化石。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的开篇提出“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文字训诂、经史典籍与社会科学相互印证、相互沟通，也是章太炎、刘师培、黄侃、陈寅恪等先生倡导的思路。关联式或整体性，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特征，文化的器物、制度与观念诸层面之间，也关联地构成有机整体。本文以先秦典籍及出土文物中与“信”相关联的断片为基本素材，遵循文化分层（器物-制度-观念）的脉络，运用关联式思维方式，从语词的联接中揭示“信”的意蕴，从物质化的器物与具体施行的制度层面中剖析“信”观念在先秦法文化中的基础性地位，探析作为中国传统法律价值范畴的“信”的原初内涵。
一、器物之“信”
“信物”一词本身，表明了器物与“信”的关联，即“信”是这些器物的功能之目标所在。下表对信物的梳理，即以典籍对这种关联的揭示为依据：
图1
以考古发现与典籍记载互证互补为基础，上表所列先秦信物有如下特征：其一，信物的价值，在于符号意义与象征作用，而非经济实用。其二，信物的使用有专门的、系统的规则与制度，如“合—分—合”式的器物结构与使用方法。其中，玉器被赋予沟通神人的功能而具有的特殊地位。而上表中揭示器物之“信”的经典表述的作者，可考者生活于春秋战国及两汉、三国时代，这表明当时“信”已经成为一个明确的价值范畴。
二、制度之“信”
（一）盟誓
载书是盟誓的产物。“结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国语·鲁语上》)“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婚姻”。(《左传·成公十三年》)载书成为盟誓主体之间“戮力同心”关系的见证。如同婚与姻有差别，盟与誓也相异。“约信曰誓，涖牲曰盟”。(《礼记·曲礼》)盟侧重于指杀牲歃血的仪式，而誓侧重于指“相约以言”的行为。另外，在一次完整的盟，包括了“誓”的环节，即宣读载书的环节。
《释名》：“明，盟也；告其事于鬼神也。”盟又常与诅并称，《周礼·春官·盟祝》注：“大事曰盟，小事曰诅；”疏：“盟者，盟将来，诅者，沮往过。春秋诸侯会，有盟无诅。”《春秋正义》：“凡盟礼，杀牲歃血，告誓神明，若有背违，欲令神加殃咎，使如此牲也。”载书的制作，须符合一定的程式。《礼记·曲礼》疏：“割牲左耳，盛以珠盘，取血盛以玉敦，用血为盟书，书成，乃歃血读书。”从出土的情形看，牺牲玉帛和载书一同被埋入竖坑中。盟的程序，大致包括“会同”、“杀牲”、“作载书”、“歃血读书”、“埋玉币牲书入坎”诸步骤。
盟的分类，可从主体与载书内容两方面尝试。在主体方面，首先是诸侯邦国间的盟，一般有使者为代表。《左传·僖公二十九年》：“夏，公会王子虎、晋狐偃、宋公孙固、齐国归父、陈辕涛涂，秦小子慭，盟于翟泉。……在礼，卿不会公侯，会伯、子、男可也。”会盟者的资格受尊卑秩序的限定。其次是私家、宗族间的盟。《左传·昭公元年》：“罕虎、公孙侨、公孙段、印段、游吉、驷带私盟于闺门之外。”私盟被视为“礼崩乐坏”的表现。现存的侯马盟书，记载的均为私家、宗族内部或若干宗族之间的盟，邦国诸侯间的盟书反而未见其中。实际上，在宗法体制中，诸侯邦国之间多属于宗族关系，对主体的这两类区分，并无本质的差异。另外，还有个人与群体、个人之间、群体之间的盟，如《孔子家语·困誓》记载了孔子与蒲人的盟：“孔子适卫，路出乎蒲，会公叔氏以蒲叛卫而止之。孔子弟子有公良儒者，为人贤长，有勇力，……挺剑而合众，将与之战，蒲人惧，曰：‘苟无适卫，吾则出子’。以盟孔子，而出之东门，孔子遂适卫。子贡曰：‘盟可负乎 ’孔子曰：‘要我以盟，非义也’。”孔子的背盟原因，不在于主体，而在于盟不“义”。可见，盟的主体种类较广泛。
载书的内容，以侯马盟书为例，除辞句支离、无从了解各篇全貌的残片以外，大致可分为五类，一是宗盟类，强调要奉事宗庙祭祀（“事其宗”）和守护宗庙(“守三宫”)，反映主盟人赵鞅（赵孟）为加强晋阳赵氏宗族的内部团结，以求一致对敌而举行盟誓的情况。又分六种，单有一篇追述“受命”并载有干支记日和月象的盟书，相当于举行某次宗盟类盟誓的序篇，为“宗盟类一”，其余以盟辞中列入被诛讨对象的多与寡，分为“宗盟类二”、“宗盟类三”……二是委质类，这是从敌对阵营里分化出来的一些人物所立的誓辞，表明与旧营垒的决裂并将自己献身给新的主君(“自质于君所”)。三是纳室类，参盟人发誓，自己不纳室(不扩大势力范围)，也要反对和声讨宗族兄弟们中间的纳室行为，否则甘愿接受诛灭的制裁(上述三类用朱红颜色书写，以下两类用黑墨书写)。四是诅咒类，内容并非誓约，而是对既犯的罪行加以诅咒与谴责，使其受到神明的惩处。五是卜筮类。[2]从载书的内容看，其目的是促进会盟者个人、会盟者之间的思想与行为一致，即以会盟者之间的友好、信任、合作为导向。
盟的功能指向于“信”，载书的内容中反映的盟的具体目的，从逻辑上看与盟的功能一致。由此，“信”的具体内涵，除了对誓约的信守外，还有“友好”、“信任”、“合作”的含义，其核心的含义则在“合作”。这一论断，还可从下表梳理的《左传》所录载辞中得知。
图2
盟的具体目的，常见的有“修好”、“谋划征讨”、“寻盟”，（寻，温也，洪亮吉云：”言寻盟者，以前盟己寒，更温之使热也”)。盟的功能在《左传》中有较多表述：如“有事而会，不协而盟”(《左传·昭公元年》)；“继好结信”(《左传·哀公元年》) ；“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结之，明神以要之”(《左传·哀公十二年》)。上列载辞中，“同心”、“同好恶”、“同讨”的共同点，均旨在强调盟的主体之间的友好、信任与合作，“合作”是各种载辞内容的本质精神。“信”是盟的指向，与“合作”相关联，其维系借助了心、物、言、神的力量。
盟的效力，首先从诸侯之间战争的缘起中体现。背盟赋予征讨以正当性、合法性、正义性。不与盟，也往往成为随之而来的攻伐的借口。再者，盟的效力还体现在盟主的职责中。遵从盟约者享有同盟内的诸多利益，背弃盟约者受到盟主或其他盟国的报复性打击。简单而素朴的互惠原则、对等原则是盟的效力的来源，或者说，盟的结信功能亦不能违逆互惠原则、对等原则之类的合作之道而实现。
（二）质
《说文》：“质，信也，证也，券也”。《类篇》：“贽，亦作质。”《玉篇》：“贽，执玉帛也，也作挚。”在语源上，质、贽、挚相通。质的制度，有三种类型。
其一是贽见礼，即对朝觐、谒见、媒聘等活动中往见者所执礼品、礼仪的规定。《左传·庄公二十四年》：“男贽，大者玉帛，小者禽鸟，以章物也；女贽不过榛栗枣脩，以告虔也。”《孟予·腾文公下》：“孔子三日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贽的功能，在于申明往见者的诚敬。
质制的第二种，即所谓的委质称臣。《国语·晋语九》：“委质为臣，无有贰心。委质而策死，古之法也。”《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古之制也，策名委质。”韦昭注：“言委贽于君，书名于册，示必死也。”委质时，一般有立誓的程序。委质后，君臣关系成立，君信任并起用臣，臣对君有效忠、死节的义务。
质制的第三种，可称为质子制度。诸侯间的出质与受质，通常是诸侯在危困之际，以向他国派出人质为条件，求帮助，如借兵等。出质方有派出符合要求的人质的义务，受质方有对出质方及时施救的义务。“王诚能毋爱宠子、母弟以为质。”(《战国策·韩策》)质的对象，不是财物，而是诸侯的近亲，如嫡子、嫡长子。最典型的例证，是触龙说赵太后以长安君为质，向秦求助，又如“燕太子丹质于秦”(《战国策·秦策》)、“楚使太子入质于秦而请救”(《史记·楚世家》)。
质子制度中，有“交质”、“通质”的形式，即诸侯间互派人质。《左传·隐公三年》：“周郑交质。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战国策·赵策》：“令天下将相，相与会于洹水之上，通质，刑白马以盟之。”交质中外通行。“古时两国立约，往往交质以坚其信，至一千七百四十八年，尚有行之者，如英国允许日后给还法国属地，因先遣诸侯数人为质，以要其事之必成。”[3]在实践中，常发生“空质”、“虚质”的情形。《战国策·韩策》：“韩立公子咎而弃几瑟，是王抱虚质也，王不如亟归几瑟。”人质制度的实质，是对亲族情感利益、政治利益的综合性“抵押”。“出质以为信”。(《战国策·赵策》)近亲、嫡子在王位继承中有重要的法律地位，当人质因故国政局有变而使其预期的权力落空时，人质失去示信价值，受质方即陷入“抱空质”、“抱虚质”的尴尬。“通质”常与盟誓并行，但从《战国策》来看，诸侯间通质日少而单方的出质较多。“委质而事人”(《战国策·赵策》)，诸侯出质，也使自身置于因实力差异而生的尊卑关系中。
质子取代盟誓成为整饬诸候间友好、信任、合作关系的常用媒介，既是利益博弈关系消解宗法团结纽带的体现，也表明质的功能所指向的“信”的涵义，在以人伦道义为基础的概括式的友好、信任、合作之外，还包括了以实力、实利为基础的功利性的合作。
（三）契约
先秦时期，“契”、“约”并未做为一词来指代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契”与“约”常互释，《说文》：“契，大约也。券，契也。”《正字通》：“约，契券也。”刺轲刺秦未果，“倚柱而笑，箕踞而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战国策·燕策》)“契”、“约”均指交易中的信物，而“约”后来有指代“合意”的趋向，如秦末刘邦入咸阳，“与父老约法三章”，“约”使法令的颁行具备了“合意”的合法性基础。
先秦的契约制度，主要从《周礼》的记载中体现，如专门性的管理机构与职位的设置、管理细则的规定。冢宰、司会、司市、质人、旅师、大史各司其职，对民事活动中的信物如傅别、质剂、书契等予以管理。信物的适用范围并不限于民事交易。以“书契”为例，还可用于官府与吏民间的”行政福利”领域。如“凡有秩酒者，以书契授之”。(《周礼·天官·冢宰》)《周礼·夏官·司马》：“凡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有约剂者，藏焉，以贰六官，六官之所登，若约剂乱，则辟法，不信者刑之。……祭之日，执书以次位常，辩事者考焉，不信者诛之。”与载书一样，约剂须“贰之”，制作副本藏于官府，即“凡民之有约剂者，其贰在司盟”。(《周礼·秋官·司盟》)《周礼·秋官·司约》：“凡大约剂书于宗彝，小约剂书于丹图，若有讼者，则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若大乱，则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杀。”约的种类较多，重要的约记载于宗庙的礼器上。契约在做为法律关系凭证外，还可充当诉讼中的证据。《周礼·秋官·士师》：“凡以财狱讼者，正之以傅别、约剂。……凡士之治有期日，国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国期，期内之治听，期外不听，凡有责者，有判书以治，则听。”在时效期间内提交判书之类的信物，是诉讼的要件。“中国古代的契，从其内容和功用来评判，与其说是约，更重要的实是‘证’，即证明财产流转的凭证。”[4]
仪式是先秦契约制度中的公示程序的重要环节。“求夫家而不用媒，则丑耻而人不信也，故曰：‘自媒之女，丑而不信’。”(《管子·形势解》)传统婚姻的媒聘、六礼仪式，明显有以公示为信的用意。在田土林地的交易中，仪式也属必要。其中，较为典型的仪式有作誓、书于宗彝、宴饮证人。在仪式周全的田土交易中，一项交易行为处于由信物的确证力、神祗的威慑力、熟人社会或初级共同体的约束力等综合形成的“力场”之中。仪式成为物力、神力、人力以象征性方式作用于双方当事人、维护静态的权属安全与动态的交易安全的载体。先秦契约的公示，若书于宗彝即形成铭文，如鼎铭之类。“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铭者，论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勋劳、庆赏、声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礼记·祭统》)“书之于竹帛，镂之于金石，以为铭于钟鼎，传遗后世子孙曰：‘莫若我多’。”(《墨子·鲁问》)除了公诸世人之外，作誓重在将物权的移转禀告于神灵、祖先，作铭则意在将其示诸后人，这些程序发挥了财产权属证明的功能，旨在表明相关法律关系的真实性、有效性。
（四）符节
《说文》：“符，信也。”《玉篇》：“符，符节也，分为两边，各持一以为信。”《六书·音义》：“符之为言扶也，两相符合而不差也。”
先秦的符制，主要体现在兵家对军制的论述中。《六韬·农器》：“田里相伍，其约束符信也。”《尉缭子·束伍令》：“五人为伍，共一符，收于将吏之所。”符用于约束、管理士卒部众，是施行什伍制的手段。“门关用符节。”(《周礼·地官》)符与节同用于交通管制中。此外，符还充当帅官与将佐间传递信息的通信工具。
《战国策》记载了符的运用情形。如“穰侯使者操王之重，决裂诸侯，剖符于天下，征敌伐国，莫敢不听”。(《卷五·秦策》)“请焚天下之秦符者，臣也；次传焚符之约者，臣也，欲使五国约闭秦关者，臣也”。(《卷二十三·魏策》)“使盟于周室，尽焚天下之秦符”。(《卷二十九·燕策》)剖符天下与尽焚秦符，反映了秦的合纵与六国的连横策略相对抗的形势。《释名》：“符，付也。”《篇海》：“符者，辅也；所以辅信，又验也，证也，合也。”《新郪虎符铭文》：“甲兵之符，右才（在）王，左才（在）新郪，凡兴兵被甲，甲兵五十人以上，必合王符乃敢行之，燔燧事，虽毋会，行医（矣）。”符具有“授权书”、“委任状”的性质，又是敕命、军令的承载者。
《周礼·地官》注：“以王命往来，必有节以为信。”节是王命管制往来的器物。先秦的节制在《周礼》中反映较多。相应的职官有“掌节”、“大师徒”、“乡老”、“比长”、“调人”、“司市”、“司关”、“掌节”、“怀方氏”、“布宪”、“野庐氏”、“掌交”、“行夫”。节适用于各类“往来”，如贸易、出行迁徙、外交通使，此外，还是以国家权力的介入终止民间复仇的凭证。节的使用一般有期限。从主体来看，往往由行走异域的“陌生人”持有，如客商、迁徙者、避仇家者、使者之类。节的作用，在于借助国家权力使这些“陌生人”的身份及相应的权利、义务得到确证，受到认可，脱离因“信息不明”而滋生不安、陷入危险的境地。在充当王命控制往来的手段之外，符节成为“陌生人”之间在国家权力的干预下缔结信任与信赖关系、达成合作的媒介。这种合作型法律关系以符节的有无及真假为要件，以公共权力为依托，因而具有形式主义、“拟制性”的特征。
（五）玺印
《韵会》：“玺，信也，古者尊卑共之，秦汉以来唯至尊者以为称。”《说文》：“印，执印所持信也，从抓，手抓以持印，会意。”《增韵》：“印，刻文合信也。”金石学界认为，中国印章可能最早起源于春秋，到战国时代已经普遍使用。玺印的起源，另有始于三王之说。“三皇无文，结绳以治，自五帝始有书契，至于三王，俗化雕文，诈伪渐兴，始有印玺，以检奸萌。”（《后汉书·祭祀志下》）从文献与文物来看，先秦玺印制度有如下特征：
其一，调整的社会关系较广泛，用途较多。《周礼》规定了玺的功用，如“凡通货贿，以玺节出入之”；“门关用符节，货贿用玺节，道路用旌节”。玺印适用于商业领域，如货物的验核、标识及官方对货物的封存。《释文》：“玺，徙也，封物可使转徙而不可发也。”《广韵》：“印，信也，亦因也，封物相因付。”玺印还用于公私文牍的封缄，以避免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失实。《国语·鲁语》：“襄公在楚，季武子取卞，使季治逆，追而予之玺书”。玺书即加密的官方文件。在长沙左家塘锦中，有一褐色矩形绵，锦侧黄绢上墨书“女五氏”三字，锦面盖有一方长方形的朱玺，但玺文缺损，内容不明。睡虎地陶器上，多“安陆市亭”印文，而漆器烙印则省为“安市”。咸阳出土的秦陶器上，有“咸市”、“咸亭”等印，四川春川的秦漆器上，有“成市”等印，分别为“咸阳市亭”、“成都市亭”的略称。齐国陶文，也有加印市师官玺的例子。齐国陶器上的印记，主要见于量器，表明为官方生产的市亭公用标准量器。[5]“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在货物、量器上用印，既有“不欺”的用意，也反映出国家行政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干预。
其二，有官则有印，官印的授受予夺，均有规制。官印是由君权授予的标明官吏势位、职责的信物。《周礼》职官的证实，常归功于出土的官印。除“市亭”外，基层官吏的玺印，还有“南门之玺”、“安昌里玺”等，如司徒、司马、将军等职官的玺印，更为常见。官印既是势位的凭证，职官对其保管之责，不言而喻。《史记·蔡泽列传》：“怀黄金之印。”《史记·苏秦列传》：“佩六国相印。”《史记·张耳陈余列传》：“乃脱解印绶”。“夫曰佩、曰解、可证印无时不系身也”。“今官吏之印，皆函于匣。古印皆佩于肘，刻刻不离。自战国以迄魏晋皆然。由今思之，凡印皆金质，终日系肘上，有妨动作，甚可笑也。”[6]
其三，须将抑印的封泥归档，以备验核。西安北郊相家巷出土的秦封泥，数量庞大，内容涉及职官司、地理、文字诸方面，且不用封泥匣。众多的封泥集中一处出土，有学者认为其并非作为封缄之用，而是出于中央官署颁布后存档的需要。[7]
在渊源上，符、玺印与玉类礼器有牵连。玉类礼器，是天子册封、诸侯朝觐等礼仪中的信物。《周礼·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周礼·秋官·小行人》：“合六币，圭以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锦，琥以绣，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诸侯之好故。”《周礼·考工记·玉人》：“命圭者，王所命之圭也，朝觐执焉，居则守之。” 除礼仪之用，玉类礼器还被赋予政事方面的各项职能。《白虎通·文质》：“五玉者各何施 盖以为璜以征召，璧以聘问，璋以发兵，珪以信质，琮以起土功之事也。”《诗经·荡之什》：“锡尔介圭，以作尔宝”；“以其介圭，入觐于王”。不同的玉器代表不同爵位，玉器的功能有与官印相似的方面。《史记·孝文本纪》张晏注：“符以代古之圭璋，从简易也。”从圭璋的结构形态上看，符与其有渊源；就圭璋做为身份、权利、义务的象征物及与赏罚制度相关的情形而言，玺印与其也有渊源。
圭璋是“封邦建国”的宗法制度中的信物，玺印则是郡县制、官僚制中官吏权力、职责的信物。与圭璋相比，除君主玉玺外，玺印不能被当然世袭，予夺决定于君主，其使用也限于一定的职权范围内，还少了“沟通神人”的灵性。玺印强调的是君臣之间的授权、代理关系及臣对君的绝对服从义务。圭璋与玺印均为昭示特定法律关系的真实性、合法性的信物、凭证或媒介，如果说圭璋是以其精致、优雅、凝重象征了古典的宗法精神，则玺印是以其简约、质朴、明晰代表着新兴的郡县制、官僚制和集权原则。
三、法律价值之“信”
“法律价值”是个西学概念，在现代法学知识系统中，表述法律价值的术语常见的有“自由”、“正义”、“秩序”之类。中国传统典籍中含有“信”字的那些经典表述，如“结信而止讼”、“继好结信”、“盟所以周信也”、“出质以为信”之类，点明了信物及其使用规则的功能的指向与目的。由此，从话语的内在逻辑上看，这些经典以中国本土语词与思维的方式赋予“信”以中国传统法律的基本价值类型的地位。“信”在中国法律传统中的这个地位在后世不断被申明、强调，如“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8]；“律者，天下之大信”[9]等论说。
“信，悫也，不疑也，不差爽也”。（《康熙字典》）以“允”、“孚”等字来表示“信”的德行意义，而“信”字的使用取其“不疑”、“不差爽”的义项，是早期元典《尚书》、《周易》、《诗经》的共同特征，如“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浚哲文明，温恭允塞”（《尚书·尧典》）；“中孚，豚鱼吉”（《易·中孚》）；“有孚不终，乃乱乃萃”（《易·萃》）；“永言配命，成王之孚”（《诗经·大雅·下武》）；“有言不信”（《易·困》）；“信誓旦旦，不思其反”（《诗经·卫风·氓》）。在这些早期元典中，儒家德行意义的“信”字的使用极为罕见。注重客观要件的形式主义的特质明显，而独立的、作为儒家范畴的讲求主观诚信的“信”字的使用现象却较为晚出。有着形式主义特质的“信”的器物与法制的发达，法制实践中面临的困境（如《左传·隐公三年》载：“信不由衷，质无益也”，指出了质的制度的局限），它们是作为儒家德行范畴的“信”产生并发展的实践基础。
“信”这种思想范畴虽然早已出现，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段有着不同的社会背景和内涵倾向。例如，春秋之“信”与战国之“信”有着微妙差异。与春秋时期相比，战国时代社会变迁加剧。“仲尼既没之后，田氏取齐，六卿分晋，道德大废，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10]“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周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11]春秋之“信”重在约束诸侯之间、卿大夫之间、士之间的关系，以深厚的宗法信仰传统为基础。而在战国时代，旧有的宗法型的“信”的准则受到冲击，一方面，与新型的官僚制国家的构建相关联，“信”观念有了新的政法意涵，另一方面，与“上下交征利”的世俗化进程相应，“礼失而求诸野”[12]，“信”观念在世俗生活、基层社会空间内发展，成为庶民的社会关系准则与价值类型。
法制实践推动了法观念的发展。诸子之学“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13]。到百家争鸣的时代，先秦诸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信”观念。“信”成为论战的一个主题。诸子对作为法律价值范畴的“信”的理解，蕴涵在其“信”观念中，如儒家主张宗法型、礼俗型的德行之信，法家主张以君权及国家权力为主导的功利型、工具型的赏罚之信。诸子信观念的分歧，体现在对“直躬之父攘羊”案例的评论中。先秦的《论语·子路》、《韩非子·五蠹》、《吕氏春秋·当务》、《庄子 盗跖》以及汉初的《淮南子·汜论训》均记载了这一案例。其中后三种典籍都是直接以“信”为中心阐发各自主张，如《吕氏春秋·当务》的论断是“直躬之信，不若无信”，《庄子 盗跖》的论断是“直躬证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淮南子·汜论训》的论断是“直而证父，信而溺死，虽有直信，孰能贵之”。以上五种文本中，仅有法家基于维护君权及国家权力的宰制型权威、威信的立场，对证父攘羊的“直躬之信”持肯定、赞同态度。可见在这一时期，“信”的具体内涵中出现了比原初更复杂的观念元素，对于“信”的具体内容有了相异、相冲突的主张。
在先秦器物之“信”与制度之“信”中，“信”的内涵或者说原初的、基本的义项，可从“事实之维”与“规范之维”两个向度认识，前者重在法律关系的真实，后者重在“合作型法律关系”的达成与维系，而这种“合作型法律关系”往往是包含了主体间的政治、经济、情感等多种利益形态的概括性、综合性法律关系。重视“合作型法律关系”是中国法律传统、固有法文化的一个特征。从先秦“信”的器物与制度的丰富实践可知，依据不同场域、语境，“信”的语义可通过“真实”、“凭证”、“媒介”、“信用”、“友好”、“信任”、“合作”等现代语词释明，其中，“真实”与“合作”是“信”的基础性义项。“何种真实、怎样合作”的主张，即为各家所持的“信”之道。追根溯源，“真实”与“合作”这两种义项构成诸子“信”观念、“信”之道的公因数，是“信”的共识性的原初义项。滥觞于先秦的“信”之道在后世亦随历史大势变迁而呈现传承与变易交融的情势，由此，系统梳理与重释作为独立的中国传统法律价值范畴的“信”，不失为创生中国法统新知的一个契机。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2010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编号：10CFX038）的阶段性成果。论文的修改受惠于与齐海滨教授、俞江教授、成凡教授、饶传平博士、杨昂博士、罗鑫博士的对谈以及“华中法律书院”、中国儒学与法律文化研究会的相关研讨，而匿名评审专家的建议也为修改及后续研究提供了思路，阙失责在笔者。
[1]阎步克：《春秋战国时“信”观念的演变及其社会成因》，《历史研究》1981年第6期。
[2]参见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侯马盟书》，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第11页。
[3] [美]惠顿：《万国公法》，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95页。
[4]参见孔庆明等：《中国民法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27页。
[5]参见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213、214、299页。
[6]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务考》，中国书店2001年版，第342页。
[7]参见曹锦炎：《古代玺印》，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69页。
[8]《贞观政要·公平第十六》。
[9]《北史卷七十七·列传第六十五·赵绰》。
[10] 刘向《战国策序录》。
[11]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
[12]《汉书·艺文志》。
[13]《汉书·艺文志》。